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陈离（1892—1977），字显焯，四川安岳人。1915年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七师师长，率部出川抗日。1938年，在滕县与日军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后率所部驻扎在鄂豫边区，对新四军第五师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也遭到国民党的猜忌。1949年1月回到川西农村，做川军策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加入民革，任民革中央委员、湖北省副省长、中央农林部副部长等职，1977年5月3日病逝。
1892年5月18日，陈离出生于川东安岳这个闭塞的小县城。那时候，号为当地望族的陈家，境况已今非昔比，他的父亲，那个昔日衣食无忧的公子，得靠为人代写讼词为业，来养活包括陈离在内的有着六个孩子的一家大小。作为长子的陈离就是在这样清贫的家庭中长大的，这让他从小就养成了同情弱者、善良坚毅的品性。陈离少时，父亲教他文化知识；稍长，他进了新式学堂，初步接触民主自由思想。当时西方列强环伺，国内战乱频仍，中华民族危难深重。在这种背景下，抱着救国救民理想的陈离，初中读完后即毅然投考重庆蜀军将校学堂，后转入成都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第三期学习。从这里炮科毕业后，他加入行伍，几乎参加了四川的历次内战，也凭着自己的智勇，逐步从排长、连长，升到团长、旅长，到1937年9月出川抗日时，他已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五军一二七师中将师长。
早在1930年，陈离就与共产党人打过交道，不过那一次交道，让他“吃惊”不小。那时陈离任川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第二混成旅旅长，由于他平时对军队内的中共组织和党员活动基本持开放态度，第二混成旅的中共党组织和党员活动十分活跃，川军中的不少高级将领为此多次告诫他，要他加以注意和防范，而他认为，凭着他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不会在他的防区内暴动，即使暴动，也会事先通知他的。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立三路线”的影响，更由于第二混成旅内共产党员徐昭骏、刘的均、刘连波、曹荻秋等的极力策动，驻守广汉的第二混成旅第一团、第二团于1930年10月25日突然宣布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时陈离在成都，闻讯大惊。他对身边人吼道：“为啥子要这样蛮干？要干也得同我商量一下嘛！”虽然这场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陈离也因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的保护，仅仅落得个“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但通过这一事件，共产党人对信念的执着和为理想甘于牺牲的精神给陈离留下了深刻印象。
率部出川前，陈离与家人合影
陈离与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交往主要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当时陈离的一二七师从成都出发，前往华北抗日前线，路经西安。
在一二七师活动的地下共产党员张晓峰，把陈离对共产党的态度，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党代表林伯渠作了汇报，林伯渠表达了想见陈离的愿望。后来在张晓峰的安排下，陈、林两人不仅见了面，而且还相谈甚欢，颇有一见如故之感。根据林伯渠的建议，张晓峰被陈离任命为一二七师师部副官，少校衔，负责联络八路军。陈离率部到山西后，张晓峰还受令到汉口去见董必武，并带去了陈离为筹建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而捐赠的2000元法币，董必武随即派了三名共产党员到一二七师工作。
忻口会战失利后，一二七师奉命撤退到洪洞和韩侯岭一带进行休整，师部驻在洪洞县城，而此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亦率部东渡黄河，到华北参加抗战，总部亦驻在洪洞。一天，一二七师师部门口走来一位穿士兵装束的中年男子，声称要见陈离师长。卫兵见此人衣着普通，却要见师长，便要他拿名片来。来人告知没带名片，只是要卫兵通报他姓朱，叫朱德。陈离的卫士长正好路过，听见来人说叫朱德，以为是假冒八路军总司令的，便要来人写字条为凭。来人写了字条，卫士长递上后，陈离一看，正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遂赶紧起身，走到门口迎接。陈离对卫兵的怠慢很不满，正要发作时，被朱德制止。朱德认为，他也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能挨骂。况且陈离的部队步行几千里来到这里抗日，刚刚才从战场上下来，功劳苦劳都有，更应受人尊重，自己是来看望大家的，谈不上怠慢。
