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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播） 提起长虹电子，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也许您现在看的电视就是长虹牌的，但是您一定不知道，长虹彩电乃至长虹家电的奠基人就是我们宁津人。
（片花） 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背负着报效祖国、强我军工的人生理想，用执着、创新和责任谱写着人生的华彩乐章。王金城，他是长虹彩电的奠基人，他是绵阳城市规划的创始人，他是CECT手机之父。这一个个耀眼荣誉的光环背后，有着一个怎样的传奇人生？本期人物——王金城。
（同期声） 王金城：保尔的那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给予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没有悔恨感，也没有羞耻感，应该说，我还是兢兢业业为我们国家、为党做了一些工作，没给咱们家乡丢人。
（画外） 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叫王金城，是当年长虹厂的老厂长，四川省绵阳市第一任市长，曾历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电子工业部党组成员军工总监、中国联通董事长、中国电子科学院院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采访） 王金城：从自己这辈子走过的整个历程来看呢，什么都干过了，技术也搞过了，企业也搞过了，政府、地方政府、中央的全干过了，军队的也干过了，所以应该说自己还是比较充实的。
（画外） 王金城是宁津县时集镇后仓村人，1936年出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生长在红旗下的孩子。宁津县是革命老区，王金城的父亲和叔伯又都有过军工厂工作的经历，当年八路军的枪支制作、维修中心和金库就设在他们家。
（采访） 王金城：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晚上民兵组织扒铁道，扒来铁轨之后，就在我们家里头做成枪，把这铁轨做成枪，就是凭借农村的这种非常简陋的环境，就靠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咱们土造各种枪支。在农村待了十二年，这十二年对我教育应该说（很重要）。我们在大柳上学上了一年多，那时候我们就学毛主席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们在农村看的都是《渤海日报》。
（画外） 从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王金城对共产党、八路军有着深厚的感情。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金城的父亲和大伯去了北京。1949年北京解放以后，一直在家上小学的王金城也准备去北京父亲那里继续学业。
（采访） 王金城：记得在大柳上学的时候，我说到北京去上学，校长很耻笑我们：你们土包子到北京看看金銮殿就回来吧。我就是不服这个气，但是教我们的那个张老师非常好，一直鼓励我，北京的上学条件肯定要好，你一定能考得上的。
（画外） 带着老师的期盼和希望，十三岁的王金城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
（采访） 王金城：就是从村里头一直走到沧县，将近一百里地，爬了一个拉煤的到北京的车，一下车（浑身）各处都是黑的。
（画外） 半年后，王金城考入了北京重点中学——北京四中。也许是当年的嘲讽依然在耳，也许是家庭的贫困让他倍感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在学校里王金城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195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八中最好的班级“奥斯特洛夫斯基班”，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保尔班”。
（采访） 王金城：谁说农村人考不进城里最好的学校？我从初中、高中到大学学校都是最好的，也给咱家里头争口气，不忘家乡的养育之恩。
（画外） 1955年，王金城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当时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留苏预备班，然而学习了两年俄语之后，他等到的却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
（采访） 王金城：我在留苏预备部的时候是最高班，外语比较好的才在最高班。但是出国之前，皮箱呀服装什么的都发给个人了，到那天集中说要上火车走的时候，突然又宣布中苏关系紧张，停止了，不派遣了。
（画外） 因为留苏预备班的学生都是当时学习成绩等各方面最好的学生，所以留学苏联彻底无望之后，国家给了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
