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版自序

曾经有三个近视眼的人在比赛，看谁能读出远处广告牌的文字。他们擦干净眼镜，各自站在最有利的地点，最终却谁也没能看清广告牌上的内容。但他们拒绝承认失败，声称是光线不足而不是自己近视，不如让他们在清晨明亮的阳光下再试一次。

为此，他们不能只依靠下降的视力来看，而要采取其他的补救办法。例如，他们可以向旁边其他路过的人询问。但最彻底的办法是在午夜时分，将广告牌拿下来，那么他们就不能读取任何信息。既不能引证广告牌的尺寸，也不能说出墨水的颜色，等等。

第二天清晨，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地看清这个标语。经董事会近处检查，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甚至能看得非常好，并给出了精确的结果，他们同意这个人有好的“视觉”。旁观者在观察这三个人，以及他们当中的“专家”时，都大笑了起来。他们都声称，这块特制的广告牌在午夜时分拆下来之后，没有被更换过。

这个比喻适用于许多投机活动，但也适用于过去30年来，对当代中国似是而非的猜测报告。仅举一例，著名女作家冰心（原名谢婉莹）有一个之前的朋友，也是著名学者，还曾在一本学术期刊上，为此专门写了一篇令人感动的纪念性文章。然而在1972年，我到中国旅游时，却很荣幸地与这位特殊的女作家愉悦地共进晚餐。猜测，是不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杜撰行为。

以我为例，我也是一位“戴眼镜”的历史学家，获得了中国大学的历史学位。公平而言，我应该介绍我的个人背景，以便预先告知我的观点。我出生在湖南省常宁地区的一个小山村里。我前半生时间生活在中国，后半生时间在美国度过。从1925年到1937年我生活在北京，我在燕京大学获得了本科学位和硕士学位。1937年我来到了美国，1942年我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那时起的30年间，我在美国大学教中国历史。1946—1947年的公休假例外，这一段时间我在北京大学教中国近代史。从那时起，直到书中描述的这次中国访问之前，我没有回到过中国。

尽管我在日本、苏联，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英国伦敦和其他研究中心做过研究工作，但我一直希望去北京图书馆开展我的研究工作，这个愿望终于在1972年夏季得以实现。我参观了中国的13个城市：广州、上海、杭州、南京、北京、沈阳、鞍山、西安、延安、郑州、武汉、长沙、韶山（毛泽东的出生地），乘飞机和火车的行程超过8000千米。在我的旅游过程中，我和各界人士交谈，像平时一样做好笔记，留好有用的照片，争取至少两次参观一些重要城市的历史博物馆。当然，我尽量和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开玩笑，并总是以感激的微笑，或者是诙谐的语言来和他们交流。显而易见，过去30年间艰苦的工作，并没有减少中国人的幽默感。

我经常发现，细心的听众比一个喋喋不休的人学到的知识更多。例如有一次，在某个场合下，我表明我了解一些中国革命的历史，并纠正了博物馆导游在介绍时发生的几个小错误，当时他正在慷慨激昂地对旅游团的人进行讲解。他马上打断了我的话，并礼貌地对我说：“如果你知道得比我多，就没必要再参观以后的展览了。”此后，他心灰意冷，并有点生气。我只是在一个展览馆导游员的讲解中，附带说了几句随便的话。这件事让我想起过去的中国人，他们希望旅游者将自己的信仰自觉转变到孔子的儒家学说上，对一些针对儒家生活方式的批评感到愤怒。

我回到美国以后，把我的日记翻译成英语，并准备了一份1976年之后，有关中国教育和知识分子生活的短篇文章，以及1976年之后中国的外交关系方面的资料。我的朋友和学生们似乎对这篇非正式的评论文章更有兴趣，觉得它更有启发性。而且他们给我一个很好的回复说：这是一篇评论中国当前形势的务实的报告。当然，允许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我认为，我写的这本书不是普通的教科书，这是我在1972年夏季去中国时，依据所见所闻写出的，具有个性化的目击材料。书中有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和经济形势的报告，还涉及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新看点，中国人民的个性和文明程度。有一些内容是对于旅游信息、旅游设备、景点、考古的兴趣点，以及经典艺术和我在学术上的爱好、中国历史的过去和现在的介绍。也许读者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毛泽东的早年生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论述。最终，本书也会不可避免地对某些问题发表个人意见和评论。

经过两个月的亲身体验和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我对中国的总体印象是：现代中国的变化，折射出毛主席惊人的影响力。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很感激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我非常感谢南希·瓦克拉维克（Nancy Waclawek），她速记了整部书的许多部分，并打印出了我的手稿。特别要鸣谢的是盖尔·马尔格林（Gail Malmgreen），他阅读了我的整部手稿，并改进了文体的风格。

我非常感谢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给我写序言，这是跨国界合作的最新成果；道布尔戴（Doubleday）公司的前编辑优格宁（Dean Eugene eoyang），他修改了本书编辑手稿的第一稿；英格勃格（Ingeborg Knezevic）仔细阅读了最终版本，艾尔（Ethel Richardson）准确地重新打出全部手稿。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她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鼓励。

最后，还要感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印第安纳大学，为寻找珍稀书籍和文章而提供的旅行补助金，他们还认为此书和其中文章是一本在西方世界难以获得的稀有书籍。我感谢多家航空公司和宾馆的热情服务和接待，感谢中国的企业员工、农民。他们诚实、真挚而友好。我发现中国的青年一代非常可爱，令人钦佩。我祝愿他们发展得更好，成为未来的创造者和历史的缔造者。

在这本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面对读者而言，这也是我无法回避的事。但是，目前我已经无法改变或重塑了，因为我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阶段。

回顾我的第一次旅行，我可以诚实地说，我只在一个方面感到失望：我体重的下降不是我所期望的减肥，我需要再增加两磅。

邓嗣禹（S. Y. T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