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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早晨，我在酒店房间里阅读中国报刊和收听广播节目，内容有新闻报道、政治宣传、歌剧、音乐，以及引用毛主席著作中的名言，包括版本和页面说明。作为一个来访的外国人，我对广播节目很感兴趣，媒体上的内容丰富，甚至令人兴奋。如果我一直在听这样的节目，我可能很快就会感到无聊了。不管怎样，我选择听一些京剧作为娱乐，但也数量有限，因此在宾馆的生活变得单调。
下午4点30分，我到外交部和一位高级外交官员，国际司司长龚普生（Kung Pu-sheng）
会面了，她的丈夫章汉夫（Chang Han-fu）
生前是外交部的副部长。龚司长，以前和我是燕京大学的同学，目前还是沿用在学校时的名字，她热情地接待了我。首先，我们谈到了我们燕大以前的心理学教授夏仁德（Ralph Sailer）
的签证问题。我希望，她也许能加快签证批准的进程，因为他们之间也是老朋友了。龚说：“请告诉夏博士耐心等待。”这种回答告诉我，在政府的渠道上，她可能帮不上他。第二，我们谈了指控中国对美国出口毒品的问题，说到中国政府应该对此予以驳斥，龚说：“中国政府已经发表声明，谴责了这种无稽之谈，这种毫无根据的宣传。”
然后我问了她一些以前我朋友的情况。她拿起我在一张纸上写的同学们的名字，看了看，想了想之后，说：“据我所知，没有这样的人在外交部里工作。”谈了大约20分钟之后，我们互相道别。当晚，一个特别的信使把一份联合国出版物送到了我的酒店房间。在这份出版物中，有中国否认向美国出口麻醉品的指控的声明。这个迅速行动，表明了如果中国政府认为事情紧急，其效率是十分迅速的。
7月12日早上，我和几个朋友租了一辆小型汽车，开车去看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天坛（Temple of heaven），还有中央公园。天坛位于北京天坛地区。1949年以前，这是一个贫民区，是乞丐、绑匪经常光顾的地方，还有销售二手衣服、家具、手表和珠宝的商人，其商品大部分来自当铺或窃贼。那里也有说书人、算命人、杂技演员、花鼓手、舞者和妓女。尽管我以前在北京住了十多年，但我也只去过天津两次，每次我的朋友都会提醒我要经常检查我的钱包，看看它是否还在我的后口袋里，或者是否有些灵巧扒手偷了它。
天桥，是国民党（KMD）之前的刑场，在20世纪30年代时，射击队射杀了歹徒和政治人物等犯罪分子之后，就在当地报纸上宣传这类案件，就像老子（Lao Tze）所说：“百姓不怕死，何必以死刑恐吓他们。”
然而，现在令我惊讶的是，以前我看到的贫民区的那一代人完全消失了，这里不再有成堆的杂七杂八的物品，在街上卖的是羊毛制品，没有歌手和其他的公共艺人。今天，街道变得宽阔、笔直，两侧绿树成行，十分整洁。
我们还发现，最近天坛中的横梁、屋檐和柱子被重新用闪亮的彩色装饰，周围几英亩的土地都种上了绿色的柏树。
因为我的腿还有些问题，所以我没有尝试四处转转，看看附近的许多老建筑和寺庙。相反，我从天坛回到车上与司机愉快地交谈，他正在修理汽车，对发动机做一个小小的调整。他告诉我说，在中国从事司机工作，要比一个农民或一个普通工人赚的钱更多。这是因为从事司机职业，不仅要求没有发生过事故，还要求必须是一个会维修汽车的熟练司机。在很多年里，他还是一个机械师，能够修理汽车所有的小故障。在现场可以看到，他驾驶的那辆车是1959年或者是1960年在波兰制造的，但一直保养得很好，车身上没有明显的划痕。如果有轻微损坏，就要立即修复，重新喷漆。他告诉我，汽车发动机故障一般情况下，只能去维修车间里做大修。许多司机以前是军队的司机，他们在50岁服满兵役之前，开过吉普车、卡车或坦克，在崎岖的道路上行驶多年。
我和他交谈时了解到，目前他每月挣82元，每天服务8小时，包括等待时间。他的妻子也有收入，他的长子每月挣35元。他最小的儿子在上高中，毕业以后就开始赚钱了。因此，这位父亲和他的全家人“感谢毛主席”，为他们提供舒适和快乐的生活。偶尔，他们在餐馆吃饭，游泳或看电影。他修好了马达之后，坐在汽车的后面，似乎感到很轻松，很满足他的生活。
在和司机交谈了一会儿之后，我不想再打扰他的休息了。所以我去拍摄那些柏树。我对这样好的景色抱有很高的期望，因为有理想的天气条件和充足的时间，可以尽情地拍摄。不幸的是，有三卷彩色胶卷，是我逗留北京和在南京长江大桥时拍摄的，因为照相机坏了，我所有的照片都失去了，这么多无法替代的图片，真是太遗憾了。
离开天坛后，我们驱车前往陶然亭公园。停车后有人告诉我说，北京城东面和西部被拆毁的木门已经搬到这个公园，作为历史文物保护，并永久展览。令人失望的是，当我们来到这里时，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建筑。我们只看到一个大池塘，作为人们可以游泳的地方，还有另一处装饰区种满了水莲。因为水资源短缺，长期干旱，大游泳池关闭，荷花发育不全。我们去中央公园之前，在这里悠闲地散步。
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中央公园，一直是北京最著名、最受欢迎的娱乐中心之一。这里有许多古树，如高大的、每年落叶的宝塔树、银杏树、橡树、榆树，尤其是带花边树皮的三针松树（three-needle species）。根据林业部的一位专家
说：其中一些老树，它们已经有400到800年的树龄。每天，在两树之间的宽敞空间里，在大树树叶的浓荫下，许多人都在练习和锻炼，学着打流行的太极拳。
公园里有许多装饰典雅的宫殿房屋，以及凉亭、溜冰场、农舍和其他许多美丽的地方，可让百姓们享受。以前，这个公园还提供有许多藤椅，以及供男士喝茶、写诗或午睡的桌子。夏天，报童常留下几份报纸，尤其是美丽的电影明星或者著名运动员的彩色照片请先生们过目。大约一个小时后，这个男孩就会回来，收集报纸和杂志供其他客户阅读。每个人都会给他一笔慷慨的小费，这还是比订阅杂志要便宜。
昔日，公园里有几家著名的餐馆和茶馆供应美味佳肴，但是过高的价格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只有大学教授和学者，以及富有的商人和政府官员能负担得起。
以前中央公园的门票也很贵，但是今天费用只有3美分（合6角人民币），食物的价格也是受欢迎的价格。因此，中央公园里挤满了人。
我来这里参观的目的，是给正在调情的少男、少女们拍照。我对我们组里的一位女士说：如果有一对夫妇坐在一起，她应该让我为他们拍照。我的相机已经准备好拍摄这样的场景了。不幸的是，我很失望，不是因为这对恋爱的人拒绝拍下他们的照片，而是因为年轻的男孩和女孩总是保持至少一码的距离，无论是步行还是坐着。从远处我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坐在一张长椅的一边，而一个男孩坐在这张椅子的另一边。从他们的谈话状态来看，他们显然已经陷入热恋。我一开始集中精力，谨慎地接近这座美丽的亭子，在新刷的横梁后面，我很快瞄准了这个场景。这对年轻恋人看到我在这对他们取景，立刻变得严肃起来，把头从摄像机前方移开了。
我对摄影工作的效果感到沮丧（事实证明，比我想象的还要徒劳）。于是，我点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以我内心的满足来弥补艺术上的失望。我的“同路人”（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很明显还怕价格太高，只买了些冷饮，还有零食。我知道他们饿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观光。因此整个中午，我多次邀请他们，吃我点的三四道美味的菜，但是他们拒绝了。而当我付钱的时候，他们的嘴巴一定在流口水。午餐只花了大约2.3元，我的同伴一定很遗憾没有订午餐，但他们要改变主意为时已晚，因为他们有安排下午去别的地方。整个上午所花的费用，总计只有3.5元，因为我们四个人共用一辆车。
那天下午，我去西城区，看了一下民族饭店。它比华侨饭店的条件要好，那里的房间安静，还铺有地毯，还有几辆出租车在大楼前面等客人。在进酒店之前，我被要求出示我的护照。我提出要看一个卧室和餐厅，然后我希望能搬进这个酒店去住。不幸的是，我所有的要求都被拒绝了。毫无疑问，是怕打扰外国人。我对此有点不高兴，悄悄地争论说，我也是个外国人，因为我持有美国护照。酒店职员礼貌而坚定地回答：先生，您是否使用美国护照并不重要。你仍然是中国人，在酒店里会得到很好的待遇。
在中国，外籍华裔旅客一旦被指定为华侨，是不能被重新分类为外国人的。同样，外国人也不能将他的地位更改为华侨，以便更自由地住在华侨酒店。
在离开酒店时，我有些不满。当我路过人民大会堂——另外一座始建于1959年的美丽建筑时，我看到一幅大型形象文字，这是为全国摄影展所做的宣传广告。我花了6角钱，购买了一张入场券，店员给了我一张票，示意我拿回所找的零钱。显然，他认为我听不懂中文，因为展览馆离外国人住的酒店很近。
