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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侯丹梅
采访时间：2022年3月24日
采访地点：贵州京剧院
采访人：张广庆
文章整理、撰写：张广庆
侯丹梅，中共党员，国家一级演员，贵州京剧院院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第三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研究生。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党代表、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贵阳市政协常委、贵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从艺以来，载誉丰硕，获得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称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文艺系统先进个人，“德艺双馨”演员称号，首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最佳表演奖”，第十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十三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文华表演奖”，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两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提名奖等。
曾多次带团赴希腊、澳大利亚、英国、西班牙、美国、泰国、墨西哥、法国等国家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友好访问及商演，所到之处受到当地观众及主流媒体赞誉及报道，为京剧事业的传承、传播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代表剧目有《铁弓缘》《战洪州》《女杀四门》《红鬃烈马》《霸王别姬》《白蛇传》《杨门女将》《四郎探母》《龙凤呈祥》《盗魂铃》《改容战父》《白门楼》《盗库银》《花木兰》《金水桥》《棋盘山》《白山少年》《巾帼红玉》《布依女人》《鱼玄机》《锦绣女儿》等。
1964年，我出生在贵阳的梨园世家，父亲侯剑光、母亲李文敏、姑爹陈少卿、姑妈侯剑敏、叔叔曹剑文，还有婶婶、表姐表弟等都是京剧演员，自小耳濡目染，喜欢京剧。从1975年我考入湖南省湘潭市京剧团算起，已从艺47年。
小时候父母并没有发现我是唱京剧的好苗子，因为那时候的我很害羞，常常一个人坐在一边不说话。1972年底，我8岁，正在贵阳市“市府路”小学念书，省体校李丽森教练来招收少年体操班学员，一下就看中了我。在我进体校时，我爸妈被调到成都艺校当老师，我一个人在省体校练功，学会了独立照顾自己。不管刮风下雨，我每天都在400米的跑道上跑4圈，又从城北的六广门体育场跑到城南的南明堂，再跑回来。即使跑到头胀口干，教练也坚持让我继续练倒立；在练高低杠时，我的手和肚皮都被磨破了，渗出了血。我的腿不够有力，脚背绷不直，膝盖还突出，130多斤的李老师，一只脚踩我的膝盖，一只脚踩我的脚尖；用两三块软毯子垫起我的脚尖，就开始踩。几个月下来，硬是把我的膝盖踩直了。天天这么练，好多小孩儿都练哭了，但我从不掉眼泪。练功再疼、再苦，我都能忍受。原来招的30多人，多数吃不了苦，最后只剩了6个。这段生活给予我坚韧的毅力，也使我内向而倔强的性格逐渐形成。
过了半年多，父母从成都过来接我。从那以后，我妈天天哭，做梦都能哭醒，因为我不在她身边，她非常想我，但体校不让我走。我妈说：“不行，我怎样都要把她带走。”体校却说：“不行，我们体校几百个人里面好不容易选出6个来，她走了不行。”我妈就拿着独生子女证，哭着把我接走了。
到成都以后，父母在戏校教戏，我每天放学喜欢在他们课堂的窗子底下听他们教唱。3年以后即1975年，我随父母到了湖南省湘潭市京剧团，正好赶上剧团招学员；参加考试时，唱了一段《平原作战》里小英的“枪林弹雨”。那是我第一次唱京剧，没想到唱得那么好，大家都很吃惊。从此，我便走上京剧之路。当时冬天的排练厅很冷，老师指导我苦练“跑圆场”“毯子功”，翻完十多个“小翻”，还没等喘过气来，又叫练“拧旋子”“过前桥”“串翻身”，练一遍下来，全身的骨头像散了架。
