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一部新的历史最新章节_克劳斯·P.费舍尔著

第一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

欧洲背景

犹如一个人，一个国家也拥有为现在创造条件的过去。每一个人的状态，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过去的行为和遗传特性的总和。当我们仔细追寻塑造一个国家历史的重要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了解它过去的状态，并绘制它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根据这一观点，对过去事件的了解是对未来事件把握的关键。在时空中发生的人类事件并非莫名其妙，并非无法预计，并非和过去的行为方式毫无关联。阿道夫·希特勒不是从空中落到德国的，战后的犬儒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充满绝望情绪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为他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希特勒和他发起的纳粹运动，是一些我们可以追溯的历史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地避免三种谬误：一是“后发生的某件事必然是先发生的某件事的后果”的分析所引发的谬误；二是无限的原因追溯所产生的危险；三是强加历史进程决定论的解释。

第一个谬误涉及用不恰当的原因去解释某些结果的发生。在希特勒之前发生的事，并非必然是希特勒崛起的原因，记住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第二个谬误是无限的原因追溯，它总是引导我们去相信——假如我们接受的话——希特勒是作为整体的德国历史的产物。人们会认识到这种谬误，因为特殊事件的原因总数总是有限的，否则历史上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假如希特勒所发起的运动的原因是无限的，我们就会依然等待着它的发生。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因必然是有限的，它被限制在可以被控制的、被圈定范围的历史空间当中。把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发起的运动，作为整个德国历史的产物加以分析，是徒劳无益的。像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一样，德国的历史有着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们有些是相互关联的，有些彼此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个谬误涉及决定论信仰，即事件的发生是由某种预先设定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谬误是一种危险倾向的结果，它以目的论的观念看待世俗的事件，把它们作为内在的心理、政治或者经济环境不可更改的表现。目的论者可能把他们的解释置于超验的原则之上，谈论着必然性和最终目的，但是，历史学家涉及的却是多样的、多变的且经常是没有关联的事件，他们从不肯定地谈论过去和未来。他们对过去的记录是记忆的画面，富有想象性，但不是对过去历史的科学重建。某事发生的事实，不是它必然发生或再次发生的逻辑证据。确实，有些事件是以清晰可知的方式再次发生的，它们使我们可以以适度的可能性去回溯过去并预言未来。同时，偶然的事情是众多的，事实在数量上又是无限的，因此，无论我们怎样无所不知，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得到完全确定的理解。希特勒碰巧出现在德国有许多充分理由，但是也有同样充分的理由说明，他为何不应该走上权力的顶峰。然而，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关注于什么是实际发生的，而不是什么是可能发生的。说明某种事件没有发生的理由，和对某种事件发生的解释可能是毫不相干的。

要理解纳粹德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原因，追溯希特勒在1933年掌权时达到顶峰的真正因果关系是必要的。如果要这样做的话，特别重要的工作是要从较大的历史视角去审视所谓的纳粹革命。换句话说，必须提出以下的疑问：到底是什么使纳粹运动成为一个独特的欧洲现象？又是什么因素使它成为独一无二的德国事件？进一步而言，希特勒给先前存在的各种力量带来了什么，从而使纳粹运动在德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企图提出更广泛的历史课题，它们涉及历史的因果关系，以及在历史的进程中个人的作用。

本书的观点是：国家社会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右翼的变种，是左翼极权主义的对应物。极权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通过现代技术专家治理的国家对人类个人和公共行为的完全控制。极权主义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观念上的类型，而不是一个历史的现实。事实上，德国远没有做到极权主义，但这并没有使对这个词的使用及我们的主要观点——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对公民生活的完全控制——失去有效性。没有什么概念能够解释现代世界中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但是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比其他许多概念更好地捕捉到了一些20世纪运动的本质。

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原因植根于1871至1933年，这是德国社会大动荡和大分裂的时期。它包括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及其后果（君主政体的崩溃、革命、《凡尔赛和约》、灾难性的通货膨胀），还包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对民主的不幸体验、大萧条、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在这萌芽状态的六十年，德国社会承受了一系列暴乱性的分裂。在1933年，爆发点终于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为德国对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集团压力状况的回应。当然，其他国家在战后也受到混乱状况的困扰，但是，它们没有求助于极权主义，并把它作为一种方法去对付社会经济问题。是什么造成德国的与众不同？

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转向极权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没能将传统的体制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要求整合起来。例如，与英国或法国相比，德国或意大利的社会结构是脆弱的。在英国或法国，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冲突，迫使传统的体制更为成功地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另外，德国和意大利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才成为统一的国家。在两个国家努力克服认同的心理问题的同时，强有力的工业变化腐蚀了古老的传统和制度，而这些传统和制度都需要用来作为未来稳定的基础。

现代所有的极权主义运动必须在巨大的人口和政治变化的背景中加以审视，这些变化都是18世纪双重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结果。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自问道：飞速增长和永不安宁的人口如何才能得到控制，并使它们处于欧洲文化的传统轨道之中。从1776至1848年发生的民主革命已经提供了一条线索：“人民权力至上论”是建立在民主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然而，民主的传统存在着两个变种——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前者体现了洛克式清教徒意识的个人主义前提，后者体现了卢梭和雅各宾主义公共强制的观点。自由主义和它的各种变种后来发展成英美思想风格，着重强调代议制政府、自由、平等和人权；同时，集体主义产生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它们要求私有财产的废除、对物品的公共所有权和“真正的”平等。然而，两个运动都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它们都沾染了世俗的、反宗教的色彩，认为人可以通过经济的富裕和对幸福的追求实现自我。好的生活被视为拥有物品的生活，民主的两个分支只是在可能获得好的生活的具体方式上存在着区别。自由主义的传统偏爱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途径，集体主义的传统则维护资源和所有权的公共组织，把它作为实施公共利益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

然而，民主途径的实施没有抵制住专制君主传统，这些传统依然十分强盛，使民主的两种方式没有完全得以实现。例如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以及一些南部欧洲的国家，正在兴起的民主模式经常受到保守的封建政权的制止。在这些较不发达的、依然是半封建的社会中，民主的集体主义分支被认为是不太可恶的，因为它强调了普遍意志，并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能够与传统君主观点相调和。也就是说，在民主的集体主义分支中，潜藏着20世纪极权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因。在这些原因当中，有救世主的政治冲动，它来自替代性的宗教狂热，它认为政治是救赎性的；有政治的公共模式，它坚持个人必须服从公共的利益。

在19世纪后半叶，所有的政治运动都受到了三大强有力的潮流的影响，它们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在18世纪，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文化色彩的，它是宽宏大量的浪漫主义观点，尊重每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贡献，偏爱每个民族在政治独立和宪政背景中的发展。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民族主义从以民族骄傲的态度转变成近似宗教的、末世的运动。它激励了极为不同的激情，并以疯狂的兴奋和沸腾的冲动控制了所有的民众。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政治家们激发了民族主义，但是它也被帝国主义者所利用，作为一种征服和屈从的烟幕。事实上，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上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的表现，这种秩序为政治和经济的扩张成功地调动一个民族。在19世纪，经济秩序中的主导成分是商业中产阶级。因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无限扩张基础之上的，所以现代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一直是共生共存的。资本主义以富有活力的经济为前提，但是，市场并非可以无限伸展，它们或迟或早地会在增长内在障碍的冲击下收缩起来，这些障碍包括竞争、生产过剩、原材料短缺及缺乏购买力。当国内市场在19世纪末期开始萎缩，资本家们瞄准了他们可以开拓的新市场，同时转向对财物和利润的海外扩张。早期的殖民主义依赖于“现金和运输”，欧洲的商人们以此为基础从殖民地的民众那里获取财物；与这样的情况相反，新帝国主义（1870—1914）则卷入了对海外殖民地的系统开发。按照比较实际的说法，这意味着在海外的冒险中投入大量的资本，并建立生产和交易的设施，如矿井、工厂、码头、仓库、提炼厂、铁路、汽渡和银行。甚至，因为用来有效运作这些任务的技术和管理技巧依然超出了当地民众的能力，所以输出专家是必要的。这些技术管理者深入遥远甚至荒凉的地区，为了使这种牺牲多少显得正当，他们希望在国外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坚持要建造富丽堂皇的住宅、度假俱乐部和豪华的办公室。

要获得白人殖民精英富裕的、有时近乎奢侈的生活方式，代价是不菲的，它需要无耻地剥削当地的民众。欧洲国家将阶级体制引入殖民地，而这些在它们自己的国家却作为不公正和压迫早就被废弃了。反之，这种“合法化的不平等”又被宣传白种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观点所确认。在许多事例中，这些公然压迫当地民众的企图，导致了对殖民主义的殊死反抗，使殖民主义者自食其果。因此，经济控制必然导致国内政府的政治控制——国旗随着贸易走。这就是为何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总是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领土扩张或海上扩张通常都牵涉到民族国家。没有政府的积极支持，控制殖民地所得所必需的大范围资源调动是绝无可能的。

