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宴青：广播情缘 百味人生

（画外） 他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家级专家，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他是中国新闻奖资深评委。三十二年的记者生涯，他有着怎样的非凡历程？这位从下乡插队知青中走出来的大学生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之路？广播情缘，百味人生。本期人物——王宴青。

（采访） 王宴青：虽然是从小在天津长大，但是我到现在为止，不管谁问起我来，我都很自豪地说我是山东人。

（画外） 他叫王宴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高级记者，宁津县杜集镇王廷府村人。虽然他生在天津、长在天津，但对宁津老家却有一份与生俱来的牵挂与眷恋。

（采访） 王宴青：我第一次回老家是1963年的时候。当时自然条件很艰苦，生活条件也很艰苦。吃不上白面，全家人就给我弄一点白面，其他人连粗粮都吃不上，这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也就是十几岁，印象特别深刻。在天津时老家经常来人，从小对宁津印象极深刻。

（画外） 1950年，王宴青出生在天津。同那个时代的孩子一样，他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和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一代。他们的生命中有很多难忘的记忆。

（采访） 王宴青：我是“老三届”，就是66届的初中生。1966年、1967年、1968年，这三届的初中生，一般都称为“老三届”。本来我们1966年的初中生，应该按部就班地中考了。1968年，毛主席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们大批的知青就下乡了。

（画外） 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响亮的口号声中，王宴青报名去了当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采访） 王宴青：它的全称叫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当时在二师十团六连。它是带有解放军建制的，当时叫不扛枪的解放军，或者说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我说这个好啊，从小就想当解放军。“文化大革命”也没这个机会了，上学考高中也打乱了。当时要去黑龙江，当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也好啊，所以我们都很高兴。

（画外） 当时王宴青还不满十八岁。在人们的眼中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然而他却是三十多个知青的带队长。

（采访） 王宴青：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一下火车，到的是鹤岗。当时感到很灰心，因为当时一般的地方经济条件都比较落后，鹤岗那种城市的规模和天津市相比，那肯定不行。怎么到了这个地方，没想到。继续再坐车，那还不是终点。又坐了半天的路程，接着分配。马不停蹄，也没有休息，又把我们分配到一个马车上。坐着马车分我们到连队。天气特别寒冷，安排好了基本天就黑了，很多女生就哭了，感到一种很无助的感觉。我当时的年纪还不到十八岁，考虑到我还是一个带队的人，只能故作镇静，还劝说那些女生。其实回忆起来，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以后将怎么生活，也没有感觉。

（画外） 就这样，带着无奈和期待，王宴青和几个天津知青落户在了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开始了一段令他们难忘的人生历程。

（采访） 王宴青：到了黑龙江就是战天斗地，动员很多人到地里去割麦子。割麦子和山东可不一样，东北的地一眼望不到边，从这头到那头，一天都走不到头。就是累，因为我们都是一帮孩子。弯着腰去锄地、割麦子，的确很辛苦。但是也通过这种艰苦的磨炼，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当地的老百姓真好，就是王震带领开垦北大荒的时候，有那么几个来源，一个是解放军，还有就是从山东、河南过去的开荒的队员。我们那儿就是山东人特别多，跟老百姓细聊起来，一听我老家是山东的，那就特别亲切。再加上我们当时年纪也小，他们对我们无微不至地关照。虽然当时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他们还是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之后，想一想，那个地方还是留下了很多留恋的地方。

（画外） 在江滨农场插队的几年，让王宴青加深了对农村的了解和对基层甘苦的体验，也在王宴青的人生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下乡插队一年后，王宴青当上了所在连队的文书，开始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新闻也从此走进了他的生命。

（采访） 王宴青：到连部当文书，天天跟着连长、指导员，帮助写东西、写发言稿。如果说接触新闻工作，可能那是我最初的启蒙。给连长、指导员写稿子。因为我们当时属于连，有时候给团部供稿，写点宣传鼓动的稿子。谈不上通讯、消息，就是瞎写呗。有时候下雨，战胜涝灾。动员很多人到地里去割麦子，那叫战地动员。搞一个小的广播站，写个小稿子，鼓动性的。如果说第一次接触新闻，还是在连队里头。

（画外） 当时的王宴青没有料到，新闻竟然从此在他的生命中深深地扎下了根。1972年，全国各高校开始全面恢复招生，一个能改变他人生的机遇，正在悄悄地走近插队已四年多的王宴青。

