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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丽正学士，唐代四大学士团体至此全部登场。太宗的“凌烟阁十八学士”和武后的“北门学士”虽然也承担一些零散的编书任务，但本质上还是政治智库。“珠英学士”倒是编了一些书，但还有陪女皇宴会、供女皇文娱的作用。唯独“丽正学士”是纯纯的学士。
能入选丽正学士的都是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别人就不多说了，我重点介绍在今天知名度最高的两个——贺知章和张九龄。
尽管许多网文对贺知章的生年言之凿凿，但其实并无史料支撑，我们只能推断出他大致出生于高宗显庆、龙朔年间（656—663）。
贺知章是越州永兴（今浙江杭州萧山县）人。唐代称江浙地区为吴中。与贺知章同时代，吴中还出了苏州人张旭、扬州人张若虚、丹阳人包融三位名士。张旭就是大名鼎鼎的“草圣”，“颠张醉素”里的那个“张”。张若虚大家更不陌生，他的《春江花月夜》号称“孤篇压全唐”。包融虽然在今天的知名度不高，但在当时也是大唐文艺界数得着的人物。时人将四人并称为“吴中四士”。
武后证圣元年（695年），已然三十来岁的贺知章进京赶考，一举高中了进士，并且中的还是第一名——状元。他是浙江有史可稽的第一位状元，开创了包邮区状元的先河，所以至今仍在浙江一带享有崇高的声誉。
朝廷授任他为国子四门博士，后又迁为太常博士。唐代的博士相当于今天的教授，但现在的教授学而优可能仕，唐代的博士则是纯博士，除非你被调到主流通道的岗位上，否则这辈子都不可能当官。稍微有点儿野心的读书人都不会在这个岗位上长干。但贺知章愣是干了27年的博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观、客观的原因都有。
主观方面，贺知章生性豁达懒散，本就无意于仕途。他出身富贵人家，工资爱涨不涨，反正他也不缺钱；职务爱提不提，反正他就没想当官。是否醉心仕途，这是贺知章和其他唐代诗人的一个显著区别，其他诗人大多想当官想疯了。
客观方面，首先，唐代的中央朝廷是北方人的天下，南方人是少数派，能够位居高位的南方人更是少之又少；其次，从古至今当官的基本素质是稳，或者说给人的感觉要稳，但贺知章生性疏狂，行为放浪，给领导的感觉就是不稳，难当大任。这些客观原因也限制了他的仕途。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位“诗狂”到底狂在哪儿！
大唐诗人谁最浪漫？我估计十个小伙伴得有九个说是李白。李白浪不浪？当然浪！但他的浪是有前提有原因的，是对仕途失意、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反弹和排遣。而贺知章就不同了，人家一辈子顺风顺水，官至三品，没短过钱花，没缺过酒喝，没遭过贬黜，他的浪是娘胎里自带的浪。
贺知章天生的烂漫性格，“少以文词知名，性旷夷，善谈论笑谑”，而且他嗜酒如命，开心要喝，不开心也要喝，酒量相当惊人。他的人生格言是：“落花真好些，一醉一回颠。”在视酒钱如粪土这一块，他和李白有得一拼，李白喝多了会大呼“千金散尽还复来”“呼儿将出换美酒”，贺知章则是醉眼惺忪地调笑：“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
“吴中四士”里，以他和张旭关系最为要好，原因就是两人脾胃相投，能狂到一块儿去。“草圣”张旭确实够癫，动不动就喝，一喝就多，一多就狂，一狂就书，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不分对象，掏出笔就挥毫泼墨，甚至当着公卿贵族的面儿用头发蘸墨书写。如此狂人，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贺知章却天天和张旭凑在一堆儿喝酒。两人喝多了就五迷三道地走街串巷，碰到雪白的墙壁，也不管是谁家的产物、有没有人管，提起笔、蘸着墨就往上写诗文。贺知章有多喜欢张旭呢？他甚至和张旭结成了儿女亲家。
关键是贺知章不仅和张旭在一起时这样，和别人在一起时他也这样；他不仅年轻时这样，而且终生都不脱狂放本色，晚年干脆自号“四明狂客”。这里面的“四明”代指今宁波余姚四明山，在当时属永兴地区。就因为他狂浪了一辈子，后人才给他起了“诗狂”的诨名，恰如其分。
如此性格，做人自是潇洒至极，但想做官，那除非领导脑子进水了。仕途长期停滞不前，贺知章能坐得住，可他表弟陆象先坐不住了。
陆象先的父亲陆元方是武则天的宰相，陆象先则是太平公主推荐给睿宗的宰相。但陆象先这个人比较有操守，不仅不肯买太平公主的好，还拒绝参与公主推翻玄宗的阴谋。所以，玄宗先天政变后清算公主同党，唯独没动陆象先，还称赞他是“岁寒知松柏”。顺便说一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句名言就是陆象先说的。成语“庸人自扰”也是打他这儿来的。
尽管陆象先总是说：“贺兄倜傥多才，是真正的风流之士。我跟其他兄弟离别日久，却从来不会想念他们。可要是一天没和贺兄聊天，我就觉得胸中生出鄙吝之气了。”但看到贺哥太过淡泊名利、仕途偃蹇不遂，他也是真心着急。
开元十年（722年），张说要启动编纂《六典》《文纂》了，就将老贺选为丽正学士。陆象先不干了，这都是大活儿，等书编成了，表哥都快退休了，进步就更没指望了，不能接！所以，他一番运作将表哥推到了太常少卿的位置上。
三年后，玄宗取“集贤纳士以济当世之意”，将丽正书院更名为集贤书院。贺知章被重新选为集贤院学士，升礼部侍郎，不久又改任太子右庶子、工部侍郎，给太子李瑛当侍读。
