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首先，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在合作研究与共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合著者亨利·J. 艾林表现出的杰出智慧和无私奉献让我深感荣幸！

2000年，爱达荷州南部的里克斯专科学院升格成为四年制的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这个消息马上给所有人带来了惊喜。在杨百翰大学系统内，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设计定位是“具有与兄弟院校不同的独特功能”，这与它能升格为四年制大学这个消息一样让人感到惊喜。新成立的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将继续以本科生教育为主业，不开设研究生项目，也没有传统的科研项目。学校曾经拥有的全美最成功的大专院校体育项目将被取消。

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还将进一步提升教学效率。学校将通过采用新技术，尤其是在线教育技术，让教学可以做到全年无休，以便以更低的成本服务更多的学生。里克斯专科学院在升格为大学后，比以前更像一所社区大学了。

在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创立之时，亨利正在犹他州普罗沃市的杨百翰大学万豪商学院负责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几年前，万豪商学院的MBA项目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MBA项目并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US News&World Report ）全美MBA50强的最后一名。亨利受聘以扭转学校MBA项目排名下滑的趋势，而这就要求学校在招生方面更加严格，让更多MBA毕业生的起薪更高，并提升教师的科研水平和论文发表的数量与质量，赢得学术界的尊重。对学校及其管理者而言，做好这些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要付出高昂成本的。

当然，这已经不是亨利第一次看到大学在提升学术等级时需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了。他在担任亨茨曼癌症基金会首席财务官（CFO）期间，批准了犹他大学亨茨曼癌症研究所的医学研究设施和教师薪资的支出。乔恩·M. 亨茨曼（Jon M. Huntsman）先生最初承诺提供的1亿多美元仅够启动该项目，因而该项目还需要不断引入其他资金，尤其是获得联邦研究经费的资助以维持运作。

因此，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在2000年提出的设计定位引起了亨利的关注。在高等教育的大环境中，学校的总体目标是不断提升学术等级，尽管这样做的成本很高。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则是一所专注于相对低端细分市场的大学。当2005年哈佛商学院时任院长金·克拉克（Kim Clark）教授被任命为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校长时，亨利是少数几位关心学校可能因此改变发展战略的人之一：金·克拉克校长作为一位富有成就的学者和来自世界杰出商学院的筹资人，他一定会试图改变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声望和形象。

金·克拉克的就职演说证实了亨利的推测。他谈到了提升学校的教育质量，并计划降低大学的运营成本，扩大其影响范围，甚至惠及远在非洲的学生。他也承认，在降低成本、多招学生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确实存在困难。他之所以乐观而自信，不仅是因为他曾担任哈佛商学院院长，更是因为他是运作管理领域的杰出学者。亨利与金·克拉克只见过一面，在了解金·克拉克的愿景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管理团队。

事实证明，他能够与金·克拉克及其团队一起工作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他看到了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与其他三所学校的不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教职员工和行政人员热爱学习和帮助他人学习，像每一位刚刚开始学术生涯的学者一样求知若渴。在某种程度上，学校的环境促进了非凡的创新和学习成果的诞生。有一天，亨利的太太凯莉（Kelly）用一个隐喻解释了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与其他大学的差异：“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拥有不一样的基因。”

这个“基因”的隐喻使人豁然开朗。那时，亨利正在阅读一本书，书名为《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这本书的作者是哈佛本科生院原院长哈里·刘易斯（Harry Lewis）。他首先简要回顾了哈佛大学的发展历史，总结了大学生们都非常熟悉的大学制度特征的创新：择优录取的招生与奖学金制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成绩分布曲线与荣誉、校际体育赛事，以及教师为终身教职而奋斗。亨利在阅读这本书时试图理解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独特特征。他意识到，哈佛大学是传统大学——无论是那些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还是那些积极进取的地方性大学——基因的源头。

这个思考引发了亨利对哈佛大学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基因对比。这项研究通过对比对两校的历史发展的叙事来进行，它表明其他高校也可以像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那样改变自己的基因。最初，金·克拉克教授质疑了这一想法。鉴于亨利在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任职，他的父亲又曾于1971—1977年担任学校的校长，因此这项研究对比存在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金·克拉克对“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教育模式”在某些方面优于哈佛的论断也不敢苟同。金·克拉克在哈佛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深知两所大学的类型不同，很难进行直接比较。

而亨利则认为这正是这项研究的价值所在。当金·克拉克指出，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特征不但不同于哈佛大学，也不同于其他效仿哈佛的高校时，亨利就更想对两所学校的基因进行比较了。金·克拉克描述了在哈佛本科住宿制书院环境中，助教们的言传身教起到的学术启发作用，不仅包括帮助本科生更高效地学习，还包括如何更好适应大学生活，获得成长。他谈到自己在本科学习期间就可以选修研究生课程，并接受世界一流学者的指导。

金·克拉克和其他熟悉哈佛大学的人一起，成为本书写作的重要顾问。金·克拉克还谈到，哈佛大学为了在学术研究上引领全球和为包括本科生在内的所有学生营造良好的培养环境，投入了大量的资金。2009年，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投资蒙受了巨大损失，这使其预算受到了的不利影响，哈佛大学的财务负担因此变得沉重起来。这让亨利意识到，哈佛大学的效仿者纷纷陷入财务困境的根本在于其基因——哈佛大学无与伦比的财富是其他大学难以效仿的。