摄影展有三个展厅。在其中一个展厅，展出的是毛主席在他人生不同阶段的照片和标语，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展览的重点是士兵和普通人，而不是将军或其他高级官员。很明显，这个展厅的主题是“毛泽东与中国人民”。展览中陈列的大部分照片都是黑白的，而且效果非常好，因为它们是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竞选胜出的作品。
在另外两个展厅里，墙上挂满了表现战争场面、农场生活，以及军人和工人们英勇无畏事迹的照片。展览的主题仍然是革命宣传。展厅中的大多数参观者，他们也是士兵、工人和农民。当看到所在班级的突出事迹时，他们表现出发自内心的高兴。在展厅里面，没有一幅是描绘学者生活的作品。
在过去的时代，在这样的展览里，展出的照片大多会展示漂亮的年轻人看着太阳升起，或者是彩虹在薄雾笼罩的山上，装饰着美丽的花朵，如桃花和樱花。而今天的照片的主题是完全与此不同的。
仔细看过这些照片之后，我乘坐公共汽车，去了王府井大街，现在叫人民大街。尽管换了新名，老街名仍然很流行。我走进了一家新华书店，这家书店店面宽敞，书架上摆放有马克思（Marx）和列宁（Lenin）著作的译本、毛泽东的著作，以及许多外文著作。此外，还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Kuo MO-jo）出版的一些书籍，包括他关于甲骨文（Oracle）和青铜铭文（Bronze inscriptions）研究的著作，以及郭沫若最近出版的，关于中国两位最著名的诗人李白（Li Po）和杜甫（Tu Fu）的著作。这是书店里仅有的两本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的出版物，于是我买了一本。其他的书籍，如章士钊（Chang Shih-chao）
的《柳文指要》
，价格太贵了，我买不起；书的分量也太重了，我也很难拿回家。目前，这两种学术著作深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他们相信，更多类似性质的出版物很快会出现。
我在书店里面，翻阅了每一本小册子，希望能够再买一些。但是这些小书大部分都是关于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方面的书籍。例如：如何提炼石油，或是如何修理汽车，因此不符合我的兴趣。最后，我买下了两套书籍，它们是关于北京故宫和北京新建筑的图集。我还买了几本毛主席的名著，包括他的四篇哲学论文，以及他发表的所有诗词集。
我离开书店后，又去到附近的北京协和医院，或者叫北京联合医学院。很多年前，我一直是这里的患者，现在它被称为首都医院。这个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最早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资助成立的，由美国和欧洲的医生担任教授和执业医师。在这座建筑上面，覆盖有绿色的瓷砖，建造风格像宫殿一样。在医院里面，地板和墙壁上覆盖着大理石贴面，一直以来一尘不染。这所医院一直以来，都由穿着白衣制服的、自豪的医生和护士良好地管理和运营。因为这座建筑的华丽外观，这里曾被称作豫王府，意指王子的豪宅。据说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命令一个人力车男孩带他去医院。因为美国人的汉语发音不准确，即使在他重复了一遍之后，他也无法使那个男孩明白他的意思。这样说了好几次，最后，他变得不耐烦，生气地说：“该死的傻瓜！”人力车男孩立刻喊道：“好了，先生，你的意思是去豫王府。我带你去那里！”
今天，在医疗技术方面，这家医院仍然和以前一样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但是与以前相比，现在医院里面总是充斥着不同的汽车，停在狭窄的街道上，影响行人通行。每一辆汽车的后部，都有一个小车牌，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代表大使馆的车牌，表明这是一辆使领馆送其工作人员，或者是他们的家属到医院看病的汽车。在尼克松总统访问之前，该医院的屋檐和柱子，应该是被特别重新粉刷了一遍。在总统前往北京之前，一小组美国安全人员先到医院，检查医疗设备，以确保如果总统需要接受医疗服务，能有一家符合他们预期的医院。
在医院的内部环境方面，和以前相比，目前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刚进入医院走廊时，室内的灯光感觉很暗。医生和护士的制服都是米色的，它们可能不是用最好的棉布做的，或者不是每天都用漂白剂清洗。所有医生和护士都显得很谦卑，以正常的速度走着，回答询问时非常有礼貌。室内的地板和墙壁现在被水泥覆盖，医院的整栋楼都急需维修，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状况，可能只是连续使用，而没有定期维护的结果。这个医院的名字，可能会伴随着一些恶意的破坏，但这仅仅是一种猜想。我找不到医生或护士来给我一个答案。显然，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会认为，满足这种好奇心是他们医疗义务以外的事情。
我注意到，在这里，中草药和西医药一起使用。据说，许多医生掌握中医和西医两门技术。在西医和中医之间，到这个医院就诊的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只要治疗效果获得资深医师的认可。
离开医院之后，如果再返回到宾馆吃饭，我觉得就太累了。于是，我再次采用“打游击战”的方式，到川湘饭店就餐。这次，我很快找到了带有一把椅子的餐桌。在等待就餐的时候，我对餐厅的菜单进行了统计研究：菜单上列出了50余种可供选择的品种；这些菜品中的35种，每道菜的价格不到1元钱，最贵的菜大约是1.2元。难怪有这么多人在饭店吃饭。和往常一样，我点了两道肉菜、一碗蔬菜汤、一杯啤酒，总价1.2元。但是，我无法吃完所有的食物，因为它太麻太辣了，甚至对一个湖南人来说，亦是如此。
这所成立于1934年的学校，入学人数为70人，学生分成七个班，招生人数不多，但学费很高。自从解放以来，有四所学校为聋哑人开设，每个学校都有300多个学生。每个学期收费仅有2.5元，其中包括学费和学杂费，学校还为极端贫困的人提供助学金。
从1968年11月开始，每所学校都配备有三名军医，他们是专门采用针灸治疗聋哑人的专家。因各自的文化背景有限，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送到东北，接受过几个月的高级训练，然后再回到学校工作，这样在针灸方面就比以前熟练得多。这些军医再依次教其他的老师，这对于在教室里的每个学生都是有帮助的。
在我们访问期间，一位老师从一个玻璃瓶里，拿出一个长约2英寸的针管。她用一些棉球擦干针头，然后用酒精棉去擦一位学生的脸。这个学生把他的头放在课本上，让老师把针插在他耳朵下面1英寸处。一些观众拍了几张照片，但自从我的照相机损坏以后，我只能仔细观察正在接受治疗的学生的面部表情和眼睛的转动。那个学生既不眨眼，也没有大声地喊叫，而是静静地趴在桌子上。在针头深入面部约1.5英寸的时候，持续数分钟，老师扭动了一下针头。我们中的一些观众，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噢，天啊，真痛苦！”
老师微笑着解释道：“不太人道，但效果很好，就像美国的休克疗法一样。”她说，“军医们来学校做这种治疗之前，已经无数次地用针刺方式，治好了他们自己身边的聋人和哑巴。”
2—3分钟后，这个学生被要求转动他的脸，从另一边接受同样的治疗，他同样忍受了。在针灸演示后，老师要求学生大声朗读课本上的一段内容。她告诉我们，哪些学生是聋人，哪些是哑巴。聋人可以毫不迟疑地理解老师说的话，但为了理解我们这些来访者的谈话，他们不得不非常注意或请我们重复一遍，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熟悉我们的口音。哑巴学生被要求大声朗读几句。他们中的一两个做得很好，虽然有些口吃；另外两个人读起来显得很吃力，说出了一些难以理解的话。
老师告诉我们：“不同的人，对针灸治疗效果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见效比其他人快。耐心和延长治疗是有帮助的。”老师说：“在这个班里，学生只有这一年半学习时间了。如果他们能在这所学校学习三四年，并且不间断地接受治疗，结果会好得多。”
