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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了6年书，按例当休假一年。这时，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聘请我去北大讲学，我于是将书籍带回国，想一去不复返。过去数年为美国培育人才，总是有“奶妈抱孩子，是人家的”的感想。回国途中船经日本，有一天停留，于是由横滨登陆，到东京联合国代表团拜访吴文藻、谢冰心、王信忠、刘子健、徐中约等师友。我因为在芝大曾替某教授教远东史，包括日本史，又每日订阅《纽约时报》及其他杂志一二种，所以对于历史背景、远东局势，有相当的了解。因此吴文藻先生推荐，想聘我任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月薪为美金800元，这是联合国官员的待遇。那时战败的日本国民尚不能跟联合国的人员随便来往。所以住在中国代表团内，花费很有限，一年会有相当的积蓄。故我表示予以考虑。
我回到上海小住数日，候船返湘省亲，其间，去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访傅斯年先生，又被告知可以去北大。因此对是否去任中国驻日代表团高等顾问，尚在举棋不定中。他拍拍胸膛说：“听我傅斯年的，你一定要去北大，毫无犹疑的余地。外交工作，有啥意思？去北大，去北大！”经此一番督促，即决定放弃去日本的幻想。
大概是8月中旬，我由老家湖南去北大，拿出胡适先生的名片，上写“郑毅生秘书长，介绍我的朋友邓嗣禹先生”。郑先生少年精干，满面笑容地迎接。稍为寒暄，即领我见代理教务长杨振声（教务长汤用彤在美国）及史学系主任姚从吾。我跟杨先生在芝加哥时就认识，初次见面，即知其为忠厚长者，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后有关工作与生活事务，都是麻烦姚先生帮助，他从不厌烦。但对于有暖气设备的房间要求，他无法满足，因当时煤电十分短缺。幸好有一位天主教神父，我与他在芝大远东图书馆曾有数面之缘。此次去找他，他欣然同意跟我同住，费用平均负担。他的住宅，有房三四间，有煤炉，很暖和，我非常高兴。
当时，我在北大开两门课，中国近代史与西洋史名著选读。皆预先安排课程，列出参考书，预定大小考试日期，并需要做学期论文。一年当中，我从未缺课，只有一次晚到两三分钟。因此我也不喜欢学生常缺课，有时也点名，所以学生缺课的很少。小考欠佳者，要来跟我做个别谈话，找出背景，提出警告，以免大考不及格。不好的学生，多半是根底差，生活穷苦，要在外面打工，工资低，吃不饱，故进步迟缓。可是幸运得很，中国近代史班上有不少很好的学生，非常聪明用功。但无论程度好坏，学生都很客气，很有礼貌，校园中见面，识与不识，冬天皆脱帽鞠躬，然后知他或她是我班上的学生，这是与美国不同的地方，使教书匠高兴，减少“沙滩”的枯燥（当时北大的校园位于北京的“沙滩”地区）。
两班的学生很不少，中国近代史更多，听讲者似乎很感兴趣。可是有一次评论某要人，下课后，有一学生平心静气地说：“邓先生，您今天把我的祖父，批评得太苛刻，他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顽固。”我说：“我只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立论。品评历史人物，随时代而异，如对于曹操的评价，就是一个好例子。”
普通教书的人，多能记着好学生的名字。在北大教书期间，在我记忆中的高才生有漆侠、田余庆、吴天南、罗荣渠、潘镛、许世华、黄永荠、龙丽侠等，这些人都在小考大考得高分，算是我的幸运。西洋史名著选读班，比较差一点。好的学生，只能想起赵思训、向大甘、邓锐龄、周昭贤等。最大的原因，是英文基础浅薄。在日军占领时期，学生必须学日文，把英文忽略了。我介绍几本日文讲西洋史学的书，他们也不能全懂。据说有的日本教授早知要战败，即不认真教书，在班上唱日文歌，开开玩笑，讲点故事，给学生们一两块糖吃，下课，以博中国人的好感。迫不得已，我采取一简单课本，将英文新字，写在黑板上，解释意思。希腊、罗马史学家之名，也照样办理，并注明音符；然后将每一史家之名著特点略加说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