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在向好，要有定力，要有定力

1979年，叶旭强自办企业，风险蛮大。但那个时候的人，自己并不觉得，因为刚刚出笼之鸟，怎么一眼看得清茫茫天空？

曾几何时，“温州是资本主义温床”的说法甚嚣尘上。有人说，什么是资本主义，你到温州就知道了。那时官方一些人，对“温州”俩字会条件反射。由于“投机倒把”被判刑，被枪毙，温州屡见不鲜。我听一位官员说，温州某个镇，一天有二十个“投机倒把犯”被枪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在 1978 年 12 月召开，中心议题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有八个字很重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远远没到来。当年隔壁的柳市镇，到了 1982 年，还出现“八大王事件”。

“八大王”，即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现在看来，他们是市场经济的带头人。而当年的情形，他们还在“风口浪尖”上。他们以“投机倒把罪”，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有的被抓被判，有的潜逃。胡金林到了 1984年春节，潜回柳市，仍然被捕，坐牢 66 天。刘大源出狱后，还是摸不清政策，此后第 4 年，他还关停了他的所有螺丝铺。“八大王”之所以会被打击，重要原因是事发地为众矢之的的“温州”！

改革春风，吹到温州已经很迟了。

叶旭强幸运，他没有被打击。堂房兄弟叶道义先生说，作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叶旭强没有被打击，原因有三。一是叶旭强为人低调，专干技术活儿，不问政治，不参与社会的各种派系，不与各种头头脑脑打交道；二是叶旭强和他父亲有智慧，有人脉，他受到许多人爱护保护；三是大势向好，基层干部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自由经济。他们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老百姓会过上好日子，什么样的情况下，人会活活饥饿至死。不必对他们做理论分析，假大空的话对他们毫无作用，他们的经验和感觉是感性的，最最真实的。

而叶旭强说，他真正得益的，还是改革开放政策。

是的。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够腾飞？无数人为什么能够脱贫致富？是因为我们那时突然掌握了什么高科技吗？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一场工业革命吗？不是，是改革开放把交易的自由归还给了人们，人们的自由增加了。以前做生意是投机倒把违法犯罪，改革开放后做生意成功了，是令人尊敬的万元户、致富带头人、民营企业家。激励机制变了，时代就变了。激励机制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决定了生产力的高低。有人说，“制度的品质，决定财富创造力的大小”。

山幸水幸！

办企业，做什么呢？叶旭强认为什么鸟吃什么虫，他会制造阀门，他就先办阀门厂。

叶旭强又租了一台机床，现在是两台。租金是一台机床工作 1 小时 1 元钱。比如工作 12 小时，两台机床 1天给 24 元钱。那么，一个月就是 720 元。这个数目不低。那么，就得争分夺秒干起来，生产阀门。三弟叶旭博、四弟叶旭海都干过，还雇了其他人。叶道义先生说，他曾经两次送叶旭博去学机械，一次到洞头，一次去乐清县仪表三厂。叶旭强教会大家做阀门。因此叶旭强即使出差，也不影响生产。

叶旭强做了市场调查。当年，阀门业内国有身份的老大哥，已经用上新的机器设备，主要按“国标”和“美标”制造阀门。但不少农村化肥厂还在使用 50 年代的旧设备。这些小厂使用的“非标阀门”型号杂、批量小、利润低，许多大阀门厂已不再生产或很少生产。留下非标阀门这个小市场，可供“慎江”这样的私企容身，生产着没有明确性能执行标准的产品。

叶旭强作了决策，运用自己船小掉头快的优势，以生产这种非标阀门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此外还要提高服务档次，上门订货。“从非标阀门起家”，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招果然奏效。

市场调查的时候，通过朋友接触了和阀门有关联的专家，听听他们对做阀门的意见。他们毫不客气，予以否定，说你乡村小厂做阀门根本没有前途，迟关门不如早关门。说这话的，一位是“金山石化”的颜先生，一位是上海梅陇阀门厂的王先生。后来，两位“打击”者都成了叶旭强的朋友。叶旭强当时笑笑，心里根本不为所动。“金山石化”和上海梅陇阀门厂都是国有大企业，后者现在已经倒闭。这是后话。

当年两台机床放在哪里呢？自家猪圈里不养猪了，猪圈地上填一填，老鼠洞塞一塞，几个人就在猪圈里干活。

半年之后，七里港有个机械大师傅叫林通林，愿意出让一台机床给叶旭强，价格 3000 元。当年这是个大数目。3000 元哪里有啊？但叶旭强决定买。他筹集了几天，得1300 元。林通林师傅通达，对叶旭强说，车床你先拿去用，另外 1700 元 2 个月后补交。磐石的朋友，运输公司机械厂的几个同事知道后，很快把钱凑齐，给了叶旭强。叶旭强至今记得，后来和他成为至交的董光亮的父亲借给了他150 元，他的老领导、乐清县运输公司革委会主任蔡文通的夫人也出了钱。

