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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我乘火车离开杭州去南京，全程129英里，3小时的旅程，费用共计65元。这个软卧车厢很舒服，相当于美国的卧铺车厢类。我的车厢里虽然有四个铺位，但只有我一个乘客。其他人由火车服务员调到别处去了。
晚餐时，一个餐车服务员先接了我的订单，食物准备好后再送到我的车厢。我点了一碗面条，里面有三种不同的肉，只要0.5元。火车进站之后，一位中国旅行社的导游来接我，然后用他的公务车，带我去位于人民路75号的胜利酒店。
南京，是中国南方的重要城市，人口约130万，曾经是中国八个朝代的政府所在地，1927年至1949年间，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它的城墙长26英里。1947年，当我到那里的时候，我看到城墙内的菜园里种植着稻子和蔬菜。但现在，25年后，这些田地让位于新建的建筑物。南京小无线电厂生产高质量、小短波无线电收音机，名称为熊猫B804-1，在香港销售，价格相当于人民币34元以上。以个人经验来看，这种品牌收音机要比美国制造的频率更大，售价更高。
尽管技术发展，工业进步，但南京与我访问的其他中国城市相比，似乎落后了。我还注意到，在人们上班后，更多的自行车整齐地排放在宽广的街道两旁。此外，还有很多被2至3个或更多人推拉着的重载车。最后一个现象可能是废除人力车和三轮车。以前的苦力现在必须干其他工作。但是，正如南京所表明的，如果以美国标准来衡量，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中国在工程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它是在长江最宽、最深的地方横跨长江两岸。从前，上海到北平的火车需要过江时，不得不通过特殊的渡口。那天下午，我和其他游客一起去参观了这座大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引以为豪的“样板”。从开始到结束，这一伟大的技术壮举，都是由熟练的中国工人，用中国钢铁和其他材料建造实现，没有使用进口的材料。因为长江河流的宽度和水流湍急的现状，苏联顾问实际上是反对这个项目实施的。
这座大桥用了9年时间（1960—1969）才建成。它长有4.2英里，宽有62英尺，每一个桩子都被强行打入河中256英尺着床，离水面160英尺。大桥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为火车设计的通道，有两条轨道可以反向并行；第二层是为汽车设计的通道，两边还有人行通道。
我们的导游邀请我们拍摄这座桥，并向我们介绍说：“有7000多名经验丰富的中国工人参与了这项伟大的工程，他们是在九年内完成的。确切地说，这座大桥建成，成本约为1.4亿美元，约合2.8亿元人民币。”这些数字也张贴在接待室里。在那里，有一部电梯将游客带到岸边一个高高的水平面上，可观赏到大桥的壮丽全景，以及长江的景色。
7月2日上午，我和几个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海外华人，一同去看被称为莫愁湖（Worry-free Lake）的历史遗址。在这座遗址上还有一个大厅，我看到里面有一个桌子，是用一块精美的柚木制成，表面雕刻有棋盘。这座建筑的管理员告诉我们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Chu Yuan-chang）和他的大臣徐达开
（Hsu Ta-k'ai）曾经在这里下棋。朱元璋下棋输了，于是他把这座建筑授予了获胜者，并将其命名为“胜利大厅”（胜棋楼）。他还把这个公园和莫愁湖奖励给了他的大臣。
无论故事是真是假，这些象棋桌和一些柚木家具确实很好，还有一些赏心悦目的书法和绘画范例，它们都是出自清初著名学者郑板桥（Cheng P'an-ch'ao，1693—1765）和艺术家之手。看门人告诉我说，所有的家具和油画都是原作的复制品。我猜想，为了避免红卫兵可能造成的伤害，这些原作估计是按照原来的顺序放进了保险箱。
这座遗址的看守人，是一位退役的军事指挥官，他告诉我们说：在今天的中国，想当一个现役军人，就像过去儒家的秀才获得功名一样困难。如果想当一个士兵，一定要从工厂、农场、学校里得到一系列的推荐信，证明他是所在单位中最好的成员之一。提交推荐信后，还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考试，来确定候选人是否真的一如他的记录所示。这个人必须符合身体健康、强壮、勇敢、政治思想坚定，决心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条件。新士兵第一年每月的工资只有8元。到目前为止，士兵的临时开支、制服、住房和膳食都是由国家配置。但是，他的工资在第二年就增加到10元，第三年15元，第四年25元，第五年35~40元。今天的士兵购买电影或歌剧票，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在旧社会，这些士兵有时拒绝付款。如果遭到拒绝的话，他们经常会殴打倒霉的售票员。
我看到许多年轻女孩穿着军装，我会天真地问：“她们都是好战士吗？”我被告知，她们是非战斗人员，作为文职人员，更换制服做文书工作，或者是作为军队的护士。
那天下午，我乘坐公共汽车，去参观一个叫雨花台的景点，这是一处靠近南京城墙的要塞。太平天国将士和曾国藩（Tseng Kuo-fan）率领的湖南湘军勇士，曾经在此激战过46个日夜。但现在，雨花台已经不是为了纪念太平天国烈士，而是为了纪念当年在南京被国民党政府处死的许多共产党人。在行刑场的中心有一座祭坛，我不忍心去看。建在山顶上的共产党人烈士纪念塔，简单而庄重，前面的风景气势恢宏，背景是绿色的柏树林。
我回到市区时，曾试图联系罗尔纲（Lo Hrh-Kang），一位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历史的专家，但没有成功。在南京历史博物馆里，有人告诉我说，罗先生已经被调到北京工作了。我也试图去曾经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考察，现在改称南京大学。很失望的是，在暑假期间，校方的行政官员不接待单独的来访者。我能做的，只是和一位历史系王绳祖（Wang Sheng-tsu）教授通了电话，后来我收到了韩儒林（Han Ju-lin）教授的一封信。他回答了我对南京大学的所有询问。以下是他的回复：
1972年春天，开始招收第一批新生，当时学校其他各系还没有开始招生，因此在这所大学里，目前我们已经有一千多名学生。根据南京大学的招生计划，3—5年后，我们还将接收六七千名学生，这是我掌握的大概数字。这一千名新生与以往学生的知识背景不同，过去的学生是通过笔试选拔来的，而这些新生仅是通过推荐的方式招收来的。