中国戏曲学院上学期间侯丹梅与母亲留影
没过多久，京剧团就把我送到天津戏校代培一年，和尚凌云、孟宪荣等老师学戏。“开坯子”就是学的传统戏，和孟老师学《三击掌》，我学的是青衣，武功也非常好——在贵州省体校为自己打下了一定基础。我一边学戏，一边练基本功，每天用绳子吊腿，用铁锤坠腿。第二年，在母亲的建议下，我考入了中国戏曲学校七四班。后来涌现了多位享誉海内外的京剧名角儿和优秀的院团长，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星班”。
1979年，我师父关肃霜先生到中国戏曲学院连演7场，我每天在剧场里面，看入了迷。她演《龙凤呈祥》，前青衣孙尚香，后武小生周瑜。那个时候，看她反串，我会激动得掉眼泪。我也很想学这一身功夫！这戏路子就是我要学的！后来我就去找她，说：“关奶奶，我能不能跟您学戏啊？我特别喜欢您的戏。”我大姑妈侯剑敏是1962年磕头拜的关先生，我叫她关奶奶。关奶奶说：“你会大靠吗？”我说：“我不会。”“厚底呢？”厚底就是男生穿的厚底靴。我说：“我不会。”她说：“那你去练吧！练好了，来找我。”关奶奶说完了，我就记下了。每天清晨，在中国戏曲学院四楼的走廊上，我穿着大靠、厚底，跑半个小时圆场。跑完了，下来练枪花，起霸。当时，我跟马宗慧老师学习《大英杰烈》，天天都练这些基本功。
40多年前学的戏，是老师们一点点给我抠出来的，到现在仍记忆犹新。不论是学习文戏还是武戏，我都会用文字记在剧本上，画小人儿标识站位，在舞台的左前台口、右前台口、上场门下场门、大边小边、左转右转，每一个细节都记录得特别清晰。哪个锣鼓点儿抖袖、怎么转身、什么地方有一水袖、什么地方有眼神，我都标识得特别清楚。每次一拿出我的剧本，整出戏就完全浮现在我的眼前了。老师教得太细腻了，每一个眼神、动作、语气，哪怕真的多年不演，我也能记得很牢。只要一回想，当时的情景立马就能闪现在眼前。我现在教学生，就把我的老剧本复印给他们。最近几年我录制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国家电影工程”影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简称文旅部）四部“像音像”工程，通过数字化记录、传播的方式，可以更规范、更大范围地传承、传播京剧艺术；国家的举措非常及时，每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都有上千万收视率，效果很好。
在中国戏曲学院求学期间，每个班级每周六都会在北京的中和戏院演出，是于魁智、杜镇杰和我的戏。每个星期我们都演，也是一种锻炼。戏目有《金水桥》《棋盘山》《拾玉镯》《王宝钏》《霸王别姬》《百花赠剑》《四郎探母》《龙凤呈祥》等。有了实践，慢慢在舞台上有了一定经验，见观众见多了，就不怕了！演出的时候，胆子也大了。寒暑假时，在大连京剧团和叔叔曹剑文合作演出十几出全本大戏，还有很多折子戏。现在我们贵州京剧院引进的国戏、上戏的本科生，到贵阳后的第二天，就能登台演出，绝不论资排辈——这在全国都很少见，所以很多优秀毕业生都想来我们院，因为舞台对演员太重要了。每年寒暑假时，都有北京、上海的学生来我们院练功、实习，边学边实践。
1982年，我毕业汇报演出的主戏是《霸王别姬》，陪我们班三个武旦汇报的是《女杀四门》，我的女马童，由阎世善和苏稚老师亲授。毕业时还发生了“抢人”事件，中国京剧院张院长看中了我，同时，山东一位女书记把我的户口直接迁到山东京剧院了。老师跟我一说，我就哭了。我马上跑到很远的地方找公用电话打给我妈，我妈说：“好，我马上带着独生子女证来接你。”我父母考大连京剧团的时候，就定好了我毕业后必须回大连，学校这才把我的户口给要了回来。到大连京剧团后，给我排了很多的大戏，有《白山少年》《青蛇后传》《王宝钏》（王八出）《大英杰烈》《女杀四门》等。
1983年9月，关肃霜先生到东北演出，本来说在沈阳演了以后到大连来演，我很激动，天天在家盼着。后来她因为生病不来了，在沈阳演完了以后就回昆明。我一听就着急了，我爸爸说：“走，我们俩坐火车去找关奶奶。”我们坐了6个小时的火车到沈阳去看关奶奶的戏，火车时速80公里，在当时已经算很快了，我还是嫌太慢。大连派了一个分管的副局长去，和关奶奶见面时，他说：“拜师！拜师！”关奶奶就说：“拜什么师啊？”他说：“收丹梅。”关奶奶说：“她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呢，那我怎么收啊？”我们说：“那怎么办呢？您就在这里待几天？”关奶奶说：“那这样吧！让她跟着我一块儿走，到昆明去。我教她两年，如果我感觉可以收了，我就收。”我爸一听，高兴坏了。