叶道义先生带我去看叶旭强的老屋。叶道义也找不到了，他指着几座凌乱破旧的房子，说，样子就是这样的。房子下面是石头砌的，开窗的左右砖块砌就。砖块外当年刷了白蛎灰，现在斑斑驳驳，又黑又白。上方是人字屋顶，像是畚斗反扣下来。楼上人能站起来，但窗户很低。现在青藤缠绕着西墙，瓦菲萋萋。叶道义说，叶旭强家虽然有三间两层的房子，但人多，挤得要命。叶旭强夫人后来对我说，她的一家当年住在东边间的前一截。她边说边比画，床放哪里，柜子放哪里，马桶放哪里，反正是挤得要命。

后来发展到 8 台机床。叶旭强借钱自己造了两间三层的新房子，自己一家、四弟叶旭海一家住在新房子。厂子里客人来得多了，都住在新房子里。腾空的地方进了机床，还是拥挤，而多了轰轰隆隆的声音，有时直至深夜。厂名也取了：“慎江阀门”厂。七里港镇那时叫慎江镇，所以厂名至今还是“慎江”。

产品要发展，质量要提高，关键靠技术。那时有几句话喊得贼响：“借船下海”“借脑兴技”“借智兴厂”。上海退休工人是一座技术的宝库。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经验丰富，技艺高超，对制作各类优质阀门是三个指头捏田螺——只只稳。早就梦寐以求的叶旭强终于托人请来了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退休师傅赵定保，赵又介绍来了他的师兄、工程师叶林根。叶林根是良工阀门厂的技术尖子，劳动模范，而退休后只领受菲薄的退休金，一家五口挤在 10 多平方米的小间里，他也愿意到“慎江”，给家人腾地方，自己在农村吸吸新鲜空气，待在金丝河蛮好。不久，叶旭强请他把老伴也接了来。考虑到上海人的习惯，叶旭强特地安装了“土”自来水，买来了淋浴器，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叶林根喜欢抽烟，没的说，叶旭强一天供应他一包“牡丹”。

叶林根师傅到厂后将工厂的生产设备重新安排。叶师傅和叶旭强商量，自行设计、制作可以灵活翻转的水压、气压共通道的阀门测试台，一个月就完成了制作安装，节约了大笔资金，为产品质量检验提供了保证。接着，叶师傅又设计制作了十几套工装夹具，取代了手工操作。这样，阀门加工精密度提高了。他还开设工人技术培训班，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叶旭强和叶师傅成了亲密朋友，晚饭后散步，夏夜乘凉，一谈到阀门，两个人没完没了。叶师傅有什么设想，叶旭强马上答应试制，叶师傅十分高兴，感到自己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

叶旭强聪明过人，向叶林根认真学习理论和“实践”，阀门技术提高很快。在制作法兰截止阀时，叶旭强向叶林根师傅提出，可否采用国外阀门某些优点、部分仍用国内阀门设计的方案，得到叶林根师傅的肯定。他马上自己修改图纸，制造了一种新型阀门，投放市场，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

请到了上海师傅，叶旭强如虎添翼。通过他们，又结识了良工阀门厂的一些高级技术人员和上海机械通用研究所阀门监督站的技术人员。叶旭强有了一个智囊团，许多生产上的“疑难杂症”，让他们把脉“医治”。问题都得到迎刃而解。“慎江阀门”，质量又进一步得到提高。

改革开放深入，“姓社姓资”争吵已经停歇。而各地新的阀门厂像雨后春笋，阀门市场将面临新的竞争，而阀门的材质问题是质量的关键。叶旭强记得，第一次造闸阀时，经过精密加工的五只闸阀，测试竟然全部不合格，压力打不上去，怎么回事呢？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到良工阀门厂请教，才知道是材质不合格。于是，叶旭强创办了自己的铸钢车间，建造了理化测试室，这样投入，材质上便得到保证。又建立大金工车间。一般新办小厂，多数只生产小口径阀门，叶旭强有了设备完善的大金工车间，就可以生产大口径阀门，这是当时一般阀门厂没有条件竞逐的新领域。

这个时候，慢慢地，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而且情况渐渐地严重起来。同在七里港，挨近金丝河村的南边的里隆村，从 1980 年到 1983 年，成了中国有名的走私村。当年说“香港有九龙、台湾有基隆、大陆有里隆”，可见里隆之繁盛。里隆所在的七里港区，现在有中央直属储备粮库，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可见此地的辐射范围和战略地位。上溯百年，这里为孙中山建国大纲中规划的东方第一大港，想不到，第一次派上大用场竟然是走私！温州人去上海，走的基本是海路，海轮从温州港开进开出，船到里隆码头外都要歇一歇，等着码头这边的小渡轮开去接人。接来的人几乎都是买走私货的人。里隆在瓯江边，还有渡轮直达洞头、灵昆、温州城、大麦屿、坎门、三盆、元角等地，买卖很快喧闹起来。

