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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曙晴（1896—1950），字晓光，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人。民主人士。1931年，进入湖北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先后担任云梦县义堂区、道人桥区、黄陂县长岭区区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黄陂北乡矿山一带组织自卫武装进行抗日活动。1939年底，率领部队加入新四军。后出任黄陂县县长、孝感县县长、安（陆）应（山）县县长。1945年，调任鄂豫皖湘赣边区临时参议会秘书长。1946年6月，参加中原突围。任豫鄂陕第三专署副专员。1949年，随军进入武汉。1950年1月，任武昌县湖业管理局局长。同年11月病逝。
1896年，黄曙晴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祁家湾黄寨村一户贫寒人家。黄家无田无地，只有一栋简陋的房子。黄曙晴兄弟四人，靠父亲黄保租种地主的田地和做些小摊贩生意维持全家生活。黄曙晴在很小的时候，一边帮助家里做些事情，照顾弟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一边断断续续地在村塾就读，接受初步的启蒙教育。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914年，黄曙晴18岁那年，经媒人介绍，与邻村一个叫钟华清的女孩结婚，开始独立生活。成家以后，黄曙晴一边帮助妻子从事生产劳动，一边在村里开设一间学馆，以教书为业，利用自己有限的知识教育农家子弟。黄曙晴爱护、善待每一个学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教育学生非常认真，受到学生喜爱；他体恤民情，生活简朴，对贫苦学生主动减免学杂费，也不接受节日礼物，颇受乡里乡亲的推崇。
那时，中国处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个派系军阀割据一方，拉夫派丁，连年混战；地方土豪劣绅仗势欺人，巧取豪夺。祁家湾虽然临近汉口，交通便利，但由于天灾人祸，田地荒芜，农村经济也是一片凋敝，黄曙晴的家境越来越清苦。先是大哥常年在外乞讨，大嫂被迫改嫁，侄子活活饿死。接着，三弟离家出走。黄曙晴被迫带着一家六口人，在亲朋与四邻的接济下，依靠他教书、妻子耕织等艰难维持生计。子女四人，除长子黄群九岁入学读书外，其余虽到学龄，但均辍学在家参加生产劳动。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县区公所组织条例，对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进行改革，撤销既有闾邻等自治组织，推行保甲制度。由于推行“新政”，需要招考地方行政人员。黄曙晴为生计所迫，依靠亲朋资助，考进了湖北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原本以为就此能够谋得一个职位，但结业后半年仍找不到工作，他只得一面教书，一面到武汉找同乡会活动。后黄曙晴由湖北省政府保安处中将处长、黄陂同乡范熙绩的牵线，在该处中将参谋处处长、云梦人丁炳权的帮助下，被介绍到云梦县县长、丁炳权二兄丁铮域那里谋得一份差事，并先后在云梦县义堂、道人桥两个区担任区长。黄曙晴家境自此才得到较大改善。
1935年，丁铮域调任黄陂县县长。黄曙晴带领全家人回到黄陂县长轩岭，被就地安排为长轩岭区区长。不久，大儿子黄群也在黄陂县政府谋得一份职员差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1937年8月，进攻上海。12月，进占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屠杀中国军民30万人，国民政府被迫把首都迁到武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虽然组织了一些英勇的反击战役，但总体上丧师失地、节节败退。1938年5月，日军占领津浦铁路重镇徐州。10月，进攻广州、武汉。
七七事变爆发之时，黄曙晴又由丁铮域介绍到武汉警备区当三等秘书，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7—8月，由南京迁来武汉的国民党政府又准备逃往重庆，武汉进行大规模的人口疏散。黄曙晴为形势所迫，乃愤而弃职，回到家乡黄陂。
武汉会战，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一溃如水。黄曙晴既怒愤于日寇亡国灭种的侵略暴行，又慨叹于政府的腐败无能，于是决定书生报国、投笔从戎。黄曙晴带领一批热血青年，四处搜集国民党溃军丢弃的枪支弹药，组织起一支自卫武装，在黄陂北乡矿山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初，黄曙晴领导的队伍发展到200人枪，由于给养困难，单靠筹款无济于事。他打听到附近方家潭一带有一个游击支队，司令尹昌彦，也是打着抗日旗号。于是，他主动派人前去同尹谈判，愿意接受其改编，条件是真抗日，受编不受调，发足给养。尹为壮大自己势力，对黄所提条件全部接受，并委任黄曙晴为独立团团长。半年之后，黄曙晴发觉尹是与日军有勾结的汉奸，毅然脱离其节制，将部队转移到（黄）陂孝（感）边地区固守操练。不久，黄曙晴部队又被收编到国民党鄂东行政督察专员兼游击总指挥程汝怀所属徐少阶部队，编为第三支队，黄曙晴担任支队长。
