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贞观遗风

高宗李治执政34年，是唐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第一名是他的孙子玄宗李隆基，在位43年。但高宗有一个纪录无人能及，他是历史上使用年号数量最多的皇帝，达到了空前绝后的14个。

除非有极重大、极特殊的情况，一般皇帝在位期间不会轻易更改年号，通常就用一个。比如，高祖李渊只用“武德”，太宗李世民只用“贞观”。即便改元，通行的做法也是从翌年正月改起，比如李隆基“开元”改“天宝”就是从第二年正月改起。但高宗不同，他是想换就换，想什么时候换就什么时候换，想换成什么就换成什么。

他之所以如此疯狂，完全是受了老婆武媚娘的影响。武媚娘这个人简直就是改名狂魔，心情好要改名，心情不好也要改名，给别人改名，给自己改名，给子女改名，给地方州县改名，给官位改名，给年号改名，乃至最后给国家改名。

高宗刚即位时的年号叫“永徽”，用了六年。因为摆脱了舅舅的控制，让媚娘当上了皇后，要显摆地庆祝一下，所以第二年正月改元“显庆”，用了五年。这两个年号用的时长还是可以的，但紧接着就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了。“显庆”改“龙朔”，用了不到三年改“麟德”；“麟德”用了二年，因为封了泰山，又改为“乾封”；“乾封”用了不到二年，改“总章”；“总章”用了二年，改为“咸亨”；“咸亨”用了三年多点儿，不叫皇帝皇后了，叫天皇天后，又改“上元”；“上元”用了将近三年，改“仪凤”；“仪凤”用到第四年六月，改“调露”。“调露”以后更加疯狂，几乎达到了一年一换，“调露”改“永隆”，“永隆”改“开耀”，“开耀”改“永淳”，“永淳”改“弘道”。“弘道”最短，仅用了一个月，这是因为人没了，没得改了。中间有一次最离谱，头一年四月下诏说第二年要改元“通乾”，最后忘了这茬了，没改。

频繁地更改年号，势必会给官民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高宗疯狂改年号，还直接影响到了你，没错，就是正在看这本书的你。我们看高祖和太宗时期的历史，时间坐标非常清晰，武德七年就是李渊在位的第七年，贞观二十三年和贞观元年之间隔了21年，妥妥的，没毛病。但看高宗时期的历史，估计非专业人士都会蒙圈。不信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总章元年是高宗在位的第几年？开耀元年和上元元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永隆”是他的年号吗，确定吗？

为了让大家能对这段历史看得清爽，不至于晕头转向，我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种“北溟纪年”：取李治的庙号“高宗”加上在位年数，统一表述为“高宗××年” 。这里郑重声明：首先，这种纪年方式在历史学上是错误的，纯粹是为了大家看着方便。其次，在时间学上也是错误的，因为古代纪年用农历，公元纪年用公历，两者之间通常有个把月的时差。最后，本书除情节需要外，不再出现“显庆三年”“仪凤四年”等表述方式。

新君践祚，但唐廷最高权力实际把持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手中。

高宗对老舅的信任是百分之百的，没有半点儿杂质，不掺一丝儿水分。就在改元“永徽”的当月，有一个叫李弘泰的洛阳人状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连调查都没启动，直接将此人处死。他是个仁善的人，这辈子狠下心杀人，就那么数得着的几次，至于毫不犹豫地取人性命，更是只有这么一回。在他看来，舅舅对大唐王朝、对他本人的忠诚，犹如太阳东升西落一般，是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所以，长孙无忌“凡有所言”，他“无不嘉纳”。

长孙无忌隐忍蛰伏了那么多年，如今才真的感觉人生达到了高潮和巅峰，这种感觉就像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翔在天空。“大唐号”的船长当然是皇帝高宗，可实际掌舵的却是大副长孙无忌。

不过，对于二号人物褚遂良，高宗就不那么感冒了，甚至可以说他非常讨厌褚遂良。这是有原因的，高宗还是太子时，对刘洎十分欣赏。刘洎含冤横死，朝中皆知系褚遂良所诬。高宗就觉得褚遂良这个人为了上位不惜谗害同僚，太下作了。