（采访） 王宴青：到了1972年，大学要招工农兵大学生，到我们江滨农场的团部来招生。事后才知道，就招两个人。

（画外） 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是要经过组织推荐才能获得考试机会的。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王宴青，自然就成为团部推荐的人选之一。

（采访） 王宴青：很多人对上大学的概念还不是很深的，突然有一天告诉我，要我到团部去，北京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电视总局的前身叫中央广播事业局）要到我们团部来招生，然后叫我去，我就去了。当时也有不少人呢，都在那儿面试、考试。我也没当回事，完事就走了。半天的时间我们就回连队了。

（画外） 正是这一次不经意的考试成了王宴青人生的转折点，在众多的推荐人选之中，王宴青和一名上海知青脱颖而出，而这名上海知青，也就是后来成为王宴青的夫人、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朱娟华。

（采访） 王宴青：我印象中没过几天，就正式通知我了，要到师部——宝泉岭农场。正式通知我们上学。我是上海复旦大学，她是上海海运学院，就招我们俩。

（画外） 就这样王宴青成为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在这个著名的学府里，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的营养，用勤奋和刻苦充实着自己的大学生活。

（采访） 王宴青：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基础确实比较差。因为我终究是一个中学生，又下乡待了几年。进入了复旦大学这个高等学府的时候，用现在的话来讲，有一种责任感。就觉得既然给我这么一次机会，我就应该很好地不分白日黑夜拼命地去掌握知识。因为我们基础比较差，所以就是起早贪黑。除了上课之外，就蹲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就好像进入了知识的海洋。对我来讲，什么都是没有见过的东西。就是看，各方面的。因为我们知道搞新闻必须是全才，不是光懂一点东西就行。

（画外） 到工作第一线去实习是当时大学生的一项重要学习内容。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王宴青就开始到各媒体去做实习记者。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让他迅速成熟起来。

（采访） 王宴青：当时《文汇报》的一个老记者，手把手地教我写通讯。我印象特别深。我的代表作、成名作叫《我看林业这十年》，是一个广播通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为上下两篇、将近十分钟的时间播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前面半小时播送的，影响很大。播音员是方明。那篇成名作跟我在《文汇报》实习很有关系，人家手把手教我写通讯。我们在上海上学的时候，《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都去实习过。我还在新华社的上海分社实习。我们的接触面很广，广播电视、平面媒体，我们都接触。那时候实习和现在实习不一样，真能学到很多东西。

（画外） 三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在王宴青的孜孜以求中画上了句号。1975年，他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采访） 王宴青：我1975年到了中央台。一开始当编辑，就是新闻和报纸摘要的班，每天要半夜起来。以后就当记者，我负责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到现在我跟农业部、水利部还有着特别好的关系。

（画外） 在连续十年负责农业、林业、水利领域的采访报道中，他的足迹遍及全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田间地头、林区草场和水利枢纽。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奔波于基层。王宴青说：“只有沉下去，才能看出门道，发现问题。”20世纪70年代为了加强对大庆和大寨的宣传，在这两地分别设立了记者站。王宴青就是大寨记者站的三个成员之一。

（采访） 王宴青：当时在大寨待了一年，如果说实习是对新闻更进一步的了解，到了大寨之后，对农村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知道农民每天怎么生活。因为我们天天在一起，观察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基层生活状况怎么样、基层的农村干部是怎么运作的。我们了解比较深一些。

（画外） 很多将会载入中国农业发展历程史册的如大寨、凤阳、华西村等，它们蜚声大江南北的背后都有王宴青的笔墨和声音。

（采访） 王宴青：我见证了整个中国农业改革的这段历史。我从七几年就开始跑农口。我记得最早报道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真是鼓与呼。农业部部长我经历了好几个。作为新闻记者来讲，我们就敏锐地感觉到：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只有改革才能救农村。

（画外） 1981年，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举世瞩目。这次的采访报道任务就落在了王宴青的肩上。

（采访） 王宴青：当时我第一次感觉到要发挥我们广播的优势。葛洲坝大江截流是一个全国都关注的事情。当时我在现场，一边看一边想。这样的事情，全世界都在关注，老百姓都在关注。我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发出去。当天我们早晨四点多钟集合到现场，五点多钟截流成功。我用电话传回了这个消息，六点半就播出去了。现场的施工的都听见了，备受鼓舞。我也感觉到很自豪。因为当时广播普及率是很高的，工地都有大喇叭。我们老台长出了一本书，他讲了这个例子。老台长讲到葛洲坝大江截流，我们最早发的消息。（记者：记者采访用电话传回稿子去，当时有先例吗？）不敢说没有先例，起码在当时很少。当时秦部长在一线也特别高兴，从那以后我们也都很熟悉了。为什么很多部长跟我关系很熟呢？可能就跟我们发稿的及时有关。