陈离和卫兵都深受感动。在随后的交谈中，陈离向朱德表达了川军将士杀敌报国的决心，朱德则向陈离介绍了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和作用，并希望陈离无论在何处驻防，都要设法帮助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陈离慨然允诺。
临别时，朱德听说第二十二集团军的总部也驻在附近，便告诉陈离，护国运动时，他与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就相识相交。“明早你去我们那里吃早饭，饭后我们一起去拜访他。”他邀请陈离说。
次日一早，陈离应约回访八路军司令部，并在那里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等，双方相谈甚欢。共产党领导人的热情、真诚与朴实，让他油然而生亲近之感。在随后拜会邓锡侯的过程中，朱德又提到了共产党的游击战思想，引起了陈离的极大兴趣。陈离邀请朱德到一二七师做游击战的报告，朱德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作为游击战的专家，朱德的这场报告自然受到了一二七师官兵的热烈欢迎。朱德走后，该部还以连、排为单位，组织讨论了朱德的讲话。陈离把这些情况，向邓锡侯作了汇报。邓锡侯也兴致大增，遂连续三次邀请朱德为第二十二集团军团长以上的军官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
徐州会战期间，陈离作战勇敢，在台儿庄战役中身负重伤。他的右腿被日军机关枪洞穿，幸赖警卫人员拼死相救，张晓峰夫妇悉心护送，几经辗转，才被送往汉口协和医院治疗。
陈离重返部队，已是1938年7月。这时候徐州会战已经失利，武汉会战刚刚拉开帷幕，一二七师隶属第五战区，正驻防湖北随县高城一带，陈离任第四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一二七师中将师长。恰在这时，原来领导过“广汉兵变”的共产党员曹荻秋及原来长期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郑绍文，也分别被中共中央长江局派到第五战区第二十七军干训团任主任政治教官和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干训团主任政治教官，他们两个都是四川人。也就是说，曹、郑、陈这三位四川老乡，就此在第五战区有了人生的交集。
陈离在汉口协和医院养伤
1938年12月的一天，曹荻秋听说陈离所部驻在高城，便约上郑绍文去拜见陈离。他乡遇故人，自然格外亲。谈起往事时，陈离笑着对曹荻秋说：“兄弟吔，你那‘一锤子’（指兵变时敲钟为号），要我的命呀，差不多把我的部队敲掉一半呢！”曹荻秋和郑绍文听了哈哈大笑。
郑绍文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不仅不去‘敲’你的墙，还要来帮你‘砌’墙，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做的，尽管提出好了。”
陈离说：“你这还真说到我的心坎上了。徐州会战时，由于缺乏担架兵，战场救护不及时，我们许多伤员被日军抓住，枪杀了，很痛心！后来我和张晓峰说了，他就去武汉定制担架，并从董必武那里带回几个人，组建了担架连，在战场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只可惜，后来战事紧张，兵力不济，我把担架连也直接派上了战场，担架连的官兵因此大部牺牲了。你们跟老百姓联系得紧，能不能帮我再组织个担架队呀？”
郑绍文说：“没问题呀，这事好办，我们会尽快落实的。”
很快地，曹荻秋和郑绍文把陈离要求组织担架队的事，向中共鄂中特委作了汇报，鄂中特委很快抽调党员和积极分子，在陈部成立了担架队。为此，陈离对曹荻秋和郑绍文，尤其是郑绍文给予了很高评价。
不久，中共鄂西北特委派张执一来到高城，找到陈离，希望陈离能提供1000支步枪，由中共地下组织掌握，成立一支独立游击支队，在敌后打击敌人。
张执一是湖北汉阳人，原名张忍，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虽在后来革命生涯中被国民党投入监牢多年，但革命信念坚定，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改为“执一”。武汉会战期间，他和钱俊瑞、胡绳、李相符等党员被中共中央长江局派往第五战区工作，他在那里担任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负责人。
他与陈离谈到组建独立游击支队的事后，陈离答得很爽快：“好哇，我来想办法就是了。”
