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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名字来源于它附近的海岸。最早，上海是一个渔村；在元朝时期，上海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虽然没有提到上海，却曾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描述过杭州。到17世纪，上海已经成为一个繁忙的港口，黄浦江上已经是桅杆林立。鸦片战争（1839—1842）
后，它被列为五个条约港口之一，并成为一个极度奢华、极度贫困和拥挤并存的世界性城市。曾经的资本家、流氓、强盗、乞丐和娼妓，现在都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朝气蓬勃的工人、农民和作风严谨的士兵。上海是一个直辖市，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尽管政府实施了控制人口的政策，但它还是拥有近1000万人口（这还不包括近600万生活在郊区和附近的农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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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逗留的第一个清晨，我沿着黄浦江边散步。当时天气阴冷多雨，所以我戴了一条领带，穿着一件防雨的外套。因为我不寻常的穿着，很快有一群穿着开领短袖衬衫的当地人，把我包围了。他们相互低声说：“他是一个日本人。”我说：“你们见过像我一样英俊的日本人吗？”我像讲个笑话一样回答，却收到了一阵掌声，他们大声说道：“欢迎！海外华侨。”
在沿江公园，我遇到了一位退休的玉石雕刻家，他目前的工作是一个公共建设项目的主管，负责江边站台的建设，要修筑防水墙顶住潮水。这样，人们在公园里散步时，才能欣赏到黄浦江的美丽景色。据他自我介绍，他是自愿当一名主管的，因为他在玉雕方面有一丝不苟和谨慎细致的工作态度，并具备长期的工作经验。在71岁退休后，他可以拿到以前工资的70%，怪不得他看起来很满足！我欣赏着他那浓密的灰色眉毛和那张令人愉快的脸，在得到了他的许可后，拍下了他的照片。最后，我们才带着友好的情感，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我感觉走得累了，就去乘公共汽车了。大多数中国公共汽车是电动的，比美国的长一倍，中间带有“手风琴”模样的部分。车费很便宜，通常一次4角钱就可以乘坐好几站。即便是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每个人也都很友好。据我所知，乘客们通常会把座位让给老年人和年幼的孩子们。没有人试图不买票，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过去形成的一种普遍做法。当一个有趣的标志牌吸引了我的眼球时，我很快决定，中止我的巴士旅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在上海原来的法租界，那里现在被称为兴业路。这是一座普通的两层灰砖建筑，大门上有带有拱形的石窟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这是个占地约20平方米的建筑，室内有1张长方形的桌子和12张椅子。当时有12位代表，包括毛泽东在内，出席了这次大会。现在这座建筑作为历史遗址，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尽管里面没有更多可看的实物，但作为一位历史研究学者，参观这所建筑时，我还是很兴奋的。
6月23日下午，我们组成一支100余人的海外华人团队，乘坐公共汽车去参观儿童乐园（少年宫）。这是一个课外活动中心，用来利用孩子们的业余时间，开发少儿智力的场所。每天，少年宫可为2000名从事各种活动的青少年提供服务。在这里的活动包括急救、体操和杂技、芭蕾舞、现代舞蹈的练习，音乐学习、歌剧演唱、绘画、剪纸，还提供小型电动机或泵用电线，供他们装配无线电接收器使用。青少年还可以在老师、工人和军人的指导下，学习理发、制作飞机航模。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活动选择，他们可以边玩边学。