（画外） 在年复一年的新闻报道中，王宴青每次采访都有新主张，有新突破。在80年代广播盛行文章体的时代，他采制的节目中多次尝试口播和录音报道，注重引进创新元素。在2003年“两会”宣传中，首次采用“进行式”的直播报道，创造了“两会”直播的新模式。1989年，王宴青调任总编室副主任，后来又先后担任采访部主任、总编室主任。1995年，他开始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

（采访） 王宴青：从一线到管理，我始终没有离开过第一线。重大的报道我都是亲临带队的。当年的曼谷亚运会，我最早带队去的，是1998年。然后四年后的多哈亚运会，还有雅典奥运会，还有每年的“两会”。跟我们国家政治生活有关的重大事件，几乎我都要带队去。

（画外） 到现在，由他组织策划现场指挥的国内外重大事件的采访报道和现场直播已有上百次。每次遇到重大新闻报道，王宴青同志不仅担任着报道的组织者、策划者，而且还是参与者、记录者和报道者。杰出的统筹策划能力、一次次魅力独特的广播现场直播，让王宴青成为中央电台重大新闻报道的领军人物。

（采访） 王宴青：比如说香港回归，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香港还没有回来呢，还属于英国的总督管理着呢。采访的形式、流程，跟内地不一样，交涉也比较难。因为我们是跟香港当局交涉，香港还没有回归过来，那就跟境外的外方交涉。因为我们是多点直播，而且是多场直播，部队换防还有宣誓仪式，还有一些交接，包括港员当局怎么离港的，都要报道出去。需要报道的点很多，所以记者下去都要到各个点去看，派的记者有三十多个，有四五个点。然后点和点之间的联络、联系，还有他们地方当局的配合，可以说是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用咱们广电的行话，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因为技术性的差错，造成政治上的影响。总要经过无数次的协调，研究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流程，遇到困难再去协调。包括我们去雅典，雅典这个地方跟我们国内奥运会的热情和准备工作不一样。人家认为我们按部就班就可以了，到时候肯定让你开幕就是了，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直播的场地都得现看、现联系、现定。国外的国情和国内不一样，挺复杂的，所以我们在雅典经过很多的磨难，才顺利地完成任务。

（画外） 繁忙的工作和重大新闻报道现场直播的巨大压力，让王宴青付出的不仅是心血和汗水，有时候还是自己的健康。1998年第十三届亚运会在泰国曼谷举行，率队采访的依然是王宴青，而临行前他就已经感觉到了身体上的异样。

（采访） 王宴青：当时我走之前就已经感觉到身体不太好，四肢无力，胳膊也抬不起来，腿走楼梯都不行。当时也年轻没有把这病当回事，再加上那是我们第一次派出最多的报道队伍，所以我就义无反顾地去了。

（画外） 王宴青奔波于各大赛场和新闻中心之间，他很快就感觉到，身体开始不听使唤，力不从心的感觉越来越重。

（采访） 王宴青：没想到，到了那里以后病情发作，所谓四肢无力那是真的无力了。连车我都坐不了，连大的面包车的台阶我都走不上去了。

（画外） 回国后经过检查才得知王宴青患的是医学重症——“皮肌炎”。

（采访） 王宴青：回来之后就住院了，住了半年。

（画外） 一线的勤奋工作换来的是一流的工作业绩。到现在王宴青已经十一次荣获全国好新闻和中国新闻奖，七次荣获中国广播奖和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多次获得行业评选特等奖，并获得过国际奖。1988年，王宴青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聘请为中央新闻单位特邀联络员；1990年，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奖章；1998年，被评为国家级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做出突出贡献个人”称号。

（采访） 王宴青：现在我已经成了获奖大户了，成了中国新闻奖的资深评委了。我觉得这个荣誉一方面是对自己成绩的肯定，如果你碌碌无为，到一线跑了不少，但是没有得到认可，也是一种悲哀。另一方面，不能把它看得太重。

（采访） 王宴青：祝愿家乡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家乡的父老乡亲身体健康、幸福美满。 7qtOUnKPmPL9xbKv+kiuEQnH3gLpBxWKwe9Mbti6P9HcTEyu6NU1gU10/QutAu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