帝国主义赋予极权主义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帝国主义加强了侵略的习性，并且鼓励了日常生活的军事化；刺激了国内和国外民族和种族的冲突；鼓励了在帝国主义精英当中存在的救世主思想，这种思想使傲慢的当权者的习性再次得到了活力；将来自迫害“贱民”的残酷而冷漠的心态注入欧洲的社会结构当中；导致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铺平道路的、危险的外交纠纷的关系网络。

在19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不仅激励了海外的征服，而且引起了国内种族集团之间的部落仇恨。这些部落冲突通过激增的种族运动表现出来，其中包括泛斯拉夫主义、泛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泛德意志主义、泛西班牙主义。这些强烈恐惧外国人的集团的目标是提高种族优越的感情，在母国和生活于领土管辖权之外的分散的种族集团之间建立更为坚固的纽带。因为欧洲大陆是一个极为分散的种族集团混乱的大杂烩，所以不可能将所有的德国人合并到一个更大的德国当中，或者把所有的斯拉夫人合并到一个更大的斯拉夫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可能声称它的一些侨民居住在其他国家，同样，每一个国家也都有成群的外国人居住在它的国境内。最尖锐的种族冲突存在于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特别是在自波罗的海到黑海这一漫长、宽阔的地带，几个世纪以来，相互的征服已经使这些地区四分五裂成多民族、多语言和多宗教的混乱地区。在这些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瓦解了跨民族的帝国，并且在统治精英中复活了帝国主义的梦想。另一个潜在的影响是，种族冲突鼓励了种族主义。

在19世纪，种族主义也从个人甚至社会的偏见演变成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要求掌握解开世界历史的万能钥匙。在这个意义上，种族主义是历史决定论在末世论意义上的对应物，因为两者都宣称拥有对历史进程的最终解释。种族主义在赞美其部落的种族优势时，又引证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论化论据。因为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达尔文的生物学在知识界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魔幻般的术语——自然选择、遗传、为生存斗争、适者生存——先入为主地控制了公共话题。潮水般的印刷品热衷于种族特性、种族行为和种族孕育，从而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种族话题沦落到科学动物饲养的水平。杰弗里·菲尔德在研究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他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福音传道者——的时候，捕捉到了这一强烈的种族意识时代的情绪，他写道：“许多研究者，抓住复杂的测径器、测骨器、测肺活量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测量而非解剖的仪器，在荒郊野外四处搜寻，称头颅的重量，检查各种骨骼，给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皮肤的色素逐一分级，测量鼻子、耳朵、头和其他身体结构的特性。从积累的资料中，制造出大量种族分类学的数据。”

借助达尔文的发现，公众要求知道谁是最适合生存的，为什么是最适合生存的。始终如一的种族优越论者们一下就得出了草率的结论：皮肤的颜色是生物优越性，因此也是社会优越性的决定因素。因此，需要详尽地阐述什么是最强的民族（最适合生存的民族）和最弱的民族（最不适合生存的民族）的种族特性，并依靠比较人类学或生理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哪些特性促进了生存，哪些没有。普遍的共识是：为了生存，竞争、勇敢、无畏和其他自信的特性被制造出来；同时，虚弱、妥协、和平主义、利他主义等一些被动的特性，则是社会生物学意义上所不希望的。

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是达尔文的表弟，他是这种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开拓先锋。他确信，在塑造人的个性方面，遗传比环境重要得多，并且他呼吁国家一致努力去控制遗传。他相信，依靠合适的优生方法，孕育优等的人种应该是可能的。这就是鼓励最适合生存的人生育，同时鼓励虚弱的、缺乏竞争力的、有病的人不要生育，必要时可采取绝育手术。高尔顿的好友卡尔·皮尔森把国家描述成一个人的肌体，他警告说：除非国家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否则它就无法在为生存的斗争中存活下来。因此，阶级的冲突完全是在制造分裂，必须有力地连根拔除。皮尔森相信最好的同质整体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其中，每一个个体都为公共的利益与其他的人合作，而不考虑地位或等级。皮尔森视社会主义为国家强大的本能，他对国家的讴歌使他赢得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头衔。在对种族特性和种族改良的痴迷上，高尔顿和皮尔森不是孤立的。一大群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及相类似的行为科学家忙于给种族分类定级，详尽地描述种族的形态，对白种人的未来发表有分量的断言。有一组社会心理学家，包括古斯塔夫·勒庞（著名的大众心理分析家）、瓦谢·德·拉普热、安德斯·雷丘斯和一大群轻量级的理论家，以一些种族的特性为基础，从事着对种族的分类定级。

对于所有这些种族理论家来说，种族主义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家是阿蒂尔·德·戈比诺和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戈比诺是一位法国的伯爵，经常被视为19世纪白种人或雅利安人优越论的鼻祖，他的四卷本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4）同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一道被认为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著作。这位伯爵的文章经常被引用，但很少得到理解，它代表着一种企图用种族的观念解释文明兴衰的大胆尝试。正如马克思突出了经济的因素，把它作为任何社会的基础结构一样，戈比诺聚焦于种族的特性，把它作为历史事件主要的决定因素。作为一个学术上有坚定的保守主义甚至反动倾向的人，他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不满足于安逸的生活，渴望着更为令人激动的、英雄时代的复活。然而，他绝不是急切和冲动的反动分子，而是一个深深困扰于文化之中的保守主义分子。他留下了经过精雕细琢、涉及面甚广、多达四十卷的著作，其中包括政治论文、小说、游记、东方研究及书信。另外，他是一个四处旅行的人，一个谈笑风生的交谈者，一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在1849年当过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秘书，被委任前往瑞士、德国、波斯、希腊、纽芬兰、巴西和瑞典从事各种各样的外交工作。

尽管有着周游世界的经验，但是，戈比诺不仅具有强烈的种族偏见，而且通过理论化把它们纳入广阔的历史哲学当中。他把人类种族划分为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并将特殊的种族类型与它们联系起来。例如，白种人展示了人类种族最高贵的性质，其中包括领导能力、体力、优越感，相对而言，黄种人或黑种人体现了生育力和对世俗享受的沉迷。十分奇怪的是，戈比诺确信：伟大的文明要求种族的混居，因为每一个种族在人类的某一个成就领域都占据了先天的优越性。同时，伟大的文明需要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提供智慧上的领导。他相信，法国人过去曾经受到过雅利安—北欧德国人的贵族统治，但是现在已经被低等的血液——高卢人、犹太人和拉丁人——弄得退化不纯了。他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哀悼，即黑种人和黄种人已经用他们的“黑血”污染了整个地中海盆地，法国人承受着某种程度上可能无法挽回的文明的衰落。

戈比诺的种族理论得到了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成功推广。事实上，这两个人在发现了他们共同的美学观念之后，立刻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拜罗伊特市的瓦格纳圈子里，戈比诺的种族信条得到了富有热情的推广。路德维希·舍曼将戈比诺的著作翻译成德文，1894年，他又在弗赖堡建立了戈比诺协会。1899年，休斯敦·斯图尔特这位亲德派把戈比诺作为他思想体系的基石，把种族主义甚至提升到更高的地位。

张伯伦（1855—1927）是一位英国移民，一位富裕的、贵族世家的后裔。他的家族里有大英帝国的学者、探险者和军人。他是雅利安人至上论和德国人种族中心论的主要先驱者之一。他着迷于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和生活的审美哲学。他定居在德国，娶了瓦格纳的一个女儿为妻，并成为激进的德意志主义和狂热的反现代主义的焦点人物。张伯伦属于知识分子阶层，认为自己在城市工业运动及其平等主义原则的冲击下失去了根基。像尼采一样，他是一个孤独的漫游者和有审美能力的花花公子，直到最终发现其真正的使命，他才让自己不再沉浸在往日的文化遗产当中。这一使命就是传播雅利安人优越性的信念。作为瓦格纳小圈子里的成员，他参与了瓦格纳再造德国的艺术和伟业的梦想，他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尽管经常是不成熟和浅薄的，但直接散布了德国的信念，并在其《19世纪的基础》一书中登峰造极。这一散漫的、具有高度直觉力的、印象主义风格的著作是以真正直觉的方式，并夹杂着许多虚幻的观点创作的。它本来打算叙述从古代到1800年欧洲的文化史。实际上，这本书的学术外观，仅仅代表着种族主义对文化的宽泛解释和对德国文化专门解释的框架。这本书展示了一个正在出现的文学体裁，它由一些假冒严格的学院派学术专著的文章构成，实际上将它看作通俗的辩护更为适宜。这类图书的目的不是用一些学术术语使读者望而生厌，而是通过对往昔带有高度党派色彩的记录，激励读者去参与行动。

张伯伦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对历史的种族主义解释。为了解释塑造19世纪的主要力量，张伯伦突出了希腊艺术和哲学、罗马的行政管理和法学、基督教的启示、犹太人毁灭性的力量、雅利安种族救世的使命。整部作品的主题是确定种族是文化伟大的最终决定性因素，雅利安种族一直代表着受到堕落威胁的社会中的再生性因素；相反，诸如斯拉夫人、犹太人等劣等血液类型的存在始终标志着社会具有威胁性的堕落。

