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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历史，汉族是民族迁徙过程中来青海最多的民族成份，现居青海的汉族，大体上是历代以移民实边、屯田戍守等方式，从内地迁来的农民和他们的后代，也有以出仕、流民、商贾、流放罪犯等多种形式留在青海的。西迁青海的原因，其中有来自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和茶马贸易等方面的动力，也有来自民间互市和婚嫁往来等方面的要求，还因为躲避天灾人祸或者作为农耕民族来寻找新的可耕土地的。源源不断迁来的汉人，导致了黄河上游农区与牧区分界线不断地西移北进，现主要分布在海东农业区。
公元前 121 年（元狩二年），汉武帝在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同时，凭借强盛国力，开始了“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战略行动。骠骑将军霍去病统兵大败匈奴，切断了匈奴与河湟羌人之间的联系，汉朝陆续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及敦煌四郡，为稳定河湟地区创造了条件。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命令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军 10 万，驻军河湟谷地（即湟水流域），部分羌人被迫西迁至青海湖草原。朝廷为了巩固新拓疆土，一边安置降羌，封授先零羌首领杨玉为“归义羌侯”以安稳民心，一边向湟水流域迁徙汉人，并在今西宁市建立具有军事和邮驿性质的西平亭，这是西宁城最早的建筑。从战略上看，河湟是西去河西四郡的咽喉，东往陇右的门户，若要经营河西走廊，必定经略河湟地区。
因为河湟地区拥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维护汉帝国在河湟地区的统治，一方面修筑军事堡垒，设立了亭塞烽燧等，加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河湟地广人稀，决定从内地迁徙部分汉人来这里从事农业垦种，进行初步的移民实边。从此，汉民族开始源源不断进入青海地区。
从公元前 61 年（神爵元年）至公元 2 年（元始二年）的 60 多年中，汉族移民不断从内地迁入青海。由于移民的增多，需要设置相应的郡县派官吏管理，汉政府在青海东部相继设置了允吾（今民和县境内）、破羌（今乐都县老鸦城）、安夷（今平安县境内）、临羌（今湟中县多巴镇）和地跨甘、青两省的河关、浩门二县，均由金城郡（治所今兰州市）管辖。这些郡县的设置，是适应当时移民持续不断迁入而进行有效管理的结果。青海东部地区亦由此而纳入汉朝郡县体制之内，由“边郡”转化为“内郡”。
迁徙到青海地区的汉族，多数集中在湟水河流域，包括现在的西宁和海东地区。截至目前为止，青海共发现了汉代墓葬、古城遗址 400 多处，出土文物有铜印、木马、木车、陶器皿、铜马、铜车和古窖址、古井，还有铜钱和军事方面的木简等。这些遗址分布在民和下川口、乐都高庙、平安区的平安镇、互助沙塘川和丹麻乡、大通后子河乡、湟中多巴镇周围及西宁总寨镇等 7 县市，是汉族西迁的无言证明。汉族从内地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先进的交通工具、储藏粮食的器皿，“凿井而饮”的方法至今还在青海传播。他们和当地少数民族一起共同开发和建设了青海，当然也免不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长期的民族混血与文化融合，有不少汉人也融入当地各少数民族。
中国历史上的官办屯田，尤其是军屯，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形式，它在很短时间内能够促使垦殖发展、岁收大增，并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继而达到边陲安定的战略目的。为此，历代统治者极力倡导屯田。青海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是有组织迁徙民众进行屯田的，当推汉宣帝时期的赵充国。从他开始，历代汉族在湟水河流域屯田，对青海东部进行了农业开发，客观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公元前 61 年（神爵元年），赵充国兵进河湟，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平息了当地羌人的战乱。为了进一步保证边境安宁，率先提出了“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万余人屯田的建议。这个建议虽然受到大多数朝臣的反对，但赵老将军坚持己见，三上《屯田奏》，表明了坚决屯田河湟的态度。
