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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 他是革命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苦孩子，他是历经战火洗礼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他是“文革”后中纪委重新组建的元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食品工业部到中纪委，他有着怎样坎坷而非凡的一生？本期人物——刘锡魁。
（同期声） 刘锡魁：我对共产党印象最深就是这时候。日本鬼子打我抓我，放出来我到解放区以后，（共产党）又培养我，对党的信仰最深，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画外） 刘锡魁，1930年生人，原中纪委行管局副局长，宁津县杜集镇前刘村人。这位曾历经战火洗礼的老革命一生坎坷，真可谓是命运多舛。刘锡魁从小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作为革命烈士子女的他，一出生就孤苦无依。
（采访） 刘锡魁：我母亲生下我八天就死了。我父亲一个人也管不了我，就（把我）送人了。我父亲闯关东回来后，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参加地下党了，他一个人在外面有活动没法（照顾我），就把我送到我三姑家去了。在三姑家待了一两年，我三姑病故了，又把我送到二姑家，我去了不久，年头不好二姑又病故了。我到六岁的时候，就（把我）送到外祖母家。在我五六岁以前就没有家，没叫过爸爸，没叫过妈妈，没有这个印象。再一个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民不聊生，我四个舅，没有一亩地，三个舅都没有成家，穷得要死，经常吃不饱，挖野菜、吃树叶，就这样过穷苦的生活。这一段印象最深刻的是旧社会的地主压迫，那就不用说了，要饭的横街都是。
（画外） 童年的记忆在刘锡魁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40年也就是刘锡魁十岁那一年，他父亲所在的游击队遭到叛徒告密，游击队和敌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搏斗。
（采访） 刘锡魁：咱们的游击队是三十个人，牺牲了二十八个，出了一个叛徒，跑出一个队长来。这个队长叫刘志香，是我村的一个大爷，当兵出身。和鬼子打了三天三夜，我父亲牺牲了。因为抓他的时候他反抗了，就打得死去活来的。
（画外） 父亲的壮烈牺牲让刘锡魁革命后代的身份也暴露了，这让只有十岁的他陷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采访） 刘锡魁：这个时候我就被捕了，因为叛徒告密了，就被捕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被捕以后，也懂事了。抓我进去以后，有一个地下党叫李警长。那时候日本鬼子叫警察局，这个警察局的一个警察是个地下党。我怎么知道的呢？一进门他就告诉我，他说孩子，你姓什么？我说姓侯。对，你千万别说姓刘，一说姓刘就（暴露了）！我父亲叫刘生祥，刘生祥的孩子，那是杀头之罪，就斩了是不是？这是一个事。第二个就说，进了牢房以后，你要到牢房的最后头，大房间，你别在门口。
（画外） 幼年的苦难经历给了刘锡魁坚毅和智慧，而那位李警长的话他也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后来他才明白，正是那句深情的叮嘱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采访） 刘锡魁：后来我才知道，日本鬼子杀人啊！因为抓的不是共产党就是进步人士，每天晚上抓两个到外面枪毙去，当示范镇压。所以就让我到里面住去，谁在门口就抓谁，在门口他抓了就走啊，杀共产党了，杀共产党了。
（画外） 不平凡的经历造就了刘锡魁坚韧的性格。在狱中，这个只有十岁的孩子，表现出了同龄人所没有的果敢和坚强。
（采访） 刘锡魁：过堂审讯，咱们叫审讯，（牵着）狼狗就吓唬你，打（你）。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姓什么，我说姓侯，怎么打也是姓侯。他问了两回，汉奸鬼子在那儿，本村人还是向着本村人，他姓侯，不姓刘。这样以后地下党把我弄出来，因为小嘛，十来岁，就从屋里把我弄出来了，晚上把我领出来了。
（画外） 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刘锡魁被解救了出来。此后他随舅舅的姓，改名叫侯殿魁，一直到1945年他为了躲避国民党抓丁离家出逃。
（采访） 刘锡魁：到了1945年，日本鬼子快完蛋的时候（国民党）要抓兵，抓兵也是抓穷兵，没有说抓地主家的人。名单上有我，地下党告诉我要抓你，赶快走。就那个时候，晚上下着大雪，我跑的。现在的杜集，那时候是我们宁津县的革命根据地，区委设在那个地方。到了区委，区委知道这是地下党介绍来的，是革命的后代。那时候1945年形势比较好了，区委书记看我还比较小，说送你学习去吧，先学习再说吧。因为对革命后代子女还是比较关心的，送我到抗日高学。读完书以后大概到了1946年初，我们这些学生都大点了吧，就送到解放区，现在是乐陵，叫渤海一中，到那里去读书。
（画外）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又改为原来的姓名刘锡魁，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然而，由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风云再一次笼罩了中华大地。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战争开始了。