抗战初期武汉地区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1月，李先念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出发，向豫鄂边敌后挺进，会合了一些零散的抗日力量，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在豫南、鄂东和鄂中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打击日伪军，迅速扩大了影响，建立了敌后根据地。5月，活动于平汉线两侧的新四军鄂东第六游击大队在第五游击大队配合下，由罗厚福、官楚印带领，一举歼灭驻黄陂县蔡店李新湾的伪军第八军李汉鹏部，俘其旅长以下300余人，拔除了日伪在游击区的据点。可是，徐少阶却下令黄曙晴带领第三支队向东阳岗一线袭击新四军，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那时，黄曙晴的部队中已有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受到士兵拥护。因此，黄曙晴以“未发给养”为由，拒不执行徐少阶命令。于是，徐少阶暗中勾结驻礼山覃寿桥部，以黄是“共党嫌疑分子”“勾结共匪企图叛变”为由，分进合围，解除了黄曙晴的武装。虽经黄陂县县长田江昌出面调解，并委他为黄陂县第四区区长，但他拒绝履任，带领一家人赋闲在黄陂北乡汪家畈。当年阴历年底，由第五、第六大队合编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队再次挺进到黄陂北乡。黄曙晴主动出面与部队联系，就抗日事宜取得谅解，由此带领全家参加了革命。
黄曙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及其革命斗争，掀开了他的人生履历的光辉一页。其时，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在鄂中京山县养马畈正式建军。按照中共中央中原局“创立坚强的游击队伍，建立豫南、鄂中、鄂东抗日根据地，并使之打成一片，这是鄂豫边、鄂中以及鄂豫皖三个区党委最主要的任务”的指示，豫鄂边区党组织及其游击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各种救国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农业生产，加强根据地民主建政工作，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全民抗战气氛。在这里，黄曙晴的思想受到深深的触动，真正地感受到了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定执行者，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部队，是人民的保护神。因此，他更加相信共产党，以更大的热情积极投入到边区根据地火热的革命洪流之中。
《豫鄂边区施政纲领》
鄂豫边区民主选举场景
1940年4月，黄陂县召开全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黄陂县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是“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黄曙晴当选为县长。同年12月，孝感县人民政府成立，黄曙晴担任孝感县县长。与孝感县毗邻的安（陆）北二区（赵家棚）划归孝感县属，黄曙晴大儿子黄群担任安（陆）北二区区长。后来，安（陆）北从孝感县属析出，成立县级行政办事处，黄群任办事处主任。从此有黄氏“父子县长”之称。
1941年初，（黄）陂孝（感）行政公署成立，黄曙晴任行署主任。4月，豫鄂边区在京山县向家冲召开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豫鄂边区行政公署。豫鄂边区行政公署下设鄂东、信（阳）应（山）、天（门）汉（川、阳）、襄（河）西四个行政办事处和安陆、应山、云梦、孝感、随（县）南、京山等六个直属县。（黄）陂孝（感）行政公署即行撤销。黄曙晴调任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秘书长，以加强边区的政权建设。
1942年8月，鄂中地委报豫鄂边区核准，将安陆、应山、孝感三县接壤的安北、应南、孝北地区合并成立新的安（陆）应（山）县，县政府驻赵家棚黄家柏树湾。安应县下辖五个区，一区在孝（感）北，二区在安（陆）北，三、四、五区在应（山）南。王良担任县委书记。同时成立县指挥部，县委副书记汪立波担任指挥长兼政委。安应县地理位置适中，交通便利，群众基础好，是边区根据地的核心区。