医院不时派出受过耳、喉和眼疾训练的正规医生，来帮助学校的针灸师开展工作，并检查每个学生的身体状况。聋哑学生每年还要在农场和工厂工作两个月左右。
为了欢迎海外华人到来，他们表演了娱乐节目。每个学生手里都拿着向日葵，高唱着“毛主席万岁”。
在北京，聋人和盲人是分开接受教育的。还有为盲人开设的特殊学校，教他们一个新的字母表，而不是旧的国家语音表；盲人不仅受过演奏乐器的训练，还受过处理配电盘、发送电报等训练。学费和其他杂费也是一个学期2.5元人民币。
7月14日，我们参观了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五七”干部学校。在1966年5月7日和1968年10月4日，毛主席发布了两条指示
，这所学校是按照毛主席的要求，由此而成立的。
毛主席担心，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官僚主义阶层，这些人可能或者已经成为掌握特权的精英，并且成为脱离群众的阶层。因此，他建议成立“五七”干校，现有的干部们，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军官、学校教师、行政人员、党员、非党员等，轮流到干部学习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的地区，也开展这项研究和工作计划，或者叫“劳动改造”，他们致力于在所有的任务中，让干部们摆脱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作风，使革命可以继续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我在学校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在我们7月14日访问时，只有500名学生出席。在过去的三年里，在这所学校重新接受教育的大约有2500名学生，要求脱产学习6个月。根据毛主席5月7日的指示，学生们应该以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延安抗日大学的学员为榜样，端正学习和生活态度，并成为无产阶级的模范干部。
“五七”干部学校的学生必须密切注意以下这三点：
1.学生们应认真学习，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们应该对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包括对于《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国家和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的深入理解。这个学校的学生与其他学校相比，两者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这里学生们自我学习和讨论，不是按照他人的说教。
2.学生的时间安排，大约1 /3用于学习，2 /3用于从事生产性劳动。这项劳动旨在发展学生们的奋斗精神，保持革命传统。学生们建造自己的校舍，种植自己的食物。学校的原址是在一块大沙地上，没有桥，没有路，没有房子。两年多之后，这个地方变得适于居住和生产。学生不允许脱离群众或实际工作，必须学习中国农村所需的技术和技能。学校声称，“五七”干校是保持干部正确革命性和避免修正主义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3.干部们要向工人、农民和士兵学习。这些人之中的代表经常介绍他们的经历。学生应该与工人、农民和士兵一起工作、生活、奋斗和讨论问题。医生中的干部也是一样，他们应该为底层的人民服务。例如，有一个干部搬进来和一个无助的老妇人住在一起，为她准备食物和药物，甚至为她清理厕所。这个模范学员得到了其他许多学员的认可。
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来这里学习的干部们已经开垦了117英亩（约473481.97平方米）的土地，收获粮食935吨、蔬菜600吨。这项生产的收入足以支付学校的所有开支。
每天，每个学生必须工作和学习8小时。除此之外，学生们限时从事体育活动（如打乒乓球）、乐器演奏和业余戏剧俱乐部等活动。在中国其他地方，还有许多针对大学教授和学者们开办的类似的“五七”干部学校。
例如，北京东城区“五七”干部学校的校长，以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向来访者简单介绍之后，他做了一下自我批评，他说目前的工作还有许多可改进的空间，比如在识别学生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知识水平，以及不同的工作态度等方面。在学习和劳动之间的时间分配方面，也是可以改进的。
他认为，在冬天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学习，而在夏天要有更多的时间劳动。然后，他继续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他们的学生平均年龄是40岁，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
简短介绍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了农场，学生们建造了工厂、猪圈、鸡笼、果园、番茄地、厨房，以及类似军营的生活区。每个房间大约14英尺宽，22英尺长，共有4个或更多人居住。他们的简单物品摆放在床下。地板是用捣碎的泥土建造的，墙壁的房间刷白色石灰粉，但是整洁干净。毫无疑问，他们为来访者安排得特别井然有序。
我们被告知，所有人必须在早上5:30起床，参加早上5:40的锻炼，6:00吃早餐。然后，他们在上午6:30到10:30在农场劳动，之后回来休息、午餐和午睡；从下午3:00到晚上7:00再出去工作，每个人都必须晚上10点准时睡觉。
中午12点供应午餐，这一顿午餐我们吃得很丰盛，因为所有的东西，包括猪肉、鸡、鱼和蔬菜都很新鲜。另外，还有从农场运来的西瓜和刚摘的桃子，用深井水冷却。我们每个人都吃得心满意足，学校的管理人员、学生和来访者进行非常亲切的交谈，仿佛我们是他们的老朋友。
我问：“你平时都吃得这么好吗？”
回答是：“差不多。”
我想知道，他所说的“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有一位学员给我看他们平日的菜单。菜单上有这些菜：瘦肉片鸡蛋，5角钱；肉片豆角，3角6分；米饭，没有标价；不带猪肉的米粉，1角4分；红烧肉条，4角；青椒炒猪肉条，4角；炖鸡，8角。通常一个人会点两道菜，或者是和朋友合点一份大菜。每顿饭大约平均花4角或6角钱。所以，每个学生有足够的钱用来吃饭，因为他们仍然由原工作单位开支工资。
晚饭后，我们客人休息了半小时。然后是五个学生分别向我们汇报他们的个人背景、对学校的印象，以及他们对于未来的希望。这五个学生由三男两女组成，每个人都是雄辩的演讲者；他们的演讲内容也组织得很好，很精致，而且进行得很顺利。他们演讲的主题，涉及他们从这所学校学到了很多东西，改变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和对其他人的态度，尤其是对无产阶级的态度；他们感谢毛主席给了他们改造自己的机会，成为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分子。他们坚信，经过六个月的学校生活，他们会有更好的态度、更多的耐心、更坚定的奉献精神，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那天结束时，专场娱乐节目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包括唱歌、音乐会和一个农民生活短剧。所有的作品都是由学生们自己创作的，其中包括音乐、戏剧、故事和诗歌的写作。有一首歌词写得很美，他们将这首诗，按要求用精美的书法写成。然后我们互道再见，尽管我要求多待一个星期，但没有得到批准。
到目前为止，几个美国学者接受了“五七”干校的观点。干部学校确实不是一种惩罚形式，而是对“田野调查”运动的补充。
7月14日晚上，我们住在华侨饭店的七八个人，被外交部礼宾司邀请共进晚餐。外交部驻波兰前大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国权担任主持人。几个中国的政府高官和一些著名学者被邀请与我们作陪。应邀的来宾包括：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Wang yeh-ch'iu）；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Liu Ta-nien）；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冰心，以及她的丈夫吴文藻；著名学者、社会学教授费孝通（Fei Hsiao-t'ung）等人。