顿了顿，他又说：“刚开始拉队伍时，经费肯定紧张，我支持你们三个月活动费吧！”
张执一一听，这太好了，遂说道：“陈师长，我代表我们组织感谢你！”
陈离说：“感谢啥？都是为了抗日嘛！不过，我可有个条件哟！”
张执一急切地问：“什么条件？你说！”
陈离说：“既然是以我们四川军队名义组建的游击队伍，那负责人就应该由我们四川人来担任啰！”
张执一说：“那没问题！郑绍文来当支队长，如何？”
陈离说：“好哇！郑绍文人才难得呀！”
张执一又说：“张晓峰担任副支队长，怎么样？”
陈离说：“好！他跟随我两年多了，值得信赖。”
张执一回到中共鄂西北特委后，把这些情况转述给了钱瑛书记。钱瑛很高兴，便要郑绍文去做准备。此时郑绍文的公开身份还是第三十三集团军的政治教官，于是郑绍文便去找集团军政训处商量，希望辞职去一二七师工作，哪知集团军政训处也正缺人手，坚决不同意郑绍文辞职。郑绍文无奈，只好把担任支队长的事暂时放了下来。
次年1月，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推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方针，这次会议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发生转变的标志。第五战区内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气氛也随之高涨，包括原先成立的钱俊瑞领导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张执一领导的湖北战时乡村工作委员会都先后被撤销。这时钱瑛被中共中央中原局调任鄂中特委书记，被迫辞去第三十三集团军政治教官的郑绍文也随之从襄樊来到了鄂中。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钱瑛想起陈离曾答应出枪让郑绍文组建游击支队的事，认为此举如办成，那将对鄂中抗日形势产生极大影响，便嘱咐郑绍文再去找陈离商议此事。郑绍文就邀约在第二十二集团军政治部工作的地下党员胡春浦一起，以集团军视察员身份，去一二七师“视察”。
一番巡视检查后，郑绍文言归正传地问陈离道：“陈师长，你之前说让我当游击支队长，这事现在可以兑现了吧？”
陈离以为郑绍文是开玩笑，便说：“你现在在集团军里当视察员不是蛮好吗？还当个什么支队长？”
郑绍文一本正经地说：“那不一样，当支队长有人有枪的，当支队长好！”
陈离见郑绍文说得严肃，知道他是认真的，就说：“唉，老弟，此一时，彼一时呀！现在老蒋到处讲‘防共’‘限共’，搞摩擦，闹分裂，游击支队搞不成了！”
说罢，他看着郑绍文说：“实在抱歉啊，你们行动晚了！”
就这样，陈离支持共产党组建独立游击大队的事，流产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回到湖北的董必武，凭着他的社会影响和威望，动员他的老朋友、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兼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瑛，在应城汤池举办了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培养新型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由中共湖北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陶铸主持日常工作，主要招收来自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的流亡大学生及武汉和鄂中地区的知识青年，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从训练班结业后，大多分到全省各地从事农业合作事业，其中的一些学员，后来在武汉沦陷之前，被鄂中特委组织起来，与原应城县保安大队结合起来，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七十号人的汤池抗日游击大队。
当年12月中旬，鄂中特委决定将应城、应山、钟祥等地中共领导或受中共影响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由孙耀华兼任司令，共产党员张文津任参谋长。
孙耀华是黄埔六期生，后入金陵大学学习，因追求进步，全面抗战爆发后，被鄂中特委通过民主人士李范一，向国民党湖北省第三行政督察专署专员石毓灵，推荐为应城县县长，兼任“应抗”的司令。但这个“应抗”司令当得十分不易，主要是要为部队的枪弹粮款发愁。如果说作为县长，粮款的筹集还好办一些的话，枪弹的添置则往往是他无能为力的。1939年1月，陶铸来到随县高城长岗店，孙耀华赶去向他汇报工作。谈及“应抗”武器问题时，陶铸说：驻扎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二七师，其师长陈离与我党的关系一向友好，你到他那里去化缘，说不定会有收获的。
孙耀华听罢，连忙冒着风雪，赶到了高城，找到了陈离。陈离见孙耀华身着单衣，脚穿草鞋，既惊讶，又感动，连说：“哎哟，你这个县长不简单！如果我们当官的，人人都学你的话，抗战何愁没有希望呢？！”
