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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 他是中国水星2001年度风云人物，他是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第一任党委书记、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公司四年净资产增加了四十多亿元。将靠财政补贴度日的企业扭转为年创利税过亿元的公司，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之路？本期人物——冯国熙。
（画外） 2002年11月8号，党的十六大隆重召开，与会代表手里都拿到了一份当天出版的《香港文汇报》，报纸用了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三年来的巨大成就，而这个创造了非凡业绩的人就是我们宁津人——冯国熙。
（画外） 冯国熙，1942年生人，曾任北京市公用局党委书记，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城镇供水协会会长。谈起家乡，冯国熙说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故乡大曹镇西塘村度过的童年和小学的那段时光。
（采访） 冯国熙：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老家那个地方比较穷。那时候挣工分，待遇很低。我母亲是小脚，天天下地，一天挣不了几个工分。我父亲在外面工作，老人这么艰苦培养我念书，付出了很多心血，确实不容易。
（画外） 20世纪50年代，宁津县曾经隶属于河北省，和冯国熙的老家西塘村相距不远的吴桥县中学成了他小学毕业后的另一个选择。1955年，冯国熙考上了吴桥县一中，他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初中和高中学业。
（采访） 冯国熙：我从五年级开始住校，一直到大学毕业。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大队长，到了五六年级当班长，到初中高中也是班长，到大学第一天报到也是班长，后来到系学生会。自己就想好好学习，将来学到本事以后，要改变这种面貌。
（画外） 1961年，冯国熙如愿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在那里学习金属矿山开采专业。
（采访） 冯国熙：当时我们学校报北京的不少，考上了六个人。
（画外） 从农村一下子来到了北京这个大都市，冯国熙的眼界和学识在这五年的大学生涯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高。然而就在这个靠发愤苦读走出黄土地的学子面临毕业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采访） 冯国熙：“文革”期间学校比较乱，我就回咱们老家了，回老家帮我母亲干活去了。地里的农活我都会干。那时候挣工分，替我母亲挣工分。
（画外） 1968年4月，冯国熙再次回到了北京。没多久他就拿着那份迟来的大学毕业分配书，来到了驻地在吉林山区的冶金部887厂。
（采访） 冯国熙：大学毕业后到基层去，到实践当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去锻炼自己，磨炼自己。
（画外）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山区矿场里，在这个有着四千多人的冶金部直属企业里，冯国熙用努力和付出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很快，他从一线技术员成为一名后勤机关干部。1972年他被调到了北京铁路分局。
（采访） 冯国熙：那时候提的口号就是到一线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层去。1973年年初，北京市委、市政府向各个局要干部，比较年轻的，有学历的。我们局就把我推荐到北京市委。那时候叫市委、市革委会，北京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当时是到了工交城建组，后来又到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委员会、北京市市政府研究室、市政府办公厅，后来给常务副市长韩伯平当秘书。他是市委常委，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那时候住单身宿舍，特别是到市委市政府以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自己学习。
（画外）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工作期间，冯国熙一直从事有关工业经济方面的工作，对当时企业的一些发展方向和内部管理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采访） 冯国熙：实际上我的工作和企业联系比较紧密。1980年，薛暮桥，就是咱们国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那时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经济研究所所长，来北京市搞经济体制改革。我跟着他两三个月，专门陪着他一块搞调研。我从那时候开始进一步认识到咱们国家改革的重要性，特别是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画外） 1979年，冯国熙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章。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他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
（采访） 冯国熙：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在企业，对这方面有所研究。从70年代初，我发表了四五十篇文章，关于企业管理、国民经济体制改革这方面的文章。
（画外） 1986年，冯国熙被调到了北京市公用局，先后任副局长、党委书记。当时的北京市公用局就是整个北京乃至中南海以及中央各部委的一个大后勤部，供水、供暖、供气等一系列工作繁杂而艰巨。尤其是北京市的供水系统，是从1908年清政府时期就开始兴建的工程，由于历史久远，各个时期的管网共同存在的状况让维护工作非常困难。
