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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维结缘，始于一本“手抄本”的白皮书。
这是一本关于唐代诗人王维的诗集。开本是十六开大小；纸张是很简陋的低端的白纸；封面是红色油光纸，纸上印过慰问信，只好翻过用白色的一面做封面；装订是用农村妇女纳鞋底用的线绳连缀而成。
我 1978 年参加高考，进入大学中文专业。当时，有一句很豪迈的口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晚上宿舍熄灯后，同学们的黑灯卧谈最是海阔天空。许多人都畅谈梦想或者远大志向，要当科学家、文学家、作家、教师、工程师等等。
我是听不了几个梦想，就自己先进入梦乡了。
我没有梦想和志向。
当时真实的想法是，考学，上大学，就是要当“城里人”，干工作，吃白面馒头，吃肉。至于什么专业、什么家、什么师，离我太遥远。
对文学，我几乎是一张白纸。
因为白纸一张，所以没有固定概念。学习到唐诗时，老师重点讲李杜，一个李白，一个杜甫，一个浪漫主义，一个现实主义。其他诗人都是一点而过。
李白、杜甫的诗，是好，但那时讲解都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来“开刀”，我听得懵懵懂懂，不怎么走心。课余时间，就去图书馆借了《全唐诗》翻阅。才知道唐诗的海洋有多宽广、有多深邃，才看到唐代诗人的星空有多浩瀚、多璀璨。
在璀璨的夜空中不知哪根筋跳动，忽然我就喜欢上王维这颗星，觉得他的诗，和我在乡村的所见所闻切近，特别入耳入脑，合我口味。
看得多了，觉得他的诗不是山水田园、诗中有画就可以“了之”的。他是怎么把诗和画、和音乐、和佛教融合一体的？他为什么亦官亦隐、亦诗亦禅？为什么他那首《渭城曲》能千古传唱？为什么《红楼梦》里黛玉教香菱学诗，要强调从王维入手方为正途？
钻了牛角尖，就闷着头自己到处找资料，想弄个究竟。但对于王维的研究资料，当时少得可怜。
看了北京大学教授陈贻焮的《唐诗论丛》，就愣头愣脑写信求教。陈老不嫌弃我这个愣头小子的荒唐和幼稚，竟然还回信说，你可以自己就此几个问题读书研究，并推荐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让我先看看。
去新华书店找，没有卖《王右丞集笺注》这本书；我到学校图书馆查，没有这本书；我又到市图书馆查，查到了，但不能带走看。
骑着自行车回学校的路上，我开始发愿：从《全唐诗》中，把王维的诗，一首一首抄出来。
我找亲戚从印刷厂弄来印书裁割下来的废纸边，自己再裁成十六开大小的纸，拿妈妈纳鞋底的线绳，缀成像书一样的本子。白纸上没有格子，抄书怕歪斜，我又用尺子在一张稍微硬一点的纸张上，画出稿纸模样，衬在白纸下面，映出格子，这样抄写的字，就行直字匀。写完一张，再把格子模板移到下一张纸下面，如此往复。
我借来《全唐诗》中有王维诗歌的一百二十五卷、一百二十六卷，开始作业。宿舍、教室、阅览室，只要有空，我就抄一阵子。为了将来批注、补充资料方便，我抄写的时候，每一页周边都留出很大空白。
已经不记得抄了多长时间，我抄完了《全唐诗》里收录的王维所有的诗，共计三百八十六首。
接着，我又抄写《新唐书》《旧唐书》中王维的传记。《唐才子传》中王维的传记，我也顺手抄了。赵殿成的“右丞年谱”，我也造表抄写了。顺带也把王维的文章全部抄了，附在本子后面。基础有了，我开始翻阅各种唐诗注释版本，把王维诗的特殊字词，不同差异或者争议，都抄写在那首诗的旁边。
查阅、抄录、注释的同时，我又开始阅读各类诗话、词话、谈艺录、音乐绘画书籍，摘抄关于王维的诗歌、绘画、音乐的分析评论观点。整篇的文章，抄写后单独附在手抄本后面；只言片语，就摘写成纸条，贴在具体那首诗的旁边。这本手抄的书，旁批、眉批、夹注、纸条，林林总总，成了老和尚的百衲衣。
记得摘抄过此类资料的书有：《唐诗举要》《唐诗别裁集》《青轩诗辑》《分甘余话》《瀛奎律髓》《寒厅诗话》《渔洋诗话》《人间词话》《诗品》《历代诗话》《而庵诗话》《文心雕龙》《漫堂说诗》《全唐诗说》《师友诗传录》《唐诗品汇》《诗话总龟》《沧浪诗话》《诗薮》《梦溪笔谈》《冷斋夜话》《闲情偶寄》《芥子园画传》《宣和画谱》等。
1980 年一年的时间，除了学习课程表上的功课、完成考试外，我几乎把所有自学时间都用来抄写关于王维的这本书或者叫笔记。原来缀好的本子已经抄写满了。我又装订一本同样的书本，继续搜罗有关王维的有价值的研究资料，抄录、摘编、粘贴。
知道这件事并支持我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阅览室的管理员，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姓名。
