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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北大教授当中，确有不少名人。只是所处时间太短，不能全认识，不敢做点将录。印象比较深的有位教过四五十年书的陈垣老师。每上一堂课，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进休息室，即找一犄角边的椅子坐下，闭目养神，有时打鼾。我曾前后两次去请安，并告诉他1928年，我是他班上的学生。他点头为礼，似曾相识，用广东国语，面带笑容说几个字，继续他不可缺乏的休息。时间一到，即去上课。
另一教授，恰好相反，每至休息室，便谈笑风生。他就是发现北京猿人的裴文中先生。曾记得1929年底，他穿田野工作者的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用大绳缠着他的腰，深入地窖探摸，陆续掏出了牙齿骨、头盖骨，等等。我告诉他，我是当时听讲者之一，请他继续讲讲“北京人”的下落。
裴文中盯了我一眼，喝一口茶，很高兴地打开了话匣子，几位同事马上手端茶碗，或口含香烟，赶过来，围着他静听。他说1939年春，平津局势险恶，他知难保“北京人”的安全，几经秘密商量筹划，将“北京人”慎重包装，深夜从协和医院取出，用汽车运至塘沽，打算搬上美国小军舰，运至美国保存。拂晓，汽车抵塘沽海岸，日本宪兵探知有异，派飞机追赶，并开枪恐吓。司机及押运者停车，忙将“北京人”投至海中。适逢海潮澎湃，转瞬无踪无影。裴文中长叹一声说：“可惜得很，恐怕我们永远找不到‘北京人’的下落了。”这时我看表，已超过了休息时间，就赶紧去上课了。裴教授的口才好，一听之后，可使人毕生难忘。虽然以后对“北京人”的下落，他有不同的说法，然在那一天，我听到的就是这样。
除此以外，在北大同事当中，我还有一位很好的朋友——政治外交专家崔书琴，哈佛大学博士。因为我们是先后同学，有共同的师友，一见如故。有次月薪领到以后，我把钱搁在手提包中，问他哪家银行利息高、稳当，他说你把钱交给我，我替你存在银行。即照办，以后每月如此，称他是我的义务财政部长。此后每礼拜六，差不多总在崔家打牙祭。下午三四时许，北大、清华、燕京的教授们，其中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文学家，以及政治新闻学家等，去他家打麻将或桥牌，共十余位，打得非常认真，几乎不谈别的事情。
其他的朋友，有沈从文夫妇，我也常去沈家聊天。曾昭抡、俞大绂等教授，因为俞大絪的关系，待我很客气。去俞家闲谈，古今中外，皆可接触。谈太平天国的事，如数家珍，他们是曾国藩的亲戚，从小就听惯了。清华大学的金岳霖，每见面必举双手作揖为礼。经济系教授陈振汉、崔书香夫妇，我们在哈佛时同学、同游玩。燕大师友顾颉刚、邓之诚、齐思和、聂崇岐、翁独健、吴世昌、周一良、王钟翰，等等，不胜枚举。
在与天主教神父同住时，常和他谈西洋政治哲学，很有意思。他一贯的理论，是中国从古就受了印度、希腊、罗马的影响。可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与饮食口味不同，并且每日坐三轮车往返，也有相当的麻烦。故住到春暖时，我便请求搬出去，请系主任姚从吾在北大找房间。姚主任让我住红楼一间课堂，因其中多粉笔尘土，相当的污脏，我不太满意。但见西洋史教授杨人楩夫妇也住在一间较小的教室，黑板仍在，也就随遇而安。吃饭又成问题，遇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出外找饭馆，很不方便。后经郑天挺设法，将松公府的厨子，让给我们使用。同在一起吃饭的还有季羡林、苗剑秋等。季先生久留德，精梵文与印度哲学。苗先生久留法，云南人，很会说笑话，增加吃饭的兴趣。有一天适逢假期，我们让厨子休息一天。胡适先生请我去他家吃便饭，有胡太太、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共四人，一盘红烧猪肉、一半荤半素，及一素菜、一汤，老实说，他们平时所吃的不见得比我们好。因为我们饭团的人多半是光棍，或家室在别处，故讲究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