高等教育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理论，落实“所有学生都应该从工厂、人民公社和军队系统，被选拔和推荐”的教育思想。这些人员进入大学后，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育思想，他们承担着参与大学、管理大学和改造大学的任务。
只有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才能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脱颖而出，否则他们就没有被挑选和推荐的机会。根据我自己几个月来，从实践教学和与新生的频繁接触中得出的理解和经验，我真正地意识到，今天的大学与以前的情况，完全是大相径庭。这些学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炼后，不仅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而且实践经验也增加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对问题的看法和以往的学生完全不同。现在大家都知道，为谁教书和为谁学习的问题。他们没有学习成绩和学位，但是，他们正在学习如何学以致用，这样他们才能成为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有用之人。教授喜欢学生；学生尊重教授。这个新的现象使我们快乐，给我们无限的启发。
至于教科书，南京大学不采用任何中国近代史课本。我们现在有一个编撰委员会，正在编写一本新的历史教科书。这个委员会由年长的、中年的和年轻的教授组成，他们在一起讨论并编写一本新教科书。另一个编撰委员会正在编制世界历史课本，由资深教授王绳祖和蒋孟引领衔，负责这个世界历史项目，另外有10多名中、青年教师组成的编审委员会，参与编写课本工作。
这封短信中的内容，帮助我了解到南京大学的现状。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学生们参与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晚上，我和其他一些海外华人以0.4元的票价，观看了一场杂技表演。其中，还包括在中场休息时，在休息大厅喝橙汁的待遇。在这里，我看到大约20名外国人，他们有一些来自美国，其他人来自法国。由于夏天的酷热，所有人的穿着都显得很不正式。
在剧院里，如果有人遗失了一个皮夹或折扇，就会听到一个不常听到的广播：“请观众到剧场遗物招领处，找到您丢失的物品，并把它们认领回来。”在上海时，我也曾经在某一家商店内，两次看到小黑板上写着，发现某种丢失物品，等着它们的主人回来认领的通知。但是认领者需要出示他们的身份证明。
7月3日，我从南京乘飞机到北京。在机场，我遇到了一位福建女人朱太太，她带我到华侨饭店。在飞机降落之前，我曾从飞机上观察地面，寻找玉泉山附近的那座宝塔，这是西苑机场的一个地标建筑。旁边有一个军官问我在找什么，当我告诉他时，他笑着说：“您一定很久没去过北京了，西苑机场多年来没有民用飞机，它只服务于军用飞机。我们不久所要到达的新机场，就在几英里外的老城区东边。”
我下飞机后，乘车沿着机场出发，沿着一条绿树成荫的新高速公路前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自从我上次看到它之后，这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墙的许多部分已经被拆除。几个城门：东门、西门、东滩和西滩，纪念馆大门已经被拆除，旧的电车轨道也被拆除。主要的街道已经大大地拓宽，可以和莫斯科的街道媲美。新的大厦和摩天大楼也已经建成，因此北京一些老的地标建筑几乎认不出来了——直到游客来到偏僻的小街，进入一些古老的民宅，才能有老北京的印象。因为不再有人力车，出租车也不容易找到，游客几乎没有机会进入旧城区。
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去看了看北京的旧城区，发现小胡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里有几乎不可能拓宽，而没有被拆除的、许多急需改建的旧房屋。通常是旧建筑中的墙壁需要修理，门需要重新油漆，但是每条街道都保持干净。总的来说，我感觉到，中国人似乎不需要熨裤子、擦皮鞋或刷房子。如果过于重视这方面，或许会被批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老北京大街上，过去常常看到有大声叫卖的小贩，或者是打鼓、摇铃出售食用油、蔬菜和糖果的声音，现在已经不再看得见或者听得见了。照顾小孩和老人经常吐痰的便携式厕所，仍然被安置在街道的边缘。夜间有土壤肥料收集者，清空小街道边厕所里的东西，收集成肥料，由驴或马牵引的垃圾车覆盖得很好，不太引人注意，因此不像以前那么令人反感。
有许多新建筑已经拔地而起，包括铁路东站、历史博物馆、美术馆和地铁交通网络。此时此刻，面对过去的遗迹和对新建筑产生的兴奋的情感，一个老司机变成了一个有着复杂怀旧情绪的新手。
7月4日，在“革委会”郭副主任、中国饭店海外负责人的陪同下，一群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华裔教育家乘坐巴士汽车，参观北京大学，简称“北大”。这所校园位于燕京大学旧址，我曾有十年时间（1927—1937），在这所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大学里做学生和教师。像往常一样，校方已事先做出安排，上午8点30分，当公共汽车到达正门时，另一位“革委会”副主任兼执行校长周培源（Chou P'ei-yuan）、周一良（Chou Yi-liang）教授（我之前的燕大室友），两位现已成为教员，以及其他几名教授、工人代表都在等着我们。当我们从巴士汽车下来时，我与他们一一握手。在进入古老的校门，看到宫殿式的大学建筑时，我十分感慨，差一点流下热泪。
会议开始前，由酒店的海外负责人介绍来访者的学术专长。我们的团队主要是由中国语言文学教师组成，以及一位教育家、一位图书馆学家，还有我自己是历史学家。北大方面参加接待的人员，除了校长周培源是一位物理学家以外，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周一良，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员。