宴会是在著名的老餐馆丰泽园举行的。食物安排得很雅致，但刚够我们一群人吃，不会留下太多要扔掉的东西。主持人敬酒，用同样的敬酒词欢迎我们，而其他许多参与者则喝苏打水或茶。我认为，与当今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内地（大陆）仍然在实践向每位客人敬酒的方式。然而，主持人礼貌地暗示：“我们干杯之后，大家可以自由地品用。”
在餐桌上的谈话中，我问坐在我右边的主持人，为什么不允许游客去东北部（满洲里）。我说我一直渴望去那里，一个原因是，我希望去看看沈阳和鞍山的重工业企业；另一个原因是，我想去看看我在黑龙江省佳木斯的亲属。他说不允许游客去那里，是因为中苏关系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防御措施，来抵御潜在的威胁。如果全部开放，苏联的一些军事专家会以游客身份去旅行，那么所有的军事秘密都可能被泄露。”
坐在我左边的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他曾经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同学。我问他关于中国人口的问题，我说：“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你应该对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以及目前的人口总数做一个专业评估。”
对这个问题，不等费教授说话，一个年轻学者很快地插话说：“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我的观点是……”他谈了几分钟。然后谈话转到了其他一些话题上。当我有机会再次发言时，我明确表示，我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家族制度 [1] 的，要问我的老朋友费教授，他是中国社会学权威。同样是这个年轻学者，又抢先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关于中国的家族制度，我的观点是这样……”他说话的声音很大，语速很快。我以前的室友，周一良教授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而费孝通教授只用沉默的微笑来回答。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先生，以为我还在哈佛大学教书。他问我哈佛大学在现代中国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我说，1950年我离开哈佛去了印第安纳大学，但我知道哈佛出版了几十本专著，涉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经济和政治的各个方面。刘先生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他们的出版物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吗？”
我说：“质量各不相同，总的来说，每一本书都有一些学术价值。”很快，主持人举起酒杯，说：“让我们为所有人的成功和幸福，干杯！”晚餐是如此严肃。主持人站起来，餐厅里的每个人都跟着，穿上西装，走到客厅，结束之后再坐到舒服的椅子上。
现在，我看到在另一张桌子上，冰心和吴文藻坐在一起。冰心看上去，明显变老，脸上有皱纹，这说明她上了年纪。而她的丈夫吴教授，仍然显得很年轻。我们和他们分别紧紧地握了握手，惊喜地说：“我们已经有1 /4个世纪没有见过面了，外界报道你们都自杀了。”72岁的冰心开心地笑了起来，然后她幽默地说：“那你现在一定是在和鬼说话。事实上，我们都不是鬼，而是人。”冰心说，她的死亡消息，已经在海外被报道过四次，她清楚地记得这些报道的日期。她还说，她曾读过一篇纪念她的文章，是由她所谓的前男友，台湾的梁实秋教授写的。吴教授聚精会神地听着，眉开眼笑起来。谈话结束时，他们请我向洪煨莲（洪业）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这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传记作者，目前居住在美国。我们的谈话本可以持续很久，但我注意到，坐在我们对面的刘大年正在打哈欠，看着他的手表。我很快地说：“刘先生，我什么时候可以拜访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他回答说：“很抱歉，邓教授，我们研究所的办公室正准备搬到另一栋大楼去，目前每个屋都堆满了书，哪里也没有您能坐的椅子。因此，我只能很抱歉地告诉您，我们不能接受您的这次拜访。希望能在别的场合见到您。”
之后他准备离开，其他人同样都准备离开。
我很失望，因为我以为，我们的饭后谈话可能持续到10点，而不是只有10分钟。我不知道我的观点是否伤害了刘先生的感情。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我的导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编辑出版了如此多的专著。我很想去他的研究所看看，在那里我可能会发现一些以前一起工作的朋友。不过，既然刘先生说了“不”，在他离开的时候，我也就再无能为力了。
我迅速过去和王冶秋说：从前，我很快乐地读过他出版的书《狱中杂记及其他》
，我问能不能有这个荣誉，去参观一下北京图书馆，我希望去那里时，不必去翻阅堆叠的现代中国历史图书的卡片。他毫不犹豫地说“可以”，我相信这次成功谈话，是对我未能访问历史研究所的一种补偿。
大约9点，酒店安排巴士车将我们从餐馆送回宾馆。
当我回到宾馆的房间时，我既惊讶又高兴地看到我的四个亲属在等我。他们是从黑龙江省佳木斯出发，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到的北京。其中两个是我的女儿邓同兰和她的女儿，我5岁的外孙女。她的丈夫彭实，之前是解放军的一名军官，现在是佳木斯一所中学的负责人。同兰的妹妹，出生于1948年，目前在中苏边界附近的一个农场工作。同兰带着她的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人都很聪明、很可爱。但是过了几天，我就被那个淘气的外孙女惹恼了。
之前，我曾要求去佳木斯，看一下她们的生活条件，但是我的要求出于军事安全原因被拒绝。然而，两天前，我有幸接受西北大学的徐雄教授邀请吃早餐。他告诉我说：早餐后，他会去东北看望他的亲属。听到他说的话我很疑惑：不允许我去，却让他去？然后我写信给王国权，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向他抱怨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因为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在美国住在相距不远的地方。这个歧视显得很奇怪，而且与友好关系的原则相排斥。
这封信是早上10点左右寄出的，到了晚上，我就在所住酒店收到了他的留言电话，我去东北的请求被批准了。但我只可以去沈阳和鞍山，不可以去佳木斯。佳木斯在哈尔滨附近，到沈阳大约有500英里。我很感谢他的允许，因为我能看到中国的重工业中心，可能还会在沈阳看到我的亲戚。
沈阳的地理位置，位于北京和佳木斯之间，实际上相当于只需要走一半的距离。我给同兰发了一封关于这次会面的电报，但是她的丈夫给我回电报说，她们已经在去北京的路上了。
我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是关于我的家乡，湖南省常宁县黄洞乡的情况。很不幸的是，在中国解放那几年，我所有的近亲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
成立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是一所由美国人资助，用庚子赔款建成的学校。原来，清华大学曾经是教授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和基础科学的预备学校，在这里培训之后，他们就可以去美国深造了。十年之后，它已经成为中国最优秀的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型大学之一。学校培养出许多著名的教授和杰出的毕业生。解放前，这所学校的学生只有500人左右，但此后校园内增建了许多大型建筑。1966年，学生人数快速增加到21200人。
