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国读者

首先，我要感谢出版社邀请我为中国读者介绍《大学的窘境与革新》一书。如今，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克莱顿·M. 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教授已于2020年1月不幸去世，他不能和我一起向中国读者介绍这本书了。在过去的30多年间，克莱顿在哈佛商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校担任教授。正是在哈佛商学院，他提出并发展了颠覆性创新理论。

什么是颠覆性创新呢？简而言之，颠覆性创新理论预测，随着成熟行业中的大型组织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并提高产品售价，其组织运营成本往往会变得越来越高。在一段时间内，这些组织的最有钱的一部分客户仍然能够且愿意为质量更高的商品和服务承担更高的价格。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高质量产品提高后的售价会超出许多潜在客户的支付能力。这为更小、更具竞争力的新兴组织创造了争取客户的机会。它们致力于满足那些为了获得价格更低的产品而宁愿牺牲产品高端性能的客户的基本需求，因而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其收入也开始增长。

虽然一开始，新兴组织会受到高端客户的排斥，但是当这些新兴组织把创新聚焦在提升产品和服务最重要的性能上时，它们的产品质量会变得越来越好。在行业中的主流成熟组织真正意识到威胁到来之前，大批客户已经流失到这些新兴组织中。此后不久，主流成熟组织就开始遭受收入减少带来的痛苦。

有时候，在主流成熟组织中的“自信”领导者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前，组织中的恶性循环就已经开始了。其产品或服务的利润率开始持续下降，而大多数固定成本——例如物理设施——仍然存在。对于许多竞争中的主流在位组织来说，这种恶性循环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其经营业绩持续下滑，最后面临破产清算或被收购。

这就是颠覆性创新理论的基本要义。

也许，没有哪个行业比传统的高等教育行业更重要，更需要创新。在西方，有一种说法是，高等教育起源于400多年前建立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在亚洲，教育创新的机会更大。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比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更具有创新精神和更重视教育。

东亚地区也有着历史悠久的著书立说学术传统。官方开办的学校，即现今东亚地区的大学的前身，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因此，中国学者在东亚地区一段历史时期内变得非常有影响力。

我在日本工作时，感受到了中国教育的积极影响。我在学习阅读汉字的同时，研究了11世纪至14世纪间日本学者到中国旅行的历史。汉字是日语书写的基础。日本学者从中国带回的文字和知识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样，克莱顿年轻时曾在韩国工作，彼时中国学问也让他受益匪浅。韩国的“汉字”和日本的“汉字”一样，也起源于中国。克莱顿很快就学会了用韩语对话、书写韩文（因为他学什么都能成功）。在距当时将近40年后的2010年，克莱顿的大脑语言中枢因中风暂时失能了，而他对汉语和韩语的掌握也因此被证明是十分有价值的。幸运的是，在克莱顿努力恢复自己说话的能力时，他还能回忆起两种语言，其中一种是基于他心里“具有某种黏性”的中文象形文字。

仅仅一年后，克莱顿的说话能力就几乎恢复正常了，他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上满润滑剂的、高效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机器。”

我相信克莱顿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中国的教育者有很好的机会来颠覆和改善其高等教育的现状。我们教育者需要为更多的学生——包括年轻人和老年人——服务，让他们以合理的成本获得高质量、实用的教育。在线教育使得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可行，这将为全世界带来更大的繁荣与和平。

最后，我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探索高等教育创新的可能性。

亨利·J. 艾林
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校长
2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