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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乘飞机离开北京去沈阳；我的亲属们在同一天离开北京，乘火车回到黑龙江，因为他们中有些人害怕晕机。在沈阳，我住在辽宁的汉庭酒店，这是迄今为止我住过的最好的酒店之一。它的位置远离市中心，因此很安静。这家铺有地毯的酒店，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大堂宽敞而雄伟，同时拥有宽敞的客房和宽阔的走廊。每间客房都配有新的牙刷、牙膏和安全剃须刀。酒店的大部分房间都无人居住，因为它仅限外国政要入住，包括尊敬的海外华侨。
到那里的时候，我不得不从银行取一些钱。中国银行派了两个出纳员到我的房间。他们给我填写了一张表格，并道歉说，在给我500元人民币之前，他们不得不麻烦我在表格里签上我的名字，他们认为那可是一笔很大数额的钱。他们告诉我，目前在中国，一张10元的钞票足够一个人生活半个月。
旅馆职员问我愿意出多少钱来付餐费。我回答说，我每天的预算一般是2.5元。他说，每个人每天的消费最低是1.50到3.50元。晚餐包括六到七道菜，每道菜分量充足，美味可口。我担心，旅馆职员一定要我每天花3.50元吃饭。但我太胆小了，没敢问，免得他们认为，一位美国教授不能付3.5元买三顿大餐。每顿饭都有美味的食物，而且比我所能吃的要多得多。此外，每天晚上10点，酒店服务员还为我的房间送来1 /4份冰镇西瓜。
第二天晚上8点左右，许多政府工作人员来到酒店，参加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的宴会。播放音乐的声音、演讲的声音，打破了平日的安静环境。我以为，我必须服用安眠药来保证睡眠，但幸运的是，所有的社交聚会活动在10点钟都停止了。当他们离开时，我正在酒店前散步。他们朝我微笑，但我没有尝试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开始谈话。然而，我开始在想，供给我的食物，一定是为其他外国游客特别准备的美味佳肴。不过，在客人离开之后，供应的食物还像以前一样好，所以我很难控制自己的胃口。
沈阳，在1630年成为满族人的政治中心，20世纪上半叶成为奉天省的省会。由于它曾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大量投资。这里还曾经设有南满洲铁路公司的总部，这是一个类似于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组织。沈阳的街道宽阔，建筑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的重工业中心城市之一。因此，我行程中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去参观生产重型机械的工厂。
该厂的“革委会”主任接到我来访的通知后，和一些同事在厂门前等我。在工厂的一间接待室里，他告诉我说，目前这家工厂有1.1万名工人，其中有1600人是女职工。当我开玩笑说，这是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时，他解释说，重型机械需要很大的力量来操作，因此工人中男性比女性要多。
这位主任接着告诉我关于这家工厂的一些历史。1937年，为了制造铁路用的各种设备，日本人投资建立了这家工厂。但是这家工厂曾经被摧毁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日本人向盟军投降前夕，工厂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摧毁；而第二次，是这座城市即将被共产党解放时，国民党又破坏了它。解放后，工厂准备逐渐恢复全面生产时，只有28名工人。在新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工厂被改造成为用于生产采矿用重型机械设备的工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厂的生产量大幅度增长。1968年9月，工厂组建了一个革命委员会组织，第二年的产量就增加了11%。1971年，该厂被扩建成为两个工厂，产量比之前又提高了两倍。但是出口量没有增加。