鄂豫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
安应县委成立后，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黄曙晴为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同时，各个区乡也按照这一原则选举产生了区乡政权，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
安应县成立前后，正遇上边区大旱之年，全县持续干旱，200万人口受灾。农业生产和军民生活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战胜60年未遇的罕见旱灾，县委决定组织群众开展水利建设，提高生产自救能力。早在1941年8月，当时的安（陆）北工委就召开区乡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会议，研究讨论解决群众生活和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等问题。安（陆）北工委书记汪立波指出：“安应地区年年受旱，水利设施太差。从现在起，开展一个兴建水利的群众运动。虽然大部分田地属于地主，我们穷人出力，难道地主就不能出钱出粮？”
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会议决定把度灾荒与兴修水利结合起来，提出“有田出粮，无田出力，以工代赈，共度灾荒”的口号。会议还具体规定：以村为主兴修水利，谁修谁受益。粮食自筹，当日兑现。出工的报酬按劳力的强弱分成三等。挑100斤以上者每人每天3升米，挑100斤以下者2升米，未成年的孩子1升米，遇有特殊情况，经群众评议后可酌情增减。
随后，安（陆）北工委又召开了一次爱国民主人士会议，80余人到会。汪立波向大家讲明了兴修水利的好处和按照田亩多少进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得到了与会民主人士的支持。当年11月，赵家棚西边胡王薛村前面的一条小河流上的水坝率先动工。接着，又在这条河上的河山杨、李家嘴两处同时开工建设两座堤坝。三座水坝在次年春天即发挥作用，受到老百姓的好评。
1942年8月，安应县委、县政府成立后，决定因势利导，在去年兴修水利的经验的基础上，把水利建设推向新的高潮，在全县开展更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运动。县长黄曙晴积极落实县委决策，组织政府人员拟订全县修建1000口塘堰、100座堤坝的水利工程计划，通称“千塘百坝”计划。
很快，安应县委、县政府成立了由县长黄曙晴、县委副书记汪立波等组成的水利建设指挥部，具体实施“千塘百坝”计划。
黄曙晴根据边区田赋政策，按照“有田出粮，无田出力，以工代赈”的原则，细化群众的合理分摊比例，将水利工程受益的灌溉地区的田亩分成三等九则，做到既合理负担，又保障水利工程顺利施工。安应人民群众有了三座大坝的示范经验，积极支持、参与水利工程建设。
安应县“千塘百坝”运动得到了边区党、政、军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关怀。边区党委从边区建设银行拨出300万边币（合稻谷1200万斤）给安应县，用作水利建设经费。驻扎在当地的新四军第二军分区部队和鄂中地委机关也参与、支持工程建设。工程建设期间，李先念曾多次亲临水利工地视察，指导工程建设、慰问劳动群众，并亲自参加劳动。他指出：“修塘筑坝这办法好，既修了水利，又度了荒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合乎人民要求的，今后要推广。”他还强调要注意质量。塘要挖深，坝要筑高、培厚、夯紧，只有这样才能多装水，不漏水，寿命长。
经过连续几个冬、春的奋战，安应县同时开工的300多处工程大部分竣工，共修坝106座，挖塘1063口，胜利地完成了这个宏大的水利建设工程。
安应县自从大搞水利建设后，大多数水利设施蓄水能力大为提升，基本能够保证农业生产大旱年景能减灾、小旱之年能免灾。由于灌溉得到保障，农业生产连年夺取了大丰收。《七七报》曾报道：“我们边区由于党政军民一起动手，兢兢业业进行生产运动，尤其是今年春耕水利建设，加之中夏风水调顺，得以在今年获得数十年来空前普遍的丰收。”
“千塘百坝”工程竣工之时，安应县委、县政府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县委书记胡山代表县委和政府，向参加修建“千塘百坝”的军民和全县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感谢，并对槎山乡等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典型予以慰问、表彰。黄曙晴县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庆功大会上即兴吟诗赞颂道：
晴和跨马越山巅，
坝上霓裳舞正妍；
馥馥他时渗五桂，
源源此际话双泉。
峰高万寿层层秀，
烛秉千秋日日燃；
有志乘槎看面目，
暂将乐兴寄前川。
短短八行诗，既描绘了“千塘百坝”竣工后的山清水秀，又抒发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豪情。1944年春，安应县水利工程建设的成绩受到了鄂豫边区行政公署的表彰。