我们的巴士跟着一辆小汽车，从北大校园开往周培源的住宅，这里之前是燕京大学校长约翰·司徒雷登博士的家。我们大家围坐在客厅里的一张大会议桌旁，周培源做了一个简短的欢迎演讲，其中包括对大学概况的描述。他指出：在1966年之前，北大的在校学生有11000人，教职员工有2100人，但现在只有4200名学生，而教授的人数保持不变。
接下来，一位生物化学讲师，针对大学的学生运动做了一份冗长的报告。他的普通话很标准，发音也很清楚。出于面对海外华人的考虑，他说话有气势但很缓慢。根据他的报告，最近通过推荐招收来的学生，有40%的工人、40%的农民和10%的士兵。我推测，剩下10%的学生是由普通高中毕业生组成。
“在学校一切费用都是免费的，”他继续说道：“免除学费、房间和伙食费。此外，学生们还可获得和他们原来在工厂、农场和军队同样的工资。”
他的报告结束之后，由来访者提出问题。其中一些人提出的问题相当直接，甚至是挑衅性的。尽管讨论的方式可以畅所欲言，但我们的东道主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的迹象，也没有对一些相当直白的言论表示抗议。在我看来，大多数中国人都很友善，很有礼貌，他们很幽默，很会开玩笑，并没有使顽固的客人陷入僵局。
在乘校车游览时，我们看到了北大图书馆、科学馆和北大校园的其余部分。陪同我们的仍然有东道主，包括周培源。我非常想去看一下学生宿舍和餐厅，但是只是路过。我注意到，现在很少有学生像我当年一样，拿着装有食物的大瓷碗，坐在树下或湖边吃午饭。回到校长的住处，我们发现也已经到吃午餐的时候了。按中国现行标准，我们在校长住处附近的餐厅里，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宴会。来宾、男主人和女主人分别在三张圆桌边就座。这顿饭里有大量的苏打水和茶，但是没有酒。
在今天的中国，客人是不允许被灌醉的。在我逗留期间，我不仅没有看到一个喝醉的人，也没有看到沙龙、酒吧或酒馆。在杭州期间，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希望品尝本地非常可口的绍兴酒（Hsiao-hsing wine），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问过一次酒店服务员，他回答说：“没货。”第二天我订购了一瓶，有人说：“还没有到。”第三天，在我出发之前，酒还没有出现。与此同时，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喝了一杯葡萄酒，像茅台和波本这样的烈性酒不在酒店售出的品种之中。在我被邀请参加过的两个官方宴会上，茅台被盛在一个小杯里，只装满一两次，就再也没有了。中国台湾或中国香港则会有许多次干杯的机会，还有一些猜拳和其他游戏，旨在诱使宾客超出他们的能力多喝酒。如今在中国大陆，东道主往往会限制客人多喝酒，所以仅有一次干杯的机会。
我们的美餐结束后，周培源告辞了。他离开时，要求我们这些来访者继续进行问答。东道主在吃午饭后有午睡习惯，似乎是累了，但也不能说出来。我们在短暂休息之后，被安排自由活动。在短暂休息时，我和另一位燕京大学男校友一起在校园里拍照，然后再去看我们做学生时，曾经住过的宿舍。很明显，宿舍没有为来访者做好准备。我们偷看了他们的房间，现在一个宿舍有三名或四名学生共用，以前只有两名。昔日的走廊和厕所被看门人频繁地拖扫，打扫得一尘不染。从前，这些灰尘和厕所中如喷泉般的漏水，使生活变得相当不愉快；屋上横梁和柱子以前是五颜六色的，但现在它们的红色油漆已经消失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水泥钢柱；在八月的干旱季节，校园内未修缮的、破旧的建筑物，以及干燥的、棕色的校园草坪，使我感到悲伤。这些不由得让我回想起，大约40年前，在我自己的学生时代，那美丽的校园环境。
难怪，以前在北大留学的许多外国学生，他们回到家乡时，对北大印象不好。外国学生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力量和忍耐力，才能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和1.1万名中国学生一起快乐地生活，在不足以容纳800名学生的小图书馆里学习。虽然在附近的建筑物中，有几个补充的阅览室对学生开放。对于中国的教授和学生们而言，缺乏舒适生活和学习的现代化设施，可能会成为他们与外界交流的一个潜在障碍。
在回到房间继续讨论时，我还在考虑过去与现在学习环境的对比。因此，我在会议桌上话说得很少，即使有人提出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问题，北大方面也没有一个人说出他自己的观点；相反，我们的东道主选择等待周恩来宣布新的外交政策。当这个新话题出现时，平静的交流变成了热烈的讨论。
下午4点30分，我发表了几句感谢北大方面接待者的话。所有北大的人员去大门口，像他们那天早上一样，跟我们分别握手，然后道别。我们的车辆从主干道驶出校门。对于这一天的工作，他们一定很难忘。
我们虽然都是美籍华人，但也有一些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师大附中）。在7月5日，他们要求视察中学母校，我很高兴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之中。
参观学校的程序和在北大的情况差不多：我们在学校的正门会合，然后校方接待人员引导我们走向会议室。会议室提供茶水、香烟，以及让我们恢复精神的面巾；然后，我们听了关于学校历史和现状沿革的总体报告。报告谈到学校的招生政策，首先，是基于学生所居住的地理区域；其次，再根据候选人在“德智体”三大方面的发展情况，依据学校的具体要求，进行综合评估，决定是否录用。
在这个特殊的中学里，学校每年有31周时间，安排学生投入学习，8周时间在工厂或农场实习，暑假和寒假各有一个月。按照这个课程的建议，中学毕业生的出路或者是就业机会有两个：在农场或工厂工作。
教师的工资，最低是50.4元，最高工资是150元；具有杰出才能教师的特殊工资是161元。一位老师告诉我说，他的两个房间，每月租金只有1.44元。
在这所学校里，有一项措施可以消除粗心地使用中国表意文字的办法，即列出拼写错误或误用的单词，并放在布告板上，以引起所有学生们的注意。
目前在中国，还有一个更实用的措施来消除文盲。北师大附中的校长，目睹了20年来北京师范大学推行这场运动的经验。他说：“北京市内有279所中学，每一所学校招收1500至2000名学生。”接着，我要准确地引用他的一句话：“在北京，目前每个人都能读写，识字率为100%。”
中国的高中教师由地方政府指派，他们的任命是永久性的，不需要每年续约。缺乏经验的新教师通过听那些高级教师的课获得辅导。新老师也会直接从学生那里，收到教学改进的建议。他们听党的时政报告，参加同事讲课和研讨会，并与其他人交流经验。经过这些努力，某些教师如果仍然不能提高教学水平，就可能会被调到其他更适合发挥能力的岗位去工作。这种现象显然是很少发生的。
