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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钱三强置身巴黎，心却在遥远的祖国。
刚到巴黎数月，他就接到了大哥秉雄的来信。信中说，日军8月8日进犯北平，实行街禁，父亲回家途中被拦，直到深夜才到家。面对日军入侵，父亲在极度悲愤之下病倒在床，无法与北平师大同仁一起南迁，但他郑重转告原师大秘书汪如川说：“请转告诸友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
看过家书，他对父亲极为担心，接连寄出两封信询问情况，结果杳无音讯。那段时间，他刚刚接手云雾室改造工作，只能暂时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年末，他终于收到家信。大哥在信中说，日本人想请父亲出面合作，结果两次均遭拒绝。一次是日本人登门邀请留在北平的文化名人做亲善，父亲称病不见。另一次是日本文化官员发函邀请各大学教授到怀仁堂开见面会，父亲出门正遇上送信人，信一眼没看就说：“钱玄同回南方去了。”
父亲的义举深深触动了钱三强，他将参观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明信片，寄给清华同宿舍的好友艾维超，明信片背面写着：
“这是巴黎1937年博览会的苏俄馆的外形。你看这建筑上的一对青年（手举镰刀锤头），多么朴实、多么勇敢，象征着复兴国家的精神。维超兄，希望你将来也这样勇敢地参加复兴我们可爱的祖国的工作！三强 一九三七年底”
其间，他从报纸上得到了北平被占、上海沦陷、南京大屠杀上演的噩耗。除了报纸消息，在留学生中，也常常流传着一些关于国内的“市井新闻”。父亲钱玄同是名人，小道消息偶尔也会涉及他。
他第一次听到关于父亲的传闻，是说他精神崩溃了，无论别人说什么，他似乎听不见；还说他发起疯来，把客厅砸了个稀巴烂；又说他妻子见人就解释，说他已经糊涂了，脑子不管用了，已经没有办法会客了等等。
他深信这是讹传，但又实在放心不下。情急之下，他给身在北平的学友沈令扬发了一封加急信，从侧面打听家中的状况。
次年一月，望眼欲穿的他终于收到家书。不承想，它不仅是父亲的亲笔，还是父亲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他在法国共收到过父亲的三封信，前两封不过是便条式的三言两语，只有这一次是一封长信，魏体行书写得工工整整，从格式到内容都郑重其事。
关于健康状况，信上写道：“我身体尚安，惟精神日渐衰老。三年久病，血压日高。为摄生计，已遵照医嘱，谢绝一切应酬，杜门不出，安心养病。”信中更多的，还是殷殷嘱托：“你屡次来信，报告近来读书情形，知专心求学，蒸蒸日上，极为欣慰。惟云精神兴趣欠佳，思及家中，时形梦寐，且为学成以后，未必便能谋得较优之职业，因此觉一身之前途甚为渺茫。此等忧虑，与少年人极不相宜……你常有信来，固所欣盼。惟求学之时，光阴最可宝贵，以后来信，大可简单；我所欲知者，为学业之进度与身体之健康，其余均可不谈。此乃时间经济之道也，切记切记。”
又过了一年，就在成功完成云雾室改造不久，钱三强收到一封素白的家信，信是大哥写来的，告知“父亲于一月十七日下午九时三刻逝世”，原因是右脑部溢血，“唉！从那时候起，我们弟兄三个已是无父的孤儿了”。
犹如晴天霹雳，把尚且陶醉在成功喜悦中的钱三强击倒了。时值全球战乱，他根本无法回国奔丧，只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任泪水尽情流淌。
不久，伊莱娜发现他眼睛红肿，满脸伤悲，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他只好如实相告。那一刻，伊莱娜紧紧握住他的手，嗓音低沉地说：“我能理解，我能理解。”然后，她告诉钱三强，自己也有类似的痛苦经历。1906年，她只有9岁，妹妹艾芙·居里才两岁，父亲皮埃尔就因车祸去世了。从此，母亲既要继续潜心研究各种放射性元素，还全部担负起了供养爷爷和照顾两个幼女的责任，甚至不断受到科学界保守势力的冷遇和压制，悲痛、无助与艰难无以言表，但也铸就了家里三位女性愈挫愈奋的性格。
导师的话语，不仅是一种安慰，更是一种化解悲痛的力量。他连夜从箱底翻出父亲的题字——“从牛到爱”，高悬于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