孙耀华告知此行的目的，陈离说：“好的，我尽力而为。”
他赠给孙耀华德国造20发快慢机驳壳枪20支、手榴弹和子弹数十箱、电台一部和军用地图若干。孙耀华感激不已。
陈离说：“说啥子感谢嘛！前年我与你们朱总司令会面时，他曾希望我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要支持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我只是照着他的希望去做罢了，要谢，你们去谢他得了。”说完，哈哈一笑。
临别时，空中北风怒号，雪舞漫天。陈离走出营地，坚持要送孙耀华一程。路上两人边走边聊，十分投机，俨然成了老朋友。到了敌我警戒线时，陈离嘱咐孙耀华注意安全，多加保重，随即两人挥手告别。
这一份深情厚谊，孙耀华一直记着。后来，“应抗”在对敌作战中，缴获了一门平射炮，孙耀华便把它作为回礼，送给了一二七师。
1939年1月17日，为开创鄂豫边区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派李先念以国民党少将身份，率领160余人从河南确山竹沟出发， 挺进鄂中。2月17日下午，已到达随县的李先念在钱俊瑞、郑绍文等人的陪同下，于天河口会晤了陈离。一番寒暄后，众人坐下喝茶，陈离对李先念说：“贵军远道而来，在武器装备上有何要求，请提出来，我们设法解决。”
李先念说，目前我部最紧缺的还是电台和地图。
陈离说：“这两样东西，国军控制得都很严格，规定要配高级参谋加以保管，保管人员的名单还要上报统帅部，凡丢失的，必受重处。但贵军所需，我心里有数。”
李先念很感谢陈离的坦诚。
不久，陈离设法弄到一部15瓦特的电台及有关军用地图交随县地委书记顾大椿转送李先念。
此后，陈离又两次邀请李先念到他的师部住下来，商讨共同作战和配合问题。20世纪80年代，李先念在《关于编写新四军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谈话》中还专门提到了与陈离的友情。他说：“川军孙震的部下有一位师长叫陈离，和我还是好朋友。我在他的师部住过好几天，他送给我们地图和一些枪支、弹药等。在当时来说，对我们的帮助是不小的。”
1939年2月底，日军进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驻地随县厉山，一时情势危急。陈离得悉后，即令三八〇团第二营紧急出动，增援新四军。甫到战场，二营轻重武器一齐向敌开火，一下子就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日军掉转火力对付二营，新四军突围了，二营包括营长罗任飞在内的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3月下旬，日军第3、第13师团联合行动，分兵几路围攻第五战区的主力，第二十一、第二十二集团军首当其冲。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几个师抵挡了一天之后，终因伤亡严重，不得不后撤转移。第一二七师作为集团军的预备队，这时候被紧急派往随县双河、茅茨地区，抢修工事，阻击敌人。日军武器精良，天上有飞机，地面有坦克，一二七师要凭一己之力挡住日军的攻势，几乎没有可能。陈离见状，速派军需处长杨月湘去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求援，希望新四军能在敌后行动，配合一二七师。杨月湘带领一排人出发后，中途遇到了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前来联络的人。双方沟通后，新四军联络员见敌人近在咫尺，劝杨月湘等人暂时避往他处，待情况好转后再回去，为杨月湘婉拒。
李先念得到联络员带来的陈离求援消息后，迅即带领所部向安陆赵家棚进发，袭击安陆日军据点，牵制随州之敌。而应城抗日游击队在陶铸、孙耀华等的领导下，也趁应城守敌空虚之机，攻打应城县城。当时应城县城内仅留有日军的一个宣抚班和少量伪军，守城兵力空虚。
陶铸和孙耀华率手枪队从南门城墙缺口登上城楼后，打开了城门，游击队大部随即在冷夜月光中摸索着悄悄向日伪军驻地行进。日伪军当时都还在睡梦中，游击队没费多大功夫就全歼了敌人，并放火烧了日军的营房和弹药库。应山、安陆、云梦等县城也先后遭到了抗日游击队的袭击。
日军第3师团和第13师团得悉后院起火，被迫从前线回撤，固守据点，第一二七师的当面敌情因此得以解除。
1939年9月，因曹荻秋在第五战区的身份已经暴露，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派黄宇齐为特派员，到第二十二集团军开展统战工作。黄宇齐是四川江津人，“广汉兵变”时，他本拟参加，但因未赶上起义队伍而作罢，后主要在上海、重庆从事工运和兵运活动。抗战之后，他来到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驻地竹沟，接受党组织的派遣。