集贤院中只有贺知章一个南方人。他虽然已经在长安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但口音还是浓重的吴音。杜甫就曾说过：“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因为这口唐版塑料普通话，贺知章没少受嘲笑。同僚们给他编段子，说他是“南金复生中土”。啥意思呢？就是说你贺知章虽然是块金子，但也是来到我们中原以后才得以发光的。
贺知章专门写了一首诗回应：“钑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遮渠不道是吴儿。”你们中原人都爱吃蛤蜊、莼菜，也不介意这些东西产自吴地。同理，英雄不问出处，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你们干吗在意我是南方人呢？！
说归说，其实他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疙疙瘩瘩的。好在六年后，他终于等来了一个南方人——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曲江区）人张九龄。贺知章很开心，觉得从此不再孤单，腰杆儿多少也能硬一些了。但他想多了，张九龄可并不把他这位老前辈放在眼里。
张九龄出生于一个四代仕宦的家庭，也是一个神童，13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武周十三年（702年），他就考中了进士。有人考证说岭南的第一个进士是北宋时期的古成之。不过据《旧唐书·张九龄传》载：“登进士第，应举登乙第，拜校书郎。”可见，岭南第一个进士应该是张九龄。
转年，张说因为没有帮助张昌宗构陷魏元忠而被流放岭南，途经韶关他偶然间看到了张九龄写的文章，惊为天人，当时就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有如轻缣
素练”，能“济时适用”。这对年轻的张九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四年后，张九龄赴京参加吏部组织的才堪经邦科考试，顺利通过，并被授任为秘书省正九品上校书郎。玄宗即位后，在张说的举荐下，张九龄又提任从八品左拾遗。
两相对比，张九龄虽然比贺知章小十来岁，但仕途际遇可比贺知章强多了。贺知章不是输在了才华上，而是输在了“风度”——官场所需要的风度上，他虽然一把年纪了，但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老顽童。而张九龄举止优雅，气度不凡，时人对其有“曲江风度”的美誉。我们说得再直白一些，张九龄就是领导眼中特别有官相的那种人。
按理说跟着张说就不用担心仕途了，但事实恰恰相反，张九龄前后三起两落。
开元之初，姚崇秉政，一上台就将张说排挤出朝中。谁都知道他张九龄是张说的门生，这下张九龄着急了，上书提醒姚崇“远谄躁，进纯厚”，其实就是主动示好。姚崇的套路何其深也，明着复书嘉纳其言，实际上却按着张九龄不提拔。张九龄气不过，在开元四年秋辞官归养。
当时，中原出入岭南必走梅关。梅关坐落在今江西赣州市大余县梅关镇（并入南安镇）和广东韶关南雄市梅岭镇（并入珠玑镇）之间的大庾岭顶部，两峰夹峙，如同一道城门将广东、江西隔开。宋之问曾在此写下《度大庾岭》。梅关虽然是沟通中原、岭南的必经之所，但其道路历史上从未得到开凿，就是天然的崎岖山路。
张九龄返乡途中，亲身体验交通不便之苦，当时就拿定主意要开凿梅关道。刚回到家中，他就向玄宗递了折子。开凿梅关道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玄宗当然同意。
然后，张九龄自任总工，征集大量民夫开始施工。其间，他不辞劳苦，亲临现场勘验，缘磴道，披灌丛，与大家一同劳动，终于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一条全长十几公里、路宽近十七米的山道。这就是著名的“梅关古道”。
古道一经投入使用，便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张九龄在其亲撰的《开凿大庾岭路序》中写道：“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现在的道路平坦宽阔，可以并行五辆车，南来的北往的络绎不绝，四通八达。有了这条路，南北转运物资节省了大量劳力，以往高崖深谷的危险也不复存在了。
梅关古道直到民国时期都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被当代人誉为“古代的京广线”。尽管仕途受挫，却仍想着为百姓办实事，并且排除万难把事情做成。什么是好干部？我想，张九龄给我们上了一课。
干完这事，张九龄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不是和文友们诗酒唱酬，就是到岭南各地游历。有一点他肯定没想到，他开凿梅关古道的举动却给自己创造了复出的机会。
这是实实在在的政绩，路修好了，中原和岭南的交通便利程度指数级提升，往来这条路的官民谁不夸张九龄的好？！很快，长安的玄宗就听到了，嗯，这是个办实事的官员，得用起来啊！于是，开元六年春，他下敕召张九龄入京，出任左补阙，主持吏部铨选人才。
这已经不单单是起用了，这是起用加重用！
回京后，张九龄凭着实干，官职一年一个台阶。开元九年，他的恩师张说回朝任相了。这下，张九龄事业的第二春就到了，到开元十一年（723年）时官居中书舍人、内供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