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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 他是“菜篮子工程”的带头人，他是“企业发展快速构思法”的发明人，他是联合国表彰的“和平使者”。人生的起起落落，命运的巧妙安排，年轻时外出闯荡的游子，经历了怎样的创业人生？本期人物——李凭甲。
（画外） 这是2007年亚洲厨皇擂台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亚洲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优秀厨师参加了这次比赛。这个被喻为“国际烹饪比赛的奥运会”获得了圆满成功。这次赛事的组织者，就是我们宁津人——李凭甲。
（采访） 李凭甲：今年和去年都搞了两次大赛。这是去年的9月份，在中国搞的最大的一次比赛，叫“国际食神争霸赛”。今年4月份搞的“亚洲厨皇擂台赛”，东南亚的都来参加比赛了。这两次比赛都很成功，这些厨师都是各国的著名厨师。
（画外） 李凭甲现任中国国际科学与和平促进会副秘书长，北京名人美食保健协会会长、国际烹饪联合会副会长。被誉为“菜篮子工程”的带头人，“企业发展快速构思法”的发明人。
（采访） 李凭甲：中国“菜篮子工程”这几个字，是我们提出来的。我现在被评为“中国菜篮子工程”第一人、带头人。
（画外） 1952年，李凭甲出生在宁津县大柳镇李胡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李凭甲从小就显示出文字创作方面的过人才能。
（采访） 李凭甲：我九岁的时候，在《少年报》“小虎子”栏目发表过文章。初中毕业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我就是咱们县里广播站的通讯员，经常写稿子，每年挖河办《海河战报》，我当编辑。咱们山东出版社出版《宁津小说集》，收录了我写的《月儿圆的时候》。我当时是1966年考的初中，名义上在初中，这期间基本就算没有上学，天天出去，那时候整个学校都不上，这期间我学的画画和写作。
（画外） 后来，李凭甲到县城的文化部门来学习画画和写作，一心想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所建树。
（采访） 李凭甲：那时候和写《大刀记》的郭澄清老师学写作，学了好多年。
（画外） 197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来到了尤集乡政府当了一名农业技术员。
（采访） 李凭甲：我在尤集乡待了七年，又到大柳（镇）待了两年，开始当技术员、农业技术站长，也当过科协主任。
（画外）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看到这个消息的李凭甲做出了一个能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决定——去北京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采访） 李凭甲：我预感到了在基层工作的危机性。咱们的工资常常拖一个月才发，赶上咱们财政上没钱了。这些都不是好的信号。当时三中全会以后接着又是四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改革。当时我就认识到了，等待市场是下策，寻找市场是中策，创造市场是上策。我就是本着这种指导思想，到北京创造这个市场。刚开过三中全会，中央有个政策，引进地方传统名吃到北京来，有这么个政策。老家也有传统名吃，德州扒鸡、保店驴肉、长官包子、大柳面，算是“四大名吃”吧。德州“四大名吃”，当时北京这里还没有呢，正好这个会刚散，我就带着咱们老家的几个师傅到北京来了。
（画外）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放弃固定的工作选择自己出来打拼，是很难让人理解的，而且李凭甲根本没有经营饭店的经验，他的这个举动没有一个人支持。
（采访） 李凭甲：每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理性越强的人转变得越慢，越成功的人转变得越慢。搞文学的人思维比较活跃，一般能跟着时代的脉搏走，这是很关键的。（记者：从小积淀的文学基础，你认为是给你今后的创业提供了一个文化的积淀？）对，确实是这样，不仅是文化积淀，也是发展上的基石。我来（北京）的时候，领导也不同意来，也给我做了很多工作。家庭也不同意，亲戚朋友多数也不同意，不支持。但是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固执），想好的事情就得做。
（画外） 就这样李凭甲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带着东拼西凑来的两千元钱毅然来到了北京。
（采访） 李凭甲：一边在这儿租房跟别人合作要盖饭馆，一边儿我就回家进点驴肉来卖。这么个事，从保店拉来一些驴肉，来到这以后，（人们）还不认。在门口写上驴肉，保店驴肉，人们根本不认。