边区“千塘百坝”运动的消息传到延安后，《解放日报》和延安广播电台均作了报道，把安应人民在敌后坚持兴修水利的经验向全国各解放区作了介绍。后来，当地直接得益于水利工程的农民群众，还把孙家畈、赵家棚等两处水坝亲切地称为“黄公坝”“汪公坝”，表达对黄曙晴、汪立波等县领导和政府的感激之情。
黄曙晴担任县长期间，还十分重视军拥民、民拥军，建立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1942年农历腊月三十的晚上，正是老百姓欢度除夕之时，罗厚福带领新四军战士执行紧急任务路过安应县一个村庄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扰了乡亲们的好梦，就严令战士们不得跟老百姓叫门进屋。于是，战士们就在屋檐下、草堆旁和衣而坐，裹着稻草抱团取暖，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之夜。
初一大清早，村民马大爷看到新四军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
战士们听了，回报以微笑：“大爷，这是纪律。”
“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账去。”
等马大爷找到罗厚福时，他早已被乡亲们围得水泄不通，七言八语：“你为什么事不让战士们进屋？”“只准战士们保护我们过年，不准战士们进屋，这是哪儿来的道理？”“老罗，你太狠了，这样搞，冻坏了战士们，我们可不依啊！”
面对乡亲们的责问，罗厚福只是嘿嘿地干笑，一言不发。马大爷看到这番情景，只好自言自语感慨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这个故事很快传到了安应县县长黄曙晴的耳朵里，他也十分感动，当即题诗写道：
苍苔夜冷雪纷飞，
忽报将军征战回。
驻马怕惊乡老梦，
安卧声息嘱从微。
1944年初开始，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为了将安应建成巩固的战略后方，县委、县政府根据边区党委、行署和鄂中地委的统一部署，积极组织人民群众开展互助合作和减租减息运动，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积累物质基础。
1944年初，安应县委、县政府决定以槎山乡为试点，大力提倡开展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主要内容就是宣传动员农户生产互助，成立换工组、变工队，调剂耕牛、农具、劳力的余缺，给军烈属代耕等。特别是在“抢救黄谷”时节，仅槎山乡就集中了160架水车翻山车水抗旱，充分体现出互助合作、组织起来的力量。在槎山乡试点下，安应县大都实行了农业互助合作，确保农业增产增收。
减租减息方面，根据边区政府“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政策，黄曙晴指示县政府发出布告，明确规定减租减息具体办法。为了使减租工作做到普遍彻底和细致，安应县在乡成立了乡评租委员会，由各阶层人员联合组成；在保成立保评租委员会、佃户会及模范小组。确定减租的工作重点是做到普遍彻底，实行“二五减租”，取消一切额外剥削，退押金，重新订立契约。
他们的具体做法是：第一，选择四五户积极的贫农或佃户，组成“模范小组”，到各家各户进行宣传，协助调查那些阻碍减租的分子。第二，由各阶层佃户参加，组成佃户会，划分佃户小组，“模范小组”的成员大多兼任佃户会的小组长。佃户会由农救会会长领导。佃户会成立后，就着手进行登记佃户家种业主多少田、承担多少租额、业主是城里的还是本地的等情况。第三，召开保内群众大会，推选代表成立保评租委员会，制定减租办法、措施、纪律等，申明如有明减暗不减的，将以破坏法令论处，对抗拒双减的士绅进行有节制的说理斗争。第四，成立乡评租委员会。参加乡评租委员会的有各保代表、乡内有名的士绅和活动分子等。乡评租委员会主要讨论如何看课、乡内统一的减租办法和标准。
由于各区乡都较好地掌握了减租政策，特别是“三七五”的标准得到了主佃双方的拥护，使广大农民群众得到了实惠。安应县全县36个乡，全面实行减租的有30个乡，减一半的有四个乡，全系敌占区的两个乡未减。
在全面减租的30个乡260个保中，减租业主9166户，共减租谷168万余石，受益佃户16000余户。
减租减息，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调动了他们抗战、生产、拥军、拥政的积极性。安应县农民说：“新四军在这里，我们种田才有劲。”“这年要不是新四军在这里，我们真难活命。”“现在高利贷取消了，连正租还要减，真希望新四军在这里长待些好。”
安应县在减租斗争中，还进一步发展了党组织，改造了乡、保政权，整顿了农救会和妇救会，加强了自卫队、基干队，充实了乡游击队，农民参加抗战、保卫家乡的热情更加高涨。据安（陆）应（山）县10个乡统计，在减租中提拔基干队干部59人，发展新队员289人，撤换干部39人，清洗队员123人。20个乡共撤换乡、保长71人，建立保委162个，人数797人，提拔保农救会会长34人，撤换保农救会会长32人，建立“模范小组”75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鄂豫边区后，此时已经调任豫鄂边区临时参议会秘书长的黄曙晴和他的战友们一样非常高兴，心情振奋，深感扬眉吐气。他期盼着：经过八年战乱的人民群众，从此可以阖家团圆、安居乐业。
