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贵春
妙手仁心，百年传承

采访时间：2022年1月2日

采访地点：贵阳市白志祥骨科医院

采访人：严丽欣 丰兴康

文章整理、撰写：严丽欣

※ 人物小传

白贵春，男，汉族，生于1956年3月6日生，祖籍湖北蕲春，大学本科学历，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白氏骨伤科诊疗法市级传承人，贵州省名中医，骨伤科名医白志祥老先生之子，现任白志祥骨科医院院长，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贵阳市侨联兼职副主席，世界AO骨科组织成员、华裔骨科学会会员、《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编委、中华医学会贵阳骨科分会副主任委员，贵阳市非公医疗协会会长。

1988年，白贵春主动前往玻利维亚学习，将祖传医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总结和研究出一套中西医结合的骨科治疗理论；把“白氏骨伤诊疗法”运用到汶川地震、雅安地震、贵州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救治工作中。把“白志祥骨伤科诊所”发展为医院，并逐渐发展为贵州首批民营的国家三级乙等专科医院。

（一）

我叫白贵春，于1956年3月6日在贵阳出生，今年已经66岁了，我的祖籍是在湖北蕲春县，跟明朝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是同乡。

我从小的经历要从我的父亲讲起，因为是父亲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的父亲叫白志祥，因为自小家境清寒，我的祖父祖母为了让我的父亲接受更好的教育，卖掉了所有的田地，带着当时年仅8岁的父亲迁居南京，后来我父亲一边在私塾学习一边拜师习武。1915年，我父亲师从南京林高和尚学习武术和中医骨伤科，又先后参谒江浙著名大师金家福等，学习武术及跌打扭伤医疗技术，并考入江苏国术馆讲习所。1922年，我父亲从国术馆讲习所毕业；1927年，父亲因武术功底扎实，被南京中央国术（研修）馆选聘担任助教，协助国术大师开展国术教学。

1935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又称黄埔军校）扩大招生，我的父亲被举荐到该校担任武术少校国术教官，兼骨伤科校医。1938年，我父亲随军校迁入贵州独山，任抗日新兵训练营教官；培养出来的新兵战士都被派到缅甸等地抗战。随后，我姐姐（白玉凤）1940年在贵州独山出生。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我父亲就随着军校到遵义、贵阳。他辞去军校职务后，决定在贵阳定居；花了30块大洋在贵阳城中心的河西路开起诊所——白志祥骨伤科诊所。

1956年，也就是我出生的这一年，我父亲联合几名医生组建“中华南路外伤外疡接骨联合诊所”；慢慢地，国家又把它变成国营的、全民所有制的，也就是国家办的“南明区中医院”。正当医院筹备扩充设备、招揽人才的时候，南明区中医院突然接到停办的命令，所有人不得不回家歇业。1961年，我父亲再度创业，在市场路一栋四合院民宅里成立“中西医外伤接骨联合诊所”。中间遇到了一些变故，1973年，我父亲从清镇站街迁回贵阳，经卫生部门批准更名为“南明区伤科医院”，定址瑞花巷。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姐姐姐夫、哥哥嫂子、侄子侄女，大家都住在一起。我们虽是农民家庭，但是相比于我的小学同学，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家是看病的，收入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我父亲的医术在当时很受患者信赖，所以我们家几十年来都不缺病人。我母亲是广东人，没有什么文化。我母亲有一句很朴实、很平凡、很朴素的话：“跟任何人交往，都要懂得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才能过得了自己的心。”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贵阳经济发展落后，老百姓看不起病是常事，我父亲就说：“对待病人，无论贫穷富有，都要一视同仁，积极地给人治疗，甚至还要给予帮助；不能让金钱利益败坏医风。”我的父亲是个军人，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高，小到起居，即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大到金融债务和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都非常严格。在他的影响下，我平时坐着都喜欢挺直腰板儿。那时父亲的同门师兄著名武术大师、铁砂掌创始人顾汝章在《太极拳》跋中这样写道：“师弟白志祥性嗜好国术，尤精于医治伤科，凡行意、太极、八卦、少林、查拳等拳术，均有相当之认识。”