临走之前，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找他谈话，要求他到第二十二集团军后，应该“同第四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进行联系，最好住在他的部队，向他宣传我党的政治纲领及政治、军事路线和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要求他掌握好部队，推动川军将领在政治上走向开明和进步；将国民党的各种动态，特别是第五战区司令部对待我党我军的动态，及时告诉我们；在可能条件下，在经济上物质上支援我军”
。
已回到中原局的曹荻秋也向黄宇齐介绍了陈离的情况，并要他去找陈离师部军法处处长杨尚仑，说他是共产党员杨闇公和杨尚昆的亲弟弟，虽未入党，但思想进步，为人可靠。
黄宇齐听了这些要求和介绍，便去一二七师找到了杨尚仑，又通过杨尚仑见到了陈离，谈到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对陈离的希望和要求。陈离清楚黄宇齐的“分量”，为避人耳目，保护好黄宇齐，陈离让黄宇齐模仿旧川军师长甘德明的笔迹，写了一封举荐黄宇齐到一二七师谋职的信，以交一二七师存档备查。同时，他安排黄宇齐到副官处担任中尉书记官，以免引人关注。
在一二七师，陈离把国民党发下来的机密文件都及时转给黄宇齐看，黄则把这些文件及时向中原局作了汇报。这时候胡宗南和汤恩伯正在西安举办游击干部高级训练班，蒋介石同意前线各师推荐一名政治上忠于党国的优秀青年干部入班学习。一二七师推荐谁呢？陈离想到了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地下党员张晓峰。当初他同意郑绍文组建游击支队时，张晓峰是作为副手人选的，这事虽然因国民党政策有变而夭折了，但他的心结还在，倘使让张晓峰去游击干部高级培训班学习，他回来后再去组建游击队，岂不就顺理成章了？
陈离把想法同黄宇齐说了，黄宇齐一听，认为这是大好事呀，便去向鄂中区委书记王翰说了。王翰认为这事可行，但张晓峰是直属林伯渠领导的，他建议张晓峰去西安向林伯渠汇报。张晓峰去后，林伯渠欣然同意了。张晓峰就此代表一二七师，成了西安游击干部高级训练班的学员。
2009年2月，时年98岁的黄宇齐接受陈离外甥女儿金雷女士的采访时，披露过一件让人惊心动魄的旧事，因系独家资料，笔者照录如下：“1939年，我任国民党政府第二十二集团军中共特派员，负责李先念与一二七师陈离的单线联系。有一次，接到命令，去城里找陈离。不料，走漏了风声，敌人得到消息，知道将有共产党的人员来联络国民党的某一个高官，具体是谁他们尚不知道，于是立即全城戒严、严密监视。当我找到陈离时，还不知道全城已戒严。他让我迅速逃离，并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的特别通行证，塞到我手里。凭借这张通行证，我得以顺利逃脱。如果我当时被抓住的话，陈将军也将彻底暴露，因为通行证是他的。陈离将军在危难时刻，将安危置之度外，真的令我十分感动。”
1940年秋，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和严密封锁，也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郑位三代表中原局转告陈离，希望他能给中原局一定的经费支持。陈离得悉后，想方设法筹集了一万元法币，托黄宇齐转给了中原局。
时序转入1939年11月，这时候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主力已集中于京山大山头一带休整训练，部队总建制有四个团队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
和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总兵力9000余人。此时天气转冷，许多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而这么多人集中于一地，根据地的供应又十分有限，部队的冬衣便成了大问题。
不得已，支队司令员派人到陈离那里，请求支援。陈离还是像以前一样，答应得十分爽快：“好！这事我们设法帮助。”
接着，他把军需处处长杨月湘找来，告知了新四军的请求。
陈离说：“老杨，新四军的事，要尽量想办法呀！”
杨月湘说：“办法倒是有两个，但要费点神。”
陈离说：“有哪两个办法？”
杨月湘沉思片刻道：“一是去年的棉衣，官兵只穿了一冬，脏的洗一洗，破的补一补，还可用；二是把今年做棉衣的钱挤些出来，买些新棉衣，一并给新四军凑个五千件棉衣，应该没问题。”
陈离说：“费神在哪里呢？”
杨月湘说：“费神在棉衣交接上，五千件棉衣，不是个小目标，而且沿途要经过别的部队的防区，有较大的风险。”
陈离说：“那咋办？”
杨月湘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有一办法，不知当行不当行，说出来师座您定夺。”
陈离说：“你说吧！”
杨月湘说：“我们与新四军约定好接收时间和地点，这边我们通过水路，由我带一支小部队，以护送冬衣到前线的名义，押送给新四军，这样应该比较可靠。”
陈离说：“行，行！那就赶快行动吧！不过，千万千万小心哪！”
棉衣备好后，杨月湘指挥官兵将棉衣装上木船，从老河口沿汉水启程东下，三七九团李团长带一个连沿途护送。船队到宜城雅口上岸后，改用马车运抵枣阳之南。在枣南，中共随枣地委组织部长余益庵率一个连的战士接收了这批宝贵物资，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缺少冬衣的问题因此大大缓解。