张伯伦相信，在西方文化史当中，所有伟大的东西必须归于条顿民族的贡献，同时一切卑贱的、渺小的、堕落的东西都是犹太人的制作品。假如条顿人是文化的创造者，那么，犹太人就是文化的毁灭者。一旦犹太人在任何运动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它富有生气的力量就会受到破坏。基督教就是一个最好的事例，因为它具有罗马两面神一样的相貌——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雅利安人。它的雅利安人的面貌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神学意义，同时，其犹太人的面貌则带有恪守法律和仪式的强烈色彩。因此，基督教中最好的东西——原始的活力和天真的信仰——被犹太人扭曲了。他们建立了一种强调原罪、罪恶和惩罚，而不是拯救、爱和神恩的褊狭信条。在这些沉思的过程中，张伯伦又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鉴于耶稣英雄般的性质，他不可能真的是犹太人。张伯伦这本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销售了十万册，各种各样的泛德国团体狂热地支持着他的信仰。这本书被译成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并引发了风暴般的争论。因为张伯伦是在具有影响力的圈子里活动，甚至德国皇帝也成了他的朋友，因此他的思想受到对传播种族信条极感兴趣的民众的认可。张伯伦自己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意识形态的战士，他宣扬德国事业的优越性。在20世纪20年代，他积极支持着纳粹主义，并自认为是纳粹运动中的一员。1927年，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这位种族主义哲学家把张伯伦的这本书称为“奋斗之书”，是照亮纳粹党走向胜利之路的灯塔。

在19世纪晚期，种族主义与其他几种不稳定的思潮相互促进。事实上，1890至1914年是欧洲意识中充满窘迫和不和谐的时期。在反对正规的、古典的、理性的思维模式当中，一种决定性的反动力量被建立起来，这种反动力量深刻地动摇了西方文化的平衡。理性至上曾经是启蒙运动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标志，却面临着富于思考的作家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些作家强调意志、非理性、主观性、直觉或者无意识在人类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历史学家们将这些知识的重新定位称为“生机论”“非理性主义”“新浪漫主义”，或者简称为“新神秘主义”，这些标签是富有联想性的，但是也会引起误导。对理性的反叛主要指向工业文明的精神，它涉及对城市状态、技术理性及小资产阶级生活普遍的驯服、冷漠、乏味的规则的深刻不满。依靠某种直觉上的理由，一些古老的模式一下会聚起来，它们来自各种各样的文学和哲学的季刊，开始挑战一些不证自明的假设，其中涉及人类存在的理性，以及通过科学、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达到的社会秩序的完满。

许多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强烈地反对技术的非人性化、资本主义的贪婪、低级政治的危险，以及审美趣味的堕落，他们采取了深远的反民主、精英主义的姿态，这一姿态只是进一步促使他们远离现代性的各种力量。因此，所谓的“文化绝望的政治”极大地强化了欧洲社会的集权主义模式。人们记忆犹新的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政治背景是一种强烈的集权传统的存在，以及在欧洲许多地方非代议制的政府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极权主义在意大利、德国、俄罗斯，以及集权习惯依然根深蒂固的东中部欧洲成功的原因。甚至在现代的民主社会中，集权的方式也从来没有完全缺失，因为所有的欧洲社会都是从长期封建的、君主的和精英主义的背景下演进而来的。在社会经济经历重大压力的时代，许多欧洲社会倾向于回到集权的方式之中。它们对民主的方式极不耐烦，因为这种方式极为麻烦又缺乏效率。

例如，在意大利，对19世纪晚期民主进程的不满就达到了高峰。在一系列缺乏效率的议会体制下，这个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政治的泥潭之中。意大利落入了聪明的政治骑墙者的手中，他们将议会制的政府变成了马基雅维里式的棋局，充斥着无道德的交易和变化无常的结盟。这些政治骑墙者中最狡猾之人是乔瓦尼·焦利蒂，他被人恰当地称为“地下部长”。他强加给意大利一个脆弱的、被掩饰的议会专制统治，这一统治严重地玷污了富有责任的政府，并且间接地鼓励了政治极端主义的兴起。在政治左派方面，这一极端主义的结果是：一些激进分子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多数派的修正主义阵营。在贝尼托·墨索里尼、埃托雷·西柯蒂和康斯坦丁诺·拉扎里的领导下，这些激进分子痛斥共产党修正主义者小心翼翼的渐进主义，并且要求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应该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些激进分子将资本主义和民主联系在一起，因此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在政治右派方面，焦利蒂犬儒主义的联合政策激起了广泛的对议会民主的反抗，并强烈要求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之上的、受神灵启示的、具有领袖魅力的领导阶层。在反民主的倾向之后，通俗的反民主理论不断增多，它们体现在加埃塔诺·莫斯卡、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和罗伯特·米歇尔的著作当中，它们驳斥民主的理想，认为它是一种幻觉，并强烈要求具有强烈意志的或“创造性的少数人”的具有领袖魅力的统治。

墨索里尼

对自由主义政治的厌倦是普遍的，意大利并非孤立的事例。人们越来越相信，议会民主促进了社会冲突和党派纷争，这方面的表现远远超过了它在促进有效率的政府或果断的领导权力的方面。在德国和奥地利，皇权继续为它的极权主义统治方式加以辩护，声称它提供了抵制民主进程的无政府状态的唯一保障。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在那里，路易·波拿巴（1851—1870）已经建立了“后自由主义的极权主义政体”，也就是在法国，第一个现代法西斯运动——法兰西行动——诞生于1899年。这一运动通过将自己嫁接到更富有生命力的运动——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中，将君主和集权的传统现代化。在这一运动的主要理论家查理·莫拉斯手中，保皇主义不再带有封建专制主义的色调，而是谈论起人民权力至上论，把国王转化成公意的反映，考虑有益于全体国民的事情，而不再考虑某些阶级或某些群众微小的自身利益。

当19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敏锐的观察者注意到了反抗资产阶级文明和价值观的汹涌潜流，而在这些文明和价值观上，牢固地附着着议会民主、科学理性和资本主义。这些价值观事先假定一个稳定的、可以预知的世界的存在，但是这一世界正被一些欧洲重要的知识分子不断地颠覆，正如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作中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把社会思想的轴心从客观的、可证实的物理经验世界转变成主观的、只能局部进入的无意识世界。理性作为虚弱的外表完全受到本能力量的驱使，这一点变得愈发清晰。阿图尔·叔本华拒绝了理性的优先性，认为它是“古老而普遍的极端错误”，相反，他坚持认为所有生活形式“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无意识的意志，是一种“专横欲求”的意志。叔本华思想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尼采使这一本能的“权力意志”神圣化，他坚持认为，这种意志与“成长意志”是对等的，快乐存在于一种汹涌起伏的感受之中，即权力正在成长，抵抗得到了克服。尼采还认为：“哪里权力意志匮乏，哪里就存在着堕落。”他警告道：欧洲文明正在技术理性麻痹性的影响下迅速失去活力。我们越远离我们的生命之根，远离我们的本能和古老的遗产，我们就变得愈发的虚弱，因而我们也将变得越来越堕落。尼采蔑视中产阶级的文化，厌恶它的平等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促使他从事悲剧性的、堂吉诃德式的征战，其目标是赞美酒神生命力的救世价值观，赞美对“堕落没有怜悯”的高贵的超人阶层的统治。

尼采对无意识和原始本能的探索后来最终被心理学伟大的拓荒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洛伊德和荣格——所发展。这些作家拓宽了人类生活中理性和本能之间、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正在显现的鸿沟，他们将意识的动机还原为掩盖的或压抑的无意识欲望，这样，他们就不知不觉地复活了一种古老的迷信：最表面的现象是我们无法控制的隐蔽力量的间接显现。对处于交战之中的双重心灵的地貌学式的描述，激起了另一个古老的恐惧：存在的困境受到看不见的因而是更有潜力的力量的控制。假如内部和外部不能共同延伸，人类的灵魂就会悲剧性地依然处于分裂状态。这几乎接近于将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嫁接到古老神学的灵肉二分法上，只是在现代化了的人类存在的二元性的样式中，头脑说的是技术文明的话语，身体说的是更为古老的、有时是更令人震惊的话语。