目前，该厂拥有380台重型机器设备，其中111台是用旧机器改造的，其余的是参照苏联的设备，由中国人自行制造的。我被告知，在苏联顾问撤离后，中国做了许多改进，例如用水泥材料尽可能替换木材。他们千方百计节约煤炭，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我还被告知，烟囱产生的废物和烟雾被转换作其他用途，这样，每年可节约1500吨煤炭。工厂生产有可在重钢板中打孔的3000吨压力机。这种机器，工厂每年生产有165种不同的型号，销往全国各地。
职工的工资分为八个等级。最低为每月33.5元，最高为114元。工厂可为工人及其家属提供免费医疗。餐费为每月11元到15元不等。工厂宿舍的月租金是5.4元。所有工人都享受免费理发和免费看电影的福利。
和往常一样，“革委会”副主任在向我介绍情况，并带我参观了工厂的生产情况后，也提出了一些自我批评。他说，目前工厂的管理效率低下，并存在着重新组装问题和材料浪费问题。他说，产品组装的效率需要提高。最后，他还补充说，目前工厂的环境也不是很干净，因为工厂内的建筑物和地面没有办法防止粉尘污染。
鞍山是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中心。毛主席高度重视其发展现状，指示要多生产各种优质钢材，以满足新中国工业的需求。去鞍山参观，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因为这里迄今为止接待的游客并不多。
7月25日，沈阳的中国旅行社指派了一位年轻而精干的年轻人，刘升翰来做我的导游。我们从沈阳坐火车去鞍山，距离大约19英里。在鞍山，一位当地导游开着一辆长春制造的轿车，带我在城市里逛了一遍，看看鞍山市容。
鞍山有接近100万人口，城市附近有60多座铁矿，有15万工人。工业产值和劳动力数量每年都在增长。
鞍山开办钢铁厂的历史始于1916年，当年日本人首次开采铁矿。到1945年，日本人经营了29年之后，由于只顾眼前的利润，没有制订全面、大规模的生产计划，采矿业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们仅在表面挖掘，以获取浅层矿藏，而懒得深挖，因为这需要投资大量的资金和机械。
当蒋介石占领沈阳时，矿山和工厂被彻底破坏，整个地区很快就呈现出杂草丛生的局面。1948年鞍山解放后，这个地区的工人和人民群众竭尽全力，日夜奋战，到1952年钢产量就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在这一地区建设三座大型工厂的目标。在“大跃进”运动中，鞍山工厂进一步发展。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钢厂发展遭遇挫折，苏联承诺的一些机器的价格突然涨了6倍。党中央指示工人们，要完全依靠中国的原材料和技术来继续生产。
1960年3月，工厂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制定了“鞍钢宪法”，确立六项基本原则
:1.牢牢把握政治方向；2.加强党的领导；3.开展积极的群众运动；4.建立干部参与管理制度；5.改革不合理、过时的规章制度，促进职工、干部、技术人员密切配合；6.进行彻底的技术创新和革命。
但有部分人暗中反对这套原则，主张依靠专家来经营工厂，把生产配额作为重中之重，强调利润和物质激励。1968年3月22日，鞍山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坚决执行“鞍钢宪法”。从此，鞍山钢铁工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月产量从30万吨增加到80万吨，我希望这个数字准确无误。
在1971年和1972年，生铁、钢、钢坯、轧钢等产品产量稳步增长，原材料和燃料的消费量与产量成正比。工人们已经研制出大量长而重的无缝钢管，这在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无缝钢管的产量从6万吨跃升至16万吨。
工人们士气高昂，产量提高了125%至131%。正如毛主席所说：“在工业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大庆。”大庆是在黑龙江省。沈阳的进步仅次于大庆。
在参观期间，我观察了开采铁矿石的全过程，以及钢轨的铸造，其用时是普通铁轨的两倍。我还看到了液体铁从巨大的炉中，像洪流一样涌出来。一把3000吨重的锤子被用于把铁打成各种形状。