7月17日，当我们的大巴车到达清华大学新校门时，我们受到了校方一如既往的欢迎，校方领导是副校长常伟，动力学教授，他会说英语、普通话和一些广东话。在接待过程中，他得到了其他几位教授的协助。
在接待室里，一位物理学讲师，向我们简要介绍了这所大学的历史和现状。他说，1972年夏天，学生总数只有5500人。这所大学由“革委会”负责管理，该委员会由四名解放军、五名学生、六名工人和十三名干部组成。1970年8月，学校恢复正常的学术活动，由常伟任副校长。
常伟几次打断了他的介绍，要么改正他介绍中的一些小错误，要么补充一些信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副校长显然比其他委员会成员有更大的发言权。
我们被告知，因为毛主席认为大学四年的教学周期太长，所以现在已经缩短到三年了。目前，还没有讨论研究生院的问题。1966年以前，在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去到国家前沿的农场和工厂里工作，有些人留在大学当讲师。这个教育指导原则是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和应用相结合，强调实用性和生产力。大学附近有实验工厂和农场。
1966年后的第一年招收学生2800名，第二年招收2700人。大多数新生都是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选拔产生，没有入学考试，只有工厂、农场和军队领导的推荐。预计几年后，清华将容纳10000多名学生。
我们请求学校提供更多关于选拔学生的详细信息。我们被告知：第一步，某位学生先成为某所大学的准学生。第二步，他所在单位的成员，将对他是否具有接受大学教育资格进行讨论，即政治地位是否坚定，政治观点是否正确。经过充分的讨论，如果这位青年得到所在单位成员的一致支持，他们就会向清华大学入学委员会进行推荐。最后，清华大学会给每个被推荐的人一次口试的机会，口试会进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了解他的社交能力、知识背景和政治观点。
在教室里，讨论活动比直接听讲座更为重要。教授们要激发学生的思维，使其对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感兴趣。他不会给学生灌输刻板的无用信息。每学年有一次测试，试题提前分发给学生。他们可以先看书，然后和同学讨论，最后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阅卷老师由此看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分析性和创造性，在此基础上给出能力评分和等级。
据我们所知，学校的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学生们为了革命而学习，教师们也为了革命而教书。因此，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资深教授训练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培养在革命形势下的实践能力。
清华大学有一座非常大的校园，占据前圆明园的大部分场地，即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的皇家园林。大学图书馆有藏书130万册，其中三分之二是中文的，三分之一是外语的。有超过1000种期刊；有特殊主题的期刊保存在专门的图书室。我注意到，图书馆有相当数量的电子期刊，包括一本在美国出版的期刊，这是在大约六个月前，由大学图书馆订购的。
清华大学还有几个大型实验室和车间，供专门研究核物理、化学、建筑等人员使用。他们夸口说，大部分机械和实验室设备是由他们的教授和学生自己设计和制造的。他们骄傲地说，他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依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而不是等待从外国进口这种材料。
在北京的近30所高校中，清华大学是在工程类和自然科学院校中成绩最好的大学。前半年，学校开设的课程是基础课程，这是专门为新生安排的，尽管他们的教育背景参差不齐。学生入学的平均年龄为20岁左右，每个学生每月都有20元的助学金，其中12~15元用在食物上，剩下的钱花在书籍和杂项费用上。学校从不向学生收取任何学费和住宿费。由于“知识分子工人化”的实施，教授们的待遇得到较好的改善。一位教授在购买食物上，每月仅花费15~20元。教授们每个季度的房租仅是他们月收入的1%、2%，或者3%，同时他们不必缴纳任何所得税。他们一个月收入为200~350元，按照中国当时的标准来说，算是高薪。
这所大学共分为11个系。在大学革命委员会的管理下，每个系都有一个革命委员会来分管行政事务。11个系分别是教育学、工程物理学、化学工程学、工程动力学、电子学、电气工程学、液压电力工程学、无线电、建筑学、机械工程学和自动化工业学。
在北京的市中心，天安门西南边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座人民大会堂。参观这座建筑是每一个参观者的“必修课”。这是一座很有吸引力的建筑，高大而优雅。花型红色大理石底座上的石柱以灰色大理石为材料，绿色屋檐上，带有金色瓷砖的平顶，就像莲花花瓣。升旗广场的建筑面积为20.5万平方码（约17.14万平方米）。
大会堂内部有一个大礼堂，有超过1万个座位，是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那里也有一个宴会厅，可以容纳5000位客人吃饭或1万人的鸡尾酒会。在这方面，人民大会堂似乎比克里姆林宫的容量更大——1960年，我在参加第25届世界东方学者大会时，曾在克里姆林宫吃过饭，也喝过酒。在大厅的中央，有一张摆着鲜花的大圆桌，贵宾们坐在最显眼的座位上。头桌对面有一个“交通灯”，用来向厨师发出信号：红灯表示演讲仍在进行，黄色灯光象征着演讲可能快要结束，绿色灯光亮起的同时就会送菜到每一张桌子上。
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可以将美丽和舒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礼堂中所有座位均配有耳机，可以将讲话内容同步翻译成中国的12种主要民族的语言；还有供代表使用的电子通信设施、媒体以及广播、拍摄和电视转播的安排。这座建筑带有空调设备，地板上铺有厚厚的红色地毯。在这里，我看到有真空吸尘器在使用，而在很多地方的酒店，都鲜见如此现代化的设备。让人难过的是，真空吸尘器导致一些精致的地毯变质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这座中国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大厦，仅用了10个月就建成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来自16个省，由数千名建筑师、设计师和其他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建设者，遵循党的指示，顺利地完成了建设任务。1958年10月15日这天，建筑蓝图获得了150名建筑师和设计师的认可。有6000名技术工人和1.4万名劳动工人，每天都工作在施工现场。组织机构由总部、分总部，以及现场工作部门有机组成，几乎没有管理不善或混乱的现象出现。每个小组选出一名经理，全面负责质量、计划、统计、材料、工具和安全方面的工作。
1958年10月28日，2000名建设者开始挖掘地基，随后按照计划，分工完成了这座巨大的建筑：它包含28700平方米完美铺设的大理石地板、宏伟的大理石柱和巨大的白色大理石主通道楼梯。