无意识的发现，以及与原始性的遭遇，具有许多积极的意义。它们刺激了对人类古老过去的复兴的兴趣，也导致了对象征语言更深刻的理解，依靠这种理解，古老的遗产通过传说、神话和仪式得以流传。与原始事物和古老事物的遭遇，可以对现代生活方式进行富有成效的矫正，使焦虑不安的城市居民想到，重要的经验可能来自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古老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全神贯注于返古的力量，可能也培育了古代残酷行为和部落偏见的复发。对原始主义的崇拜远不能医治人类心理的分裂，却可能极易转变成对富有责任的社会的野蛮攻击，同时扰乱文明本身的秩序。“权力意志”可能会被轻易地掺入杂质，从尼采对“精神的超越”或战胜自我的信仰，变为野蛮的统治和不受约束的侵略。对神话的信仰与其说将我们与共同的过去联系起来，不如说可能将我们导入集体的幻觉和对革命的煽动之中。对高一级类型的人——超人——的繁殖，不是保证“有耶稣之心的恺撒”的教育和培养，而是在粗糙的达尔文生物学和极端信条的影响下，去建立由危险的变态分子控制的人类“种马场”。最终，对年轻和自然的崇拜可能受到滥用，成为集体性的思想灌输，并且扭曲了真正的青年的理想主义以服务于战争的侵略性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部落仇恨返古的大爆发。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将近一千万年轻人战死在欧洲战场。假如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帝国主义的一并出现为20世纪的极权主义提供了温床，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就产生了真正的灾难，它使极权主义在两次大战之间成为可能。战争极大地加强了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国家权力，因为民族的存亡依赖于群体的一致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欧洲国家全面控制了它们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公开地侵犯自由企业的原则以管理国家经济。政府的计划者背离了19世纪的自由主义，并使这种行为合理化。他们认为，自由经济对资本主义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期，它就显得过于浪费了。那些坚持追逐自己企业利益的人被指责为“投机商”。追逐利润的动机是资本主义的标志，它经常被谴责为不爱国。计划经济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噩梦，当政府的计划者控制着工资和价格，分配资源并强使工人从事所需的职业时，它却成了战争期间的日常现实。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警告说：国家权力的增长通常伴随着个人权力的减少，国家的控制必然削弱个人的自由。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也关注过这样的事实，即个人自由和经济自主是紧密联系的。假如国家是公民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那么，个人就被剥夺了自由选择以及他们的自由。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剥夺了数以百万计公民的选择权利。政府决定着谁应该活着，谁应该去死，谁应该工作，以及为什么应该如此。独裁者的幽灵开始昂头苏醒，它消灭自利，限制选择，削弱自由。当然，国家在过去也一直要求它的国民作出牺牲，声称自身具有执行正义、提供公共安全、征税、管理学校和教堂、分配财富的权利。然而，在欧洲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国家控制的倾向。

反德政治宣传漫画歪曲了事实，最终让平民都感到怀疑

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极权主义的另一个遗产是战时宣传中制度化的谎言。当然，心理战和战争一样古老，但是，全面实施由欺骗专家从事的战争魔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这次战争初步产生了乔治·奥威尔对“颠倒黑白的宣传”的噩梦般的想象，即官方含糊其辞的空话的目的在于控制公共信息。国内的心理战卫士成为战壕中士兵的助手，前者用笔，后者用枪，两者的结果都是有害的。

尽管在1622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成立信仰宣传大会时，“宣传”一词才首次出现，但是，英国在1914年就初次显示了宣传在战时的广泛运用和声势。英国宣传工作的主持人是查尔斯·马斯特曼，他是一位剑桥大学的教授，由首相阿斯奎斯任命担任新成立的宣传办公室主任。在整个战争期间，马斯特曼和他聪明的同事费尽心机地制造出一条宣传的洪流，把德国人描绘成没有一丝人性的赤裸裸的侵略者，是以残酷为乐的野蛮的“匈奴人”。他的“抵抗作品”是有关德国士兵在比利时的野蛮行径的《布赖斯报告》。它以三十多种语言出版，讲述了德国人在比利时残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马斯特曼的大部分工作后来被新成立的、由新闻巨头比弗布鲁克爵士领导的情报部所接管，他拥有巨大的信息来源。在努力网罗最富有说服力的天才方面，他会集了像罗瑟米尔爵士、诺思克利夫爵士这样的新闻界领袖。人们普遍认为，英美方面制造了“较好的”宣传，也许其直接的理由是：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说服民众是更为困难的事情，因为在那里，思想的自由可能会有效地质疑政府的宣传。当美国参战时，威尔逊总统成立了由乔治·格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格里尔是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他的唯一责任是从事宣传工作。

同样的组织也在其他国家建立起来。大多数宣传组织都与军事指挥机构、情报部门及警察部门联手。另外，它们支持爱国主义作家推动战争的事业，正如后来的广告部门邀请名人推广他们支持的产品一样。政府与新闻界的通力合作产生的一系列结果是致命的，因为宣传家们在欺骗他人的时候也在欺骗自己。具有悲剧性的是，战争及其产生的后果，释放了极易唤起但又极难控制的仇恨。互相说谎，为几十年的不信任创造了条件，这种不信任孕育了未来的侵略行为。

在总结正在出现的极权主义形式和心态特征的时候，有几个具有个性的问题必须得到高度的注意。首先，极权主义是对发生在19世纪晚期飞速发展的工业变化的回应。极权主义是一种努力，它企图重新获得政治的整一性，并且将分散的民众和反社会的集团在政治上一致化起来。法西斯主义获得统一化的途径是利用对有机生命生物学的观念，把它作为医治分化的社会系统的方法。而共产主义的途径依然是面向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这一变革建立在平均化和平等的基础上，把它们作为拯救人类的唯一源泉。正在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处于酝酿的状态，它用自然的活力同现代工业精细的规则制造出来的堕落的精神状态作斗争。它要求通过对更高的情感、想象和意志的服从，对人类和社会加以变革。总之，它企图通过回到原始状态医治内在的分裂，它指出现代性是对古老真理的颠覆。正因为这一理由，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作家不断地唤起前工业世界的价值观，呼吁重新建立社会的等级制度，强烈地拒绝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念。

其次，极权主义代表着20世纪式的传统宗教信仰，在许多方面，它是宗教生活世俗的对应物。除非我们能把握这一关键之处，否则，我们就没有抓住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对于数百万生活在极权主义控制下的民众来说，这里只存在着一种统治方式，那就是被迫服从“规范的”生活方式，而没有选择和个人自由的可能性。这意味着通过制度化的压制对自我人格的最终侵犯。然而，这种强迫性的“一致”并不依赖于超验的精神实体，而是赤裸裸的权力对自身公正性的辩解。甚至过去的绝对专制体制——无论它们在实际上多么具有压迫性——也没有要求凌驾于超自然的权威之上。唯有全面地摧毁神圣性和虔诚——这种状况在19世纪晚期各种世俗的意识形态当中得到了实现——才会使人们屈从于组织化的压迫成为可能。

第三，极权主义跨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斯大林主义兴于左，法西斯主义兴于右，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正如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左与右，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一样的：都有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由一个人领导的群众大党、恐怖的警察组织、受到垄断控制的传媒系统和武器装备、受到集中指导的经济。当然，在阶级认同上它们存在着主要的差异。左派极权主义主要是工人阶级的运动，讲述的是18世纪的话语，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平等；右派极权主义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运动，讲述的是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话语，声称平等对政治的影响是有害的。然而，两种类型的极权主义都依赖于大众的支持，在历史必然性的烟幕下掩盖其真实的目的。两者都会精明地强占、合并、扭曲温和的对立者的观点，向它们的追随者承诺政治上的义务，如“工人的天堂”或“千年帝国”。另外，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否认了选择和自由意志的开放世界的可能性。每一个公民都被迫最终认同一种宣称是规范的和排外的政治生活的方式。

尽管极权主义运动显示了许多种相似的模式，但在社会经济控制的机制上是不同的。左派极权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右派极权主义是中产阶级的激进化。无疑，两种类型的极权主义先锋，常常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或者飘忽不定的知识分子，因此对任何一个阶级都没有表现出坚定的忠诚。两种运动最终的社会经济动力，依然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集团之中。法西斯主义或者它的德国变体——国家社会主义——是中产阶级绝望的表现。这是一种回应了左派极权主义的右派极权主义。正如恩斯特·诺尔特所认为的那样：“法西斯主义一直处于牢固的民族自我维护和自治的框架中，依靠极端对立的但又相互关联的意识形态，并且利用几乎同一的、经过专门修正的方法来消灭敌人。”

在一段时间里，欧洲成为两种极权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最终是军事的战场，它表明了20世纪政治生活的贫困。德国极权主义的形式是一种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正如我们所见，这种法西斯主义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对具有领袖魅力的领导者的依赖和对反对者进行的军事威逼；制造一些共同的敌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共济会成员、吉卜赛人、耶和华的见证人，等等；依靠某种整合性的社会政策，如极端的民族主义、福利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人为设计的激情主义和战争，吸收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

德国背景

要了解纳粹运动全貌的方法是提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问题，这一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回顾性的答案，即纳粹运动是否可能再次发生？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确定在国家社会主义可能以完全一样的形式再度出现之前，有哪些先决条件必须再度聚合。产生相似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运动有五个主要的先决条件可能是本质的：

1. 存在着半封建和半工业的混合社会，这个社会还带有长期存在的军事化和极权主义的传统。

2. 作为社会控制和国际侵略的工具，民众被国家化。

3. 生物—种族的信仰得到了尊重。

4. 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崩溃引发了极端的压力，这种压力产生了创伤性的结果。

5. 反社会的人身攻击和排外的运动同时出现。

这些原因中的三个植根于战前的社会条件，但是它们不能自行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事实上，人们可能认为，战前的德国尽管显示了某些社会失调和不稳定的迹象，但是它依然可能发展成为现代的、稳定的和人性的社会。导致希特勒崛起的直接原因，是德国的战败和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其中包括革命、《凡尔赛和约》、赔偿、通货膨胀、政治极端主义及经济的崩溃。假如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社会可能能够更为成功地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战败和无力现实地应对一系列战后的灾难，加重和再次激起了先前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失调征候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并出现，产生了尖锐的社会和文化危机，而这些危机不可能以同样的形式重复出现，不过可以设想到，由于受到内部巨大的工业变化和外部战争的威胁，传统的和不发达的社会可能会倒退到极权主义的策略当中去解决它们的社会问题。极权主义是如何在德国发生的是以下讨论的主题，也是后面两章的核心问题。