在昆明，我跟随师父生活、学戏。每天早晨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楼上楼下，所有的院子打扫干净。那个时候，师父家是两层楼，包括楼梯的扶手我全都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给师父端早点，她吃上了以后，我就步行近四公里，到京剧院练功去了。我练大靠出手，师父就给我做示范，给我一枪一枪地试。“靠旗出手”是我向师父学的一招绝活儿；为了练好它，我腿上、身上经常被枪打得青一块儿紫一块儿。扔不着，接不住，枪攥不是打在头上，就是打在脸上，或者猛击在后脑上，很疼，但是我一直撑着，终于掌握了这一高难技巧。每天早功练完了，中午赶回来，拣菜、洗菜、杀鸡，都是我的事。把下手活全都做好以后，二爷炒菜。下午在家里听录音，学师父的唱腔，学她的唱法。晚饭后，师父就在客厅里面，给我说戏。我当时嗓子特别小声，就像猫叫似的，喊咿呀喊不出来音，我跟着师父学她的唱法，她的唱腔特别让人有共鸣，特别宽厚，就这样，我的嗓子慢慢地练出来了。
在云南，我边学边演，师父还带我同台演出。师父在前面演《玉堂春·会审》，我在后面演《女杀四门》。按理说，不管演什么戏，我都应该在师父的前面开场、垫场，最后才是师父压轴。京剧特别讲究压轴。师父说：“不讲这个，我们按艺术规律。文戏搁在前面，武戏搁在后面。”那个时候我还小，师父这么说，我就听师父的。
天天在师父身边，我学到很多戏德。做人要宽宏大量，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演员，不管你名气有多大，也不能有架子。师父的很多好品德，无论是在大连还是在贵阳，走到哪里我都坚持以身作则。
1984年4月9日，我正式拜师关肃霜先生。拜师演出，我演全本的《铁弓缘》。演出那天，师父在后台给我端着杯子，杯子上面搁一个湿毛巾，给我饮场。我后面有枪出手，她就拿个湿毛巾给我擦枪。当时我就问，您擦这个枪干吗？她说因为这个枪的布是滑的，湿毛巾擦一下就涩了，扔枪时不滑，我这才明白了。当天演出很成功，师父特别高兴，她拍着我的肩膀说：“从今天起，你可以打‘小关肃霜’的牌子了！”回家后，师父坐在躺椅上，哼着小曲，激动得三天三夜没合眼。
跟师父学艺后，再回到团里，尽管没人强迫我，我对自己的训练更狠了。每天早上，先扎着大靠，穿着厚底，跑半个小时的圆场。跑到5分钟的时候，腿就开始发麻，跑不动了。如果这时没有毅力坚持下去，就前功尽弃了。跑完以后，一条腿穿着厚底靴，用麻绳吊起来，吊半个小时。吊完这半小时，再踢几百腿。因为不踢腿的话，筋容易存，脚容易扭伤，就非得踢开，然后换另外一条腿。前后一个半小时，再加上准备工作，两个小时也有了。有一回，我的腿吊到一半的时候，站在地上的那条腿又酸又麻，实在忍不住了，轻轻一蜷膝盖，人就悬空了。幸亏这时有一位练早功的武生来了，把我放了下来。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松懈，再疼再麻，也要忍着。所以，我现在也经常告诫年轻人，练每一个动作都不要松懈，都要认认真真去做。要想出人头地，就要先苦后甜。
拜师关肃霜先生留念
我记得我们八点上班，我把腿吊完后，有时间就练枪花、练起霸。等到集体上班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一块儿练其他的基本功。那时候，起霸里的三片腿控制得真是太自如了！
1984年到1986年，我先后到沈阳、青岛、烟台、温州、上海等地巡演，演出了《铁弓缘》《白蛇后传》《白山少年》《战洪州》《金水桥》《杨门女将》《女杀四门》《四郎探母》等文武大戏，名气慢慢起来了，每到一地都有数千观众要来见我，虽然素不相识，但都和亲人一样亲切。在温州，两个多月的连轴演出，累倒了，剧团领导和同志们都劝我休息几日，我说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而影响团里的演出任务，拔下输液针管，就直奔演出场地。那时身体其实极度虚弱了。到达演出点的第一天，我滴水未进，就昏昏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睁眼发现小屋子里挤满了人。原来，当地的观众听说“小关肃霜”带着病来为他们演出，十分感动。他们有的拎着水果，有的带来当地特产，还有一位大婶，抱着一只大母鸡来到剧团驻地看望我。一句句暖心的话，一双双温暖的手，我至今也忘不了。第三天，强打精神，登台演出了全本《铁弓缘》，答谢台下数千名素不相识的“亲人”。在上海，《战洪州》也赢得满堂彩，接连五次谢幕，观众仍然掌声如雷，不肯退场；为感谢观众的热情，我又打起精神，耍了一套“枪花”，才算为此次演出画上句号。谢幕后，观众涌上舞台，把一个镶着“誉满春申”四个大字的镜框赠给我。第二天，报纸也是铺天盖地的报道。