（采访） 刘锡魁：国民党要进攻解放区，要消灭共产党。这个时候就全党动员参军，整个的一个中学，校长带着一百多人都上部队了，就转入解放军了。
（画外） 从战士到班长、文书再到团部书记，刘锡魁在硝烟和战火中磨炼着自己。他先后参加了解放沧县、解放德州、解放济南等多次战役。
（采访） 刘锡魁：1947年的6月12号到15号，三天三夜解放了沧州，当时打仗的时候，我们临时编了二十个团，我在团部里是书记，但是又编了一个排，叫青年突击排，我当排长。
（画外） 由于出身革命家庭加之作战英勇，刘锡魁在解放沧州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调到了渤海军区司令部作战科。
（采访） 刘锡魁：那时候入党，在部队上，没有一次两次火线表现好的入不了党，叫“火线入党”。我记得在部队的时候，六个团长、政委，有三个团长不认字，一个字也不认识，光会写自己的名字，没文化。这个技术书记在团里，就让一个有文化的人（来担任），能上传下达，再一个就搞作战计划、作战行动，在司令部里搞这些东西。今天晚上打仗了，作战口令是什么，解放济南的时候，“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一见人，口令，“打进济南府”原话，回令“活捉王耀武”，这就是自己人了，记得最清楚了。因为这些命令，都是经过我写了纸条以后，一个团三个营多少连得发下去，天天忙这个，解放了沧州，解放了德州，解放了禹城，解放了济南，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画外） 解放后，刘锡魁在济南军区司令部任文印组组长。1956年，刘锡魁的军旅生涯走到了终点，二十六岁的他要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
（采访） 刘锡魁：转业那时候，正好国务院第一次成立国家人事局。上济南军区挑人，要了三十个转业军人，其中有我一个。
（画外） 来到北京后，刘锡魁被分配到食品工业部工作。后来食品工业部改为轻工部，刘锡魁在这里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采访） 刘锡魁：因为对口，我转业的时候到了秘书部门，就到秘书处当科长。我一到轻工业部以后掌握大印，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那个大印，办公厅那个大印，还有部长、副部长那些私章，都放在我那里。需要盖什么章得有我在那里，看谁签的字，盖什么章，都有我在管理这事。“文革”期间我就下放到干校了，那时候大部分都到干校去了。我是1969年去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才回来的。我在干校喂猪，喂了七八年，劳动是主要的，“干校干校，劳动睡觉”，有这个口号，要不叫你批斗，要不让你开这会那会。
（画外）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全会对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从而掀开了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新篇章。而这次改变中国命运、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大会，也改变了刘锡魁的人生轨迹。
（采访） 刘锡魁：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79年的春节刚过，我就被中央选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那时候去的只有我们二十四个人，组建中纪委的时候都是派的那些最老的党员，做过纪检工作的，一些老的部长都当常委去了。
（画外） 在中纪委，刘锡魁负责来访接待处的工作。“文革”后，刚刚成立的中纪委，既要审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关联案件，又要对“文革”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进行清理。同时，全国各地的冤假错案还需要平反昭雪，任务异常艰巨繁重。向中央纪委反映情况的来信像雪片似的飞来，公安部门转来的信件则是用麻袋装运。
（采访） 刘锡魁：体会最深的就是解放干部，那些受迫害的、受处分的、要求平反的，主要是解放老干部。我在来访处是负责人之一。那时候到中纪委上访的县以上的、县委书记以上的人来了我先谈，我谈了以后，需要哪个再谈，这个人很重要，你需要谈，或者需要哪个书记谈。我们这个来访处，一天能接待咱们全国大概三百多人，有时候一个月关不上门，院子里站满了上访的。解放了大批的老干部，黑天白天睡不着觉。
（画外） 这种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了三年，1982年处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和冤假错案的工作才开始逐渐减少。苦孩子出身的刘锡魁一生疾恶如仇，面对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他总是拍案而起。
（采访） 刘锡魁：我头发就是那时候白的，一两年头发就白了，白得特别快。工作繁重，对一些人受的冤屈生气，太生气了，有时候。
（画外） 1986年，刘锡魁调任中纪委行管局副局长，一直到1990年离休。当年在国家轻工部工作时，刘锡魁就为家乡几个县属企业的建立做了很多努力，现在已经年逾古稀的刘锡魁，依旧情系故土。
（同期声） 刘锡魁：这几年回家以后，看到我们家乡确实发展很快，一年一个样，变化很大。看到家乡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也很高兴，希望家乡越来越好。过去我也给县里做了些工作，酒厂、塑料厂，还有服装厂，原来都是我帮助做了些工作建立的，对县里很有感情。现在接近八十了，在今后的有生之年，县里需要我做些什么事情，我还要尽力而为，尽力去做，一定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