在少年宫里，还有关于如何针对国内外时事进行学习，并组织讨论的活动，以及安排参观工厂、码头、农村和革命圣地。鼓励孩子们通过活动，与来访者握手并和他们交谈，增长国际意识。
为了欢迎我们参观少年宫，许多学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一组人在打鼓，高喊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们参观了他们的车间后，在一个小礼堂里看他们的表演。在没有指挥的条件下，一台由东、西方打击乐组成的交响音乐会，却演奏得和谐、悦耳（我怀疑肯定有指挥家，可能是藏在某个地方）。孩子们的尽情娱乐，给人印象最为深刻。
“听毛主席的话。”这是无处不在的座右铭。通过学校和家长密切合作，这座少年宫使男孩和女孩能够在德、智、体三方面发展，培养目标是使其成长为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受过教育的接班人。中方希望这样的培训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在西方社会，我观察到，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晚上，我们几个人还去看了一场杂技表演，这台节目包括：展示平衡技巧、体操练习、一辆能容纳10人以上的自行车表演，等等。整台节目表演得都很到位，但我并没有完全吃惊，因为1960年，我在参加中亚会议时
，曾经看过类似的表演。在上海买这张票不贵，三小时的演出只需40元人民币。
6月24日，我们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馆（上海工业展览会所在地），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在哈同花园旧址兴建（哈同，曾经是一位伟大的犹太百万富翁，在上海经营房地产起家），仅用了十个月便告完成。展览会对中国工业的发展做了简要的概述，而医药、棉纺、造船、科学仪器生产、毛织品、丝绸、无线电和电信，均展现的是上海的工业成就。展览会的综合目录信息随处可取。
在展览大厅里，展出的上海牌汽车，在中国是很流行的。它设计精良，经济实惠，最高时速为60英里。在中国，所有的汽车都是国产的。当然，在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数量，要比西方国家少得多。专业司机都受过良好的训练，经验丰富，并根据他们的驾驶年数、无事故服务进行评分。政府每月给每个司机发放一次工资。工资在70元到90元之间，根据经验和事故记录综合评定。他们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没有额外费用和小费，以及等待的时间。我想在此补充一点，像我这样节俭的海外华人，在中国赶上了废除小费制度，真是最令人满意的事。
在展览会上，我获得了驾驶一辆黑色大轿车的许可。这是一辆专为高级官员在官方场合使用而建造的车。演示者轻轻地踩了一下踏板，汽车移动了，他说：“我们不能浪费太多汽油。”
在造船方面，容量高达一万吨的船舶也在展览会上展出。像这样规模的船舶，在过去的大型造船厂，由于缺乏技术技能、资本和原材料，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
在技术和工业方面，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也在展览会上充分展示出来。正如我们的导游自豪地告诉我们的那样，一家柴油机厂在没有机械化设备的条件下，借助于苏联的技术援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里还展示了一台电动钻孔机，一台每小时可生产2500页的彩色印刷机，以及一台配有新闻纸的传送机。
在先进科学和电子仪器方面的成果，包括100兆赫数字计算器、50兆赫示波器，以及能放大40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一个能够以每秒3699加仑的速度抽水的巨型泵也出现在展台上。
另一个有特色的产品，是一台简单而巧妙的自助发电机，用于在小村庄放映电影。
在医学展区的成果，包括将针灸技术用于心脏造影手术的演示。一幅图像是，当胸部打开，大量出血时，一个护士给病人喂橘子；另一幅图像描绘的是一位妇女，她的手曾经被完全切断，然后重新连接得非常成功，以至于她能够拿起一块大约重达10磅的钢块。