改革开放，《告台湾同胞书》，后又有“三通”的呼吁。当时只有善意的愿景和原则，而没有具体推进的操作手册。于是，走私乘虚而入，捷足先登。而人均三分田的严酷现实，逼迫乐清人从土地外找生路，而走私提供了一夜致富的现实可能。当时人苦晕了、穷怕了，纷纷挤进走私队伍，也不知道走私犯不犯法。有钱再说，富起来再说。

当年里隆走私市场，到处响着收录机里邓丽君小姐《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歌声，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到处堆放着货物，一条长椅或是几张板凳往地上一摆，便可以做买卖。至于放置货物，有人用米筛，有人用凉席，有人就干脆直接把货往地上一摆，有人拿在手上、背在肩上，或骑自行车吆喝，杂乱无章，各有神通。

摊位上摆着布匹、各式手表（主要是电子表）、收录两用机、录音带、尼龙折伞……这些东西都是到台湾控制的马祖东引岛上，或是台湾船只到了外海，用银圆（也有黄金）换来的。银圆贩子那里的价格是每枚 17 元，一枚银圆却可兑换 1.45 块手表。走私的日本产东方表售价仅为 60 元，性能、外观远优于当时国内最好的卖 120 元的上海牌手表。当时工人月工资 30 元，农民一年种田折成工分只值 160 元。而走私一趟少说也能赚几百块，吸引力多大，诱惑多大！

外地来的银圆贩子敲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到处人山人海，操着南腔北调讨价还价……蜂拥而至的人潮使当地三产也迅速“繁荣”，只有 300 余户的小村里隆一时间冒出饭摊、旅馆 80 余家，算命、看相、赌博、诈骗等也趁机而起。里隆村有人说：“贩私买私的人太多了，路上、道坦里，整个村都是人，筷笼一样。妻子将家里开成小客栈。我让两个儿子在家门口摆茶摊，生意特别好，开水都来不及烧。”

叶旭强他们的阀门厂里，有工人辞职去走私了。邻里亲戚也有人劝叶旭强把资本拿去做走私买卖。兄弟中，也有人踌踌躇躇，不想干阀门了。阀门挣钱太难了。作为家族企业的老大，叶旭强发挥了威力：他坚决反对去走私。谁也不能多说！这里的走私虽然是对外贸渴求、融入世界的反向表达，在政策禁锢尚未打破的背景下，寻求出路的一种冒险。但走私归根结底是逃税，是历朝历代都要打击的。他对两个弟弟说，人有两条腿，是走光明路的；人最重要的是自由，不要走到监狱里去。走私犯法，它绝对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不出叶旭强所料，很快，温州和乐清成立了“打私办”。乐清立案审理走私大案要案 35 起，共 490 人，逮捕 63 人，判刑37人。许多人被罚款罚得一无所有……而这三年，“慎江阀门”取得纯利润几百万元。

2019 年 6 月，叶道义先生带我去看里隆。那条买卖走私的主要街道很是狭窄，扁担不能换肩，如同竹竿，叫它“九节街”吧，却又弯弯曲曲。我少年的“九间”邻居金春兰和她的夫婿就死在里隆街道外面的瓯江里。同船的人说，男的手拎一个收录机，女的手里有邓丽君小姐的歌带。她原是温州中学里最漂亮的女孩，被招到杭州文工团，据说不怎么听话，被远远打发到吉林四平部队里去了，她倒是很高兴。慢慢地，她当了连级干部，她的老公是四平籍的营级军官，生了两个子女，非常漂亮。后来夫妇像是走跳棋一般，花了几年时间，总算调动到了温州。男的在温州电厂，女的在温州公安局。俩人和我关系很好。后来，她的爸爸对我说，为了调动，夫妇俩花了一年多的工资。一年多的工资是多少呢？我不知道。我只是有个疑问，她俩都是革命干部，怎么会到里隆买走私货呢，可见“钱魔”作怪得厉害。还喜欢邓丽君，当年那是靡靡之音啊，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是不幸，为了买一台便宜的收录机，和内地听不到的歌声，在里隆的江面碰了船，丢了命。她少年死了母亲，当年在部队给家里写信，都是我替她父亲回信。我一直叫她姐姐。我一直不知道里隆在哪里，但“里隆”俩字，我一直铭记。

钱啊！

这件事让我唏嘘不已。

我不能不高看叶旭强。

水域广阔，而当年的街道是那么窄小。心想叶旭强不仅有“正心”、走正道，而且很有远见。乐清市的干部对我说，走私活动起伏的同时，乐清民营经济迎来了全国瞩目的第一轮爆发期。柳市白象片、虹桥片的许多人通过低压电器、电子元器件等股份合作经济，先富起来了。如正泰、德力西。同一时期，七里港黄华一带，正在为走私贩私付出沉重的“机会成本”，失去了发展的重要时机。现今七里港的企业，叫响中国，走向世界的，只有“慎江阀门”一家！

哲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