然而，黄曙晴的这一想法很快为现实所破灭。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不顾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渴望和平、民主的建国愿望，积极准备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打内战。国民党一面对外放出和平谈判的烟幕敷衍老百姓以争取时间，一面积极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周边大举增兵。首当其冲的是具有战略地位的中原解放区。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重重围困中原解放区部队。其时，黄曙晴奉命随中原军区机关在宣化店集结待命。6月26日，在国民党军队发起总攻前夕，中原部队按照中共中央预先批准的计划，分路实施突围。具体战略意图是：首先由皮定均率领中原军区部队第一纵队第一旅向东行动，造成主力部队向东突围的假象，以迷惑敌人，转移敌人的视线；中原军区部队主力则分为南北两路军向西突围。其中：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和第二纵队主力第十三旅、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第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为北路军，王树声率领第一纵队（缺第一旅）为南路军；张体学率领鄂东军区部队独立第二旅在主力部队突围后挺进大别山腹地，牵制敌人兵力。此外，由黄林率领河南军区部队在平汉铁路西侧掩护北路主力突围作战；王海山率领第二纵队第十五旅大部分部队随第一纵队行动；罗厚福所率领的江汉军区部队除留少数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外，其余部队转移到襄河以西地区。
按照这一战略部署，黄曙晴所在中原军区机关，跟随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率领的北路部队共15000余人，于6月29日快速越过平汉铁路后向鄂豫川陕边西进。
7月11日，鉴于国民党军队追堵日急，为分散敌人兵力，北路部队决定兵分左右两翼展开行动。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第十三旅、第十五旅之第四十五团、中原军区警卫团一部执行左翼行动方案，经郧县南化塘、陕西山阳漫川关一线向宁陕方向前进；由王震率第三五九旅、干部旅执行右翼行动方案，取道荆紫关、山阳，向镇安、柞水方向前进。7月17日，北路部队左翼进抵鄂陕边境咽喉要道荆紫关、南化塘一带，遭到胡宗南第一军整编第一师的堵截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五六个师追击，中原军区机关人员被压缩到玉皇顶下一条深沟里。危急时刻，李先念指挥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主攻，第三十八团、第三十九团侧翼掩护，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断后，经过整夜激战，反复冲锋五六次，硬是从玉皇顶西南一侧杀开一条血路，掩护中原军区机关部队突出重围。7月中旬，北路部队左翼到达商南县。2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在白鲁础召开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创立根据地的指示，商量在陕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7月底，李先念率领部队进入山阳县中村镇附近，先后与迎接中原突围部队的中共商洛工委书记、陕南游击队政委王力等取得联系。8月2日，北路部队左翼与陕南游击队指挥巩德芳游击队在丹凤县留仙坪胜利会师。
再说黄曙晴，当时由于天黑，又下着大雨，他与妻子钟华清等六人被打散，等突围走到陕南山阳县马家店时，却找不到部队的去向。他们只好暂时住在当地一户平常以行医为业的村民何子回家中，以便四处打听部队下落，随时准备归队。直到有一天，黄曙晴碰见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政委秦振，才得知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率领的北路部队左翼已突围到达山阳县中村镇附近的张家湾。于是，秦振给黄曙晴4万元钱，又给何子回1万元，面托何子回护送黄曙晴等人到达中村镇，回归中原军区机关部队。