1986年，随大连京剧团在上海演出完，母亲说回家探亲。到了贵阳，我就不想走了。在记忆里，贵阳一直是自己的故乡。儿时，“天无三日晴”，穿着雨靴雨衣走在上学路上的那些记忆，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跟着父母转了很多城市又回到贵阳后，感觉这里特别亲切，不光是山水美，还有自小就钟爱的贵阳小吃，这些都令我迷恋这片土地。几经周转，我最终考入了贵阳市京剧团。
那时候，好几个京剧院团发出邀请，甚至有京剧院把我的档案都提走了，可是我还是愿意回到贵阳。我已经长大了，见了很多院团，对人情世故已经有所了解，这里有亲情，有贵州人的纯朴，有自己喜欢的那种人情味儿。就像小鸟终于飞出了笼子，可以自由翱翔。这儿才是我想要的家。
从1986年我考入贵阳市京剧团到现在，已经36年了。在各级领导和老师们的教导与帮助下，我取得了一些成绩，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还有梅花奖、文华表演奖、金鸡等提名等，但是我想得更多的是京剧团，尤其我就任团长后，经常整夜难眠，想京剧团的发展和贵州京剧的传承。
回忆我2006年刚上任的时候，确实很艰难，工资都发不起。前任领导留下的二十几万债务，就像一大块儿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总感觉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当时大家工资都很低，还要去还债，又正好要排新戏《布依女人》，压力很大。导演谢平安先生刚到排练场，组织部正好来宣布我上任。谢导当时就说：“演员做什么领导嘛！多可惜啊！要把心思全部放在戏上。”我说：“这个是组织上的决定，行政工作、业务工作两不误。”
我正在排戏时，会计来找我，说发不起工资了。我在想：“怎么办？发不起工资，又要背词儿，还要塑造角色。”那段时间很痛苦，但是我很积极地去面对这一切。短短的四个月，我想尽了各种办法。市委宣传部、政法委领导组织家属买票看戏，《布依女人》在贵阳大剧院连演五场，收入25万；市文化局又提前预支经费发工资，直到把所有的账全部还完，实现扭亏为盈。工作上我雷厉风行，必须“今日事今日毕”，因此我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2006年起，我采用企业制度来管理事业单位。那时，贵州还没有启动文化体制改革，我们就开始打破“大锅饭”。就任团长之前，我总觉得团里很多做法不合理，业务人员很消极，不练基本功，于是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一手抓管理，一手抓业务，坚持用制度管人。
为了把大家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我想了很多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体制也在不停地改革，2009年省京剧团和贵阳京剧院合并，2011年底转企改制，新的问题不断出现。2006年开始，我从全国各地引进了几十个人才，在河南的艺术学校招了很多学员。这些孩子刚刚来的时候，年龄在14岁到20岁之间，大多是农村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家都不在这儿，他们才来几年，事业单位转企业了，工资、温饱都解决不了。孩子们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到外面打工，因为团里发的工资不够生活，而且都正处在叛逆期。我的心一直提着。每天早上练功，一到排练场，他们就在地毯上、海绵毯子上睡觉。我没有办法强制要求他们做什么，因为怕疲劳练功容易摔伤。
其中一个青年女演员在外面唱歌，每天挣得还不少，一晚上可以挣300元钱。她说：“侯老师，您要是一个月能让我们多收入1000元，我们就不去打工了。”她跟我说完这句话后，我就想，我怎么才能让每个人每月多挣1000多元？
我制定了练功星级制度，一个月1000元，一颗星是100元，总共是十颗星。我将它细化到踢腿100、打飞脚100，定得特别细。如果只练一半，就拿500元。如果练得再差一些，就更少了。还有考勤，每天打卡上班，每月400，迟到一次全扣，扣完后再扣工资。这样，每个月就多了1400元。