在给我看过钢厂的生产情况后，这位副主任自我评价说，这个厂还有两个缺陷：其一是在管理上仍然有些低效，一些材料被浪费了；其二是这个工厂使用的科技产品仍然不如先进国家。
这种自我评价通常意味着，关于工厂的简介已经结束。然后我问他们工人的工资。回答是，工资从每月40元到90元不等。在这家工厂，有几位高薪男工可以赚到104元；工人的平均工资是67元。
过后，我还曾被带去参观另一个叫大孤山的铁矿。在“革委会”副主任刘赏先生给我的资料中，有以下内容介绍：
该矿于1916年开始运营。在伪满洲国时期，用人力代替机器进行开采。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从工厂偷盗并出售了所有东西，所有的矿工都失业了。解放后，毛主席下令恢复矿山生产，并逐步生产了大量的铁矿石。1966年以来，广大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加快了扩大矿区的势头，产量比前一个记录增加了约11%。钢铁的质量也有所改善。
在鞍山，450台用于炼钢的机器中，有3 /4是解放后中国自行制造的，1 /4是从苏联运回的，因为苏联人在日本投降后不久，从东北带走了所有的机械。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一些过时的机器终于被运回了中国。工人们为进行必要的技术改进做出了巨大努力。工人们与自己的技术专家合作，自行设计并建造了两台巨大的挖掘机。这些挖掘机可以挖隧道，大大加快了铁矿石的开采速度。工厂里有11个非常高的烟囱，每两年建一座新烟囱。工厂的最新日产量为3000吨钢。然而，当我问起鞍山钢铁年产量时，这位副主任不愿意给我一个明确的数字。我估计，要么是因为他对总产量的数字并不十分自豪，要么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然而此后，周恩来曾公开宣布：“1972年中国钢铁产量达到2300万吨。”
参观结束后，工厂总部为我提供了优质的食物，并提供了一间带床和浴缸的房间，以便我打个盹。
有一天，两位导游带我去参观鞍山市温泉疗养院。这是一家专门治疗关节炎患者的地方，它拥有300张病床和许多病人，其中80%是来自东北的工人；另外20%是政府的工作人员。疗养院有270名医疗专家和500名职工，包括护士、医生助理和技术人员。
我有幸与50岁出头的医务主任张玉田博士交谈。他受过西医训练，同时也精通中医技术。他告诉我说，在这个医务室里，绝大多数重症病例都恢复了原来的健康状态。他使用过各种方法，包括：温度始终在72摄氏度的温泉浴法，以及采用电子短波或长波处理的电磁波法。所有西方的方法，以及传统的中医疗法，他都尝试过，用来寻找对每个病人最有效的方法。他以十多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关节炎都是可以及时治愈的。对于轻微的病人，治疗三到六个月就能够康复；而患有严重关节炎的病人，一般需要一年或者是一年半的时间。
这所疗养院，在伪满洲国时期，是供军阀张作霖，以及少数日本工业和外交领袖居住的一座乡村别墅。后来，它被改造成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度假胜地。1949年后，度假别墅被改建为疗养院，其他的内部建筑也被大大地扩建。
我喃喃自语：“关节炎患者一定都是百万富翁；否则，他们怎么都能居住在这里接受治疗？而且治疗时间至少三个月，最多要花上一年半。”有人告诉我，大多数病人都是工人，他们享受免费治疗，也能免费乘坐火车或飞机。另外，病人可以继续领取原来的工资，以赡养他们的家庭，并在医务室支付他们的开支。病情恢复后，他们再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
我再问：“疗养院如何负担如此庞大的医护人员的开支，并容纳这么多病人？”张医生回答说，大部分资金来自鞍山政府，同时也有中央政府的补贴。
他回答完这些问题后，我礼貌地建议，主任不妨尽职尽义务，让我体验一下。他同意了，虽然非常不情愿，但还是表现出对我最大的礼貌。
然后，我接受了泉水浴，并被安排到一个房间休息一个半小时，因为两位导游认为我需要休息。在享用了一顿精致的午餐后，我再次回到了原来的房间休息。午餐的菜品包括鸡胸肉、干蘑菇、带虾粉的竹笋、一盘汤、米饭、细形的麦卷，以及一些糖果。
这一整天的时间，我都在担心费用问题。但当我收到账单时，我发现总费用只有12.52元。其中，有1/3（3.76元）是汽车费，而两顿美餐只花了2元。从鞍山回沈阳时，我在宾馆的桌子上发现了六片西瓜，这是我的午夜小吃。