在人民大会堂里，中国每一个省都有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独立分会议厅。在出席全体会议之前，各省的代表聚在此处，集中讨论他们提交大会的问题。每个省还有一个单独的会议室，是由茶木家具装饰的接待大厅，室内装饰的景观是产于当地的绘画和手工艺制品。例如，湖南省以刺绣闻名，因此在湖南厅里，就有一块巨大的刺绣，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看，其颜色和图案会发生变化；广东厅里充满了雕塑、漆画和细雕的家具。总之，每个省议会大厅的装饰品，以及整个大楼的接待大厅展示出的产品，都是最好的物品。在施工期间，这些手工制品的制作过程，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创造能力。对于希望看到建筑风格完美结合的国内设计师和家庭装饰师而言，这是一个极好的参观之处，希望有人进行周密的安排。我认为，人民大会堂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建筑之一。同时光是在北京，就有十多个类似的富丽堂皇的建筑。这些建筑充分证明，只要在一个和平与富足的环境下，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设计师能够建造出的宏伟建筑，中国人同样可以实现。
颐和园，又称万寿宫，位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附近，始建于1886—1891年，是为了慈禧的享受而建造。建设工程部分资金从国外借来，原来希望用于建造现代化的海军。皇太后对于建设海军没有兴趣，称李鸿章想成为中国海军的“俾斯麦”
。为了引起她对于外国轮船的好奇心，李鸿章首先使用这笔外国贷款买了一艘轮船。但是与他的预期相反，老太婆不喜欢外国轮船的喧闹声。为了让她高兴，李鸿章后来又建造了一艘有两个甲板的大理石船。今天，这座优美的建筑经过修缮，可以供游客们在此休息。
整座宫殿都是按照宏伟的规划设计的。这个设计方案包括一个很大的人造湖、一座岛屿、一座17拱的石桥、一座人造山丘和一座高楼。还有一条隧道通往山的顶部，可以看到整个宫殿的全景，包括湖景和远处的地平线。在宫殿的两侧，有两个青铜器展览馆，还有一条长廊，两边都有雕花的横梁和彩绘的长凳，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色。总之，颐和园有浩瀚的湖泊、纯净的空气、宁静的气氛、五花八门的灌木和鲜花。此外，在建筑物入口处，还有带有青铜狮子的龙顶建筑、独角兽和香炉广泛分布，为参观者营造了一个理想的环境，让游客在园内深吸一口气，拓展自己的胸腔，放松他们的思想，忘记世俗的尘埃。在20世纪，30多岁的普通市民是不能去颐和园的，因为入场费令人望而却步。而现在，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1角钱的入场费了。
7月19日，我带着我的亲人们一起去参观颐和园，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出乎意料的是，那天颐和园里面人山人海，我们很难走在一起。当天的天气也很热，大家都渴了。我想在那一天，园内一定是消耗了数百个西瓜和几千瓶苏打水。我看着孩子们坐在地上玩中国卡通游戏，这真是美好的一天。
在保持公园的整体清洁、打扫人们遗弃的废物方面，园区工人们的工作非常有效率。我注意到，有一卡车西瓜皮和空瓶子被运走了。
后来我们饿了，可是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园内所有的餐厅都是人满为患。以前在颐和园，如果要吃湖里的鲤鱼，需要花一大笔钱；现在饭店的价格很合理，只要能找到一个可供就餐的餐厅，每个人都有机会品尝。
在拥挤的颐和园里“战斗”了一整天之后，我觉得我们这次旅行，不像我30岁时那样享受。我希望，这样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今后环境会更宜人，游客会更少，空气会更清新。
目前在中国，每一个公共场所都很拥挤。一个星期天早上，莫里森街
挤满了人，甚至公共汽车司机在通过这一段时，也感到很艰难。我看到，有一辆公共汽车设法向前面移动，汹涌的人群立即挤满了街道的中心。尽管人行道一定有十多英尺宽，足够容纳许多行人，但他们仍然像一群蚂蚁一样，为了生活而走到街上，虽然他们知道不应该这样做。
周日，我在莫里森街的大型百货商店购物，这条街比圣诞节时的纽约第五大道还要糟糕。那里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销售人员，来照顾那些庞大的人群。那些想买双鞋的人，没有椅子可以坐下试穿，只能用一只旧鞋来衡量大概尺寸，希望能够合脚。
外交部的王国权批准了我在宴会结束后，可以参观北京国家图书馆。在他的鼓励下，我催促酒店接待员再为我联系一次。他说，他曾两次代表我提出要求，但两次均被拒绝，他不愿意再试一次。我说王国权司长已经同意了，最后他勉强同意了再做一次尝试，幸运的是，这次尝试成功了。图书馆接待了我，招待我喝两种茶和两种冷饮。后来，有人向我介绍说，这座图书馆始建于1931年。我很快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我就曾多次使用这座图书馆，并礼貌地暗示，没有必要告诉我它的早期历史。
“长话短说。”图书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其云说。接下来，他告诉我说：刚解放时，图书馆的藏书总量，包括期刊，为900万册。今天，它比以前扩大了六倍。楼面面积也由原来的9600平方米，增加到13200平方米。目前，馆内共有500多名工作人员。
被选中的另外一处参观地点，曾计划建造一座比这栋楼大三到四倍的新建筑。但是，在1960—1961年期间，因为国家面临许多困难，重要建设项目有优先权，所以这项计划被搁置，没有实施。但它可能会再次被考虑，因为目前的图书馆太小，无法为不断增加的阅读者服务。
我很好奇：图书馆的藏书量，怎么能突然从原来的100多万册，增加到900万册，比以前增加了6倍？图书馆革委会行政办公室主任严诚回答说：有很多种办法。第一个办法，是直接购买；第二个办法，是要求每一份新出版的刊物，都提交给本图书馆三个副本；第三种办法，是接收从前资本家和学者们家中没收的书籍。公民也意识到，这项免费捐赠，可以把他们珍贵的书存到国家图书馆内，这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最后，还有一些书籍的来源，是与世界上129个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通过这些办法，目前已经收藏的15世纪前出版的珍本著作量，累计约有33000部。另外，图书馆还有200万册西方书籍，其中包括50万册俄文书籍。
然后有人陪同我，到收藏着一大堆稀有书籍和期刊的阅览室周围参观，虽然我一再说，这是没有必要的做法。我还看了几个阅览室，其中有一个是专门介绍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的。这个房间里挤满了读者，而其他房间则有许多空座位。这种情况提醒人们，在中国大学里工作，要牢牢把握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
我的主要兴趣是查询现代中国资料的目录卡。虽然我被允许这样做，但是有六个图书馆员一直盯着我，看着我查询的卡片。这个过程与莫斯科列宁图书馆的程序相同，那里没有开放式的书库，但这一次北京图书馆给了我一个抽屉的卡片，并允许我借阅其中任何书籍。同时，有几个人关注我，甚至为我做笔记；将列宁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相比，我觉得我应该更喜欢这里，有更多的工作自由度，而少一些关注我的工作人员。我本来希望，我能在图书馆工作一个星期，或者至少能工作一整天，但是我的这项要求，没有任何图书馆助理同意。看来，外国学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做研究工作的时候还没有到。然而，我很感激他们接纳我进入图书馆内部，而其他人却被拒绝。
当我提到北京图书馆与美国图书馆之间的图书交流问题时，北京图书馆“革委会”副主任表示赞同这种国际间的文化交流礼节。但当我试图说得具体一些，并谈到一点具体细节问题时，这位刘先生却说，在中央政府做出决定，并做出具体的计划之前，他不准备讨论任何细节问题。
我还问到，图书馆是否有出版书籍的计划？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于廷说，《梦溪笔谈》即将出版，同时还将出版光刻影印版，但是这个过程很长。他似乎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年轻学者，认识许多中国学术名流，包括赵万里
。在我参观图书馆时，他是带病陪同的。