身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陈离却在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忠诚奉献、勇敢牺牲精神，越来越由衷敬佩这个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组织力，于是，加入这个组织的想法越来越强烈。1940年冬，他把这个想法对黄宇齐说了，并表示：“本部将撤回襄樊整训，所换下的四五百支旧枪，也想送给新四军。”
此事关系重大！黄宇齐即刻回到鄂中，向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作了汇报。当时豫鄂边区委员会由陈少敏、李先念、陶铸、杨学诚、任质斌等组成，大家经过细致审慎的讨论，认为陈离政治上坚定、思想上进步，是我党的忠实朋友，论入党的条件，完全合格，但鉴于他的地位特殊、作用特殊，为了他的安全，也为了长期隐蔽地发挥他的作用，还是以不入党，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身份为党工作为宜。至于枪支问题，因数量较大，难保不走漏风声。为保证陈离的安全和地位，暂不接收。
黄宇齐把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的意见向陈离做了转达，陈离表示理解，也感谢共产党对他的爱护，并说会在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共产党的事业。
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制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接着密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和鲁苏战区韩德勤部共约20万人，准备向华中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
在豫鄂边区，12月下旬，汤恩伯所部的第二十九军陈大庆部，配属国防部直属的孙树伦领导的轻快装备特工队，在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的指挥下，已开进随县的环潭和枣阳的吴家集地区，企图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围剿大洪山地区的豫鄂挺进纵队
。为防止泄露消息，王仲廉是到达地方后才告知地方部队的。陈离接到命令后，首先想到的是新四军的安危，便问已从西安游击培训班回来的张晓峰：“新四军知道这事吗？”
张晓峰说：“事发突然，我想新四军肯定不知道这个消息。”
陈离说：“这样吧，你现在马上到大洪山去，速报新四军，让他们快速转移。”
张晓峰二话不说，带着两个士兵，化装成到汉口买药的郎中，就从襄樊出发，赶往大洪山。三人一路上连走带跑，当天就到达随县洛阳店。安顿好两个士兵后，张晓峰去找人联络，最后在一个茶馆找到了新四军的一位排长。张晓峰告诉排长，他有急事要向司令部报告，请带我去见司令部的同志。
排长一脸的疑惑，围着张晓峰，盯着看。
张晓峰急了，就说：“你要是不相信我，就把我捆起来，送到司令部吧！”
排长不敢怠慢，真的让部下捆了他，把他押到了山里。这时黄宇齐回鄂中汇报工作，正住在司令部里。见士兵押着五花大绑的张晓峰，他赶紧上前为张晓峰松了绑，两人笑着相拥，一场误会就此解开。
张晓峰向在场的刘少卿、郑绍文、王翰、黄宇齐报告了汤恩伯部将来“围剿”大洪山的紧急情报。众人大惊，连夜派人向在安陆活动的李先念司令员报告这一重要消息。李先念立即部署，将豫鄂挺进纵队的主力全部转移到平汉路以东的地方，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几天后，当王仲廉率部赶到大洪山时，大洪山已看不到新四军大部队的任何影子。
1939年深秋的一天，在老河口镇，一位身缀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少校肩章的青年军官，踏入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的办公室，说有要事报告，韦永成接待了青年军官。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名叫项乃光，是中共鄂西北特委委员，今天特来向李司令长官（李宗仁）自首。韦永成一听，此事非同小可，便急忙报告了李宗仁。李宗仁见过项乃光后，项把自己知道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机密，尤其是插入第五战区的中共党员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国民党军官的情况，一股脑地告诉了他。这就是党史上有名的“小项叛变”事件。
项乃光何许人也？他的叛变与陈离去职又有何关系呢？