混合的社会制度：第二帝国，1871—1914

德国历史的主题之一是政治的碎片化，即德国人没有能力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像其他的欧洲人，德国人直到很晚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国家形态，并且它不是广泛的民主一致性的结果，而是依靠占优势的普鲁士军事力量获取军事胜利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一直只是一个政治和地理上的代名词，一个众多的封建领地组成的破碎杂烩。但是，在这个被外国诋毁者嘲笑为“狂欢节的化装衣”的国家里，普鲁士这个封建的军事国家逐渐地获得了优势地位。由于它的敌人在军事上的虚弱，由于在德国政治中的离心力，也由于它根深蒂固的军事传统，普鲁士王国逐渐扩展了它的领地和国力。在1864到1871年之间，普鲁士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了德国，并且把它体制上的军事集权特性强加给德国的其他地方。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国王变成了德国的皇帝，普鲁士的首都柏林成为德国的首都，普鲁士的体制和思想习惯开始弥漫在这个国家意识的每一个方面。

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拥有许多优点。甚至对普鲁士最富敌意的批评家尼采也一直强调普鲁士精神的许多积极方面：尊重权威、执着于责任和艰苦的工作、根深蒂固的良好秩序感。同时，在社会秩序当中，普鲁士的军事传统把低级军官的地位置于最高等级的公民之上，这种传统并非一直与文明化的价值观相一致。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本人是一个普鲁士人。他在晚年悲哀地发现，在普鲁士人的人格中存在着两个灵魂：一是接受文明，一是敌视文明；一是人性的和个人主义的，是清教徒意识的产物，一是野蛮的和集体主义的，是长期严酷的军事主义的产物。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时期（1871—1918），服从于权威的普鲁士精神——处于半神地位的国王是其象征——渗透到德国生活的许多方面。

这个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具有高度的军事化特征，几近于阿尔弗雷德·瓦茨给军事主义所下的经典定义，即“军人对公民实施统治；重视有关军事上的考虑、精神、理想和等级的价值观；为了军事的目的，给予民众沉重的负担，从而忽视了福利和文化；把最优秀的人才耗费在非生产性的军事机构当中”。总之，新德国以一种欧洲其他国家没有采取的方式，将等级的军事封建价值观体制化和永恒化。它传授给年轻的德国人这样一种思想：“德国人”首先意味着是一个勇敢和忠诚的战士。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将武士偶像化为一个文化角色的典范，那就是日本。

事实上，在帝制的德国，军事组织是凌驾于一切机构之上的，享受着过去只授予教会的荣誉。军官团被尊崇为偶像，从当时流行的一句谚语中就可以得到证实：“人类是从少尉开始的。”任何人只要穿上军服，立刻就高于普通的生民。作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等级的成员，每一个德国军官都是不受公民控制的，他只服从于皇帝。军事阶层有着自己的荣誉标准和法律规范——荣誉军事法庭。因为军人不受公民的控制，因此，它本身就代表一种法律。约翰·惠勒—贝内特公正地指出：德国军官团与皇帝的关系，就像古罗马禁卫军与罗马皇帝的关系一样。

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在军事事务中代表着普鲁士人的偏爱。由于这位皇帝轻视被他轻蔑地称为“草民”的公民，所以他更信赖于军队而不是议会或宪法。他言辞浮夸而好战，在外国人眼里简直具有难以忍受的挑战性。在对前往帮助镇压中国义和团的一个分遣部队演讲时，这位皇帝命令他们不要留俘虏，所作所为要效法匈奴人。他的这句名言后来被同盟国的宣传专家充分利用，把所有的德国人描绘成恶魔。威廉皇帝炫耀武力的言辞充满了“毁灭”“血战”“不屈意志”的字眼。他喜欢对王权加以夸大的描述给民众以深刻的印象，同时配以恫吓性的威胁，即他不能忍受他的权力受到敌视。了解威廉的人知道，他所说的大多数的话是夸大其词的，成为公众的谈资。同时，军事语言被认为是公众谈资最好的语言也是意义重大的。军事艺术加强了第二帝国军事性的氛围。国王的官方肖像总是全副戎装，昂首仰视，充满了挑衅，上扬的胡子意气风发。他的一张好战的肖像曾经让一位法国的将军感叹道：“这不是肖像，而是战争的宣言。”

由这一新的军事帝国传达出来的权力氛围基本上是虚幻的。在霍亨佐伦王朝的辉煌之下潜伏着许多社会的力量，它们与封建君主政体的自命不凡无法并存。在工业飞速发展的时代，德国的君主政体执着于过去的前工业时代的传统价值观。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过时的封建制度企图保持其社会的永久性，但在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却在法国引发了这一古老制度的崩溃。是什么原因使得德国逃脱同样的文化置后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呢？战前的德国和革命前的法国一样，是一个混合的社会，它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机器技术的背景下保持着封建的政治制度。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新的帝国包含了许多反常的事物和不和谐的声音。俾斯麦的宪法建立了蒙着丝薄面纱的专制体制，在其中，皇帝作为首席执行官有权任免首相及其他高级官员；有权控制整个外交政策；有权领导整个军队；当国内出现动乱时，有权宣布军事管制；有权剥夺持不同意见的城邦的领土主权；有权召集、中止和解散议会；有权发布和监督所有联邦法律的执行；有权解释宪法。

这些全面的、可以自由决定的权力，可能更适合专制主义的时代，但是不适合工业化的时代，因为分割的权力或者至少是相互制约的权力，已被证明在缓和社会冲突上是更为有效的。相互制约的权力无疑存在于两院制的议会形式中，存在于政党的发展中，存在于工会运动的兴起中，存在于强有力的商业卡特尔当中。不幸的是，不论是俾斯麦还是他的继承者，都没有为民主政治去造就德国人民，相反，他们采用了权宜而实用的联盟，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组合去解决社会问题。在俾斯麦和他的继承者的统治之下，议会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因为处于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精英成功地维持了新的帝国，甚至扩张了处于主导地位的普鲁士的影响力。尽管外表看来是矛盾的，但新帝国的政治现实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普鲁士国家，它具有对军事力量实际的垄断，在上议院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非自由的、偏好富裕阶层的选举程序。

当然，德国没有逃脱“人民权力至上论”的压力，但是真正对民主参与的要求不是被封建君主制度挫伤、就是被它所吸纳。这种策略之所以成功，部分是因为数个世纪以来德国人对权力的屈从，部分是因为宗教或哲学的代言人们——他们包括路德、费希特、黑格尔、特赖奇克——将当权者神圣的观念合理化了。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独裁政治的反对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效果，也是因为国家的优秀分子没有选择进入议会，大多数政党只关心狭隘的经济利益，而没有成为国家性的政党去成功地提出当时十分迫切的问题，其中包括封建的精英和劳动大众不断加大的鸿沟，德国在欧洲国家共同体中的外交作用，军事组织傲慢的、视自身高于国家法律之上的排外性。

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帝制德国的政治生活相对是自由的，社会民主带来了稳定的进步，例如在1912年，社会民主党成为国会中的最大党；但是，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对政治生活有意义的参与依然完全受到狭隘的、经常也是傲慢的精英们的控制，他们希望将其统治延伸到20世纪。那些创造第二帝国的人们，尽管认识到“人民主权至上论”的重要性，但是依然错误地认为，权力可以保存在旧有的王朝统治阶层的手中。普通的、有警觉性的德国人注意到，他们的宪法没有以《人权法案》或《人权宣言》的形式提及基本的人权。

正如拉尔夫·达伦道夫所洞察到的，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普鲁士化的新德国的独裁精神，在工业和封建国家之间“富有成果的、不适当的联合”中得到了证明。一旦德国获得了统一，国家就会自上而下地管理工业的进程，其手段包括：无息贷款，允许各种大型垄断企业的存在，拥有巨大的财富和企业——包括煤矿、高炉和公共事业部门。国家还通过有能力的、听话的公务员所构成的复杂体系去管理这些企业。因此，在德国，自由的企业被国有的企业所替代；在当时欧洲最富有动力的工业扩张，是政府控制的结果。甚至工业化最令人头痛的事情——失业、疾病、事故、糟糕的工作环境，也处于国家保护伞下。在以传统的家长式态度对待它的普通国民的同时，国家现在依靠制定进步的社会福利标准，将这一角色带入了工业化的时代。根据达伦道夫的观点，德国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资本主义的：

几乎从工业化最初的起始阶段，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就对应于国家资本主义通行的体制。被人们采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公开容忍英国的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妻儿的悲惨境遇，而马克思把它作为要求国家采取行动的感情上的出发点。与此相反，德国的公共机构一直感到对工人的福利负有责任。像其他地方一样，工业化的德国也存在着贫穷、疾病和悲惨的状况，但是，官方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明显证明了严酷的和仁慈的家长权威这种前工业社会的联合。

