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节度使来了

玄宗当皇帝，对标的是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既要文成，也要武德。他的武功在唐朝诸帝中虽然不是最大的，但对军事和战争却是最重视的。比如，他刚即位就举行大阅兵；任命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经营国营牧场，保障军马供应；颁布《练兵诏》 ，扩充西北军镇编制，加强实战化训练；大力发展屯田，确保军粮供应；等等。其中，影响最深远的举措就是建立了著名的节度使制度。

边疆形势的变化是催生节度使制度的直接诱因。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唐朝的扩张始于太宗，极于高宗，从武则天就开始收缩了。玄宗虽然想奋四世之余烈，但外部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时，唐朝面临的强敌主要有三个，正北的突厥、西方的吐蕃和东北的两番。唐朝是吃不掉人家的，别说突厥和吐蕃，光是最弱的两番都够唐廷喝一壶了。所以，战略的重点不是攻，而是防，不让敌人进来。防守由此变成一种长期任务。如此一来，仅靠小兵团临时驻防就不管用了，必须得在边境屯驻重兵，保持对敌人的长期威慑；并且一旦有事，可以快速反应，御敌于国门之外。

大唐国土面积这么大，国境线漫长，光是边境的州数量就以百计。如果每个边州都设一个军镇归皇帝决策指挥的话，皇帝肯定管不过来。怎么办呢？当然是设置大军区，让一个大军区管几个或者十几个边境州，皇帝只管大军区的首长，大军区的首长管自己内部的事情。这种大军区在当时叫方镇，大军区的首长就叫节度使。

对大军区制度的探索始于睿宗李旦。睿宗元年，他任命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兼幽州都督。这是官方第一次把“节度”和“使”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节度使”就此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不过，薛讷的这个节度使还只是临时职务，并未制度化。

随后，睿宗进行监察区划改革，将贞观十道中的山南道分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以陇右道中位处黄河以西的凉、甘、肃、瓜、沙、伊、西七州设置河西道。此前，中宗已经将江南道分为东、西两道了。这样，贞观十道就变成了十三道。睿宗在河西道开展节度使制度的试点，河西由此成为唐朝的第一个方镇。鲜卑族大将贺拔延嗣作为首任河西节度使，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节度使。

玄宗接手后，觉得这制度不赖，就逐步取消六大都护府，全面推广节度使制度。先天元年，设河东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开元元年，设幽州节度使。开元二年，设陇右节度使。开元六年，设安西节度使 。开元七年，设剑南节度使。开元九年，设朔方节度使。开元二十一年，设岭南五府讨击经略使。天宝元年，将幽州节度使拆分为范阳节度使和平卢节度使。至此，覆盖陆地边境线的大方镇达到了十个，这就是著名的“天宝十节度”。

我按逆时针方向逐个介绍下十大方镇的具体情况：

平卢节度使，管辖今河北省东部、南部及辽宁省东部地区，治所营州（今辽宁朝阳），主要任务是镇抚室韦、靺鞨。范阳节度使，管辖今河北省北部和西部，治所幽州（今北京市城区西南广安门附近），负责遏制两番。以上两镇都是防御东夷的。河东节度使和朔方节度使的任务是防御北狄——突厥。前者管辖今山西地区和河北省太行山以西部分，治所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后者管辖今宁夏、陕北地区，治所灵州（今宁夏灵武）。河西节度使管辖今甘肃地区，治所凉州（今甘肃武威），主要任务是断隔吐蕃、突厥。陇右节度使管辖今青海地区，治所鄯州（今青海乐都），任务是防御吐蕃。北庭节度使管辖今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区，治所庭州（今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其任务是向东控御突厥、向西经略中亚。安西节度使管辖天山以南直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的辽阔地区，治所龟兹（今新疆阿克苏），主要任务是防御吐蕃。剑南节度使管辖今四川省中部，治所成都，主要任务是西抗吐蕃、南抚蛮獠。岭南五府讨击经略使管辖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治所广州，负责控御西南蛮。

十镇中，兵力最多的是范阳镇，天宝初编制91400人，兵力最小的岭南五府讨击经略使有兵15400人。十镇总兵力49万人，马8万余匹，而中央禁军才不过12万人。这和唐初41%的折冲府都位于关中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了。唐初是内重外轻，举全国不能敌关中；现在是外重内轻，“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边，中国无武备矣”。