项乃光是辽宁开原人，1915年生，毕业于北平东北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长期做东北军工作，曾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七七事变后，他到中原局工作，任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中共鄂西北特委委员，因年轻，能力较强，党内同志昵称他为小项。但就是这个被党内同志看好的“小项”，却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以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为借口，投奔了国民党，使党在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的秘密活动遭受了严重挫折。“小项叛变”成为抗战以来，继张国焘投敌之后的又一重要事件。
李宗仁与蒋介石有矛盾，加之这事出在他的地盘上，搞大了于他自己也不利，于是很长时间他想大事化小，但蒋介石知道后，兴奋不已。蒋把项乃光召到重庆，进一步询问了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情况和国民党人与中共的联系情况，决计采取行动。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更是如获至宝，他给了项乃光一个少将职衔，还专门拨了一辆汽车供其使用，让其到处演讲，污化共产党。1941年初，戴笠还指令他重返鄂西北，开展特务活动，鄂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因此遭到了更大破坏。
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七军副军长兼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是中共特殊党员，虽然项乃光不知其党员身份，但他知道何基沣支持共产党。于是，何基沣成为项乃光叛变后遭蒋介石解职的第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他被送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接受审查。好在后来他坚不吐实，加上第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等人力挺，才有惊无险，官复原职。项乃光当然也知道一些陈离与共产党的亲密关系，但他能坐实的却只有陈离手下的一个个共产党员名单。结果，黄宇齐、张晓峰，包括倾向共产党的杨尚仑等，都被供了出来。
李宗仁这次也藏不住了，他把陈离找去，拿着一份文件对陈离说：“陈师长，蒋委员长说你是‘桃色’将军，我开始以为是你爱跳舞，有桃花运，却没想到是指你接近‘共党’，靠近赤色的‘桃色’呀！”顿了顿，他又说：“根据政治部掌握的情况，你师有异党分子。按五届五中全会的决定，你要迅速处理，不然大祸临头呢！”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陈离只好礼送张晓峰、杨尚仑、黄宇齐、张鹏翼等共产党员和倾向共产党的人员离开一二七师。而陈离呢，最终也因容纳共产党在一二七师活动，同样被蒋介石召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并被解除一切职务。
抗战胜利前夕，陈离出任成都市市长。他体恤民情，同情学生运动，保护进步报刊，最后又被国民党免职。
解放战争期间，陈离积极策反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为解放四川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自己也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领导干部。周恩来曾说，陈离“是国民党军官中亲共的典型”；邓小平曾说，陈离“是共产党的老朋友、真朋友，是可以患难与共的”；抗战中得到陈离很多帮助的李先念，更是称陈离为“好朋友”。这些可以说是对陈离一生亲近共产党、帮助共产党的最好评价。
参考文献
1．金雷：《陈离将军》，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
2．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陈离：别样川军别样人》，和讯网2019年1月14日。
4．顾大椿主编：《郑绍文回忆录》，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徐蓬：《桃色将军》，原载于《襄樊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6．《拼将热血报中华——忆抗日爱国将领何基沣将军》，北方网2004年7月5日。
7．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