7月20日晚上，我有三件事可供选择。第一，到西城门外的工人体育馆，观看正在那里举行的中日排球比赛；第二，观看采用针灸做麻醉的脑部手术；第三，观看木偶戏。如果我能把自己分成三部分，那么这一切都值得一看！有些演出我可以参加，但我的亲戚因为座位有限而被排除在外。显然，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如果有公共演出，剧院前面都有一小部分座位是留给外国客人和华侨的。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选择了看一场木偶戏，因为我在日本待过一年后，就开始喜欢大阪的木偶戏了。大阪木偶戏，因为有著名的木偶戏鼻祖——千山真纪夫（1653—1724），被称为日本的莎士比亚，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名气。我对中国表演的精彩感到非常惊喜，我发现，中国的表演比大阪木偶戏有趣得多。
北京木偶戏在舞台上有许多背景景色，可以展示出来月亮、雪、星星、雾、雨和湖景；甚至还可以展示高射炮在越南北部击落一架美国飞机的场景。这种艺术是用形象表演，而不是用语言传播。不言而喻，中国所有的戏剧表演都是在做政治宣传。
我也被木偶演员们的多才多艺所打动，他们可以划火柴、抽烟、唱歌、跳舞，以及演奏乐器，就好像是真人一样，每一个动作都是如此生动，让人很难相信这些是木偶戏，而不是大约三英尺高的男孩或者女孩。他们的对话也很有趣，而且化妆和服装都很漂亮。我想知道，他们是否会问中国的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能穿这么多颜色的衣服呢？
当演出结束，帷幕拉开时，我们看到了12个演员，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木偶。每个人都展示了他操纵木偶情绪和动作的天赋。这12个身着工人制服的演员，已经掌握了每一个木偶戏的技能，如唱歌、表演，甚至还会模仿各种动物，包括鸟类的声音，来逗乐他们的观众。只要他们能让戏剧的内容为外国观众理解，这个木偶剧团表演的节目也将在国外受到欢迎。
当我回到酒店时，我向电梯操作工人表示慰问，因为晚上11点左右，他还在工作。他说，他下午4点钟就开始工作了，一直工作到半夜。他每天只工作8小时，包括午餐时间或晚餐时间。有这些人的存在，我们要开展夜生活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只见他满意地笑着说：“公共汽车司机、铁路工人和许多其他的人，每天也工作8小时，每周6天。”
由于我的主要兴趣，是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内做研究工作，我获得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Shih Kuo-heng）教授的许可，前往清华大学工作。史馆长是社会学家，《中国进入机器时代》（哈佛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一书的作者 [2] ，解放后他回到中国，并在清华大学担任过院长和其他学术职务。他是一位文雅的绅士，对于研究型学者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尽管如此，在同意我在图书馆找资料的请求后，史先生仍然有些为难，他立即安排人在公共汽车上找到我，说是最好能够通过党组织进行正式安排，为此我做到了，并且毫无困难地获得了官方的批准。
当我到达校园时，史馆长正在行政大楼门前等我。我要求立刻去图书馆，但是他坚持要我坐在行政大楼的接待室等一会儿。他暗示，这是一个官方程序，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程序，我咨询图书馆收藏卡的行为，可能会被视为非官方的、不合法的私人行动。所以，我们聊了15分钟后，我才站起来去了图书馆，那里还有一些图书馆的业务人员在等我们。
就像在北京图书馆一样，一个又一个抽屉的图书馆卡片，是另外一位馆长亲自给我，用于查询的。我发现，在馆内收藏的图书中，与中国近代史相关的书籍收藏量很少。他们在过去20年中，显然没有试图从中国台湾或者是中国香港购买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新出版物，更不用说欧美的关于中国的出版物了。除了感谢图书管理员之外，我什么也没说。我答应寄给他们一本我自己出版的书《中国考试制度史》，以感谢他们对我的特别重视。
7月21日晚，我拜访了翁独健（Weng Tu-chien）博士，他曾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几天前，在他参加晚宴时，我向他表示了要去他家和他交谈的强烈愿望，因为我很熟悉他的妻子和女儿。他说：“是的，你会受到欢迎的，但是你最好能够获得你们酒店党组织的许可。”接着，我问酒店“革委会”副主任：我是否可以拜访我的朋友。他说：“当然，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确切的地址，欢迎你这样做。”
收到这个“绿色信号”后，我给翁博士的办公室打电话，安排当晚到他家见面。大约7点半左右，我乘出租车去了他家，在他们还在吃饭的时候赶到了。我注意到，他们是两三个家庭住在同一个大院里。
我的朋友住在一套公寓里，房间的一部分用书架隔出客厅和厨房。他的妻子、女儿和一个孙子坐在椅子上，把食物放在小桌子上，而不是放在餐桌上。天花板上的电灯发出昏暗的灯光。他们一定是用台灯来备课，因为丈夫和妻子都长年在高校任教。室内到处都有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特别是有关他们的特殊研究领域的，还有几份新闻报纸，其中包括一份《参考资料》。所有现象表明，这个公寓是由学者居住的，而同一庭院的其他部分被工人家庭使用。国家鼓励学者、工人和农民共同生活，交流经验，相互学习。
在我们喝茶和交谈了10分钟后，家里的其他成员撤到公寓的内室里，让他们的父亲和我单独聊天。我开始向他问一些政治问题，虽然我一开始重复确认——我能否和他讨论政治问题。他说：“欢迎你提出任何你感兴趣的问题，因为毛主席一直鼓励坦诚交流，在朋友面前满意地交谈，但不要在背后说坏话。”
不久，一位陆姓先生作为访问者出现在翁家。他说，1947—1948年期间，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任教时，他就非常了解我。但坦率地说，我忘记了他。不管怎样，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问题，我们三个人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谈。
我本打算，我们一起谈谈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中共党史的具体内容，但是翁独健更希望笼统地讲，避免小细节，并说他本人对细节不感兴趣，公众也不会感兴趣。他提醒我注意一篇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的文章，以及在1921—1971年期间，毛主席发表的五篇哲学文章，还有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等。他说，为了正确了解中国，我应该仔细阅读这些文章。他还指出，毛主席总是以马克思和列宁为榜样。在我们的谈话中，陆先生不时补充上他个人的观点。
我们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后，我准备离开了，而陆先生却留了下来。翁独健和我一起走到房子的前面，我们互相说再见。我走了50步后，路灯突然熄灭了，使我难以前进，因为我不知道我该从哪里离开。还是我的朋友救了我，翁独健护送我到公共汽车站，把我送上公共汽车。坐了四站后，我到达了宾馆。但我没有意识到，从这里到宾馆，步行的距离还很远。
7月22日，我计划花一整天的时间买书。北京最著名的书市——琉璃厂仍然存在，但二手书店比以前少了许多。重新装修的文具店荣宝斋的面积已经大为扩大。除了其美丽的文具、古典设计和精美的纸张之外，还有许多绘画作品，既有古董也有现代的工艺品。
还有毛笔、墨架、中国印章、万里墨水印章，以及许多书桌上摆的古玩。大量的现代绘画，尤其是熊猫的画作，都是以合理的价格出售。然而，我最喜欢的那些工艺品，对我来说还是太贵了。我特别喜欢竹画，就是一卷两只熊猫啃竹叶的画。
我强烈希望能够买它，并挂在我的客厅里，但画的大小是十五英寸，在我看来太长。经理拒绝从两端修剪几英寸，因为那会破坏作品的比例。然而，他承诺可以找到艺术家，请他在缩小规模的基础上，画同样的画。我迟疑了，不愿接受他的这个提议，因为我很快就要离开北京，去别的城市参观。