学校的阅览室很多，但我最喜欢去的是图书馆旁边的一个专门对教师开放的阅览室。那里的书报杂志多，人少，看书摘抄资料比较安静。
管理这个阅览室的是一位白发老头，很瘦弱的样子，但也很有几分书卷气。我本没有资格进去的，一次有事去找老师，谈完后就乘机在那里多待了一会儿，一直到剩下我一个人时，那老头也没有赶我走。
下班时间到了，我的一篇文章还没有看完。老头和蔼地说：“明天再来看，我替你存起来，不让别人看。”我很诧异地问：“真的？我明天还可以来这里看吗？”他笑笑说：“可以吧。”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追求知识是崇高的事，热爱读书是幸福的事。”当时，夕阳透过窗户照射着他，稀疏的白发一丝不苟，白皙的脸孔沧桑而凝重。
有了他的特许，我就常常混迹于这个教师阅览室，带着我的手抄本，如饥似渴地读我喜欢的书报杂志，抄我急需的资料。许多资料我找不到，他都说，你说给我，我替你找。他总是手到擒来。
时间长了，老头看出我在干什么，就开始和我聊天，他告诉我：“做学问就得这样下笨功夫。书，非借无以读，非抄无以记，非写无以悟。”
也许老人是从我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对我格外关照。天气热了，老师们来看书都常常自带水杯，不少老师的水杯外面还有时髦的编花的杯套。我一个学生偷偷躲在角落里看书，从未喝过水。一天下午，我正在埋头看书，忽然，一个水杯子放在了我的案头。我抬起头，看见老头离去的背影。杯子是一个玻璃罐头瓶，里面不是白开水，而是漂着几片茉莉茶叶。
茶香悠悠地钻进我的鼻孔，我的鼻子酸酸的……
另一个是远在内蒙古一所大学的杜德敏老师。
杜老师出身于洛阳书香门第，自幼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北师大毕业后抱着诗一般的梦想到内蒙古建设边疆，在一所大学当教授。一次，杜老师回洛阳探亲，他的同学、我的班主任许可权老师拉他到我们学校搞了个美学专题讲座。他讲得妙趣横生，好像对诗、对画都能融会贯通，左右逢源。晚上我就去他下榻的招待所，愣头愣脑地上门求教，并说了自己的想法和手头做的事。杜老师和蔼地和我交谈一会儿，又粗粗看了我写的一篇作业《试论杨朔散文的绘画美》，鼓励我说，基础你已经打下了，方向也对头，只要你能坚持，必会有成果。
杜老师走后不久，我的那篇关于杨朔散文的文章，竟然在内蒙古的学术季刊《文科教学》上发表。当他转寄来样刊时，我才知道他的推荐成就了我。从此，我与杜老师结缘，终身受益无穷。
也是在杜老师的鼓励下，本来只为吃白面馒头而上大学的我，这时也有了梦想：要做一个研究王维的学者。
我雄心勃勃地列出计划，写“王维的诗歌与绘画”“王维的诗歌与音乐”“王维的诗歌与佛教”“王维为何亦官亦隐”“王维当时的文坛地位和后世的评价”“王维究竟得罪了谁”“辋川别业与心灵寄托”等，最终写一本《王维评传》。
大学毕业时，我的志向是到图书馆工作，可以不用掏钱，就可以看许多书，也方便继续我的手抄王维、研究王维。
但是，世上许多事都是因为一个“但是”而改变。我被组织看中，作为定向培养的干部苗子，分配到一个乡政府从事行政工作。
我背着行李卷，坐着颠颠簸簸的长途汽车到一个全国贫困县的乡政府报到。一个窑洞住着我们两个新来的大学生，只有一张三条腿的桌子。
这本渗透着心血、寄托着梦想的手抄本，是我随身携带的宝贝。夜深人静时，我会拿出它，细细阅读。别人看见我总在夜里看手抄本书，还以为我在看黄色小说或者什么禁书，从我手里抢过去，又看不明白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就说，这个学生娃真球怪！
在抄录、学习、积累的基础上，我开始写作，把东找西凑的资料，归类、串联、比较、引申。
我把自古以来各种有名的送别诗梳理、比较，试图探究为什么王维的这首《渭城曲》一枝独秀，传唱千古。从意境优美、感情真挚，语淡情深、雅俗共赏，富有动作、易于演唱，音节舒展、取韵切情，典型概括、高度集中，词曲融洽、珠联璧合六个方面论述分析，形成六千余字，题目叫《三叠阳关唱，千古送别曲》。
我寄给远在包头的杜老师，他又一次推荐，发表在内蒙古一家学术期刊。