家长主义给国民的顺从和依赖创造了条件。它培育了一种幻觉，即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能得以实现，离开了国家，个人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后来所指出的，普鲁士人的本能就是鼓励好的公民为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个人或自我利益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普鲁士人的目标是推动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以奇特的方式显示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型。每个公民被期望对国家毫无疑问地服从和忠诚。反之，国家也以慷慨的社会福利奖励国民的全面服从，比如养老金、失业保证金、残疾保护和医疗保障。好的公民应该努力成为组织良好的公民服务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一社会中，根据人们的表现、才干和对国家的忠诚而得到应有的评价。

然而，这些信念依然停留在纯粹的理论水平上，因为，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不愿意和大众进一步分享不断扩大的资源。家长主义不能掩饰新帝国在分配公正中的差异，阶级的冲突因此而发生。帝国的精英并没有建立通往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的桥梁，相反，他们更偏爱挖掘鸿沟。另外，帝国的领导层在其尖锐的、缺乏感情的演讲中，不断地表达出他们的不安全感。威廉二世象征着新德国的虚弱，他好战而狂暴的言辞并不能遮盖促成这些言辞的自卑和胆怯。皇帝就是德国，显然是被夸大了，因为他代表着一个没有找到稳定身份的国家，因此他只能用激怒的姿态和武断的自信掩盖国家的脆弱。

知识分子社团也反映了这种体现在新帝国机构中的紧张和怪异。俾斯麦用“铁与血”铸造了新的德国，他因此也把挑战抛给了德国知识分子。正如直到新帝国产生人们才发现德国一样，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是如何回应军事帝国思想的呢？令人惊奇的是，过去批评俾斯麦的人都屈从于他的成功，甚至在普鲁士军队胜利之后，他们都转向支持他，并且放弃了他们作为不切实际的梦想的和平理想。歌德和其他德国诗人的德国消逝了，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的德国即将出现。这些现实主义者崇敬托马斯·曼创造的新偶像冯·斯塔特将军。普鲁士军事力量的成功，给许多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确信生活的本质存在于权力之中。即使尼采也警告他的德国同伴，权力政治如果没有精神的深度相伴，将使德国国民既愚蠢又野蛮。不过，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命名的“权力意志”，这个术语后来得到了纳粹分子的赞赏。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尼采以修辞的方式问道：“什么是善？”他自答道：“每一件能提升人心中权力感的东西就是善。”相反，“什么是恶？”“每一件天生虚弱的东西就是恶。”最终，“什么是快乐？”“权力在增长、抵抗被克服的感情是快乐。”

尼采对权力的精神化与其他人对权力的精神化只在类别上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后者较为粗糙并更具侵犯性。许多德国思想家越来越把权力视为现实最终的源泉和约束力，而不是获取某种特殊政治目的的实用工具。同样，许多人按照黑格尔的术语，把国家视为神圣意志在人世间的体现，而不是一套传统的人类体制的显现。因此，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虔诚地将自己奉献给国家。

在战前德国知识分子的社团中，我们能够觉察到强烈的反民主偏见，以及对政治专制主义的偏爱，觉察到一些与中庸或妥协不一致的态度。另一方面，德国的知识分子也在做出共同的努力去解决社会问题，整合成一套被称为“1914年的思想”的价值观念。“1914年的思想”是由明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普伦格发明的，他组织了无数著名的知识分子，努力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德国文化和堕落的西方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在那些融入“1914年的思想”的知识分子当中，有托马斯·曼、恩斯特·特勒尔奇、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瓦尔特·拉特瑙、马克斯·舍勒、维尔纳·松巴特及弗里德里希·瑙曼。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这些人都普遍一致地认为：英美的自由主义没有真正道德上的勇气，并且它贪图享乐的道德相对性、富裕、普遍幸福的信条有意或无意地加强了各种社会的堕落力量。为了取代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及其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些知识分子强调了更为保守的生活方式，在其中，传统感、荣誉、爱国和对过去的意识获得了高度的褒奖。就对社会的认识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划分的有机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每一个个人或集团都服务于公共的利益。诸如马克斯·韦伯、维尔纳·松巴特、恩斯特·特勒尔奇这样的德国社会学家，都希望德国社会不会变成个人的或无根的英美社会。他们强调一个有机整合的合作体，而不是自利的个人追求享乐欲望的集合体。他们认为，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在没有受到有秩序的自由感的调和时，将瓦解德国社会的结构。这些思想也突出地反映在托马斯·曼的小说和散文当中。托马斯·曼相信，1789年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被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腐蚀了，只有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塑造触及德国历史的精神之根，才可能矫正世纪末堕落的价值观念。也许这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中的最强音发自弗里德里希·瑙曼，他建议在中欧建立一个在德国的政治保护下的国际秩序。在具有高度影响的著作《欧洲中部》（1915）一书中，他提供了最为清晰的对德国战争目的的陈述。弗里德里希·瑙曼想象了在德国和哈布斯堡统治地域的各种种族集团之间松散的经济联合。他相信，这种联合最终将给欧洲历史上麻烦众多的地区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定。作为保守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瑙曼要德国在新的欧洲秩序中发挥主导的作用。事实上，他强烈地感到，只有德国的优势才可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保持有秩序的自由。

这些“1914年的人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社会问题”，即阶级冲突和分配公正的问题。像俾斯麦一样，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的力量。因此，他们企图建立一座通往工人阶级的桥梁。他们认识到：不可能永远将工人阶级排除在有意义的政治参与之外。这些知识分子是“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强调渐变和所有社会集团之间和平的合作。他们要普遍地从政治理论，特别是从社会主义中驱除马克思的幽灵，因为马克思主义喜爱冲突的理论，并且似乎出于狭隘的阶级利益，爱好激励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思想。“1914年的人们”相信，阶级斗争意味着社会的死亡。他们偏爱将工人阶级整合到保守的秩序当中，而不是阶级冲突。他们相信，完成这一任务最好的方式，是说服工人阶级进入君主政体和国家的怀抱。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为了避免社会解体、国家衰落和阶级之间相互疏远，人们对此谈论了许多。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说的也是相类似的话，不过采用了更为激情的语言，其实只不过是老调重弹，是许多战前的“保守主义民主分子”早就说过的东西。

民众的国家化

为了把当时依然没有被授予公民权的大众整合到保守主义的社会秩序当中，德意志帝国的统治阶级设想了一个强大的中欧秩序，它包括德国的霸权统治、向东的扩张主义政策和获得海外的殖民帝国。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孕育了德国社会深刻的分化，使国家极化为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缩小“悲剧的鸿沟”——它是一个不断扩展的差异，发生在从军事—工业结盟中获利的人和没有这种合作保护伞维护的人之间——变得急迫起来。不幸的是，社会的鸿沟没有通过真正的改革得到缩小，而是通过权宜之计，将目标定位于淡化甚至同化各种极端的要求。因此，俾斯麦以他对待外交政策的同样方式对待国内的政策。他机智地操纵着党派或集团的利益。他的目标与其说是带来持久的社会秩序的和谐——这要求废除建立在旧秩序基础上的种种特权——不如说是带来了短期的结盟、权宜的和睦，以及人为设计的文化战争或反社会主义者的战斗。

尽管俾斯麦认为新帝国在政治上依然不稳定，因而小心地避免海外的纠纷，但是，他的面对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后继者，却开始煽动集团意识极强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以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在威廉时代，德国人民醉心于蓄意积累起来的激情之中，这些激情以广受欢迎的帝国主义、海军竞赛、爱国主义组织或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批富有影响的领导人——如约翰尼斯·米克尔、阿尔弗雷德·冯·铁毕子、卡尔·比洛国王自己——都拥护国内动员和国外扩张的政策。这些政策除了在激情的力度上有所差别外，都预示了纳粹党的十字军东征。

德国皇帝自认为是恺撒的再世，他要把他的国家变为甚至凌驾于大英帝国之上的世界强国。他知道这样的目标可能会把他置于与英国及其他主要强国的持续冲突当中。他生来就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德国人。他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女儿。当他1888年——希特勒在后一年出生——加冕的时候，他急切地为德国绘制出一条新的道路。他沉浸在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的文学当中，梦想着未来存在于海外殖民地之中的更伟大的德意志帝国。这位皇帝对帝国主义的作家和冒险家大加赞赏，他们包括拉迪亚德·吉卜林、西塞尔·罗德斯、海军上将马汉，特别是休斯敦·斯图尔特，他的条顿民族优越论控制了这位皇帝的想象力，并且极大地刺激了他侵略性的语言表达。

反过来，皇帝又激励着其他人响应帝国的号召。阿尔弗雷德·冯·铁毕子这位海军大臣，在建立世界上第二支最有实力的海军，以及代表帝国主义的政策协调令人瞩目的公共关系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阐述了流行的保守主义“冒险理论”，呼吁建立强大的德国舰队去面对英国海军的挑战，制止任何对德国殖民目的的干预。这些帝国主义的观点得到了一大批民间组织的散布，特别著名的是泛德意志联盟、海军联盟、殖民地协会、战争神圣会。这些组织将战争宣传为高贵的事业，宣扬为生存的战斗，要求为德国人民获得生存的空间，宣称德国人是未来起主宰作用的民族。