（画外） 天气热，如果这批驴肉不能尽快卖出去，时间长了这肉一变质，他就会陷入血本无归的境地。无奈之下，李凭甲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采访） 李凭甲：你要做广告也没法去做，咱没钱去做广告，还不认识人。我就故意在周围一喊，人们全上来了。我说垃圾站在什么地方，我把这肉扔了去。大伙那时候觉得吃肉挺困难，就问你怎么扔肉啊，我说我从老家拉了一吨肉来，现在卖不了怕坏了，我得扔了去，扔在大街上我怕影响（市容）。呼噜噜跟着一大帮人，一听说扔驴肉都跟着跑，这个尝那个尝。一尝，都是挺好的肉嘛！赶紧说，别扔了我全包了。这个说一块，一块五，自然就竞争了。那个说还有跟着的呢，那个说三块钱，最后价格比自己卖的价格还高。后来报纸都报道了“李凭甲扔肉”，《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我那时候就出名了。我的同行们后来说，李凭甲怎么出的名？李凭甲扔肉扔出名来的。
（画外） 李凭甲异乎寻常这一招儿让人们认识了这个出奇制胜的山东汉子，然而接下来的困难仅靠奇思妙想是解决不了的。
（采访） 李凭甲：就是刚到北京的那时候难，又是找地儿，又是筹备开饭店，又是进原料，那时候是最困难的。那时候没有什么资金，没有关系，肯定不行。在北京没有人气就没有市场。再一个，对北京人的喜好、爱好、吃什么口味，还不是真正了解，包括你这个菜的味道，包括你的服务方式，你经营的模式都不是那么准，对这个市场的捕捉不那么准，但是半年以后就缓过来了。干每件事都是有困难的，但是困难都得要克服了，困难越多你的成功率越高。首先说你得要敢想，你要不敢想去做就做不成功。你光在想，不付出行动更是不行的。我这个人善于行动，想的事情就要去实践，失败了就再重来，就这样。
（画外） 就是凭着这股子韧劲儿和敢闯敢拼的精神，半年后李凭甲的饭店红火了起来。随着顾客的不断增多，李凭甲的人气儿也越来越旺。1985年他遇到了又一个人生的机遇。
（采访） 李凭甲：主要是无形资产增加了，北京人认可了德州扒鸡，认可了咱们的保店驴肉，认可了咱们这种传统技艺。海淀区政府的人到我们那儿去吃饭，认为我有这种管理能力，看上我们了，后来我就被海淀区政府聘请了，接着就让我管大事去了，成立了京钟肉类食品加工厂。一个大厂子，让我当厂长了。
（画外） 京钟肉类食品加工厂是海淀区东升乡大钟寺村建立的一个村办企业，在这里富于市场开拓精神的李凭甲大展拳脚，把当时北京的肉食品市场这潭死水搅动了起来。
（采访） 李凭甲：说实话，原来的北京市场比较保守。据我调查，市场的肉类产品很少，从我上来这一两年的时间，开发了二十多个品种，丰富了整个北京的菜篮子。当时北京是吃肉难，都要肉票，凭肉票去买肉。我当上肉类食品厂的厂长以后，全国各地的肉我都让它们进京，一年就进几千吨，为市政府解决了吃肉难的问题。通过我们搞肉类市场，带动了整个北京的肉类市场，当时冲击了（肉站），过去那叫肉站，一下子就没有了，也变成市场化了。
（画外） 当时正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京钟肉类食品加工厂的成功，成为当时改革过程中一个经验。很快当地政府把包括大钟寺在内的几个自然村改制成为农、工、商并举的综合性经济实体，成立了大钟寺农工商公司，李凭甲出任了公司的副总经理。现在闻名全国的大钟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就是这个公司的标志性企业，也是全国第一家由农民自己开办的批发市场。
（采访） 李凭甲：市政府很满意，接着成立了农工商公司，搞了大钟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北京一天的成交额达几百万公斤。当时北京市一千万人口，北京市民每天都从我这市场里能吃上半斤蔬菜。当时蔬菜也有菜点，间隔几公里有菜点，人们发菜票去买菜。我这个市场搞起来以后，带动了整个北京市的蔬菜市场。人们买菜到市场去买了，等于又把菜站挤黄了。北京的菜站一下就没有了，也变成市场化了。盘活了一个蔬菜市场，解决了老百姓吃蔬菜难的问题。“中国菜篮子工程”这几个字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经常给中央写报告，原来没有这个名词，是我们写报告写出来的“中国菜篮子工程”。
（画外） 因为李凭甲的出色表现，海淀区政府破格为他办理了北京市的户口并录用为政府工作人员。
（采访） 李凭甲：工资给我解决了，房子也解决了，全家户口都落到北京，成了北京的干部。我一直在学习。刚来到北京的时候上函授，在清华大学上了两年继续再教育学院，博士是在北大，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了一个硕士学位。
（画外） 李凭甲在进一步的学习充电过程中，也在不断总结自己几年来管理企业的心得体会。
（采访） 李凭甲：到了北京以后写了几本书，一个是《企业管理新方法》，还有《企业发展快速构思法》，这个方法就被列入国务院的发明了，我算发明人。当时方法有几种呢，一个叫满负荷工作法，一个叫银行快速结账法，其中我写的方法列为六个方法之一。
（画外） 1996年，不安于现状的李凭甲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停薪留职出来创办自己的企业。
（采访） 李凭甲：公司有这个政策，可以自己再搞第二职业，签订了个协议，算是停薪留职。
（画外） 李凭甲先是承包了中央电视塔上一个集观光餐饮于一体的流云厅。凭借中央电视塔的位置和名气，再加上完善的管理和经营，李凭甲的个人资产得到了快速膨胀。两年之后他成立了根远集团，经营的项目也开始不断向其他领域延伸。