赵老将军的奏章，详细陈述罢兵屯田的十二大好处，内容大致是：从临羌到浩门（永登、民和）一带，已开垦和未开垦的土地有 2000 顷以上，留步兵万余人分别在各要害处垦田，待冰雪消融时，修渠引水灌溉，庄稼必然丰收；既可防御羌人滋事反抗，又可生产粮食备战；屯田兵士且耕且战，寓兵于农，威德并行，才能治羌；屯田兵士还可在农闲时就地伐木，整治桥梁道路，顺畅交通，达到控制西域伸威千里的效用。同时罢兵屯田可以减少军费开支，省却运输之苦，减轻百姓负担，驻军每月所需粮食可由 199 630斛减少到 27 363 斛，自给率在八成以上。
总之，实行罢兵屯田，是保境安民的良策。朝廷经过反复讨论，终于得到了汉宣帝御准，同意汉军步兵在湟水流域屯田。
老将军如愿以偿，得到朝廷的允许后，充分利用了中原汉族的人力资源优势，在湟水流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有组织的开发性生产劳动。按照赵充国的预定设想，屯田者“寓兵于农”——来自淮阳、汝南等中原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汉军兵士们，一手握武器，守卫边疆；一手握锄，开田种粮。战时听从征调作战，平日则从事农耕。同时，集中力量兴建较大的水利工程和交通设施。这样，屯田的兵士与耕作的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时间长了，总是有一部分人留居在青海。除此之外，一些自觉自愿地响应号召应募的汉人西迁垦荒，他们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铁犁铧，还就地取材，制造石水磨和石碾硙，传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西汉末年，王莽改制，开土拓边，将西境扩展到西海（今青海湖）一带。卑禾羌人首领良愿，带上他的部众向西迁移，到青海湖以南的大山深处去。新设的西海郡，郡治在今海晏县三角城。但这里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为了迎合“四海归一”的太平盛世，王莽在他的新政里增加了一条新的内容，下令“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虽然西海郡只存在了短短的 19 年，可那些被判有轻刑的人犯发配到这里，加入到青海屯垦人员行列中，他们定居下来，进行生产劳动，自食其力。
汉族移民和当地羌人一起，引湟水、融雪水，灌溉农田，把榛莽荒地变成了肥沃良田，而且农耕水利遍及湟水谷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屯田的结果，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可谓一举两得。不仅使军队后勤得到保障，省却长途运输粮草之苦，而且安定了汉帝国的西陲边疆。
汉人的早期开拓，不仅改变了自然面貌，也促使河湟地区实现了由“不立君臣，无相长一”部落社会向传统专制社会郡县制的飞跃，并为以后规模更大、民族构成更为复杂的人口迁徙移动创造了条件。屯田实边，使一批汉人留居于此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形成汉王朝西边地区的新土著，他们为青海东部的开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充国首创的屯田戍边，成为以后历代仿效的榜样。赵充国作为利用中原汉人进行青海屯田的先驱而载入史册，后人用“湟中昔赵侯，遗泽遍行潦”的诗句来歌颂这位开拓者。
1942 年乐都县高庙镇白崖子村出土了《三老赵掾之碑》，记述了赵充国屯田河湟的业绩和他的子孙继承祖志，移民边疆、扎根青海，进行艰苦创业的事迹。该碑的主人名宽，字伯然，是赵充国的六世孙，由甘肃上邽（今天水）迁居青海，居住在破羌县，担任过浩门县县长助理——三老职务，誉称三老。赵三老本人博通史略，精于诗书礼乐，是位有学问有修养的汉儒。他在帮助县令处理政务、听讼理怨之余，兴办教育，传播儒学。碑文中说他“教诲后生，百有余人，皆成俊艾”。可谓师教有方，孜孜不倦，卓有成效；弟子勤勉上进，学有所成，入仕州府。这百余人高才子弟，大部分是汉人子弟，可见那时有许多内地汉人迁居河湟地区，还创造出了适宜的汉文化氛围。
原先的移民，或者是屯田军士，可以带家属，或者是关东贫民，整户迁移。或者是犯有轻罪的人犯，先免罪，然后带上家属移徙，他们的身份便是平民，安居在宜农地方，对于个人和国家都有益。而王莽则不然，徙边之民往往是在暴政之下犯罪的良民，使得老百姓在路上见面，只能摇手打个招呼，不能正常接触交往，更不能随意携带弓弩刀剑之类的东西，违反者就要徙至西海，而且徙边的无辜之人“以千万数，民始怨矣”。在高压暴政之下扩大的人犯队伍，成千累万地被强迫移来戍边、屯田，这些“怨民”“罪犯”肯定不会安心守边，一遇上风吹草动，不是和当地边民共同起事造反，就是跑回去参加反对王莽的斗争队伍。王莽的这种迁徙移民方式可谓失败了。
而赵充国屯田河湟的成功先例，使东汉的青海屯田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由湟水河流域发展到了黄河河曲两岸，甚至扩展到青海湖一带。