在这些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先行者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后来的希特勒运动有趣的支持者或追随者。他们包括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1865—1951），他是泛德意志同盟的创建者之一；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1870—1950），他是一位工业家和军火大王；宫廷顾问海因里希·克拉斯（1868—1953），他是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学生，一个坚定的反犹太者，他后来把希特勒领进了泛德意志同盟；弗里茨·蒂森（1873—1951），一位给纳粹党提供经济赞助的富裕工业家；埃米尔·基尔多夫（1847—1938），一位富裕的、给纳粹党的金库倾注大量金钱的煤铁巨头。泛德意志同盟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合并主义的政策，宣扬北欧种族的优越性，呼吁东进，急切地等待救世主式领袖的降临，他将把德国人从犹太人的威胁中解救出来。尽管泛德意志同盟只有大约两万四千人，但是它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因为它的成员来自德国社会最富有影响的部分——著名的作家、工业家、科学家和军官。

因此，第二帝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为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背景。在旧的战前机构的统治精英的政策和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领导人的政策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延续性。希特勒在旧的统治阶级那里获得了明确的授权，它同意他对民众的国家化和对外征服，但是，当希特勒企图用新的“种族”精英去替代它的时候，它又最终被迫去反对他。不过为时已晚，因为旧的统治阶级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希特勒了，以至使自己无法摆脱迎面冲入大灾难当中。

当然，除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在这些德国的工业家、军事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希特勒的运动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第一个因素是，许多战前的知识分子都培养了对家长式权威的偏爱和依赖，因此他们后来拒绝了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这样做的结果是——假如只是疏忽——他们促成了德国民主的毁灭。然而一旦这样做了，许多人只能惊恐地看着纳粹主义所代表的唯一选择。第二个因素可以作为纳粹运动和这些战前保守派之间疏远的因果联系，它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战前的知识分子和希特勒及其褐衫队部下之间在风格和气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14年的一代依然信仰荣誉和国家，它受到宗教意识和科学理性的约束。相反，1933年的一代，受到战争和经济崩溃的惊吓，让知识服从于激情，让政治命运屈从于一个危险的、离经叛道的、按照种族主义鼓手敲击出的声音行进的集团，而种族主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播下了。

对种族主义的尊崇

尽管部落仇恨在讲德语的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强烈，但是德国的种族主义最恶毒的形式无疑是反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被作为受鄙视的人，作为可怕的“杀害基督的人”，人们可以用想象到的所有手段，包括种族灭绝，把他们排除在基督教社会之外。因为受到了排除，也因为视自己是受到排除的人，犹太人拒绝参与他们所在国家社群的文化生活。直到18世纪，极少数犹太人才参与欧洲社会的文化生活，但是，到那个时候，多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已经牢固地确立了。非犹太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仇恨之根既深又广，它们涉及双方几个世纪的宗教、社会经济和心理等方面的厌恶。

这是对历史的最大讽刺之一。最紧密的关系经常孕育出最大的仇恨，并且，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多种不同的双方关系中，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最为紧密，因此也最具爆炸性。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两个民族的心理经常出现趋同和相互渗透的现象。例如，埃里希·卡勒就认为，两个民族共享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对天命和命运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在两个民族中，通过和谐与不和谐的方式，触及存在的本质。”诗人海涅既是德国人，又是犹太人，他也关注到这种“固有的选择性亲密关系”。他认为，在反对罗马人的斗争中，这两个民族作为局外人初次相遇，这种特殊的关系也从此建立了起来。德国文化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西博格把德国人和犹太人描述为：

既受尊敬又受憎恨……这两个民族都不能使自己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在奴性和高傲之间摇摆，对世界既不可或缺同时又是个麻烦。它们都具有侵犯性，倾向于自怜。它们受到无区别的诋毁，同时又因为思想大胆而受到赞扬。但是，在一点上它们又完全不同，那就是对暴力的态度。这两个民族与我们的生活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两个由宗教、种族性和语言起源区分开来的不同民族，松散地展示了相似的特性，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相似的历史经验。埃里希·卡勒相信：按照政治术语来说，德国人和犹太人从来没有最终确立自己的性格，因为它们都是跨国的民族。直到最近，它们才把自己整合进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社会当中。由于受到历史挫折的打击，两个民族依靠精神的耕耘而不是政治上的追求，以补偿它们政治身份的匮乏。直到19世纪中期，德国的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全神贯注于形而上学的问题：生存的意义，人与上帝的关系，罪恶和人世痛苦的问题，在艺术、文学、哲学和历史中超验事物的作用。斯塔埃尔夫人把德国描述为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这尽管有所夸大，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德国确实是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因为压制性的封建制度使得将创造性的力量纳入政治的渠道变得特别困难。因此，正如犹太人在一些官方许可的领域里发现了他们体现才能的唯一出口一样，德国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在抽象沉思的“安全”王国里表现他们的创造性能力。

因此，德国人和犹太人被迫将他们的生命力放置在其他地方，他们把这些力量引入相似的、经常是沉思的或学术的追求当中。在18世纪非政治化的德国，犹太人遭遇到同病相怜的伙伴，并且探索着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德国启蒙运动的象征戈特霍尔德·莱辛和德国—犹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摩西·门德尔松之间的友谊，为这种相互渗透提供了最好的范例。莱辛的伟大戏剧《智者纳旦》是对人类兄弟之情的伟大赞美，它不仅反映了在启蒙运动的人道价值观上德国人和犹太人共同的基础，而且高贵的修辞中也不带有具体的经验。由于不关心政治，德国人和犹太人都能够构想出新的天堂和尘世。他们能够设计出宗教和哲学的抽象概念以抵抗具体的现实；但是，在革命的实践中运用这些抽象的概念则留给了其他的人。

这样，德国人和犹太人在哲学抽象的层面找到了共同的基础。直到19世纪末期，他们依然都厌倦政治，这种态度无疑是政治上的失败和缺乏经验所造成的。他们普遍认为，政治会玷污精神生活。瓦尔特·拉克尔注意到犹太人对政治缺乏经验，他认为犹太人“在抽象思维层面上显示了巨大的能力，但是，政治涉及直觉、常识、智慧和预见力，在这一方面，他们没有留下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这一评论也适合于德国人。甚至，当两个民族开始关心政治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方式也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按照目的论的原则，他们把政治过程视作永恒原则、法则或启示的必然显现。例如，19世纪的大多数思想，都以德国哲学家的原型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及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为中心。

德国人和犹太人不仅共享着某些思想的模式，而且以同样的语言表达了他们自己。大多数犹太作家——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吸收了德国的文化，用德语写作。当代最伟大和最博学的犹太学者之一莱奥·贝克就用德语写作，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贝尔也是如此。西奥多·赫茨尔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和以色列国家的精神之父之一，他用德语写作了《犹太人》一书。东欧的犹太人热切地吸收着德国的文化，并用德语表达着他们最内在的思想。有一个记录表明：

德国知识界代表人物的作品和思想，在东方的犹太人当中传播。许多年轻犹太人的理想是成为德国教授的学生，向他们学习语言，享受德国的自由和文化。甚至那些不能前来德国的人也被德国文化所吸引。因为被这一民族的精神所吸引，我来到了德国。我几乎可以说是来到了我语言的祖国。

德国人和犹太人这种语言上的紧密关系体现在意第绪语中，这种语言是东欧许多下层的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意第绪语产生于中世纪的高地德语，另外又加上一些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词汇。它以希伯来的字母书写，在东欧和西欧的犹太社会中被广泛使用。随着两个民族之间的敌意不断加深，意第绪语对一个在德国使用它的人来说成为一种耻辱，但是大多数德国人在理解意第绪语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些“相互交流”孕育了一些根本的、涉及两个种族群体真实性质的扭曲现象。犹太人对促成这一扭曲现象负有责任，因为他们相信人道的、忍耐的和文明的德国的理想。我们可以把这种理想称为“魏玛原型”。它涉及这样一个信仰，即德国在其顶峰时期体现了歌德、席勒和赫尔德等古典大师的精神。这一观点是不现实的，因为魏玛的文化并不存在于诗人和作家狭小而非政治化的圈子之外。这些文人在19世纪初期创造了一个十分短暂的文明且高雅的飞地。较大的德国是19世纪末期成型的，它是俾斯麦的普鲁士化的德国，是铁血的土地，而不是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然而，许多犹太人依然相信魏玛的德国是“真正的”德国，是他们理想化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犹太人热切地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的原因所在。人们建立这一新政府是为了促使19世纪歌德的魏玛的人道价值观，而不是18世纪腓特烈大帝的大波茨坦的军事主义价值观重新获得活力。