老板对你不满意，遭遇职场危机是迟早的事。很快，褚遂良就出事了。时任中书令的他从本省一名翻译官手上买了一块地，但成交价远远低于市场价。然后，监察御史韦思谦不知怎么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敢摸老虎屁股的正直之士，立即上疏弹劾褚遂良受贿。

先前，李弘泰状告长孙无忌谋反，注意，可是谋反呢，高宗连调查都没调查。现在，朝廷命官韦思谦只是检举褚遂良受贿，高宗马上就让大理少卿张睿册牵头调查。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张睿册哪敢得罪褚遂良，调查结论当然是“无罪”。没想到韦思谦是个牛脾气，倔得很，一看张睿册和褚遂良穿一条裤子，气坏了，好，连你一起弹，又弹劾张睿册“附下罔上”。这回高宗可就不客气了，新君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杀了李弘泰，第二把火就烧向了褚遂良和张睿册，将二人分别贬为外州刺史。

以为这样就可以让褚遂良出局了吗？怎么可能？有老大哥长孙无忌做工作，仅仅过了一年多，褚遂良就回朝了，依旧是宰相，并且还兼任吏部尚书，专管官员人事工作。韦思谦还能有好？被贬到甘肃天水清水当县令去了。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韦思谦一战成名，积累下了丰厚的政治资本，特别是立稳了不畏强权、中正直谏的人设，这为他后来受到反长孙无忌势力带头大姐的重用打下了基础。他的两道奏疏、一时贬官，换来的却是父子三人同朝为相的殊荣。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是太宗一手用起来的人。长孙无忌更狠，三十多年来除了吃饭睡觉，几乎与太宗形影不离，天天琢磨太宗的心思，领会领导意图准确得嫑嫑的。二人执行的路线还是太宗的路线，打法也依旧是太宗的打法。因此，高宗即位的头六年——也就是永徽时代，唐廷的施政纲领基本就是贞观时代的2.0版本。

按太宗的路线来当然是没问题的，再加上高宗现在身体很好，干劲又足，刚即位就改太宗时代的三日一朝为每日一朝，勤勉得不得了；并且，他本人脾气好，耳朵根子软，显得能纳谏。所以，史书对永徽时代的评价很高：“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不过，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永徽之治”主要是贞观遗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功劳，高宗本人的烙印微乎其微。

其实，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之外，除去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几个前朝旧臣外，高宗也陆续用了韩瑗、来济、崔敦礼、宇文节和柳奭 等几个新宰相。但这几个人，要么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门生，要么就是和他们同一战壕的。韩瑗，前刑部尚书韩仲良之子，贞观朝兵部侍郎。来济，前隋名将来护儿之子，武德年间的进士，贞观朝中书舍人。崔敦礼，贞观朝兵部尚书。柳奭，出自关陇一等豪门河东柳氏，当朝皇后王皇后的亲舅舅。以上四人都是长孙无忌那边的。只有没根没底的宇文节是高宗用起来的。

长孙无忌、褚遂良大权独揽，权势熏天，一众文武即便不和他们穿一条裤子，起码也不敢和人家对着干。

就连功劳卓著、年高德劭的李 都不敢招惹他们。虽然高宗登基后没几天，就遵照老父生前定好的套路，将李 从叠州召了回来，然后又一路火速提拔至左仆射。但李 已然看出长孙无忌迟早专权，心知如果占据高位恋恋不去，迟早会遭到长孙无忌的迫害，与其暮年翻船，不如急流勇退。所以，当年十月他就提出辞职养老。高宗虽然无奈，却也不好夺情，只得解除了李 左仆射的实职，仅保留了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他要求李 参知政事，有大事还得出主意。但李 出工不出力，实际上很少发表意见。三年后，高宗又册拜李 为三公之一的司空。

从后来惨烈的政事变故来看，李 提前避险，以避位求避祸，实在是太明智了！

果不其然，从高宗三年开始，长孙无忌专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接连办成两件大事，完全彻底地把持了朝政。 OVKGox8IuVczkIsjBVzQdxGpdyRnavNTfrvBjRfvKM3txz+4GvrBZToTaipAC83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