当时我心想，肯定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他们晚上打工，早上练功根本就提不起劲儿来。刚开始的时候，人还不是很齐，没有多长时间，去外面打工的人就慢慢不干了，把精力投入到京剧院。练功的人也开始有劲儿了，都会自觉练功。一直到今天，这16年来，坚持最好的就是天天集体练功。不管是哪个部门，乐队、舞美队还是行政，都要按时打卡上下班，演员集体练功，乐队集体练乐，舞美队去检查各部门工作，处理日常事务。慢慢地，这条路越走越正规，这个大家庭也越来越和谐。
“同行是冤家”，演员特别爱吵架、打架。还是依靠制度，规定打架双方每个人罚3000。挑拨是非，罚款翻倍。制定这个制度后，没有一个人吵架。工作上稍微有点儿摩擦，旁边就有人提醒：注意！奖金！注意！注意！现在只要有吵架、打架的，年终奖全扣。以前专横跋扈的人，这六个月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尊老爱幼，很乖。
这些年，有很多院团来我们院交流管理经验，把我们的制度要去，可是没有一家能执行下去。他们感慨，只有你们院能做到真正的制度管人。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认为引进人才是头等大事，在市长办公室汇报工作时、在省委书记调研时，只要领导让我提要求，我就会说希望在引进和培养京剧优秀人才方面倾斜。有人说我傻，京剧演出市场并不景气，为何不多要点儿资金、多说点儿困难。我觉得国家对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自己把戏演好，把观众打动了，市场自然就有了。
在引进的人才中，冯冠博是省市各级部门领导比较认可的，现在是我们京剧院的副院长，贵州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兼贵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排演的《黔人李端棻》《王阳明龙场悟道》获得省“五个一工程”奖和贵州省“文艺奖”，《魔侠吉诃德》赴西班牙、墨西哥参加艺术节，并进行商演，盛况空前，获艺术节多项荣誉奖状，被文旅部列入对外优秀剧目库。连续两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2020年还荣获了贵州省劳模称号。另一位是琴师，2007年中央电视台在贵阳举办《CCTV空中剧院》“贵州行”，现场直播我的《铁弓缘》，请他来伴奏。他到的当天，就说：“丹梅姐，您从头到尾给我说一遍戏。”我说：“行！”我就从头到尾连唱带念给他说了一遍。他说：“三天，我在酒店里面，谁也别叫我吃饭，谁也别管我。第四天，咱们排练场见。”我说：“好！”他用了三天的时间，把一个全新的、没接触过的《铁弓缘》全部背下来后，给乐队说戏，当时把大家都给镇住了。我说：“这么聪明啊？”以前我们的乐队还要看着谱子拉，他却仅仅用三天时间，就把这么大一出戏全背下来了。我说：“不得了，这也是个人才，赶紧引进。”他师父是国家京剧院的著名京胡演奏家李祖铭老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后来的《布依女人》、“像音像”工程、电影等，都是他为我伴奏的，他成了我工作上的好搭档。2022年1月，他荣获了我们贵州省文化旅游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还有像引进的河南那批孩子都获得了全国性比赛的第一名，多次入选文旅部的演出活动，获邀参加央视节目、上海“京武会”等。
我也问过我引进的人才，问他们来贵阳工作十多年，后悔吗？没有一个后悔的！我很高兴，我把他们带向了光明，让他们在贵阳安家，结婚生子，过上了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
这些年我们最大的改变发生在2016年9月8日。我们为进一步深化京剧院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也是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与中天金融集团联合倾力打造了贵阳文化地标——“方舟戏台”，4年多时间，京剧院驻场演出1500多场，上演经典传统剧目、现代戏达100多出，同时开中国戏台网络直播先河，单场观看人数破160万人次，服务海内外观众数百万人次。“每月名角”先后邀请30多位全国京剧名家来贵阳献艺，同时邀请各地方剧种到戏台表演，有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苏州评弹、徽京剧等。文旅部艺术司副司长到贵阳市进行调研时，对京剧院在“方舟戏台”的演出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议将每场演出录像保存。