那时，学术型杂志、学报很少，发一篇文章何其难哉。为我连续推荐发表两篇文章，可见杜老师在学术界的德望和对晚生后辈的厚爱。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鼓励推行联产承包，“分田分地真忙”；同时也是计划生育攻坚克难时期，催粮派款，刮宫流产，也是乡村工作的重点难点。我常常参加包村工作组，跟着老同志下乡驻村，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的铺盖卷里，这本书是必需品。白天在山野游走，我会吟诵“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路树荫里歇息，我会想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到水库工地，我会想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路遇砍柴老翁，我眼前就会蹦出“欲投人宿处，隔水问樵夫”。夜晚在油灯下，我翻看着这本书，犹如幽会初恋的情人，从中获得许多安慰、滋润和鼓励。
后来，到县里工作，到地区工作，到市政府工作，到报社从事新闻工作，每一次搬家，别的东西我不管，但这册手抄书，我必须亲自单独装袋子，亲自带到新家，再亲自安放到一个妥当地方。
工作越来越忙，生活越来越好，到报社工作后，也算是专业地从事文字工作，但我知道，此文字非彼文字，离当年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我不奢望研究、写学术文章了，也不再去到处找资料为这本书增加厚度了。只是把这本书作为一个心爱之物，走哪儿带哪儿，时不时翻看几页，把玩一阵，自我满足，感觉重温旧梦的美好。偶有所得、所感、所悟，也顺手记在书页的旁边。
当然，看到新奇的资料，我还会抄写纸条贴或者夹在书里。
比如，熟知梵文的陈寅恪教授在清华国学院给研究生讲佛学典籍校勘，曾说，唐人译佛经采取音译，出了很多错误。他举例说，唐代诗人王维，字摩诘，在梵文中“维”是降伏的意思，“摩诘”则是指恶魔。如此说来，王维就是名降伏，字恶魔了。我觉得闻所未闻，就摘录补充在手抄本里。
还有美国人司徒雷登，他是燕京大学创始人，又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1962 年病逝于美国。这个正宗的美国人，虔诚的基督徒，却在临终时指定自己的葬礼上用王维的名曲《阳关三叠》为他送终。这段逸事我也补充进书里。
一次出差到广东新兴县国恩寺，看到王维为禅宗六祖慧能撰写的《六祖能禅师碑》，我也拍照，集纳在书里。
纸张本来就不好，我又时常翻看，先是书脊开始出现裂痕、裂口，我用医院用的白胶布裹贴加固，后是书页发脆，翻阅时不慎就会折断，我用透明胶纸粘贴折开的缝隙。
2000 年女儿考上大学，临行前，妻子特意找出我这本书，对女儿说，这是咱们家的传家宝，你看看，你老爸当年上大学是什么条件，是如何吃苦用功，几十年又是怎么坚持如一。
2001 年，我只身来北京工作，除了简单的行李，只把这个不是书的“书”，带在身边。其余三大柜子的书，都留在了老房子，后来大多又捐献了。
北京的购书、看书条件好多了，我开始重新装备书架，各类书籍琳琅满目，《王右丞集笺注》《王维诗选》《王维诗集注》《人间最美是清秋——王维传》《王维研究资料汇编》《纵横论唐诗》《闻一多论唐诗》《叶嘉莹说初盛唐诗》等，我也购买备齐。我到过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但精美的新书，豪华的图书馆，都找不回当年一笔一画边抄边读的求知欲望，也没有我在农村油灯下读这个手抄本的心灵享受。
有了百度、谷歌，寻找王维的研究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已经易如反掌。但对于我来说，只有看这本手抄本，才能进入王维的精神世界和他营造的文学殿堂，过去的所学所思才会一下子活跃起来，所有的知识如闻“集结号”一般，兴奋地集结起来。
后来，写新闻、写公文，遇到卡壳时，百般无奈，坐卧不宁，我就会翻阅这本书，就会有所顿悟、有所突破，或者文思泉涌，又能继续写下去。
工作生活中遇到烦心事，我也会一个人静静在书房拿起它翻看，慢慢就会气定神闲、心平如水。
2012 年，单位的年轻人举办“五四读书分享会”，地点特意选在北京国子监。我小心翼翼地带了这本书，与同事们分享我的读书生活。多年金屋藏娇的手抄书，才第一次公示于人。单位的年轻人看到它，一是笑话我的行状“如抱着十世单传的婴儿”，二是大发感慨：“没有百度的日子，多苦啊！”
现场有一名聘来的书评人，见此“一物”，莫名惊诧地看着我，“这是哪里的古董宝贝？”
2016 年母校建校一百周年，有人建议我把这本书捐给学校，我思考再三，还是没有舍得，我怕它离开我后，没有人像我这样真心珍爱它；我更害怕身边没有它，心里发空，没着没落。
写到这里，我又拿起这本书，久久地凝视，许多当年批注的蝇头小字，如今眼睛花得看不真了，只是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虽然它发黄发脆犹如美人迟暮，但幽香沉沉，滋味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