我8岁左右已经记事了。有一天大清早，家里坐了好多病人。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门口有一个用板车拖着的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很小，还没到读书的年纪，被棉絮裹着。板车上面的棉絮脏兮兮的，没有被面，没有里子。我妈给他检查出来是股骨骨折。那时候还没有拍片设备，也不需要拍片，我母亲看了以后就给他准备夹板这些东西。我父亲就把他抱到治疗床上，然后把我哥叫来；我哥拉着上半身，我母亲拉着下半身，我父亲就站在中间给他正骨。药附上夹板，一比两只脚一样齐，就知道差不多好了。我父亲在临床上有很多经验，给这个小孩子治疗好了，就去忙别的病人了。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说：“拖板车的抱着小孩子拉着板车就走了。”我妈说：“哎，三块钱医药费还没给呢。”我哥说：“没给医药费，我去追。”我妈说：“不用追了。”当时我们家住在河西路，从河西路中间往上走到中山西路上坡，就看见他们拉着板车走得很快，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时候，旁边就有个人说：“我认识他，他就住在大西门旁边粮店水站后面。”我爸说：“那下午你带我去他家一趟。”我还记得应该是下午四五点钟，在大西门的丁字口那儿有一个粮店，旁边就是一个水站，从挑水的水龙头旁边进去就是一个院子，他就住在院子里面。他们家连窗户都没有。那时候我爸也不过是60多岁，看他情况说：“我来看一下这个小孩子的病怎么样了。”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听罢就哭起来了，说：“老白医生对不起，你看我们家确实没办法，我知道我没给你钱，没给你医药费，我记着——等以后我好了，我们家但凡有人好了，一定会还上这个钱。”我爸说：“我来不是为了找你要钱，你有困难应该告诉我——你拉着板车去我们诊所，我来给你小孩子治病。”她说她家的板车是租的，我爸就说：“你不用租了，以后我就上门给小孩子换药，我来给他治。我相信我对位对得很好，你的孩子好了以后不会有问题。你这孩子的腿，别人要是把它搞移位了，这孩子以后就会落下残疾的，落下残疾怎么生活呢？”女人听了以后，当着家人的面就给我爸下跪，我爸马上把她扶起来，然后去给小孩子换药了。

20世纪70年代，有个人来看我们，拿来了两条鱼。那时候的鱼大都一斤多重，这个人拿了两条一两斤重的鱼来给我们家，还是活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当年我爸上门正骨的那家小孩子的父亲。从那以后，我们家每到过年都不用买鱼，他们家一定会给我们家送鱼，当然我妈有时候会给他钱，但他坚决不要，说：“现在我们家生活得下去，如果当时没有你们救我们家儿子，我这儿子残了，我们现在更艰难。”我父亲做的这些善事、对病人的这种态度都深深影响着我。

记得有个小孩子髁上骨折，后来他父亲就把他带到乡下去找我爸，我爸给他接好了。那时候已经有X光机了，正式给他接好以后，这孩子没钱。我们家当时家具都卖光了，也很穷。他们住在清镇站街上一家小旅馆（那时候都没住院部，还是一个诊所），后来他爸没钱了，我们也没能力养活他们家。他家是平坝林场的，要回平坝去，我爸把小孩子带回家跟我睡，叫我照顾他。那个年代的生活条件都很差，这孩子是农村的，他身上都有虱子，搞得我一身都是虱子，我就怨我爸说：“就是他身上有虱子，我们家再怎么样都不会有虱子。”后来我爸和我妈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脱下来，拿一个木头的那种大甑子 ，把衣服摆在甑子里蒸；蒸完以后，再把衣服翻出来，把他身上的虱子捡干净，然后把我的衣服也拿去蒸。