东汉初，朝廷恢复了对河湟地区的管理秩序后，为了达到保边安疆的长远目的，也为了减轻国家经济负担，开展以军屯为主、民屯为辅的大规模垦殖种田生产劳动。其中陇西太守马援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向朝廷奏请在破羌县（今乐都老鸦城）以西的地方设置地方政府机构，修缮城郭，修筑军事堡垒，允许开凿水渠，让百姓耕种放牧。这样主动招徕流亡百姓 3000 余口，充实到河湟各县，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和牧业生产，并修缮城廓，垒筑土堡烽堠，创造了一个比较安宁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在短暂的时间内，河湟地区出现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
后来护羌校尉侯霸、邓训先后主持过屯田。侯霸在今贵德、尖扎、化隆等地屯田 34 处；邓训率军占领了大小榆谷后，立即结束战事，把两万余兵士分配到郡县，解甲归田；还命令把 2000 多“弛刑徒”迁来，屯田黄河两岸，分给田地，进行耕种。
东汉一朝在河湟有组织的屯田，先后持续了百余年。主要形式是军队屯田，劳动力主要是服役戍卒，战时出征，平时务农。他们把荒地开垦为熟田后，又采取移民实边办法和利用弛刑徒屯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服役期满后就地归田，另有士卒和他们的家属，还有内地流亡来的贫苦农民来接耕经营。移民在初来时，所需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均由国家供给，直到移民能够自给为止；还有免征三年赋税等优惠政策，鼓励移民开荒拓田，发展农业生产。这些人一边耕种官府和军队划拨的熟地，一边开垦新的土地，使得河湟地区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在长期的屯田实边中，一批又一批的中原汉族定居在河湟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家园，男耕女织，辛勤劳作，继续成为西陲边疆新的土著居民。
东汉末年，在青海东部地区已有数家汉族豪强，如“河右大族”郭氏、“素著名西州”的韩氏，他们迁来青海的时间不一，但务农勤桑、发展生产、兴办学校、传播文化、参与政事，举足轻重。当华夏大地陷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战乱时，青海一隅，由于远离了兵燹（音xiǎn）频仍的战场，没有成为群雄割据的逐鹿之地，倒是一块相对安定的乐土，于是有大批汉族移民为了躲避战乱，大量涌入青海。所以魏晋时期，在湟水河流域不仅汉文化得以发扬光大，而且掀起了汉文化第一次高潮。
西平麴氏是汉末迁居而来的豪族之一。居住在西平郡的麴氏，老祖名叫鞠谭，是东汉的尚书令，因得罪权臣，他的儿子谭閟（音bì）为了避祸，选择了西平作为自己家族的避难所。迁徙定居到西平后，把原来的鞠姓改成了麴姓。西平麴氏家族的政治活动主要在魏晋十六国时期，魏明帝曹丕即位后，西平麴氏凭借强有力的经济实力，起兵反魏，麴演、麴光、麴英等赶走郡守，杀死县令，表示不愿与篡汉贼臣同流合污。麴氏遭到镇压后，部分族人迁居金城郡。居住在金城的麴氏，老百姓歌谣唱道“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更是富甲一方。东晋时金城郡治从允吾迁到了榆中（今甘肃兰州东），麴氏家族的部分人也随迁榆中，家族更加兴旺。麴嘉（麴閟的第 11 代孙）在北凉任职时，汉儒志士纷纷云集门下，于 499 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被拥立为高昌王。自此传了 9 代、共 10 王，立国 134 年，至 640 年被唐朝所灭。麴瞻，生活在南朝刘宋初年，出家为僧，号道照。他兼通经史，擅长抚琴，还喜欢研究音乐理论，写出了《琴图》《琴声律》等著作，是“独步一时”的高僧大德。
割据湟水的南凉国，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几年，但是设立学校、大兴文教，更是将奖励儒业和拔擢士人确定为一项最基本的国策。所以在南凉小朝廷中，人才济济，云集了一批颇有声望的汉人儒士。《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上记载，汉族人杨轨出入秃发乌孤身边，是出谋划策的高级幕僚；金石生、时连珍才智过人，精明能干；阴训、郭倖德才兼备，持重老成；杨统、杨贞、卫殷、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韬武略，智勇双全；梁昶、韩匹、张昶、郭韶才华横溢，众望所归；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苏霸，是出自秦雍州的世家，英才焕发。不难看出，这些人都是为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族，他们是被南凉国所倚重的豪杰之士、俊杰之才，在帮助秃发氏建立政权、继而发展青海经济与文化方面，发挥了其过人本领和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