6月24日下午，我跟随另外四个学者，去参观中国著名左派作家鲁迅（Lu Hsun）的住所和墓地。鲁迅简单的生活方式，反映在他家的家具上。他的书桌显得很破旧，桌子的漆面带有裂纹。朱家栋先生是和鲁迅一起生活和工作过的同事，也是现在鲁迅故居的看护人。他告诉我们说，《鲁迅全集》的收集工作正在筹备中。我建议说，如果能提供一个全集的索引，对学者来说将会更有用。此外，他还提供了一份专门研究鲁迅伪造件的图册。
晚上，我们应邀去看了一部现代革命京剧，剧名为《智取威虎山》，由上海革命京剧院演出。入场票只要50元人民币。京剧《智取威虎山》主要讲述的是1946年东北的剿匪斗争。一支剿匪小分队由36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他们通过动员东北牡丹江地区的群众，采用冒名顶替的方式深入虎穴，最后消灭敌军，智取了威虎山。山的名字暗示着一个险峻的堡垒。这个简单的英雄故事表现出一个主题，即如何遵循毛泽东思想，献身于中国革命。
演员们在唱歌、对话、表演风格、杂技、舞蹈动作和音乐等方面，都对传统京剧进行了改进。迷人的背景变化迅速，当演员们演唱时，许多优美的台词在舞台侧面显现，所有这些改进都增加了该剧的上座率。然而，现代京剧演唱形式虽然听上去很愉快，但在表演艺术上与经典大师，如谭鑫培和马连良是无法相比的。
6月23日上午，我参观了一家机床厂。这是一家生产200多台国产磨床的国内著名企业，生产的产品出口到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七二一”工人学校，是和机床厂同样著名的单位。之所以得其名，是因为在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下达了任务，要培养合格的非普通工人做技术人员。
在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机床厂被称为“国家农业机械公司”，其设计和生产的能力，仅限于制造和修理简单的农具。1957年，毛泽东亲自视察了该厂，并鼓励工厂的5000名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1960年，有一名叫张美华的研磨机操作员，在出席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时，注意到一台能产生表面高光洁度的磨床。通过各种努力，他获取了这台设备的操作说明书。回到工厂后，他花了四年半的时间，来研究与试验这台机器。最后，他终于成功地在一个高精度万能外圆磨床上，制作出具有14级的光滑度，像一面镜子一样的机器。当时，这在全世界也是最好的产品。
“我们可以把一台机器，抛光到一根头发丝的1 /70的相应细度。”宣讲员介绍说。这样的机器就可以在飞机和无线电工业中广泛使用。同时，工厂也采用这种大型精密螺纹磨床，研磨出直径20英寸和16.5英尺的长丝杠一级精度的产品。“最大表面相邻节距误差，仅有人的头发丝的1 /24大小。”宣讲员继续说道。对于工厂目前的生产能力，他感到十分自豪。
“七二一”工人学校是与这个工厂相邻的单位，这所学校可为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员工，再提供两年半的培训。从这里毕业的学生理论知识齐备，有了新的知识和长期的实践之后，他们有能力去进行技术创新。学校中有98名学员，其中包括25名女性。我们采访的学员，当时平均年龄只有25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通过在职培训之后，工人、技术人员和能够解决问题的干部，组成了“三结合”工作小组。他们所取得的令人欣慰的成果，与上述毛泽东1968年7月的预期非常吻合。
附属于机床厂的有一个公共托儿所，负责照顾1至6个月大的婴儿。在去这个托儿所的路上，我听到有几个婴儿在哭。在我走到大门口，准备拍几张照片的时候，护理员们很快就把他们抱起来，安抚他们停止了哭声。
6月25日下午，我自费乘一辆私家车，参观了位于上海郊区的梅陇人民公社。这个公社成立于1958年，由6037个家庭组成，共有2.4万人。每个家庭大约有4个人，女人比男人多，因为一些家庭的男人在别处工作。这个公社分成13个大队和156个生产队，拥有约3666英亩（22000亩）的土地，生产稻田和棉花。公社三分之一的土地用于种植，生产的蔬菜用于供应上海市区的居民。每个农民都要学习所谓的“山西大寨精神”，这个模范公社通过农民的辛勤劳动，把贫瘠的土壤变得肥沃起来。现在梅陇公社每亩（约合1 /6英亩）大米产量平均为1749公斤，比解放以前增产360%。
梅陇人民公社与解放以前相比，棉花产量已经增加了330%；蔬菜产量为每亩1265公斤，增加了700%。公社里也有果园，可供应上海市民很多水果。肥料主要来自猪圈，当然也还有猪肉可以食用，因为公社每年养猪2500头。同时，在温室里还种植有草药和蘑菇。饲养鸡采用的是现代方法，与美国的方法相当。