亨利在研究其他大学效仿哈佛这一现象时，注意到了我在诸多行业中发现的颠覆性创新理论。颠覆性创新理论认为，从计算机产业、汽车产业到钢铁产业等那些从低端行业市场入局的新企业，通过将简单产品销售给要求不高的客户并不断改进提升自己的产品，最终将行业的领先者颠覆、消灭。在我为试图解释高等教育中的颠覆性创新问题而绞尽脑汁，并准备出版一本有关公立教育领域颠覆性创新的图书之际，亨利邀请我加入他关于高等教育的过去与未来的研究，我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高等教育领域是一种特殊情况，我最初提出的颠覆性创新理论无法解释其中的某些现象。实际上，大部分作为新进入者的大学往往进入的是高等教育的“低端”或“新市场”，其中主要是社区学院。它们几乎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成为在更多领域提供学士学位和更高层次学位的大学，就像颠覆性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但在高等教育这一领域中，并没有出现其他大部分行业中出现过的成熟组织被淘汰的现象。高等教育有新进入者，却没有退出者。

我们找出了导致这种异常现象产生的三个因素。

第一个是教学。过去，教学行业很难被颠覆，毕竟其中的人文特质是无法复制的。然而在未来，随着在线教学技术的进步，教学行业将可能被颠覆，竞争的焦点也将从教师的资历或院校的声誉转向学生真正学到了什么。

第二个，我们观察到，一些大学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新进入者，其中存在两类学生群体，他们对学习存在不同的需求。第一类学生群体的主要需求是获得实体校园中的体验。对他们而言，校园中的体验是难以被替代的。另一类学生群体出于对家庭与工作的需要，更关注如何获得文凭而非校园中的体验。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进行学习——常常是下班后或者孩子睡着之后。那些以满足这些潜在的学生需求为主的高等教育领域的新进入者，确实是典型的行业颠覆者。

高等教育领域的新进入者众多但退出者很少的第三个因素是校友和州议员与其毕业院校的关系，这些校友和州议员是所在院校的“客户”。他们之所以给予大学支持的动机通常不仅出于公益精神，还源于与深刻塑造了他们人生的教师和教练之间深厚的私人情谊。校友和州议员的支持，赋予了传统高等院校在高等教育领域独特的持久生命力。

这些观察结果印证了其他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结论，即当在线学习与面授学习相结合时，学生的学习效果最佳，其中面授学习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些关键的无形收益，而这些是传统大学校园最易提供的。我越来越确信，借由我们的这次合作，一套针对高等教育创新的、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更周全细致的方案将逐渐成形。传统大学的全职教师和校园职工可以把在线学习的发展看成一种持续性创新——使传统大学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的创新。与在线技术对报业和录像带出租行业产生的颠覆性影响相比，它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2010年夏天，我和亨利对关于哈佛大学、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以及高等教育领域颠覆性创新的故事进行了反复修改，已经修改到了边际效益明显递减的地步。当年7月16日，我对亨利说：“我们写作这本书就像是在对数坐标系上面打橄榄球，无论你多么努力地想要带着完美的成果冲过终点线，你都会发现，要达到完美，似乎还有无穷无尽的工作要做。到了某个阶段，你只能宣告胜利，把球一扔，然后离开赛场。”我们商定，亨利会对书稿的最后部分进行润色，而我来写一篇新的引言。之后，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两天后，我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为一个教会团体演讲时突发中风。在场的一位神经科医生听出我言语含糊，判断这是中风的症状，于是及时把我送到了仅有五分钟车程的麻省总医院。这次中风导致我暂时无法说话和写字，因此，亨利不得不挑起大梁，不仅要完成他自己的任务，还要承担我的工作。而我则专注于重新学习说话和写字。这次延误给写作项目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最显著的好处是，2010年11月，麦肯锡公司发布的一份教育研究报告《制胜学位教育：高产出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策略》一共提出了五种策略，这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该报告描述了除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和哈佛大学之外其他学校的创新举措。亨利据此将新增的这部分内容完成得非常出色。

在我当时说服能力还有限的情况下，亨利和出版商商定，我们两人的名字将按字母顺序出现在书的封面上，事实上我们都对这本书倾尽全力做出了贡献。我们的目标是激励当今的高等教育界，像19世纪末的哈佛大学及其他同类院校那样开创高等教育的新模式。

这一模式建立在美国与欧洲高等教育的最佳传统之上，再加上强大的创新，使得这些大学变得更加卓越。随着《莫雷尔法案》（the Morrill Act）的颁布，许多赠地学院建了起来，这一新模式极大地提升了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与教学质量，有助于实现林肯总统提出的“自由的新生”的梦想。

如今，那些看似会对传统高校造成冲击的技术，同样也能让高校重焕生机，造福众人。我们希望本书能对高等教育行业有所助益，得到广泛阅读与讨论。我们的动机并非逐利，版税收益已全部捐赠给创见咨询（Innosight Institute），它是我们推动高等教育创新的合作伙伴。

亨利和我都热爱高等教育。我们感激高等教育为我们所带来的一切，也热爱那些让高等教育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这些人不仅包括高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还有学生、学生家人以及纳税人。我们将本书以爱与希望的名义献给他们。

克莱顿·M. 克里斯坦森
亨利·J. 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