中原军区北路部队突围到达陕南后，根据形势发展和中央指示，加快与陕南游击队联合创建豫鄂陕边根据地的步伐。9月24日，李先念在丹凤县一个叫封地沟的地方主持召开中共豫鄂陕区委员会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中共豫鄂陕区委员会、豫鄂陕军区。经中央批准，豫鄂陕边区党委由汪锋任书记、周季方任秘书长，下辖第一至第五等五个地委；豫鄂陕军区由文建武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陈先瑞任副司令员，方正平任副政治委员，陈先瑞、闵学胜先后任参谋长，张树才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五个军分区。10月中旬，豫鄂陕边区行政公署在丹凤县蔡川镇上庄子坪成立，主任汪锋、秘书长陈守一，下辖四个专署、一个行政办事处。至此，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领导着豫鄂陕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在此期间，李先念、任质斌等中原局领导考虑到黄曙晴已年逾半百，身体又有病，决定想办法把他送到延安去。但后来形势发生变化，黄曙晴去延安一事终究未能成行。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是中原突围北路主力的落脚点，也成为未来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出发地之一。豫鄂陕边区行政公署一共有四个专署。其中，第三专署管辖商山县、郧山县、郧商县、山阳县、郧均县等五个县级民主政府。第三专署主要是配合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王力）、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周光策）一起开展游击战争，领导辖区各个县级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开展生产、帮助部队解决给养支援战争等，及时地解决部队困难。在陕南一年多的岁月里，黄曙晴被任命为第三专署副专员。他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积极协助专员余益庵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带领老百姓筹集军需、安置伤病员，作出了贡献。例如，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三专署所辖各县中，商山县民主政府想方设法支持和帮助人民解放军及地方游击队筹集粮食，向老百姓征、借粮食和衣被，获得群众积极响应，短时间内收到粮食80万斤、棉花2300多斤和一批土布；郧商县民主政府动员群众利用赶集的机会，到周围国民党军占据的集镇代购土布和棉花，组织妇女为部队缝棉衣、做军鞋。仅小川乡办的一个被服厂就赶制棉服1000多套，组织妇女做军鞋1000多双，部分地缓解了军队缺衣少穿的困难。由于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豫鄂陕军区没有野战医院，战时伤病员就只能寄养在老百姓家中，由当地群众掩护照料。第三专署所辖各县群众，纷纷养护我军伤病员。仅山阳县龙山头到梅子岭约百里的地带，群众掩护的伤病员就有近千名。
进入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全面进攻并未成功奏效，进攻势头遭到遏制，在多个战场上处于收缩状态。2月中旬，中原军区主力部队按照党的指示，奉命北渡黄河，开往山西晋城休整，准备积蓄力量，反攻中原。
中原军区主力部队撤离后，敌人纠集万人以上部队“清剿”陕南游击队。黄曙晴由于跟随第三军分区主力转移，没能随主力部队行动。后由于叛徒告密，被商南国民党自卫队及当地还乡团捕获。妻子钟华清亦被俘，惨遭折磨后被敌人活埋。
同年8月，中原解放军结束晋城休整，编入晋冀鲁豫军区系列，并回师中原。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夏邑县。黄曙晴从该县县政府逃脱。后与许子威、曹冰清等人重逢，回归到革命行列。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黄曙晴跟随解放大军进入武汉。
1950年1月6日，黄曙晴被分配到武昌县工作，并由大冶行政专员公署任命为武昌县湖业局局长。同年11月病逝，享年55岁。
参考文献
1．湖北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张肇俊、张军主编：《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史》，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
3．文道贵、张广立著：《鄂豫边区民运工作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4．《罗厚福带领新四军战士屋檐雪地度除夕》，荆楚网2015年10月28日。
5．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商山丹水写春秋——纪念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创建70周年》，商洛政府网2016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