至于农业工具，公社仅有13台拖拉机、55台手动机器、241台水泵，其中7台功率非常大，95%的灌溉用水是从这些泵中产生的。目前，该公社70%以上土地的耕种，已经用机器代替人力。
公社主任告诉我说，平均每亩田使用100磅化肥，过量使用化肥确实是对土壤弊大于利。要想多产，应用化学肥料和天然肥料的比例要配置好。由于灌溉网络的巨大改进，干旱和洪水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严重问题。通过运河抽出来的水，可以储存到水库，再灌溉稻田。如果有数周或数月无降雨，水泵可从大水库抽水灌溉到农田。人民公社下设有各种工厂、农机厂、药房、木工厂，以及生产布料和玻璃的工厂。这个公社还有几个小型的图书馆、报摊以及学校。所有儿童必须依法接受高中的教育。每个生产队都设有公共卫生办公室，负责处理社员的小病，或者是意外伤害。重大病症则由公社或城市的医院治疗。每年，公社向每人提供1美元的医疗保险，以及完整的医疗护理，包括住院治疗。
在这个公社里，每人年收入超过80美元，每户为300美元以上。公社的公共基金用于为老年人们提供住宿、食物、衣服、药品和丧葬费。现在，火葬在上海已经很普遍；从前，火葬起源于佛教，并没有受到大众的欢迎。由于公墓的稀缺，中国人实行火葬的做法已经广泛流行，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在这个公社里，小孩由公共托儿所来照顾。他们的母亲和父亲下班后，再来接他们，把他们用自行车后面装有特殊载体的座位带回家。
农民公共食堂则不受欢迎，只有在最繁忙的季节，人们才在那里吃午饭。其他时间，各个家庭喜欢在自己家里做饭。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食物成本非常合理。大米每磅7美分，盐以前很贵，现在每磅也只有7美分。
正如公社负责人指出的那样，公社化的弱点体现为生产中的不均衡性：在一些生产队中，每亩农作物的产量超过1749公斤，有些生产队的产量则较少。不均衡性产生的原因：第一，人为因素，一些生产队成员仅知道更努力地工作，而更有效的方法是，有能力的领导者与其他成员密切合作，积累更多的肥料，等等。第二，农业机械短缺问题，这是这个公社存在的另一个困难。因为农业机械较少，所以设定了不同的工作时间。结果是，在种植和收获季节，一个农工不得不花很多的工作时间。而在其他时候，他只工作一个小时或几个小时。一个男人平均每月休息2天，一个女人则有4天。农工每天工作8个小时，但是旺季平均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在淡季，如冬天，一天只工作6个小时。
公社还为所有成员建立了一套按工点（工分）支付费用的系统。换句话说，每个人的报酬取决于他的生产能力。如果按月计算，一般来说，一个强壮的男人能得90工分，一个女人能得70或80工分。农民每年总计获得的积分将按以下方式处理：25%用于支付生产成本，5%用于缴纳国家税收，10%用于银行存款，其余的将是农民的净收入，谁也不用向中央政府或省政府缴纳附加税。
每个农民都有一小块土地，作为私人财产，大约为一英亩
的0.0112部分，用来种植蔬菜。他的房子附近也有一些土地，一般用于种植向日葵，以及家用的洋葱和大蒜。
1949年以前，在上海有许多人无家可归。解放后，上海市区规划了许多新村，成为数百万工人和农民的福利。我参观的这样一个建设项目，叫作“朝阳新村”，1951年在普陀区的陈居旧址上建立。公共汽车从上海市中心开到这里，大约需要20分钟。
这个新村有1.5万个家庭，共有6.8万人，平均每个家庭4.5人。在这个新村里，有1.34万名中学生、1.5万名文理科学校的学生，以及2300名幼儿园学生。新村的发言人拿着他的笔记本，将这些数字读给我们听。还有一个工人文化馆、一个银行、一家服装店、一个公园，以及一个游泳池。以前，该地区的居民非常贫穷，有一些甚至无家可归。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能够住到阁楼里，感到很幸运，在这里“外面有大淋浴，里面有小淋浴”。解放后，有更多的工厂建成。现在，每个人都有了工作保障，有一所房子可以居住和生活。退休工人（男性60岁，女性55岁）还可以志愿做一些工作，比如看护孩子，监督从事公共建设的年轻工人等。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们仍然可以一直获得他们在职工资的70%，作为养老金。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当地人们的生活条件，我经常询问各种商品的价格，甚至还在一家杂货店做过笔记。他们每天24小时营业，服务于工厂里三班制的工人。最好的“中华牌”火腿是每磅2.46元，普通的骨头，每磅较火腿价格减去1.10元。食用油，如花生油，每斤是88元。大米配给是每人每月33磅。我听说：“大米分配对一般的食客来说是足够的。而且除了大米还有很多蔬菜、土豆和其他食物作为补充。”