我们回到贵阳以后，他爸送我们家一个砧板。砧板很大，周围一圈箍着铁丝——那种大圆铁丝箍了两道，箍得紧紧的——他提着来到市府路我们家里，跟我爸讲：“晓得你们回来了我好高兴，这个砧板是我拿菜油泡过的。”后来，这个砧板我们一直用到我结婚，也就是1982年以后。

（二）

我上小学时的年龄就是正常读书的年纪，七八岁。我在太平路小学上学，全校的老师都认识我、喜欢我，可以说我是全校最优秀、成绩最好的学生。那时候我的算术很好，慢慢地，我的语文也很好，那个年代是没有英语这门科目的。读书期间，我们学校的大礼堂展示墙上都会有我的名字和我的作品；学校的宣传队演出，我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舞蹈演员；作为学校的中队长，上午十点我站在中间喊号子给他们做示范。学校操场好大，我就站在上面带领全校的学生做广播体操。

我从小看着我父亲母亲还有我姐姐在家里给人治病。如果问我第一次给别人看病是什么时候，可能是八九岁。那时有个小孩子牵拉肘，就是肘关节半脱位。我一拿起来他的手就知道是脱位了。当时我父亲母亲都不在诊所，只有我守在家里看诊所，既然来了我就帮他复位，治好了就有5毛钱。我去上学的时候，身上就有一两块钱。那时的一两块钱可能比现在一两百块钱都值钱，当时的油条还有豆沙窝才4分钱一个。

1972年，我跟随父亲在南明区伤科医院工作，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接诊病人；我也考取了中医师执照，成为一名医师。在随父行医过程中，我逐渐掌握了白氏正骨手法的精髓。1982年，我跟我的妻子结婚。我的妻子是公安干警，很开朗，很漂亮，很阳光，用现代人的话讲，她还有点儿“缺心眼”。当时我们家住在市府路上那种很简易的房子里，房屋就是单墙的石棉瓦，跟我爸爸、妈妈、姐姐住在一块儿。我自己一间小房子，还没有9平方米大，条件非常艰苦。我跟我妻子结婚，没有摆酒席，我爸在门口贴了一张横幅，说儿子白贵春和肖真在哪天举行婚礼了，接受亲友们的祝福，但不接受所有食物和金钱祝贺。我父亲公开表示不摆酒席、不收礼，就这样把横幅贴在门口。我们也不办酒席，就买了一些葵花子和糖；当时婚礼就是这么办的。

（三）

我是从事这个工作以后，才去贵州大学读的管理系。1988年，为了让白氏正骨手法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能够被更多人接受，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被淘汰，我主动出国，学习了大量现代骨科医疗技术。我当时出国没有什么别的考虑，就是希望我们中国传统医疗能够与时俱进。出国潮涌起，我也出去转了转，之后发现这段经历还是值得的，每一次的经历就像财富一样，指引人生的路途，充盈人生的宝库。后来在国外随着慢慢深入了解，就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对生活的态度跟中国不一样，中国人勤劳、勇敢、节俭，永远都是为了下一代，有世代延续的观念，而外国人是没有这种观念的，尤其是我去的国家玻利维亚。当地土著人比较多，工资不是一个月发一次，有的是一个星期发一次，有的甚至两天发一次。拿到工资以后，他们就会约上几个好友一起去买啤酒，去海边喝啤酒、玩耍；等到把钱花完了，就回去找老板，又要上班。他们不像中国人，就是及时行乐。他们不想着怎么去稳固自己的事业、守护自己的家庭，如何为下一代的美好生活再努力一点儿，从物资和人脉甚至是社会资源方面，都尽力为下一代去着想。西方人家庭观念很淡薄。我看到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并不是很发达，它无法和现在的中国相比。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其医疗水平在当时还是比较好的。