（采访） 王金城：当时的国内大学任我们挑，就随便挑。我们基本上去四个地方，一个是清华，一个是北大，还有就是北工和北航。北工、北航这都是（学习）军工的，清华、北大那是名校了。我就选择了去军工，去了北京工业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当时就选择了雷达专业。当时为什么选军工？就认为我们的国家不断地受欺负，军事力量弱；第二，任何国家的高科技、高技术，首先用于军工，因此这里是科技最先进、最尖端的地方，所以我们没选择名校。
（画外） 在北京八中“保尔班”和大学的教育中，王金城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青少年时代参加开国大典游行和天安门广场的修建，到青年时代跟毛主席一起修十三陵水库，这些经历都强烈地激发着王金城的爱国热情。
（采访） 王金城：我在高中入了党，在俄语学院的时候，当了两年的团支部书记，所以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就还是当团支部书记，社会的活动面较广。在上大学的七年期间，在留苏预备部期间，经常参加国家的五一、十一等庆祝活动，包括在人民大会堂听报告，像周总理、毛主席的一些国际活动。因为我们这种学军工的政治素质比较好，所以经常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我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对社会主义充满自豪感。眼看着我们国家年年都是这么快地进步，感到自己也要赶快地学本领，给国家做点事情。
（画外） 1962年，王金城大学毕业了，在很多城市的科研院所纷纷向他敞开大门的时候，他在工作分配的志愿书上毅然写下了这样的誓言。
（采访） 王金城：我们就填了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第一志愿，服从组织分配。第二句话，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画外） 就这样，王金城满怀着报效祖国的青春热情，来到了位于四川省的一个军工雷达厂，在十二车间做了一名普通的调试员，负责雷达整机的总装和总调。
（采访） 王金城：到四川的一个雷达厂，三线军工厂，就是现在的长虹厂。我是下了火车到绵阳，坐着马车进了长虹厂。长虹厂就一栋楼，是新建的一个厂，1958年破土。我1962年去的时候，一边建设一边搞研制，在车间当过技术员、技术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什么都当过。在这个时候也调试雷达，自己也研究设计雷达。我们有一种改进雷达，是我负责领导的。在车间我觉得那些雷达太落后，就搞改造。原来那个雷达在飞机上打炮，最远打十二公里，一般的命中距离在六公里以内。我说这种落后的雷达应该改，后来我给它改成打导弹，一直到1975年研制成功。在1978年的时候，我这个雷达得了全国科技进步奖。
（画外） 在长虹王金城一干就是二十三年。70年代中期，长虹开始慢慢扩展产品的领域，走军民结合的发展之路。当时任长虹厂副厂长的王金城主要制作中国人自己的彩电。1974年跟他同来长虹厂的爱人也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俞薇薇作为总设计师，开始筹建彩电试验室，一边摸索一边实践。同年年底，他们研制出了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机。
（采访） 王金城：原来当副厂长的时候，我就主张上，后来他们玩儿不转了，交给我的时候，彩电积压，自制的东西卖不出去，就交给我，之后我一下上量，搞现代化建设。
（画外） 1982年王金城接任长虹厂厂长，当时国内彩电的制作厂家林立、竞争激烈。不在竞争中崛起，就在竞争中消亡。为了使长虹具备大规模生产优质彩电的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占领市场制高点，王金城自己筹钱兴建了彩电大楼，引进了当时世界一流、国内最好的彩电生产线。
（采访） 王金城：我上任之后，抓整顿、抓改革、抓竞争上岗。80年代初，我那个时候是二十二级干部，中层干部都是部队转业的，十五级、十六级、十七级都有。我说利润你给我翻一番。他说我吹牛，开皇腔，另请高明。啪，我就另请高明了：招聘，谁能实现谁上。代替他的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一年给我翻了两番，长虹飞快地发展。1982年到1983年、1984年，我上任之后一年翻一番，连翻三年。
（画外） 打破大锅饭，实行绩效挂钩，起用基层年轻的技术骨干。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没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不敢推行落实的。王金城在工作上大胆改革创新，在人才的任用上特立独行，任人唯贤，为长虹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和“彩电大王”的王者征途铺垫了基石。
（采访） 王金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抓住了这个机遇，既搞军工又搞民用。应该说在军民结合上我们是走在前头的，也给全国积累了经验。那时提出了那么个目标，“长虹跺跺脚，全国也动动”，长虹成为中央厂矿比较冒尖的一个企业，后来绵阳成立市的时候，点名让我去当市长。
（画外） 1985年5月18日，王金城出任绵阳市第一任市长。
（采访） 王金城：当时环境不行，就是一个农村，只有一条马路，一个警察，很土。我立志把它（绵阳）翻个个儿，给老百姓干点事，给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我就抱着这么个决心。