我很感兴趣的是，看到一些准备得很好的菜品，如纸盘上放的洋葱和姜片；另一盘是切成片的火腿，第三盘是两种或三种蔬菜，每一个都已经被洗好、切好，放上各种各样调味品。这是给工人在家做饭用的，为了节省他们做饭的时间。这些准备好，但未煮熟的菜，其价格各不相同，从0.1元到0.44元不等。这个做法适于忙碌和劳累的工人，可以吃自己选择的食物，并按他自己的口味煮熟。说到花费额外的时间在这些菜品上，杂货店的服务员坚持说：“我们很乐意这样做，是为了像毛主席一再告诉我们的那样，去做‘为人民服务’的事。”
在上海的朝阳新村，我参观了一个工人公寓中的两个大房间，室内非常干净整洁，还有一个浴室，厨房是和另一个家庭共用。承租人每月仅需要支付所有公用设施的租金，分别为5.5元和4.5元，共计10元人民币。公寓居民告诉我说：“食物平均每月花费15元，我们吃得很好。”
解放前，这个人已经十年没有工作了。“解放以后，没有人是失业者。”接下来，他笑着继续说：“商品稳定是与20世纪40年代的通货膨胀时期不同的事。目前，上海没有秘密帮会的会员，没有妓女，没有乞丐，也没有麻将赌徒。在旧社会，我是一个贫穷的劳动者，没有人会付钱给我，并注意我。但是今天，即使是你，一位美国教授，也来这里拜访我。我真的很幸运！”
他递给我们香烟和茶，请我们坐在他的床上，还有椅子上，但我们更愿意和他深入交谈，而不是麻烦他准备茶。通过他的介绍，我了解到，在中国每个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但实际上，一个工人不是一直工作8个小时，因为白天有休息时间：午餐和午睡，这都包括在8小时内。他还告诉我说，每个工人都可以住的宿舍，是四个人共用一个房间，尽管也有别的情况。
在上海，目前就有60多个这样的新村。我去看的那栋楼有九层，但没有电梯。里面有一个学习班和报摊，以及公共电视文化馆。我问：“那里一栋楼里有许多人，还有许多孩子，在这样拥挤的环境里，是不是经常发生争吵呢？”公寓主人回答说：“偶尔在那里也有争吵。但这样的事情，是可以通过家庭会议解决的。男人和女人，甚至是小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讨论，并且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达成某种解决方案后，双方和谐地生活，因为我们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我们正在讨论各种话题时，一位50多岁的女人进来了，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她说：“让我告诉你，教授，所谓的宿命论（fatalism）是胡说八道。以前，我非常穷，我一直崇拜佛陀（Buddha），希望在未来生活中得到好运气，但现在我不崇拜任何神，我也会非常高兴。我不必担心食物和衣服的供应问题。”
在她兴奋的陈述之后，另一个女人站在门口补充说，她认识一个有12个孩子的工人，他的孩子们都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现在丈夫和妻子们普遍希望，只有两个不会过早死亡的孩子就可以了。我认为，她们现在所说的情况，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目前他们有更好的营养、医疗保健，还有针对麻疹和小儿麻痹症的疫苗等药品。
我们把讨论的话题，转移到了结婚仪式和节育上。我听说，中国一般没有正式的婚礼。但是在今天，如果新郎、新娘真的想要举办一场婚礼，他们可能会让亲朋好友来参加，以茶会或宴会的形式，举办一场婚礼。一般情况下，结婚礼物是很少有人给予的。节育是有意识地由人民群众自觉进行，鼓励他们，但不是强迫他们进行生育控制。因为现在大多数中国工人和农民都明白人口过剩问题的严重性，人民群众提倡计划生育。而且，人们觉得有了太多孩子，就会影响母亲的工作能力，从而降低家庭的收入。
[1] 详见《重建中国》（ China Reconstructs ），1972年7月，第16页。（此刊物为英文年刊，由北京：中国福利院出版（[Peking : China Welfare Institute]，1952—1989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