别的国家几十年才能取得的发展成果，咱们中华民族短短一二十年就取得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蓬勃发展，国家更加有力量、人民的信仰更加坚定，正因为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1990年，我从玻利维亚回来。1991年，先去大姐（白玉凤）所在的南明区伤科医院工作。我姐那时在南明区伤科医院当院长，我在那儿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医学经验。后来政策也开放了，我要出来自己开医院。

那会儿我要是不离开南明区伤科医院，或者晚半年、晚8个月离开那儿，就可以分配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在那个年代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可能需要奋斗一辈子，但是我不能耽误时间，毅然从南明区伤科医院辞职，办这个医院。之所以有这样的决断，是因为我在国外看到他们在医疗方面对大医院、小医院、公办医院、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等有不同的社会定位。我想以我们的专业以及老百姓的认可，在贵阳办医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于是，在1993年，我亲自开展了“白氏正骨手法”与西医结合的新方式的尝试和研究，创办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贵阳白志祥骨科医院”。当时我们的市委书记李万禄同志非常支持我，就给卫生局讲：“现在改革开放了，‘白志祥’这个牌子，让贵阳受益的岂止是千家万家了，你现在就赶快给他办执照。”在市委书记的关怀下，我办起了贵阳白志祥骨科医院。

从1993年一路走来，我和姐姐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以后，一直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和政府组织的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救助工作，平均每年都要为100多位孤寡老人、双下岗职工、家庭贫困病人等低收入患者减免医疗费用几十万元，在农村茅草屋改造、抗凝冻、抗旱和抗击汶川地震灾害等各项工作中，亦积极相助。我们从几个人办到现在的300余个员工，成了现在中国唯一一家以一个公民的名字命名的、得到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网组织专家考察认定的三级骨科医院。曾经有人说：“在贵阳不知道白志祥医院的人，就不是老贵阳人。”

后来，我牵头引进被国际骨科界誉为骨科发展史上新里程碑的Ilizarov外固定支架技术，用于治疗感染性的骨缺损、皮肤缺损及骨不连等骨科疑难病症，为大批受骨科疑难病症折磨的患者带来福音，同时按国际内固定研究学会的学术标准对关节内骨折、骨盆骨折、脊椎、关节置换等进行手术治疗，另外也进行大量创伤骨科西医手术与白氏正骨手法结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慢地，在我的带领下，贵阳白志祥骨科医院已有比较成熟的脊柱、盆骨、全髋置换等高难度骨科手术的规范制度和治疗器械，培养了一批骨干医师。现在，白志祥骨科医院对高龄甚至超高龄患者的关节置换手术、手法复位和手术水平已经得到广大患者认可，在省内外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自白志祥骨科医院成立以来，我就一直以“建百姓放心的医院”为目标，坚持以诚办院，坚持治病救人。在医院里，我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要求全院医务人员拒绝“红包”，对病人治疗要实事求是，要把病人当家人，为病人节约检查费、药费，对能够进行手法复位的病人，尽量不进行手术治疗，要为病人选择合理的治疗方式。

（四）

2008年5月12日，我在北京出差，得知四川发生地震的消息后，连夜赶回贵阳。第二天我召集职工，说：“平时我们说，祖国是妈。现在祖国有难、妈有难，大家怎么办？”我跟他们说，“我准备到汶川抗震救灾。”那时医生们都很支持我的想法，要求一起前往汶川救援。20多分钟的会议很快结束，我将骨干力量组织成了一支抗震救灾医疗队。医院暂停日常门诊，仅留下几个医生照看住院病人。那天下午，我拿出几万块钱采购了赴灾区的生活必需品，从库房里领出价值10万余元的药品和器材，装上了赴灾区的汽车。我穿着一身迷彩衣，把头发推成了光头，告别了妻子。5月14日清早，我们的抗震救灾队伍就出发了。看见各种救灾车辆奔向四川，我很激动，有一种上战场的感觉。几天时间里，在余震中，我们完成了61个重大手术和不计其数的清创包扎等小手术。