接下来的几天，我决定去参观一家拖拉机厂。该厂的两位“革委会”副主任接待了我，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工厂共有1.1万名工人，其中1 /3是女工。目前，工厂里有500台设备，其中有一半是由本厂工人自行设计制造的。
这个厂家生产的小型拖拉机只有12马力。尽管有局限性，它们在市场上还是非常受欢迎；每款售价为3000元，同时保证在六个月内免费维修。它们有多种用途，包括犁地、割杂草、抽水、承载几百磅重的重物，以及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最高时速为20英里。
1964年以前，工厂只有大约300名工人，配备约40台机器。那一年之后，为了增加产量和改善产品质量，工人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工厂选拔了一批干部，派到其他先进的拖拉机制造厂学习。他们回来后，与工人和技术人员合作，并担任了工厂的领导干部。经过8次失败后，他们再次修改了方案，尝试制造更好的拖拉机，终于在1965年成功了。
由于原来的工厂面积太小了，他们决定将工厂搬迁到一个新址，这个新厂房占地约4700平方米。利用旧钢和砖块，他们建造了自己的新工厂和宿舍。然后，中央政府向这个项目投资了7000元。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工厂增加了更多的设备。例如，钢板打孔，以前一次只能打一个；现在，引进的一台新机器，可以同时打43个孔。1971年，这家工厂共生产了6100台拖拉机；1972年6月，由于引进了新的设备，在工人们的努力下，工厂一个月内就生产了1070台拖拉机。
这位副主任还向我详细地展示了一台拖拉机的构造和用途。接下来，他试图在五分钟内教我开车，但我没能掌握这个技术。
7月26日下午，我登上了飞往西安的飞机。受到强大逆风的影响，飞机飞行约一小时后，不得不再次返回沈阳。然后，我坐了一趟快车去北京，希望能赶上早上8点40分从北京到西安的飞机。如果准时到达的话，这列火车应该能让我有70分钟的时间，去赶上前往西安的飞机。出乎意料的是，由于一场大雨，通常准时的火车延误了一个小时。为了安全起见，火车降低了速度。在中国，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所以我错过了飞往西安的飞机。
回想起来，沈阳的辽宁饭店帮了我一个大忙。当我第一次从机场回来时，我仍住在之前的房间，有干净的床单和毛巾。在上火车之前，我又吃了一顿饭。经理向我收取了很少的出租车费用——几乎相当于没有，把我带回来。当酒店管理层通过无线电听到飞机被迫返回的消息后，导游就赶回了机场。我非常感谢导游刘升翰和酒店的革委会。
几个月后，我回到美国后，受传统儒家思想，或者说是感恩观念的影响，作为一种回报，当沈阳的杂技演员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演出时，通过我的一个朋友（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一位中国餐馆经理，即将去往中国），我向沈阳杂技团赠送了价值40美元的水果，以感谢沈阳人民给予我的极其亲切的接待。这是后话了。
错过了从北京到西安的飞机后，我不得不回到华侨饭店，设法得到了一个房间，但只是等了几个小时。中国航空公司没有像往常一样礼貌地给我找一家旅馆，并支付我的额外开支，尽管错过飞机不是我的错。如果辽宁饭店没有这么友好地把我原来的房间还给我，中国航空公司可能会为此承担责任。
在北京时，由于缺乏时间，我没有看到我所希望看到的一切，但在这座古都里，人们所取得的进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对工业的进步有所了解，我在这里记下了《北京评论》（1972年10月13日）中的几行字。据说北京的煤炭总产量从1949年到1971年增长了近6倍。该市有大型工厂，包括首都钢铁公司、石油天然气总厂、生产汽车和重型采矿设备的工厂，数目超过200家。有6000多个轻工业产品投入生产，同时玉雕制作、景泰蓝制作、编织和其他传统工艺仍在继续创新。
我想要目睹手工艺品质量是否有所提高，但时间有限，我只好非常不情愿地去其他城市了。我希望将来能再次访问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