（画外） 面对当地落后的面貌，王金城采取了一系列突破常规的大胆举措。
（采访） 王金城：连火车站我都新修，重新搬迁。不让我修，国家不让修，说铁路运输你那个站不行，主要是运输力量不够。我们要修路，不许修站，最后我给修了一个送给他们。这在全国的铁道系统也是特殊的。那个时候就是资产置换，当时一公布之后，我向农民买三千亩地，农民一听说，干啥？修火车站！马上乡里头连夜开会，说送给你几百亩，你只要让我们来包建这个就行。一分钱没花，全是这么变换中搞起来的。国家把你放到这么一个岗位上，就是交给你一个平台，尤其是领导岗位，就是让你带领大家去奋斗的，本身就是这个，就是要干一些前人没干过、我们国家和党需要你去干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创新是有风险的，任何创新都有风险，但是为了摆脱贫困、落后、闭塞和有积极性不能发挥这种局面，你必须创新，必须去解放生产力，必须让人们蕴藏的那种建设热情和智慧充分发挥出来。另外，我也觉得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要求。
（画外） 根据绵阳市军工企业多的实际情况，王金城提出要把绵阳建设成为一座“电子科技城”。但是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绵阳市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指标都还非常落后，对建立“电子科技城”的目标定位并不理解。
（采访） 王金城：（我）一说搞电子城，人家都耻笑，根本不知道电子，绵阳还有电子，全国都不知道“绵阳”俩字怎么写。到处找，找副市长，找底下成立的电子局，谁都不来，中央企业和国家成立的研究院、研究部门，谁都不愿意来。没办法最后（我）让我爱人来。我爱人是长虹彩电的总设计师，我说你来，放弃咱们个人的名誉、地位，和我一起搞社会工程，咱们就把绵阳建成个科学电子城。市里讨论的时候，（市委）书记就有点看法，组织原则你明白不，我说我明白，要有回避政策，我说我实在找不到人，常委会一讨论，我把意见一说，我说让我爱人过来，五年之内我要让它（绵阳）变成全国的前十名。如果实现不了她回厂，一切不要任何照顾。就这么一条，举贤不避亲。我说我爱人在那边（厂里），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在搞彩电，（我爱人）出了名的。长虹彩电那时候（在全国）已经很出名了。后来一说，那请她来吧，一下全票通过。五年之内绵阳全国第四，很快就把西安、成都这些（城市）都超过了。我上任之后，修了二十几条路，大概规划了十个公园、体育场、体育馆、图书馆、飞机场，几乎都是我那时候规划的。应该说那六年我也很充实。走的时候，就是偷着走。我说了15号走，我买了12号的一张票，偷着走。一到车站，成都的、绵阳的，几千人来送我。干六年，大家还是感情很深。
（画外）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的一些部委开始实行改革。王金城从四川省绵阳市被调到了北京。
（采访） 王金城：电子部和机械部合并，成立机械部，电子这一块成立了一个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我调到北京，任副总经理，二把手。到1993年撤销，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又恢复电子工业部。我到电子工业部当军工总监，负责所有的军事电子。
（画外） 后来，王金城历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电子工业部党组成员军工总监、中国联通董事长、中国电子科学院院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
（采访） 王金城：1999年我就到信息产业集团，已经六十三（岁）了。我说，要我回来，我必须一肩挑，董事长、党组书记、总经理一肩挑。因为这个地方我必须大胆地重组、改造、调整产业结构。我说我已经这个年龄了，我没有时间再等这个、等那个，拖拉不行。后来中央同意让我一肩挑，我一肩挑干了三年不到，两年半多，给他们留下了一百多亿元的利润。原来我接的时候亏损，让我半年内给扭亏。当时亏几个亿，我半年内给扭（亏）了，另外两年我给赚了几百个亿。我下来这几年，实际上我是中国雷达协会的会长，中国雷达工业协会的理事长，所以到现在我也没办退（休），还在部里头挂着，算一点五线的干部、领导，还没到二线。实际上电子的尖端科技这一块，我一直到现在还在研究。
（画外） 回首一生走过的路，王金城不免感慨万千。作为一个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一个党的干部，王金城说是保尔的那句名言指引了他的一生。
（画外） 字幕：“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给予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鲜血和生命，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片花） （同期声） 王金城：我生在宁津县，长在宁津县，宁津县抚育了我。我时时刻刻没有忘记我的家乡，有一种亲切感，同时自己也觉得有种责任感。虽然我也没干过什么，但是对家乡的建设的每一步，我还是很关心的。我看前几年每年传来的消息都是很好的。多少年没见了，以后回去看看，也借这个机会向家乡人民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