在美国洛杉矶飞往香港的CX881航班上救治外国人的经历，也让我记忆深刻。当我听到广播要寻找医务人员的时候，马上向机尾走去。一开始见到病人脸色苍白、两眼发直时，我还是有点儿紧张的，担心她是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询问病情，知道她是缅甸人，但她的儿子会说汉语，就没有交流障碍了。病人说右腿和右腰部剧烈疼痛，我初步判定她是精神紧张所致，在医学上叫“血管和肌肉痉挛性疼痛”。得出诊断后，我松了一口气，可是飞机上没有药品和器械，我只能双手帮她按摩穴位。大概过了半小时，这个缅甸的患者疼痛缓解，后面我继续帮她按摩。约一个小时后，我看见她脸色变好，稍露喜色。患者称赞了我们中华的医疗技艺，并感谢我的帮助，我说：“万米高空紧急处置病痛对我来说是个挑战，病人痛苦解除，航班正常飞行，医者起到作用，这给我的人生又增加了新的传奇经历。”我想起了父亲常说的话：“武者，武德为先。医者，医德为重。救死扶伤是医德之根本。”

因为20世纪30至80年代黔中大地有我父亲母亲扶危济困、医者仁心的佳话流传，作为儿子的我，更要传承这种精神，去帮助更多的人，让它一直薪火相传。

（五）

我走上学习骨伤疗法的道路，一是为了延续家庭的事业——这是父亲希望的；二是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本身也喜欢医学。我十几岁时就在我父亲的指导下，背方剂、《药性赋》，还有一些针灸穴位等知识。我父亲在教我骨伤疗法的时候，没有明确先教哪一部分，让我跟着干，在实践中掌握整个流程，慢慢地，我就知道我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当我父亲再反过来问我，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我一听就清楚了。

我到现在都不敢说完全学会了我父亲这项手艺，学无止境。我在继承“白氏正骨”技术的同时，只是把中医骨伤科技术和西医的现代医疗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走一条中西结合的道路，做一个中医特色的微创治疗，将武术中的太极、八卦理念融入正骨医学，摸索出一套中西医结合的骨科治疗技术，创立全新的“白氏正骨”理论，建立无痛的“白氏正骨”诊疗法。在这个方面，我们医院作为三级骨科医院、高级专科医院，治疗范围、深度已经达到国家对三级骨科医院的要求，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我们的技术也在与时俱进，在新材料、新科学、新技术的学习引进方面，我们在临床医院当中应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

我家几十年来专攻骨伤科，以前在三明东路、河西路，“白志祥”的名字就在那儿。“白志祥诊所”“白志祥骨伤科诊所”，使得白志祥这三个字在贵阳人心中就意味着骨科。我们医院作为一家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特色医院，在传承中医正骨手法的基础上，和现代医学结合起来，和现代的生化检查、心电图、影像科学，还有手术介入、新材料、新技术的引进结合起来——我们在这一点上做得比较好，而且比较有影响，在临床上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白氏骨伤诊疗法”现在已经得到了非遗项目组的认可，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传承着父亲的家风，我的家训“以业立业、济世救人”是父亲的一种希望，也是他作为一名医者对我们的教导。我把我父亲在中医学领域的精神移植到我们医院，作为我们医院的一种文化传承。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尽力为社会做一些公益事业。在社会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把团队的力量全部发挥出来、贡献出来，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昌盛、中华民族的崛起，贡献我们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宗旨。

（六）

白氏骨科正骨整复特色诊疗技术是贵州民间诊疗传统中医诊疗的典型代表，最初以东汉医药学家华佗首创的五禽戏导引术为基础，经南派太极宗师杨露禅（1799—1872）“白氏正骨”的第一传人，由他首创的太极拳中医骨伤治疗技术对跌打损伤十分有效；杨露禅去世后，其孙杨澄甫（1883—1936）将中医骨伤治疗技术与太极拳的“刚柔并济、顺势合力”核心原理结合起来，创造了著名的杨氏“中医正骨八法”。我的父亲就获得杨澄甫亲授。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我父亲对各大武术流派的认识不断兼收并蓄，总结出“抖法、晃法、束缚固定的组合法”、脱位治疗中的“拔拉法、拔推法”，以及“三窝一线”“三点一线”等正骨理论；结合中医正骨八法（摸法、接法、端法、提法、按法、摩法、推法、拿法），提倡传统中医正骨与西方解剖学原理，融入太极拳“刚柔并济、顺势合力”的核心原理，形成了一套独创的“白氏正骨”理论和技术。