学校举办的课外活动，有文学研讨会、体育运动、美术临摹等，学生们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然而，在大学课程中，体育训练是学生们的一门必修课，因为它是毛主席教育方针中的一项原则。每天上午10点30左右，停课20分钟，有1000多名学生跑到一个大操场去，听一位老师通过扩音器口述的命令，演示体育锻炼的步骤。如果老师看到来访者在观看，他会下令热烈鼓掌。
然后，我们观摩课堂教学，从一个班走到另一个班，听10到15分钟学生的演讲，或者是他们之间的讨论。我们出入教室时，总能听到欢迎的掌声，这个是和我做学生时最显著的区别。那时在课堂教学中，我们每天都在全神贯注地听讲座，并且很安静。但是今天，中国学生被鼓励提问，他们可以举起手来，大声说话和相互讨论。
他们的老师，在每读完一个故事或古诗文段落时，会向一个学生提问：你对这一段课文是如何理解的？然后问第二个人同样的问题，最后再问第三个学生。根据学生们的理解程度不同，教师进行深入解释。我注意到，所有的学生都能用他们自己的话回答问题，并在家庭作业中简要说明。
晚上，酒店接待员为我们预订了观看京剧《沙家浜》（Shachiapang）的门票，由北京第一京剧公司在劳动人民大剧院上演。沙家浜是江苏省常熟市的一个小地方。在抗日战争期间，它是中国的一个抗日根据地。在那里，曾经藏匿了一批伤残和有病的红军官兵。他们被隐藏在平民家中疗伤，当时那里已经被日本军人占领。
首席女演员扮演的是阿庆嫂，一家茶馆的女老板，她的秘密身份是一个地下共产党组织的联络员，而日本军队首领和伪军指挥官都垂涎她的美貌。剧情讲述了她设法为共产党收集情报的故事。最后，红军和民兵夺回了沙家浜，将他们俘虏，并活捉日军首领和伪军指挥官。
全剧将这个简单的故事分为十个场景，演员们运用专业的演唱和表演功力，将剧情精彩地呈现出来。舞台上融入了大量农场的原始风光、渔民的小屋，沿岸的湖泊、山丘，以及战场中移动的船只，等等，生动多彩的背景元素，给戏剧增添了很多色彩。舞台灯光设计得也很好。在剧情中，男演员和女演员从头到尾的精彩表演，引起了观众们的热烈关注。
全剧的主题是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以及军民密切合作的赞颂，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粉碎日军与伪军在解放区疯狂“扫荡”的企图。
7月6日的早晨，我还得到一次通过观摩小学一年级教学，来观察当今中国教育的机会。这所学校是北京市第一所实验学校，名字叫北京天一实验小学，他们正在尝试一种新的教学方法。
根据张教务长，或者叫张老师的介绍，这所学校成立于1912年，目前共有68名教师、1170名学生，分为22个班。学校曾一度关闭，后于1967年3月重新开始授课。他说：“我们目前的教学课目有政治、语文、数学、音乐、绘画和英语等。”进而，他又补充说，他们刚刚开始在五年级开设英语教学课程，目前这些努力还处于实验阶段。
在他简短的介绍之后，我们很幸运地听到了一堂英语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下面的句子：
你好吗？
你的名字叫什么？
我叫× × ×。
他是谁？
他是× × ×。
× × ×是你的同学吗？
是的，他是。
你们是朋友吗？
是的，我们是。
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进而互相帮助。
老师大声地朗读了一次，然后要求学生们按照这些顺序，跟着重复朗读一遍。
经过几分钟的练习，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朗读完毕之后，老师叫两名学生到讲台上演示对话。他们一边握手，一边说英语，互相交谈。两到三组学生重复练习。起初，第一组学生们有点害羞，显然是因为怯场，他们无法抓住别人的手。第二组和第三组学生的上台表演显然有了改进：这种教学和实践的方法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学生们似乎轻松地学会了基础英语。
接近一个小时的时候，老师鼓励一些学生和我们这些从美国来的游客一起练习这些短句子，但是他们明智地用一个简单的“谢谢”来回答，取代了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听到我们许多人用英语或中文交流之后，他们渴望进一步学习英语。我说：“你讲得很好，你学习英语的速度比我们旧时代快得多。”
然后，我们游客走进了另外一间教室，这是三年级中文教室。黑板上挂着一幅画，标题是看图片和谈话（看图说话）。照片中显示：一个学生在雨中拿着伞行走；另一个没有雨伞的学生跑在后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老师问。
一个学生手臂上系着一条红带，他举起手并自愿说：“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彼此应该有密切的关系，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老师说：“原则上你是对的。但是，如果那个带伞的人住在靠近学校的地方，没有伞的人住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他们该怎么办呢？”
几个学生同时说：“那个带伞的人应该先把没有带伞的人送回家，然后再回自己的家。”
在这个小学，教师的起薪是30元，最高工资是130元。每周，小学教师在教室里教18到20个课时，每堂课45分钟，每天必须工作8小时。
在相互讨论阶段，我们来访者问了几个尖锐的问题。例如：“现在的小学还使用体罚吗？”
“不，它早就被废除了。”我们被告知。
“那么你对顽皮学生的教育方法是什么？”
“我们与他们的父母合作，说服这些学生表现得更好，学习更努力。我们还指派优秀学生成为顽皮的学生的玩伴，希望能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轨道。纠正问题学生需要有耐心和技巧。”
学校中的师生关系是热诚的，能够相互合作和相互尊重。他们有同志间的情谊，尤其是在关于学生本身教育的问题上，可自由交流意见。
关于教学课程，这所实验学校正在努力，力争用五年内的教学内容，覆盖所有以前用于六年教学计划的。在北京实验学校，教师们都是集体备课的，在三年级学生会上相互交流。他们采用最好的素材，省略了之前比较差的部分，最终编写出一本新的教科书。
