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以前的青海

青海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和灿烂的历史文化。历史上青海一直是多民族生息、繁衍、交融和发展的地区。最早生息活动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主要是中国西部古老民族之一的羌人。他们以游牧狩猎为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夏商周时期，部分羌人在适合耕种的东部地区定居下来，与华夏诸族有了密切的联系。秦汉时期，生活在青海地区的羌人游牧部落有数十个，每一个部落均有酋长，且互不统属，生产力低下，属原始社会形态。但此时，他们也吸收了一些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农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汉初，北方匈奴强大，河湟羌人曾臣服于匈奴。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部击败河西匈奴，并筑令居塞，在河西设四郡。为巩固边防，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在湟中设“护羌校尉”，在今西宁筑军事据点西平亭，开始了对青海东部地区的控制。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赵充国深入湟中平定西羌，整个河湟地区形势稳定，于是设金城属国以安置内附羌人部落。在今湟源县境设临羌县，今海东市平安区境设安夷县，今海东市乐都区老鸦城设破羌县，今民和县境设允吾县。从此，青海东部地区被纳入中原封建王朝的郡县体系，中原地区大批汉人不断迁徙到河湟一带。羌汉杂居，促进了河湟一带农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东汉时期，频繁的羌汉战争使许多的羌人被迫内迁、西迁和南迁。交错杂居的局面使各族人民的交往也更加频繁。随着两汉在东部湟水、黄河流域的屯田的扩大，内地移民和戍卒把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作物品种不断传入青海，使这里的农业生产中出现使用铁器、兴修农田水利等现象，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青海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封建化进程，汉文化圈逐渐在这里崛起。同时，随着农耕民族在这一地区的逐渐渗透和推进，大片草原被开垦为农田，使得这里的游牧经济逐渐向农耕经济转化。这对以畜牧业经济为生的羌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草原，被迫迁徙或定居，逐步转为从事农业经济，由此大部分便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当中。从汉代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这里基本保持着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结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发生分裂的时期，同时也是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三国时，蜀汉和曹魏都力图争取河湟羌人来壮大自己的实力，虽战乱频仍，但青海东部地区一直处于曹魏的管辖之下。十六国时期，雍、凉二州群雄割据，政权频迭，前凉、前秦、后凉、南凉、西秦、西夏、北凉相继统治过河湟地区。其中南凉（397—414年）是在今青海境内乐都、西宁等地先后建立都城的一个地方王国，立国18年。这一时期民族迁徙频繁，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交流，各民族通过杂居相处，经济生活日趋一致，特别是与汉民族的生活日益趋同，自觉倾慕并认同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一体化意识加强，不少民族不断被汉民族融合，直至退出历史舞台，从历史上消失。然而另有一些民族却不断吸收新的民族成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吐谷浑人。

吐谷浑人原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永嘉时西迁，据有今青海、甘肃等省的部分区域，青海为其活动中心。随着部族势力的发展，吐谷浑由人名转为姓氏、族名和国名。吐谷浑建都伏俟城（今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铁卜加古城），其政权与前秦、刘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有频繁的遣使贸易往来，与隋唐也保持过互市关系。吐谷浑政权仿效中原王朝推行封建的政治制度，使青海中、西部众多的羌人部落统一于其政权下，改变了羌人部落互不统属的状况，并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体，从氏族社会大跨步迈入封建社会，客观上促进了青海中、西部社会历史的发展。吐谷浑时期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牲畜数量增加。吐谷浑利用其所处的地理优势，还充当着中西陆路交通的中介人，使其开辟的丝绸之路青海道，还有河西贸易道以及蜀汉市场等为其所用，为丝路畅通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推动了原始游牧业向商品畜牧业经济的转化，这是中国民族经济史上值得重视的一个范例。吐谷浑政权先后存在了近三个半世纪，成为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地方政权。