我从一家书店走到另一家书店，希望能找到一些稀有的书，或者见到一些老朋友。当年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就习惯在书店里待着，看看我喜欢的书。经理会提供茶和香烟，当然是免费的。有时我会遇到一两个老朋友，我就和他们交换寻书的体会。然后，我们会享用一杯叫作酸梅汤的特殊冷饮，这种饮料有可能会对美国的可口可乐构成挑战。在过往的那些日子里，重新振作自己后，我就会继续浏览书目，并与店员就书目的价格讨价还价，从中获得中国百科全书的知识，而无须支付任何学费。
但在这一天的旅行中，我很失望，因为我既没有遇到任何稀有的书——据说几乎是全部被捐赠，或者卖给政府图书馆，也没有遇到任何老朋友。展示的书籍大多是些小册子，或者是流行的现代小说，包括短篇小说，这些书是由鲁迅和其他左派作家撰写的。
以前，在这个地区的书店里，经常能够看到戴着近视眼镜的学者，以及穿着蓝色长袍的学生。今天，蓝色的衣服已经完全消失了。相反，我看到十几个穿着山东丝绸衬衫的绅士，悠闲地这里看看，那里瞅瞅，带着一种自知文雅的自豪感。他们也在看着我，他们的鞋子和裤子跟普通中国人不一样。我看着他们，想看看是否有以前的熟人。每个人在大约30年的时间内都会发生变化。我不能确定，他们当中是否有我认识的人，但我没有试图开始与他们交谈，因为这样需要时间——也许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总之，在这个专门去买书的日子，我感到很失望。
那天晚上，北京大学的陈振汉
（Chen Chin-han）教授打电话给我。我认识他和他的妻子，因为我们曾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待在哈佛大学，在1947—1948年间，他也曾在北大教过书。也许是因为很少联系，虽然陈教授说话时声音很动听，但我听不懂大部分的谈话，只知他和妻子都很好。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本可以愉快地拜访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教授。
邓彤（Teng K'o），我最尊敬的邓之诚（Teng Chih-ch'eng）教授的儿子，到我的酒店房间来看我，告诉了我他父亲晚年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我他的妹妹和兄弟的消息。应我的要求，他第二天给我带来了他父亲最近出版的两本书
，这两本书在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这当然是对我购书不顺利的一种补偿。
我在拜访翁独健时，受到他的鼓励。之后，我用公共电话，给燕京大学的另外一位前室友郑德坤（Cheng Te-k'un）打了一个电话，他以前在欧洲教中文多年。因为他家没有电话，所以我要求旅馆去叫了一辆出租车，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到达了他的住宅。邻居们惊讶地看到一辆出租车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但他们没有太在意。我让司机等我一会儿，我们愉快而随意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小时。当我暗示，我应该离开时，我的朋友坚持邀请我到餐馆吃午饭，所以我请出租车司机离开，接下来我们继续交谈。
突然，出现了一场罕见的阵雨——北京和华北地区已经持续8个月没有下雨了。由于缺少电话，我无法打车，我朋友的妻子建议我们在家吃饭，因为她很快就得离开，到距北京市中心约13英里的丰台区做一些特殊工作。我说，比起餐厅的晚餐，我更喜欢吃家常菜，特别是我还想看一看，中国知识分子每天吃的是什么。我们四个人一起用餐，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儿，后者是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他们一共做了六道菜，包括一盘腌制的咸鸡蛋。最后这道菜，他们说是特别为我加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鸡蛋在美国是没有的。
午餐的食物足够吃了。这些食物不是特别为我准备的，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下雨的时候，没有人方便出去购物。我的朋友有一个50岁出头的女佣，她每月的薪水是35元。在他的会客厅里，有一台小型旧冰箱、一个西式厕所、一个破旧的沙发和几把椅子。屋内还有一个大书房，摆了十多个书架，像迷宫一样排列着。我忽略了问卧室的数量，但我知道了月租金，包括水电费一共是11元。这应该是我在中国所听到最高的收费了。
我对在新中国雇用女佣感到惊讶。我的前室友解释说，像老妇人这样的非熟练工需要工作，以维持生活；此外，由于他家里的每个人都忙于工作，无闲暇时间做家务，雇用女佣是有道理的。
我开玩笑地批评他，说他在工作中缺乏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的指导，让带有中国文学、历史和古典思想的旧书占据优势。他责备我忘记了他的专业——文学。我们一边说，他一边移动了一个存放古代中国书籍的书架，这个书架的背后，存放有大量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作品集。
不久，他的妻子去上班了，女佣打盹了。我开始问他一些政治问题。因为他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一位著名的公共事务批评家，我认为他可能会给我一些见解，但他是如此的保守。我的前室友在说话时，情绪激动，对毛主席钦佩不已。
在我们即将离开时，他恳求我，把他的诗作复印本带给美国的三位著名学者，我自己保留一本。这些诗作创作于1940年以前，并在香港出版。
我的前室友带我去看望以《古史辩》（也可称为《中国古代史讨论》）闻名的顾颉刚教授。不久，我们来到了顾教授的家。这所住宅在1880年以前，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官邸。刚从医院坐车回家的顾教授，很难休息一下。他的女儿，正在试着按摩他的头和手臂，使他放松到足以睡觉。我不忍心打扰他急需的休息，所以只和顾太太谈了几分钟。我了解到，目前顾教授领导一个编辑委员会，正在点校26个朝代的史书。中华书局负责点校的编辑已经出版了几本近代历史的书籍。据说，目前顾颉刚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教授（一级教授），月薪高达350元。
[1] 1977年初，在此次回国之前，邓嗣禹曾在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的1977年第11卷第2期上，用英文发表长篇文章《家庭在中国法制中的作用》，因此对于“中国家庭制度”方面的问题颇感兴趣，希望与费孝通进行交流。该文章后由王合成、王维俭翻译成中文，分成三次，分别发表在《湖南法学》1986年第2—4期上。该论文中译本后被收录在译者编的《中国历史的海外观察》一书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译者注。
[2] 史国衡（1912—1995），中国社会学家、图书管理学家。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翌年，转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37年，随清华大学南迁至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随长沙临时大学部分师生步行西迁至昆明西南联大。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任清华大学总务长、图书馆馆长等行政职务。1942年，史国衡对昆厂调查的资料进行整理，写成《昆厂劳工》一书，并以油印本的形式面世。本书详细描述了昆厂工人的来源和入厂目的、工作态度和效率、工资、消费和福利，深入分析了工人内部的社会关系，提出了“以广义的工业教育来补救社会教育之不足”的主张。孙本文将《昆厂劳工》列为抗战时期著名的社会调查著作之一。1944年，费孝通先生访问哈佛大学期间，将《昆厂劳工》译为英文本，书名为《中国进入机器时代》（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 ）。该书由吴文藻教授作序，哈佛大学霍桑奇实验室主任埃尔顿·梅岳（Elton Mayo）教授为其写了编者按语，同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