学校的教育政策由政府决定，把语法和中学教育作为对所有公民的通识教育。他们不鼓励死记硬背，而实行推理、分析和实践相结合，这种有价值的方法。在阶段考试时，学生可以带书在教室做笔记并讨论，向同学提问。学习成绩是根据学生的分析能力、对主题的消化和洞察、是否能够简洁地组织和表达自己的想法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如何对待那些考试不及格的人。“首先，我们考虑学生的个人条件：他是智力低下，天生迟钝，还是有家庭问题，或者是纯粹的疏忽和懒惰。”老教师继续说：“然后，教师、家长和高年级的学生合作并尝试去努力帮助他。”非常慢的学生可以重复学习课程，一个学期后完成他们五年的工作。另一个补救办法，是让学生在暑假和寒假期间继续学习，以便让落后的学生能够赶上他们班级中其他学生的学习进度。
中国的教育者认为：对于学生能力的评估，不应该完全看他们的学习成绩。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身体、心灵和精神上得到全面发展。因此，设立了“五好学生”的称号，即学习好、思想好、劳动好、身体好、品德好。大学教师的工作只不过是五个标准之一。
7月6日下午，没有经过安排，我自己去参观了一个出土文物展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对中国文化以及历史感兴趣的游客而言，这是“必须”安排的议程。
即使在动乱时期，由于工人们、农民和军人的共同合作，考古遗迹都保存得完好，未被销毁或私售。这是普通人文化水平的提高，鼓励认识国宝价值的表现。每当有人向政府报告，当地发现一些不寻常和有趣的事情时，政府就会立即派专家到发现现场研究，并科学地开展挖掘工作。在1966—1972年的六年期间，成千上万考古发现的物品，主要是从周、汉、唐和其他朝代保留下来的。展览中的文物按照地理位置排列，而不是按时间顺序。
在河北满城境内，一座公元前113年的诸侯王墓被打开了，发现了2800多件古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史无前例的金缕玉衣，它覆盖全身，包括头和脚。枕头也是由相同的材料制成。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观念：隔热的玉能长期保存尸体。两千多年后，尸体当然已经完全腐烂了，一些金线也断了。考古学家耐心地把这些藏衣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他们曾计算过，这两件衣服是由4846块抛光的玉石和63盎司的金丝制成的，结构表明制造者的高技术技能。
镶金边的博山香炉，以及汉代贵族享受的银器也很漂亮，它们的盖子形状像山峰起伏。
更吸引人的是一盏镀金，并经过精巧设计和工艺加工的青铜灯。雕像的形状明显代表奴隶制时代的少女，手持一盏在西汉中期制造的方向灯。上面雕刻有文字“长信宫灯”（永远可靠的宫灯）。灯体有一个可移动的灯罩，以便调整光线的方向和强度。少女宽大的袖子遮住了她跪着的身体。她的头部是可拆卸的，身体是中空的。一根管子通过她的右臂，烟雾被导入中空的身体，从而保持房间里没有烟雾。
在同一座墓穴中，挖掘出的玉佩和其他珠宝也显示了汉代的先进技术，同时还发现有重型钻具与针灸针。
在相邻的省份河南，发现有328件商周青铜器出土文物，其中有玉环、项链、手镯。这些文物告诉我们，河南和华北平原之间，4000多年前就存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1971年2月，在湖南长沙，发现了一座令人着迷的坟墓，里面的棺椁包括了两个外棺材，用来保护内胆。此外，棺材被厚厚的白色黏土层紧紧地压住，用来密封，防止湿气浸入。在这座春秋后期的墓穴中，发现有270多件青铜器和漆器，有些还非常漂亮。
1970年，有一项史无前例的重要成就是发现了唐朝的宝藏，在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出土。出土文物中包括金银器皿、玉器、珠宝、医用矿物（朱砂、紫水晶、制丹药的轻陶土）。这批文物中的200多件金银器皿目前已经公开展出。其中有精致的带花边的金碗，还有镀金的银壶，上面的马以跳舞的形式，咬牙切齿地握紧一个杯子，证明唐朝人精湛的工艺水平。
这处宝藏中的物品是李守礼亲王（741年去世）的遗物，他是唐玄宗的堂兄，说明当时唐朝文化已经达到了顶点。这处宝藏证明了，安禄山叛乱前唐朝的富裕程度。
1966年，在湖北省还曾发现许多青铜器皿。展品中有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曾侯（曾侯乙）的青铜花瓶和一个石乐盘。这个青铜花瓶可以帮助研究者把曾国定位在靠近安徽，现在称为英山的地区。
在展览会的河南省展厅里，陈列有很好的代表性文物。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洛阳发现了汉代国家粮仓的遗迹，1969年至1971年出土。建于公元605年的粮仓，接近400平方米。所有圆形仓库呈对称排列。地板、屋顶和墙壁建造得很好，留有空气流通的空间，以防止谷物受潮发霉。每个仓库上都有砖刻字，记录其在粮仓中的位置，储存的谷物数量、年份（在692—699年之间变化）、状态和仓库管理员的姓名，还记录下了谷物的来源。这些记录表明，他们懂得科学的管理技巧，这种组织管理系统是唐朝初期严格行政制度下的一部分，当时是很有名的。
安徽省发现了两个青铜器皿，一个是三脚架形状，一个是正方形形状，这两件都是西周晚期的文物，还有许多楚国时期的金币。但是安徽省的展品，没有新疆和甘肃的文物那么令人印象深刻。
1966年，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两种唐朝制造的工艺品：一种是上面刻有花鸟图案的多色丝缎；另一种是一双鞋头带有云纹图案的丝绸鞋。此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地还挖掘出来100多处唐代墓葬。挖掘者发现了各种各样设计图案的丝织物，这些设计都是通过涂层完成，而不是使用蜡染或扎染上色。还有一些文件，例如合同和用汉字书写的名单。在吐鲁番地区，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制作于公元710年的五米长的卷轴，这是一套由著名的汉儒郑玄（127—200）编写的儒家书籍《论语注释》的复制件。据说，现存最早的《论语》复制件，之前就在甘肃省的敦煌石窟发现过。
1967年，在甘肃天水地区，还发现了大量非常古老的文物。比如，有一个面具形状的容器盖，产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时代。在最近发现部分文物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制成了一个早期文化年代的新年表：仰韶文化（6000年前）、马家窑文化（5000年前）、齐家文化（4000年前） [1] ，最后一个是龙山文化的同时代文化。