（采访） 冯国熙：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期间基本上没有大的发展。从1985年开始到1995年，十年期间，自来水建了好几个水厂，其中有一座是亚洲最大的水厂。
（画外） 在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观开始有一些模糊，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让冯国熙感触很深。
（采访） 冯国熙：坐车也不排队了，上车以后不让座了，互相强调个人利益，个人主义泛滥，社会风气不是那么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社会来讲，作为一个国家来讲，作为一个民族来讲，不提倡雷锋精神，是不行的。改变整个社会我没那个能力，但改变我这个所属单位，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就从我们单位开始，逐步辐射到社会上去。
（画外） 呼家楼液化气供应站是当时北京市公用局的一个居民供气点。冯国熙注意到这个普通的液化气供应站吹拂着一股清新的风。
（采访） 冯国熙：比如说给用户无偿送液化气罐。对家庭有困难的，光剩下老头儿老太太的，买液化气自己没法搬，就无偿给你送去。
（画外） 为了让这股清新的风成为影响整个公用局的风气，冯国熙把呼家楼液化气供应站的做法作为典型在整个公用局的所属单位中推广。
（采访） 冯国熙：先是解决那些孤寡老人、残疾人，我们组织一些年轻人给他们理发，给他们采买东西，换液化气罐。这样的活动，公用局系统普及到百分之四十的单位，实现了呼家楼精神。自来水、煤气、天然气、供热都要学习呼家楼。《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报道多了，呼家楼供应站作为全国的典型，中宣部给定的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加评论，全国学习后要反馈学习经验。
（画外） 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9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冯国熙走马上任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当时全国很多的企业和单位都在进行“减员增效”，作为一个有一定历史的国有企业，自来水集团的人员富余情况非常严重。
（采访） 冯国熙：自来水集团有六千多人，将近七千人，富余人员最少一半。大家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岗。
（画外） 自来水集团成立后，还面临着财政补贴会逐年减少的压力。面对这么多的富余人员，冯国熙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采访） 冯国熙：我提出职工转岗不下岗。北京市就我这一家企业提这个口号。我的职工是有富余，而且富余的数量很大，富余几千人，为什么不搞下岗呢？第一个考虑的社会的稳定，职工下岗以后，端了他的饭碗以后他要闹事，考虑的是别给政府添麻烦。第二个就是我考虑到下岗的话，大部分是什么人下岗，大部分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部分人由于国家的原因，上山下乡，不是个人因素，所以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如果搞下岗那是很容易的，但是职工力争转岗不下岗，这就等于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
（画外）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自找的麻烦”一公布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采访） 冯国熙：我宣布这个政策以后，我们集团职工队伍稳定下来了。那些调皮捣蛋的，也不调皮捣蛋了。我给大家做报告的时候，我和职工代表讲的时候，我说谁没有亲戚，谁没有朋友，谁没有同学，你们打听打听，哪个企业不搞下岗。在座的给我报告，没一个，都有下岗的，都在下岗，我们没搞。那些调皮捣蛋的，他觉得要珍惜这个岗位，不搞下岗是对我们的信任，要再调皮捣蛋，就对不起我们集团了，对不起我们企业了。他们都很自觉了。
（画外） 有了一个稳定的局面，接下来冯国熙的一个个改革举措就逐步展开了。
（采访） 冯国熙：开始竞争上岗，就是在职的竞争上岗，竞争上了就在这个岗位，竞争不上的转岗，转岗主要是第三产业，搞一些比如说服务公司，比如家政服务，给老百姓搞点维修，开个商店，利用富余的地方搞餐饮，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外部开辟新的就业岗位，就等于增加收入了。
（画外） 随着集团多元化经营的不断发展，冯国熙又对一些子公司进行剥离改制，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以收购兼并、股权投资作为运作手段，通过控股、参股上市公司、水厂和高科技企业，为集团搭建起收购、兼并、股权投资的操作平台。
（采访） 冯国熙：我去的前一年，是政府每年补贴八千五百万元。我去了以后，从2000年开始不要补贴了，减轻政府负担，自负盈亏。而且我每年给职工涨工资，年年涨。
（画外） 四年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从靠财政补贴度日的企业转为年创利税过亿元的公司。
（采访） 冯国熙：我2003年9月30号离任。我干了四年零两个月，净资产由三十二个亿增长到七十四个亿，增长了四十二个亿，翻了一番还要多。总资产由七十多个亿增长到将近一百一十个亿，职工收入翻了一番还要多。
（画外） 2003年冯国熙退休后，在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中担任顾问、常务理事和企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已是花甲之年的他谈起自己的人生历程来非常淡然，仿佛以往的精彩和辉煌都已经归于平淡。但对故乡，冯国熙却始终有一份希冀和期盼。
（采访） 冯国熙：我离开我们老家时间比较长了，从1961年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叶落归根，落叶归根的思想说到底，就是岁数越大的时候越想念家乡，越想念家乡的父老乡亲。我们来北京工作的这些老乡，也经常聚会，聊起来都非常关心家乡，也都愿意给家乡做些实事，做点好事。祝福我的老乡们，祝我们家乡人民越来越富裕，过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