贵阳白志祥医院在我父亲手上是诊所，在我和我姐手上发展成了医院。现在医院的技术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医院和我个人也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收获了多项荣誉。我认为这些都是白志祥医院与时俱进的结果，都是时代进步的必然，我们要感恩社会。虽然我已经66岁了，但是在今后医院的发展和行医生涯中，一定要发挥余热，不忘我父亲的“常将人病如己病，救得他生似我生”的教诲，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感恩时代，回报社会。

如今，“白志祥”已经成为贵阳家喻户晓的本土医疗品牌。“百年白氏、惟敬诚尔”，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是白志祥骨科医院的办医宗旨。未来，我希望把白氏技艺传授给厚德精术的骨干医生，传授给德才兼备的杏林弟子，打破家族内技艺传承的固有观念，将“白氏正骨”发扬光大，惠及更多人。在弘扬父亲“专业为本、以业立业、济世救人”精神的同时，领悟传承力量，积极继承“白氏正骨”的精髓，担负起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医学文化的责任与义务。在贵阳建设和谐社会的工作中，我们也会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传承谱系

第一代：杨露禅（1799—1872），首创太极拳中医骨伤治疗技艺，主治跌打损伤，效果显著。

第二代：杨健侯（1839—1917），师从父亲、南派太极拳宗师杨露禅，完整继承了南派太极和中医骨伤治疗技艺。

第三代：杨澄甫（1883—1936），师从父亲杨健侯、祖父杨露禅，将中医骨伤治疗技艺与太极拳的“刚柔并济，顺势合力”的核心原理结合起来，完善中医正骨八法，用于临床治疗，跌打骨伤诊疗技术趋于成熟。

第四代：白志祥（1903—1985），自幼习武，12岁起在南京先后跟随夫子庙北少林传人林高和尚、武术大师金家福学习武术和跌打损伤治疗技术，后拜师杨澄甫学习太极拳和中医骨伤治疗技艺，得到了杨澄甫的“武医”技艺真传，后根据大量临床实践，形成独具特色的“白氏骨伤诊疗法”。

第五代：白玉凤（1940— ），白志祥之女，自幼跟随父亲习医，继承和发扬了白氏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运用白氏正骨手法对骨折及关节脱位整复，具有疗程短、痛苦小、疗效好的特征，深受广大患者信赖。

白贵春（1956— ），白志祥之子，自幼跟随父亲习医，将祖传医术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总结和研究出一套中西医结合的骨科治疗理论；创办医院，使其祖传医术得以完好传承和发扬。

第六代：顾金莲（1965— ），师从白玉凤、白贵春。熟练掌握白氏中医骨伤整复手法，自1993年至今，一直在贵阳白志祥骨科医院工作学习，现为该院骨科门诊主任。

向琴（1970— ），师从白玉凤、白贵春。熟练掌握白氏中医骨伤康复治疗，自1996年至今，一直在贵阳白志祥骨科医院工作、学习，现为该院中医康复门诊主任。彭倩（师从白贵春）、杨锦波（师从白贵春）、任晓波（师从白贵春）、周祥辉（师从白玉凤）、周小平（师从白贵春）、马莉（师从白玉凤）、岳野（师从白贵春）、田文群（师从白贵春）。 K8OINZ5CrkmzHZp7bvXguJ88obuWW2rDcVi7Y/thGuhjCKQ+bPZF7bYQsYGIMD4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