他指出，将来我们的演出录像会成为“中华优秀戏曲文化的资料库”。之后我们对每场演出进行了录像保存，这也是我们非遗数字化保存的重要工作之一。“方舟戏台”的开办，在丰富贵阳文化市场，取得很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京剧院吸引来更多优秀的专业人才。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前来献艺的名家和各地慕名而来的观众都自发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大使，将贵阳和京剧院推向世界各地。
在电影《布依女人》中饰演盘秀儿
这两年，我们继续探索、创新，开展了与贵阳青岩古镇景区的“大明志”大型文化演绎活动，发展夜间经济，塑造贵阳文化IP，开办“大明志”京韵戏曲摄影工作室，打造产品多元化、服务体验多样化的旅游产业体系。同时，将红色文艺轻骑兵演出、红色艺术作品巡演、红色京剧展演月及公益活动“戏聚星期五”、优秀传统精品剧目等引入景区展演，与景区全面文旅融合，在全国京剧院团中也是首家。
最近几年，在和全国各地的领导、专家、同行交流时，他们都赞叹我们的京剧搞得这么好，表示中国京剧的发展要看贵州，我们属于现象级，要好好研究一下中国京剧界的“贵州现象”。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旅部授予贵州京剧院“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称号，以表彰我们在西部扎实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开展艺术创作、公共文化服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方面的突出成绩——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的鞭策。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做好京剧艺术的传承工作，为“强省会”建设做出新的贡献，守护好我们贵阳城市的文化根和魂。
在电影《新铁弓缘》中饰演陈秀英
第一代：戴绮霞（1917— ），女，自幼由刘长松开蒙学习武生，9岁改习花旦。19岁进入上海黄金大戏院与周信芳、高雪樵、张德禄等前辈同台。23岁收关肃霜为徒弟。花旦戏得九盏灯、小杨月楼等前辈传授，并兼擅武旦、刀马旦、刺杀旦、泼辣旦，在台湾地区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94岁演出《贵妃醉酒》，百岁登台演出《观音得道》作为告别舞台纪念，堪称是梨园佳话、剧坛奇迹。侯丹梅赴我国台湾演出期间，师祖戴绮霞先生多次传授其技艺。
第二代：关肃霜（1928—1992），女，15岁拜戴绮霞为师，学习花旦戏，兼习老生、花脸、小生、武生和老旦戏。1959年拜京剧大师梅兰芳为师。一生对待艺术精益求精，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唱、念、做、打、舞均称绝，枪、鞭、足、靠旗打出手艺技精彩绝伦，建树了允文允武、婀娜多姿、明快稳健、含蓄自然的关肃霜表演艺术。在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收侯丹梅等为徒，弟子遍布全国各省市，精通各剧种，对京剧艺术人才培养和传承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代：侯丹梅（1964— ），女，1984年拜关肃霜为师，学习关派艺术，工青衣、刀马旦，著名京剧“关派”传人。多年来，得到师祖戴绮霞先生及程玉菁、马宗慧、阎世善、于玉衡、罗玉萍、苏稚、陈琪、何玲、尚凌云、孟宪嵘、宋丹菊、李慧芳、周明义、蔡英莲等众多名师的教授。自2006年侯丹梅担任贵阳市京剧团团长以来，作为第三代贵州京剧事业的接班人，长期广纳专业人才，先后引进了冯冠博、张明玮、刘静怡、马红光、杨炳旭、李俊博、范玉、张超、詹志凯、黄海舟、刘双波、贾国林、李晨阳、李冉、万林峰、窦天旗、王茹一、倪博、陈梦谷等优秀京剧人才，壮大了贵州京剧的实力。培养了优秀青年演员韩辛辛、杨红园、李晨阳等，传授经典剧目《铁弓缘》《女杀四门》《红鬃烈马》《活捉三郎》《霸王别姬》等，带领青年演员进校园、进课堂、下基层、进景区展演，参加中央电视台、贵州电视台等节目录制，在培养下一代传人方面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