1967年，曾出土于秦朝的340件西周铜器、17件青铜器被挖掘出来。最重要的是一种青铜测重天平，可以在刻字的天平上测量，这与《史记》中记载的内容相同。
在展览馆中，最具现代价值的作品，是东汉时期制作的一匹足踏飞燕的青铜飞驰马，1969年在甘肃发现。这匹天马，有如此微妙的平衡，它似乎正在空中，全速奔跑和嘶鸣，其头部和尾巴高高翘起。艺术家有效地表达了它的闪电速度，设计成右后蹄放在一只飞燕上，其他三只蹄子在空中。这种设计图形，需要艺术家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独创性，以及相当多的机械原理知识。这样，整个动物的重量就可以牢牢地靠在一只蹄上。这匹飞马是一个真正的杰作，它只有13英寸高，约17英寸长。
1971年，山东曹县出土了一件代表4000多年前，原始社会晚期装饰的红色陶器三脚架。两年前，在济南的一座陵墓中，又发现了一套西汉时期的音乐家、舞蹈演员和杂技演员的陶俑。现在人们相信，这些艺人可能是本地人，而不是来自罗马帝国。
在这次展览中，没有关于致谢的进一步说明，我想再次强调国家对文化遗产的关注。自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采取措施，保护考古发现和历史遗迹。这项工作得到了干部、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支持，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得到了红卫兵的支持，他们都坚持弘扬社会主义合作精神，将挖掘出来的物品交给国家永久保存。因此，中国有一个供考古学家使用的金库。人类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们可以通过这些新的发现，来研究它的历史。
7月7日，一群海外华侨去参观人民公社全年绿化工程项目。这个名字意味着，现在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天里，北京市民全年都可以买到绿色蔬菜，而以前的绿色蔬菜却很少。该公社位于北京海淀区，在首都中心以西大约7英里处。公社常委王树银在向我们介绍情况之前，先用茶和香烟招待我们。她说：这个公社由9200多个家庭组成，有41000人。它占地41000亩，平均每人1亩（1 /6英亩）。
这个公社的成员分成12个大队，大队下面又细分为生产队。公社经营一家修理店、一家铸造厂和一家机械厂，还有一个温室测试新种子，以及一个小煤矿。公社于1958年8月成立后，第一个伟大的任务是建设一个灌溉系统，包括挖一条大约6英里长的运河，500多口井在地下延伸，由电泵供水。由于灌溉方式的改善，98%的土壤可以种植食物。
这时，公社主任贾春林走进接待区。他被介绍给大家之后，就一直安静地坐着，直到讨论期间回答问题。
王女士继续介绍情况。她指出，公社必须购买自己的机器。目前，公社有77辆大型卡车、43辆大型拖拉机、120辆小型手动拖拉机和700多台其他农业机械，包括收割机、脱粒机和切碎谷物秸秆喂猪、喂马的机械化设备。她说，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农民精神面貌很高，因此公社的每英亩产量，每年都在增加。2.2万亩土地投入种植蔬菜，1971年向国家上缴2.44万英镑
，这是1957年上缴数量的两倍，创下了当时的历史最高纪录。
这个地区种植有茄子、西红柿和100余种其他种类的蔬菜。它们的生产品种与数量由国家精心规划，紧密结合人民的需要。政府制定了五项标准：数量、品种、质量、时间（季节性和不间断供应）和公平价格。政府确定它认为合理的价格，旨在让农民凭借收入过上舒适的生活，同时确保消费者的供应量。有时候是这样：例如，政府必须以每磅6角支付农民过熟的番茄，而农民卖给市民只要4角，甚至2角一磅。
公社领导夸口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生产的，市民一般都能够买到他们需要的蔬菜。他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蔬菜价格水平由大农场主或经纪人控制，他们总是不顾穷人的需要，来维持自己的利润。
公社有13000亩土地被用来种植水稻和小麦。平均每亩产量为825磅
，而1957年为385磅。公社领导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每亩能收获1100磅。有6000亩土地，用于每年饲养3.3万头猪，其中1万头归国家所有，其余由社区成员消费。还有一个大型养鸭场，每年向国家提供2万多只鸭子。许多著名餐厅出售的“北京烤鸭”，就是来自这个公社。这个地区改变成为公社后，总收入翻了一番。
王女士还告诉我们：“随着收入的增加，我们可以资助教育事业，并为社员提供教育资源，让他们接受10年制的中学培训。”
解放前，大多数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受过教育。“我是一个没上过学的人，”王女士坦白地说道，“解放后，人民政府最早的运动之一是消灭文盲。政府通过普及教育、夜校等方式，提供所有教育设施，训练人们阅读和写作，不论年龄和性别。1949年以前，我一个汉字也认不出来，但现在让我很高兴的是，在夜校学习多年后，我能读写了。这个公社有两所中学和18所小学。上学是强制性的。一个孩子如果没有入学，就不被允许工作；因此，他就没有食物可吃。”
在保健领域，该社区有270名“赤脚医生”和88名医务工作者，包括医生和护士。
据王女士说，每年，公社成员以1元的费用获得完整的医疗保健。如果医疗保险费用不足，政府会弥补差异。医生通常会去病人的家中进行治疗。所用的药物大部分是草药，但是与西药一样有效。至于孤寡老人和无助者，如果这些草药不是更有效的话，他们会由公社照顾。
这个公社有100部电话、一个无线广播站和许多公共扬声器。电视只在每个生产队的队部提供。每栋房子都有电。电影偶尔免费放映，音乐和杂技剧团经常来公社开展娱乐活动。
公社社员的平均年收入约为500元，最高的个人收入为800元，最低的为360元。这个数目不包括个人饲养的鸡、鸭、猪和羊提供的额外收入。
公社每年必须支付其总收入的2.8%向国家缴税。社员个人不必缴纳任何所得税。每个家庭都有一套小公寓式的房子。如果一个家庭愿意，并喜欢建造自己的房子，他们只需要找到材料；邻居和朋友将自愿为建设住房提供帮助，社区可能会贷款为其支付一些费用。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大约要1500元。
对那些没有适当照顾父母的人，作为一种惩罚的措施，公社将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一定的数额。公共托儿所照顾社区成员的婴儿和儿童。这个公社很少使用所谓的公共“食堂”。