（采访） 李凭甲：当时我们这个集团有房地产、饮食、娱乐、保健、餐厅，综合的，贸易、经贸都有。
（画外） 1999年，企业发展风头正劲的李凭甲投资一千六百多万元，建设了一个高档的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大酒店——北京雁荡山大酒店。谁也没有料到，这个耗尽了李凭甲大部分资金的项目，竟然成了李凭甲的滑铁卢。
（采访） 李凭甲：与我们的预测也有关系。那个地方的消费水平比较差，酒店的档次比较高，投资大，肯定是定位错了。大气候呢，国家整顿经济，反对大吃大喝，没人去（消费），总之大环境和小环境都不利。当时也是很（苦恼），受了一年的苦，顶了一年，东拼西凑，但是最后还是（倒闭了）。
（画外） 李凭甲把根远集团的大部分资金都贴补到了雁荡山大酒店项目上，但仍是回天乏力。2000年，当人们都在庆祝新千年到来的时候，李凭甲却跌到了人生的谷底，雁荡山大酒店彻底垮了。
（采访） 李凭甲：把原来挣的钱全赔进去，还有负数。外债倒是不多，一百多万吧，一般的人如果没有毅力，他就是不行了，跑了颠了或者不再想做事了。咱们山东人性格，不管怎么样得想法挽回这个损失，欠人家的账，天经地义应该还人家。最悲观的那一段就是搞企业失败了，我自己写过一首词。《醒》：“烟雨茫茫人生路，回首顾，青春误，苦闷彷徨寂寞朝与暮。烈火烧心心难死，仰天叹去何处。绝处忽得高君赋，真言吐，是正途，必须悟。激情重振，拂尘再起梦，任由歌岂无路。”就是重新找出一条路，当时有个信心，自己肯定还能起来。
（画外） 李凭甲下定决心一定要重新站起来。他把集团下属的另外两家饭店和药店交给别人经营，自己到国外去谋求发展。
（采访） 李凭甲：最早的时候给俄罗斯搞过皮衣、鞋，后来就把马来西亚的食品在中国推销，就这一类的事情。东南亚对咱们中医很感兴趣，华人比较多，是听别人讲的，我就带着几个中医到那走一圈儿，挣点小钱之类的，就是等于东山再起，积累奠基资金吧。集团每年参加年检，不真正地经营了，集团是空架子了，下面有的实业还干着，饭馆还开着，烟酒专卖店还卖着。
（画外） 2002年，李凭甲用他的聪明才智和不懈的努力，让他的企业重新开始焕发生机。不但偿还了所有的欠款，他的国际贸易也从东南亚发展到了非洲，现在他正准备在尼日利亚开办一个大型的建材市场。
（采访） 李凭甲：主要是开阔了眼界，再一个从意识上与国际接轨，现在又往非洲发展，准备在尼日利亚建一个大的建材市场，他们对中国的建材感兴趣，也到中国来考察了。那边没有好的建材，也没有形成市场。
（画外） 2003年，李凭甲的海德冠国宴食府和金汤楼两家饭店先后开业，他也因为多年从事餐饮业，对品尝各种菜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被首都营养美食协会聘为副会长，并利用东南亚的社会关系成立了世纪国联美食文化交流中心，开始组织一些国际性的大型烹饪比赛。由于一些国际性烹饪赛事的成功举办，李凭甲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采访） 李凭甲：我是“和平使者”的获得者，中国就十个，我算其中一个。我是新加坡亚洲大学聘请的教授，硕士生导师。
（画外） 2007年，北京名人美食保健协会正式宣告成立，李凭甲当选为会长。辛劳了大半辈子的他开始请人经营自己的企业，把个人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协会的工作上来。
（采访） 李凭甲：名人协会的名人可多了，姜昆就是我们（协会）的人。上千个名人，哪个当会长都比我够水平，为什么我当会长呢？我善于和他们沟通，愿意为他们服务，愿意和他们经常联系。山东人为什么成功率高呢？我们山东人有四件宝：第一，我们有泰山的精神，能奋发向上；第二，我们有沂蒙山的传统，能艰苦奋斗，能吃苦；第三，我们有梁山英雄的精神，能见义勇为、主持公道、打抱不平；第四，我们还有孔子的文化思想，因材施教。这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实际。山东人能吃苦，善于探索，捕捉市场。
（画外） 采访中李凭甲一直说他并没觉得自己有多成功，因为未来的事谁也无法预测。
（采访） 李凭甲：不管是一个成功的过去，还是一个成功的未来，都不会复制。一个人成功的过去，绝不会复制一个成功的未来，就是失败也复制不了一个失败。
（画外） 离家二十多年，李凭甲仍是满口的乡音。
（采访） 李凭甲：我离开咱们家乡也二十多年了，但是我从心里仍一直热爱咱们家乡的人们，我也愿意为故土生辉，会想办法为咱们家乡多做贡献。希望咱们家乡发展得更快更好。
（画外） 现如今已经年逾古稀的李凭甲依旧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化旅游部老年大学教授、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中国名人艺术家联合会执行会长、北京名人美食保健协会会长、世纪国联美食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中视旅协艺术顾问、中华炎黄砚文化促进会顾问、书画国际交易平台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一系列荣誉光环的背后，是李凭甲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