任何一种制度在建立之初基本上都是利大于弊的。就拿节度使制度来说吧，兵员是职业军人，驻守是长期驻守，指挥是扁平化指挥，皇帝给节度使下命令，节度使招呼一声，两横一竖就干了，不仅有效率，而且战胜率极高。所以，玄宗在位前期，虽然敌人依旧凶悍，但都是在边境交锋，且敌人败多胜少，根本无力威胁内地安全。方镇的确成了捍卫帝国安全的利刃。可以说，节度使制度推动唐朝的军事武功达到了最后一个高潮。

但这把利刃它可是双刃，在砍伤了敌人的同时，也砍伤了自己。

首先，暴涨的军费军粮成为帝国财政的沉重负担。府兵一切租庸调全免，一切武装均须自办，国家不用给府兵发军饷，就是保障点粮草什么的。现在没府兵了，都是职业军人，人家就是吃军饷，军饷的数量一下子就上来了。有史学家做过统计，开元之初全国每年军费只有200万，但到天宝年间每年需保障军装1020万匹，军粮190万斛，约需钱1200万，是开元之初的6倍。史载，“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开元盛世”是真的，但普通老百姓生活在这个时代负担很重也是真的。

其次，节度使的权力逐步扩大，从小节度使变成了大节度使。最初的节度使其实就是个军区司令员，只能管辖军队事务，无权管辖地方事务，他是军队的高官，却不是封疆大吏。为了便宜从事，提高反应速度，玄宗不断给节度使加权，管军资粮饷的支度使，管屯田的营田使……能兼的都兼上，开采盐池的权力、发展海运的权力……能加的都加上，这就导致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

但最要命的是让节度使兼领了采访使。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根据张九龄的建议，玄宗改革监察区划，从关内道析出长安周边地区设为京畿道，从河南道析出洛阳周边地区设为都畿道，从江南西道析出今贵州大部、重庆湖北湖南小部设为黔中道。这样，十三道就变成了十六道 。唐廷在每道设置一名采访使。采访使最初只负责监察、考核官员，但发展到开元末期，已经拥有罢免州刺史的巨大权力，实际上成了一个道的行政最高首长——道长。节度使兼了采访使，就成了统管一道之内一切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了。

最初，朝廷关于节度使的任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不久任”，就是不允许长期在一个军镇任职，当了三年节度使就该挪地方，以防你在当地培植势力、尾大不掉；“不遥领”，是要求你必须赴镇，不能在朝中遥领，比如你任了河西节度使，那就得去凉州上任，而不能在长安待着；“不兼统”，就是说只能任一个军镇的节度使，不能同时兼领几个军镇；“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只要在军镇中干得好，军功成绩单很漂亮，皇帝就会让你入朝为相。这种由节度使上来的宰相不是真宰相，被历史研究者称为“使相”。

但这条规则很快就被玄宗自己破坏了一大半。王忠嗣在朔方节度使的位置上干了7年，安禄山任范阳节度使更是长达14年，破坏了“不久任”。萧嵩遥领河西节度使，牛仙客遥领河东节度使，李林甫遥领河陇节度使，破坏了“不遥领”。郭知运、王君毚兼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王忠嗣更是身兼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四镇节度使，破坏了“不兼统”。唯有“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坚持得比较好，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等人当宰相，都是走的这条路子。

发展到这时，唐朝节度使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清朝的九大总督。九大总督不兼职，一个人管一个地区。而唐朝的节度使是可以兼领多个方镇的，节度使成了一个地区乃至一片地区不加冕的皇帝，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兵有兵，一旦野心膨胀，完全具备取而代之的实力。

最后，各方镇的军队和节度使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知道，府兵都是小康人家的子弟，仓廪实而知礼节，道德水平较高。而流民很大一部分是不法之徒，啥坏事都干，他们进入军队，军队的整体素质就直线下滑了。另外，府兵起码还有情怀，觉得自己是大唐的战士，理应为国家、为君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募兵作为职业军人，只把当兵看成一种职业，谁给我开军饷，谁就是我爸爸，开多少钱就办多少事。节度使不仅管着他们的饭碗，还掌控着他们的生杀、赏罚、升降大权。所以，他们对节度使的依赖性很强，形成了非常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到什么程度呢？“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在这些军人心目中，节度使才是他们的头儿，忠于节度使才是天职，皇帝算个屁啊？！后来安禄山登高一呼，几十万军人群起响应，原因正在于此。

以上三条，特别是后两条，直接为后来的安史之乱乃至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 IX6JBIgswIcCPKRh45iOhAPFGEyv630IVWmHgmEAx4JtHS8TVpUV0LZ0Rk07X7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