每个大队都有一个宣传小组，其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向成员解释党的政治观点，并敦促他们阅读队部附近图书馆里的毛泽东著作、报纸和杂志。
民兵军事演习的时间表已经确定，训练的时间由公社适当考虑，每周锻炼，每个成员定期参与。
在成熟的季节，公社每天生产超过3.3万磅西红柿，其中有1%的数量在当地出售。
当西红柿在北京市场出售时，公社社员可以获得销售额5%的利润。桃子的价格每磅大约3角钱，但是，北京的水果商也可以拿到5%的佣金。
简报快结束时，通常要有几句一般性的自我批评：从全国范围来看，长青公社还不是最好和最先进的；公社成员们还没有尽到他们最大的努力。
7月7日下午，我去参观了国家美术展览馆，它是在解放后建成的。馆中陈列的油画、水彩画作品，主要是由工人、农民和士兵们完成的。这些作品的主题大多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许多都带有革命性的内容。在一个大型展览馆中，有毛泽东的肖像，为了强调他和人民的密切联系，画他在人民中间很受欢迎，展示出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在风格和形式上，这些革命作品与中国传统绘画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作品都是来自大自然，是对风景、鸟类、花卉和其他图案的刻画。
大约3个小时的时间，我转了五个大的展厅，每个展厅都给我焕然一新的感觉。尽管大厅里挤满了人，还有许多其他的访客，但我很少注意他们。显然对于一些穿着特殊的人，我没有感到什么不同，或者说是不舒服或好奇。
我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花一天的时间，前来美术馆大楼参观。因为大城市的拥挤环境，星期天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休息日。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周一和周三关闭，以缓解城市娱乐设施的拥挤现状。
7月8日，我跟随一个旅游团队，参观了距离北京市区只有50英里的长城。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访性旅游，因为大约30年前，在燕大春假期间，我就去过那里。当时通往长城的路面，风沙真的很大，在刮大风的天气里很烦人。现在有人发现，公路两侧种植有许多树木，空气变得清新，因此旅行也愉快。
当我作为学生，第一次去长城的时候，我没有爬到长城的顶端，但这次我爬上去了；事实上，是我们团队的年轻成员向我挑战，他们要求我爬到长城的顶端。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因为长城上面的砖经过几个世纪的使用，已经磨损变滑了。我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小腿上，不敢站直以免摔倒。我应该和尼克松总统一样聪明，尼克松总统在他对长城的正式外交访问中，冒险爬到了第一层。
在到达地面后，我们在附近的餐厅吃了午饭，并且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去参观明朝的陵墓。在进入墓穴之前，我们在石象的大腿下、石马和石狮的背上，分别拍了许多照片，石马和石狮排列在通往墓穴的长长的通道上。据说雕塑这些动物，是为了驱赶那些可能伤害帝王陵墓的恶魔。
第一座对外开放，可供公众参观的陵墓叫定陵，是万历皇帝（1573—1620）墓。陵墓的长度是95.49码，宽51.69码。这座陵墓始建于1584年，价值800万两银。根据展厅的宣传人员估计，在当时的16世纪，以这个数字的钱，可供100万人在六年内，购买足够吃的大米。万历皇帝墓上面的两个石门，重约22吨。地下室由大理石、木板作为墙壁。据估计，大约有650万名工人参与这个项目的施工，平均每天有3万名工人在工地常年施工。
皇帝的外棺是巨大的，有两个棺材嵌套在里面。当打开第三个棺材时，考古人员发现皇帝的尸体腐烂了，但是有大量的珠宝、金银器皿等。刺绣、缎子和其他丝绸、亚麻织物，均经过良好的预处理，依然保存完好。目前，一些被挖掘出来的物品，陈列在陵墓的底层。其中，纺织品和珠宝的工艺被认为是最好的，甚至超过了20世纪的作品。
这座陵墓是最近才被国家挖掘成功的。很多年前，有盗墓者试图打开它却没有成功。沉重的门，用巨大的石砖挑战了他们的力量。解放后，政府决定打开这座坟墓，因此不得不雇用许多工程师和石匠，还有一大批人民解放军士兵参与，并由重型起重机和其他设备协助工作。在打开陵墓后，为了方便游客参观，他们将所有的隧道和台阶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建筑如此巨大，使人想起开罗的大金字塔。
我们还参观了另一座由几十根柚木柱子组成的陵墓。我伸出胳膊想大致地环抱一个，但甚至不能到它一半的周长。另外一个士兵和我手拉着手，但他的胳膊和我的胳膊连在一起，都不足以环绕柱子一周。一个共产党员说：为了修建这根柚木柱子，在西藏的山区寻找大树时，有大约500名工人丧生。为了装饰皇帝的陵墓，有成百上千的工人移动几千棵大树，每棵树都必须小心地砍伐。
我们还参观了十三陵的大水库，这项工程始于1958年。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都参加了奠基仪式。这表明，国家领导人关注这件事，是为了说服政府，动员工人和农民为社会奉献时间和力量，投入水库建设工作中。据预测，这个人工湖可以灌溉数百英亩的土地。不幸的是，我来北京之前，已经有八个月没有下雨，水库里的水位很低，甚至河岸旁边的柳树也在烈日下枯萎了。所以，导游没有花时间带我们去参观这个著名的建筑，他只是从远处指点了一下。这次旅行结束后，我们就开车回去了。此地距离北京34英里。
那天晚上，我去了一家湖南—四川饭店（川湘餐厅），在东方市场（原东安市场）附近，他们做的食品样品和华侨宾馆的有很大的不同。我订了两份菜，再加上一碗大米饭，总费用只有1元钱。在餐馆吃饭的费用和在宾馆吃饭差不多。显然，在晚上7点30分，北京和上海的所有餐馆和商店都关门了。这个时间，所有的顾客都拥挤着，开始离开东方市场。在关门前，有一个相当老的男人，在用扫把打扫餐厅的地面。因为人太多了，他不停地对客人说“对不起”。
在中国，所有的饭店都对无产阶级开放。饭店大多数菜的价格低于2元或1元，没有人被允许吃得奢侈浪费，即使他能够买得起。据说，一顿饭必须吃干净，否则顾客可能会因为浪费而受到餐厅工作人员的批评。
