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力量是事业的支撑。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特有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即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重要法宝。这一不刊之论，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化敌为友、化弱为强，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奋勇向前的金科宝典。全国抗战时期，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即是长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后，中共为停止内战，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努力；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国民党政府同意改编红军为八路军，改编南方八省游击队为新四军。至此，中华民族正式形成了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场凝聚各方力量，同仇敌忾、共同对敌的全民族抗战，就此全面展开。

在随后的日子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正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之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粉碎日伪进攻，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挑衅，才逐渐巩固壮大，并成为赢得抗战胜利的战略基地。

在这方面，鄂豫边区的创立发展壮大历史，尤为典型。全国抗战初期，我党在鄂豫边区的力量薄弱，党组织被破坏殆尽，根据地荡然无存，只有豫南竹沟、鄂中汤池、鄂东七里坪三个支点，可作战略支撑。但这时竹沟等战略支点，仍处于半合法状态，还经常遭到顽敌“清剿”，中共中央中原局及其豫鄂边区党组织清醒地认识到，要改变上述劣势，走出困境，必须高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武装，建立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们认真学习贯彻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的“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的指示要求，开展了广泛而又扎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时鄂豫边区的主要负责人，如朱理治、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危拱之、刘子厚、陶铸等，都是做统战工作的高手。李先念1939年1月17日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160余人从竹沟南下，挺进武汉外围。20日就在黄龙寺会见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李德纯，经过通宵长谈，与其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共识。此后，他率领的部队打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统一战线工作就做到哪里，一大批顽军伪军官兵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认清大势，终举义旗，从此走上了光明之路。“发展进步势力”，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重要内容，在开拓鄂豫边区根据地的斗争中，中共鄂豫边区党政军领导十分重视发展人民武装力量。面对武汉会战后各种自发组织拉起的民间自卫武装和基层党组织建立的零散抗日武装，边区分别对待，一一派人团结、争取，以广泛、深入、扎实的统战工作，先后将鄂南、鄂中、鄂东三地的民间抗日武装逐步统一起来，形成了党领导下的新四军第五师，最终发展为拥有5万余人正规军和30余万民兵的武装力量，建立起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支持了中原正面战场的作战，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华中局曾嘉奖第五师“发展工作第一，独立作战第一”，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当与有力的统战工作、团结各种力量、发展人民武装，有着极大的关系。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又一重要内容。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拓展过程中，中共鄂豫边区针对本地区的实际，还加强与地方政要、社会名流、乡绅、商界领袖的联系，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保护他们的抗战热情，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受到共产党人的真诚和民族大义的召感，有的将自己掌握的军队交给共产党；有的弃官参加新四军；有的以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为掩护，开办工厂、学校和合作社，为共产党培养干部；有的捐款捐物捐武器；有的为新四军送医送药送情报，尽其所能为民族抗战做工作，也使鄂豫边区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得到了迅猛发展。李先念在关于编写新四军第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几个问题时曾指出：“我们始终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依靠群众和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很注意团结各方面的抗日力量。”“我们和李范一、李相符、李德纯、孙耀华、蔡韬庵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实行了真诚合作。在我到鄂豫边区之前，信阳地区的党组织和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合作，已共同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蔡韬庵也有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李范一、李相符等人组织了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孙耀华由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委派当了应城县长，在建立应城抗日游击队的过程中，同我们党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李德纯等人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

历史雄辩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法宝之一，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本书就是这样一部反映这一时期鄂豫边区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真诚合作，支持、帮助、参加共产党抗战的学术著作。这些爱国民主人士或是前清的进士、秀才，或是辛亥革命的功臣，或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或是旧军队中的军人，或是卓有声望的地方耆宿。他们或曾沉浮于宦海，或曾游走于上层，但官场的黑暗、社会的混乱，使他们或远离政治，或失望于现实，可在日寇侵略面前，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之下，他们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道路，出力出钱出物帮助共产党抗日，甚至把自己掌握的军队交给共产党，有的还直接参加了共产党，实现了从民主人士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书稿记述了22位民主人士的人生轨迹，分析了他们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深入剖析了党的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和策略。可以说，鄂豫边区这些民主人士转变的历史，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的缩影，由此足以彰显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的正确。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旨在完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任质斌等的遗愿。李先念和任质斌生前提出：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地区的发展壮大，与我们正确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分不开的，与边区广大民主人士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应当把这些著名的爱国人士写一写，反映他们的历史贡献。任质斌还亲自整理出了一批民主人士名单，称他们为“挚友”。希望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告慰。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还旨在为深化新四军历史研究提供思路。

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成立近40年来，对新四军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大量书籍，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但为民主人士著书立传尚是首次。我党我军的统战工作，民主人士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研究统战工作和统战中的民主人士是新四军历史研究向更深更广方面拓展的一个尝试。

最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同时旨在为新时代资政育人提供资料和借鉴。习近平同志指出：统一战线“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本书出版可为统战工作提供资料，增加内涵，达到以史为镜、资政育人的目的。

本书提及的“鄂豫边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的叫法。1941年以前，大多称为“豫鄂边区”；1941年以后，称为“鄂豫边区”或“鄂豫皖边区”；1944年10月后，称为“鄂豫皖湘赣边区”。本书根据边区所在的主要地域和传统历史习惯，统一称为“鄂豫边区”。本书中的“民主人士”，指的是这一时期有着强烈民族正义感，爱国亲民，帮助、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党外人士。

本书选辑的22位人物，是从当时大批民主人士中遴选的。因时间紧，资料缺，还有大批暂未编入，有待今后进一步收集整理，以便再版。回首鄂豫边区民主人士和新四军的抗战风采，我们深切感悟到中国共产党倡导、促成、维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及其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我们现在正迈步于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如何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完成新时代的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一条根本保证即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民族统一战线，把全民族、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力量，有此伟大力量，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