需要关注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青海、甘肃等地区政权更迭交替，战乱频仍，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使得这一地区自汉代以来初具规模的农业生产开始衰退，耕地面积有所减少。由于从事游牧的北方民族在这一地区的频繁活动，使得畜牧业经济得到发展，牧业区域得到相应扩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地区农牧交替往往是随着农耕民族（汉民族）和游牧民族实力的相互消长而发生变化的。因此，青海地区历史以来就是农牧两种文化接壤、交融的地带，也即农牧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进取和经营，民族间的交往更为频繁密切，民族融合向政治、经济、文化等更深层次发展。汉族通过各种途径又大批进入这一地区，形成继秦汉以来迁入这一区域的第二次高潮。公元7世纪，吐蕃在青藏高原兴起，随着其实力的不断增大，在实现了对西藏高原各部的统一后，又逐步开始东进，唐龙朔三年（663年），吐蕃灭吐谷浑，今青海大部为吐蕃所据。吐蕃的扩张过程，既是本民族的迁徙过程，也是其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现今西藏以外青藏高原的藏族分布状况，基本上是在唐代形成的。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进一步东进，河西、陇右地区为吐蕃所有，并曾多次侵扰长安以西，还一度入据长安。吐蕃占领青海后，即在青海设置军事设施，统一语言，推行藏文，实行军队驻屯和移民，使得这里经受了一场大规模的吐蕃文化传播和洗礼。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汉人融入吐蕃中，吐蕃的部落制度也深深地扎根于此，并成为维系其族体的重要纽带，“安多”涉藏地区（今青海、甘南及川西北）由此形成。而大量的羌人部落和吐谷浑人也融入吐蕃民族当中。

唐末五代，9世纪中叶，吐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实力逐渐衰退，最终导致崩溃，种族分散，酋豪自立，无复统一。唐末，“嗢末”一度控制河湟地区。

11世纪初，湟水流域唃厮啰部兴起，逐步统一了宗喀地区（黄河、湟水、洮河流域），建立了以吐蕃人为主体的地方政权，并臣属于北宋。唃厮啰政权在河湟地区延续了上百年，以青唐城（今西宁）为都城，所以也称为“青唐政权”。唃厮啰政权采取了亲宋、抗夏，并与辽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北宋王朝也意识到唃厮啰是牵制西夏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就给予唃厮啰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支持，二者之间便保持着频繁的贸易贡赋往来。藏地马匹大批输入内地，保障了宋朝马政的正常运作，支持了边防。而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吐蕃各部也因得到源源不断运到藏地的不可或缺的经济补给，使其社会生活得以正常维系。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在西夏占据河西走廊，隔阻通往西域的贸易通道之后，经由青唐城、柴达木进入西域的“青海道”再度兴盛起来。而“青海道”东段正处在青唐吐蕃政权的统治范围内，尤其青唐城成为这条通道最为重要的枢纽，因此便有了“青唐道”之称。“青唐道”的兴盛，使青唐政权由此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青唐城内商贾云集、贸易繁盛，呈现了一派繁荣祥和的局面。

徽宗初年，唃厮啰政权势力日衰，宋军遂占领河湟地区。崇宁三年（1104年），北宋改鄯州为西宁州，是为“西宁”见于历史之始。北宋亡后，金和西夏占有河湟地区约一个世纪。

宋代，对河湟洮岷间的吐蕃各部实行的友好推恩政策，在促进了吐蕃社会封建化的同时，也使这一地区各民族间以及与中原汉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入，从而促进了这一地区与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李元昊将河西走廊纳入西夏版图之后，失去故土的河西吐蕃人和甘州回鹘人南下投奔青唐政权，由此吐蕃人中便注入了回鹘人的成分。有一部分回鹘人逃至柴达木盆地西缘游牧，成为后来“黄头回纥”（亦称撒里畏兀儿，裕固族先民）的主体部分。金灭北宋之后，金的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南积石州（今青海循化县）一带，这一地区便有了女真人的足迹。总之，在元灭西夏以前，青海地区归三方管辖：青海东部西宁一带及柴达木盆地西北缘由西夏控制；青海东部黄河以南今循化、同仁、尖扎、贵德几县为金国据有；广大的牧业区为吐蕃人即藏族的活动区域，其中今玉树囊谦一带为南宋管辖的羁縻州，由黎州（今四川汉源）代管。

13世纪初，在我国北方又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南征西讨，建立了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声名显赫、主宰乾坤的辉煌岁月，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蒙古人的挥戈南下，使得13世纪及其以后的青海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分布产生了重大的改变。在青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还是军事史，尤其是在青藏高原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中，都有蒙古先民的足迹，他们为多元一体的青海的民族历史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增添了华彩艳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