北京以烤鸭或者叫“北京烤鸭”而闻名，这里只有两处为外国客人提供这种美食的机构，通常是政府邀请的客人，在一顿正式晚餐的时间，安排两个房间，一个吃饭的圆桌，另外有几个方便交谈的椅子。宴会可能会在晚上7点30分以后进行，但不会太久，因为这是习惯，主人和客人吃饭后，很快就互道晚安。这种特别预订的房间非常干净，用鲜花装饰得很好，室内很安静。而这些对公众开放的餐馆，总是那么拥挤，为了找到固定的桌子和椅子，人们不得不在开张之前半小时就站在那，等待就餐。
目前，我的情况是独自一人，因此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我把我的东西，笨拙地放在桌子上的一角，但是没有可坐的椅子。当我去找的时候，我的东西被其他像我一样非常需要空间的用餐者搬走了。服务员们太急了，没有时间把桌子彻底打扫干净，食物经常被从桌子上擦到地板上，甚至擦到椅子上，你得注意你坐的地方是否干净！
然而，观察普通人的生活也是一种乐趣。丈夫和妻子或一群朋友聚会，孩子们安静地吃着，首先是抱怨川湘饭店的菜太辣，但逐渐习惯了。在这家饭店中，我看到，他们既没有浪费更多的食物，除了啤酒之外，也没有喝任何含酒精的饮料。没有乞丐在等剩下的食物，这在30年前是一个熟悉的景象；没有人穿得很正式，或者用正式的语言说话，因为大多数顾客都是来这里的工人，或者是到城里来度假的农民，上饭店吃一顿换换口味。
在中国餐馆里，总是人满为患，迟到的人必须站着，等上一拨客人吃完饭。当然，对于那些想在闲暇时吃东西，或者是与家人和朋友交谈的人来说，这可能会很烦人。我想象，在其他城市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问题是不可能通过提供更多的餐厅，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人口在不断地增加。
最后，过度的运动，开始对我的身体产生负面影响，我发现自己感到恶心和疲劳。而且，我只能跛行，因为我的小腿肌肉从长城下来时扭伤了。但是令我惊讶的是，所有的酒店服务员，包括电梯操作员以及餐厅工作人员，都向我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他们有礼貌地皱着眉头问我：“先生，你怎么了？一定很痛。你最好去看医生。”我回答说，我在长城上受伤了，但是休息几天腿就会好了。然后我回我的房间休息了几个小时。我不习惯不活动，于是很快就打电话给一个老朋友，但没有成功。然后，我打电话给我以前的大学室友，北京大学的周一良教授。找到他后，我让他安排我去咨询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录。他答应帮助我，但是他对我说，最好通过我住的酒店与大学党组织取得联系。
7月10日上午，我待在宾馆的房间里，因为我的腿看起来比以前更糟了。当我一瘸一拐地走下楼去吃早餐时，在餐厅的墙上，我看到一张告示黑板上写着：“7月9日下午，某海外顾客去一家中国药店买烟和打火机。由于计算不仔细，我们多收了他一元钱（在美国是50美分）。这笔钱已退还给服务台。顾客可以凭护照来取回。”我被这种谨慎、诚实的态度所打动，这种现象的确是很罕见的。在1949年以前，如果一个顾客向一个商店经理支付了过多的钱，这笔钱就会永远不见了。客户不能回去要求退款，以免受到批评：“你在店里时，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现在我们不能确定，你是多付了钱还是没付。”当然，记账方法既古老又不现实，这使得重新检查变成了不可能的事。
我蹒跚行走的状态，很快就被酒店的楼层服务员注意到了，她是一个已婚的女人，催促我去看中国医生，对待我就像对待她的兄弟一样。
我坚持说：“没关系，疼痛在几天内就会好的。”扫地的男孩也看着我笨拙走路的样子，建议我去咨询医生。他的忠告真诚又认真，就好像他是我的亲弟弟一样。
突然间，宾馆的“革委会”副主任，要求我搭他的便车。我说：“今天我不打算出去。”他说：“一辆出租车会送你去医院，我们会写一封推荐信。”显然，楼层服务员已经向上级汇报了我的情况，他们决定用最好的办法，来制服我这个顽固的人，强迫我接受治疗，我接受了他们善意的“胁迫”。
我被带到医院的时候，看到有一条排队等候的队伍，很多病人似乎病得很严重。尽管如此，还是有两位中国医生立即给我治疗，他们对我说话非常亲切。一个医生给我的腿按摩了大约半个小时，让它肿起来。他安慰我说：“别担心，按摩会让你的肌肉恢复正常，帮助你的血液循环。”他开了一些中草药，告诉我说，先要将中草药煮沸，用来一天洗几次我的腿，同时他给了我一些服用的白色粉末。治疗结束后，在医院等候的出租车免费载我回去了，因为酒店经理已经支付了所有费用。中国医生特别努力，他们声称对严重烧伤的治疗比西方的要好。在很多情况下，哑巴经过长时间的针灸治疗会说话，聋哑人可以听到声音。由于中国医生的耐心和医院的合理收费，目前有很多海外华人到中国来，进行严重慢性病的手术和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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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此时代还应该有一个广富林文化。位于上海松江地区广富林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早在1959年前就被发现，并进行了多次考古挖掘，还发现了2座良渚文化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2013年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几年在原址建立了这座文化遗址。——译者注
在1999年至2005年之间，上海博物馆再次对遗址进行调查及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周代、汉代等文化遗存。特别重要的是，专家在此发现并确认了长江下游地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广富林文化，填补了该地区历史年代的缺环和文化发展的空白：良渚文化的年代下限是距今4300年左右，马桥文化（夏商时期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个区域文化类型）的年代上限是距今3700年左右，中间有一段时间缺环，距今4000年左右的广富林文化，从时间上看正好在两者之间。在江浙地区，民间素有“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先有广富林，后有松江史”之说。广富林文化遗址主要涉及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及周以降至元等时期的遗存，展现了这一地区生生不息的人类活动画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