不幸的是，另外一个德国依然存在，它高昂着极权主义的头颅，威胁要粉碎新的民主政体。随着针对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压力的加强，许多犹太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像局外人一样在看待这个不符合他们期望的社会。一些人甚至成为不宽容的批评家，嘲笑德国的许多仪式、价值观或态度。瓦尔特·拉克尔给这种类型的批评贴上了“图霍尔斯基综合征”的标签。库尔特·图霍尔斯基（1890—1935）是德国的犹太批评家和记者，他写作了大量恶毒的批判德国人性格的文章。他的对手以不爱国罪指控他，他无动于衷地将这些批评搁置在一旁。他说：“人们假定我背叛的国家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政府不是我的政府，这个法律秩序也不是我的法律秩序。我对他们国旗的颜色和他们狭隘的理想都毫无兴趣。我没有做任何背叛的事，因为没有人委托我做任何事。”1928年，他公开表明：“德国军队没有什么秘密是我不能告诉另外一个强国的，假如它对维持和平是必要的。我们是大卖国者。但是为了我们热爱的国家，为了和平和我们真正的祖国欧洲，我们背叛的是一个我们拒绝的国家。”

尽管图霍尔斯基不是德国境内的犹太人感情的代表，但是，他对德国状况充满愤怒的幻灭感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响。许多德国人对图霍尔斯基恶毒和尖锐的批评作出了过度的反应。他们认为他是世界主义者或者“非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的典型，这些知识分子热衷于动摇德国的文化。要想检测“图霍尔斯基综合征”是如何或者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加强德国人对犹太知识分子原型的认识，是困难的。同样，要确认“图霍尔斯基综合征”是否只是犹太人模棱两可的，甚至是自我仇视性格的伪装表现，也是困难的。这一特点导致了犹太人性格中更深的否定性自我成见。

当时有大量的论述犹太人自我仇视和自我毁灭的作品问世，尽管并非都带有神经质情绪。一些人把这种倾向归结为犹太人的基要主义，以及它自以为是的、排外的信条。这一观点认为，犹太人在自以为是的信条中支撑着自己，不动声色，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激起了可怕的仇恨。犹太人通常把自己和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其他社群隔离开来，因而持久地维持着某些独一无二的精神和外形特征。人类学家一般都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犹太人代表着独特的种族类型，但是，正如霍斯特·冯·马尔蒂茨所认为的那样：“事实上，德国的犹太人构成了一个集团，在其中，无论是同族相配的结果，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大量的相似类型的人出现了，这种类型在外形特征、音色、心理、行为和气质的特征上，都极易被人识别出来。”

也许就是因为东方的犹太人流入了德国，从而突出了德国人和犹太人在文化和外貌上的差异。东方的犹太人说意第绪语，穿戴着不同寻常的犹太人社区的衣着，形成一个排外的集团，从而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包括被德国同化了的犹太人——形成了一种印象，这个疏远社会的群体作为国中之国嵌入了德国社会当中。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当这些东方的犹太人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街头匆匆而过，忙于商务的时候，他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景观。瓦尔特·拉特瑙自己是一个被德国同化的犹太人，他十分真诚地认为：犹太人正成为“在德国人民身上的外国微生物”。正如马克思在他之前所表现的一样，他对存在于自身当中的犹太人遗产持有深层的模棱两可的态度。

假如瓦尔特·拉特瑙自己作为犹太人都因为看到某些犹太人而感到厌恶，那么，当希特勒第一次遇到这些包裹着土耳其长袍、留着黑色鬈发、带着轻蔑的微笑的犹太人时，他的厌恶有多么强烈是可以想见的。突然之间，瓦尔特·拉特瑙的外国微生物成为“有毒的脓肿”“腐烂的发酵”“杆菌”，对付这种致命病毒的战争需要英雄式的、只有路易·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才采用过的方法。总之，犹太人作为外国微生物的观念制造出了可怕的结果——种族灭绝。只有精神变态学才能准确地解释这一系列步骤：开始是把犹太人视作社会上令人厌恶的东西，最后乐意于在整体上把他们作为整个种族加以灭绝。他们不是人类，而是病菌，因此，一个人假如在做上帝的工作，那就是要抵制犹太人。

如果说犹太人往往在身体外形上是很突出的话，那么，他们的突出之处也表现在知识方面。证据是广泛的，每当在与其他民族自由竞争时，他们都展示了相匹敌的——即使不是更优异的话——智力。犹太人在法律、医学、科学、教育、工业和出版领域占据了高比例的专业人员，他们一直比其他民族获得了更多的诺贝尔奖。直到1939年9月为止，在一百八十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德国的犹太人占据了9%，还有11%授予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即总共有20%的诺贝尔奖被犹太人获得了。众所周知，在本书探讨的时间范围里（1870—1933），许多占据首要地位的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是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恩斯特·卡西尔、赫尔曼·柯亨、阿图尔·施尼茨勒、格奥尔格·齐美尔、瓦尔特·拉特瑙、马克斯·莱因哈特等其他杰出的天才。

犹太人在知识精英中这种不同寻常的表现引发了人们深刻的思考，这种令人困惑的优势的可能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人把它归因于几个世纪以来注释经文的学问，它给予犹太人一种明显优越于未开化社会的优势；还有人指出这是遗传的因素。关于第一种观点，必须记住的是，犹太人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文化的民族，在中世纪，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愚昧的、对他们的超凡智力和聪慧的商业敏锐十分不满的西方民族当中。相互的藐视和仇恨不应归因于种族的思想，而应归因于文化阶段的差异。换句话说，两个民族生活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却处于不同的文化阶段当中。至于遗传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人严肃地对待它，因为这在本质上就是对种族主义的一个变体的支持，即在犹太种族当中有某种东西促成了较高级的智力。无论突出什么因素去解释犹太人的种种差异，结果都是相同的：因为犹太人具有犹太性，他们就注定要承受种族偏见的冲击。

特别是在动荡的历史时期，犹太人成为会聚种族偏见的焦点。当犹太人参与激进派运动的时候，这些反犹太人的感情经常在极权主义的社会得到加强。许多犹太人热情地参加了自由主义或左翼运动，同时躲避保守主义或右翼的运动。事实上，欧洲激进派运动的一些代言人是犹太人，如卡尔·马克思、费迪南·拉塞尔、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爱德华·伯恩斯坦、克拉拉·蔡特金、古斯塔夫·兰道尔、库尔特·艾斯纳、恩斯特·托勒等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德国共产党企图模仿俄国同事在德国的陆军和海军建立颠覆性的“苏维埃”，它的对手几乎立刻勾画出共产党和犹太性在心理上的联系，因为这些颠覆性组织的许多成员事实上是犹太人，或者是由犹太鼓动家领导的。就是在这种变化多端的氛围中，出现了臭名昭著的“背叛”的谣言。在许多德国人困惑的思想中，特别是在希特勒的思想中，犹太人对德国的战败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因为和其他的“叛徒”或“罪犯”一道，他们在内部动摇了战争的努力，掠夺了前线士兵。假如没有这些阴谋的颠覆活动，获得战争的胜利是必然的。与和平主义分子、自由主义分子、布尔什维克一道，犹太人成为合适的替罪羊，承担着应该由德国人自己现实地加以面对的失败。

人们普遍认为，在德国，直到19世纪最后二十年，才出现了有组织的反犹太主义运动，德国的第一个反犹太主义的代言人是阿道夫·斯特克，他在1878年建立了基督教社会党，目的是将下层阶级从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掌控中解救出来。由于认识到大众要求的重要性，斯特克希望建立一个右翼政党以抵消左翼政治的威胁。作为帝国宫廷的牧师，他享有霍亨佐伦王朝非官方的庇护。他与保守的保守派报纸《十字架》的紧密关系使他能够成为公众舆论的制造者。另外，作为柏林城市布道团——一个清教慈善组织——的主讲牧师，他可以以自己的身份与下层阶级建立紧密的联系。斯特克的反犹太主义本质上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知识信条的产物。在经济上失落的中下层阶级，受到愈发组织良好的来自底层的无产阶级的威胁，受到来自上层的封建利益的威胁。作为中下层阶级的代表，他把犹太人作为合适的替罪羊，要他们为1873年萧条引发的广泛经济问题和19世纪70年代德国金融丑闻引发的一系列震荡负责。斯特克暗示“犹太资本”支持大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德国小企业主。他认同小企业主的抱怨，这些人认为他们被大企业和银行给毁了，这些机构控制在犹太人手里，因此他们的所有不幸都是犹太人造成的。这种推理的谬误方式所传达的歪理邪说，对受不到良好教育的人来说极具吸引力。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许多银行家是犹太人，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银行家一般都具有犹太人的特性。

斯特克没能组织起一个群众的运动，但是，他的反犹演说在保守的团体中得到了普遍接受，特别是在保守主义的报纸《十字架》和《德国人》那里更为如此。在一系列对犹太人严加指责的文章中，《十字架》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大肆攻击，认为它们是犹太人制定的或者是为犹太人制定的银行家政策。它特意将俾斯麦金融政策的心腹、犹太银行家格尔松·布莱希罗德暴露出来，把他作为导致德国经济萧条的主犯。同样的情绪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天主教报纸《德国人》传达出来的，它重印了俾斯麦在二十五年前反对犹太人解放的一次演讲，这令他非常难堪。《德国人》还中伤德国犹太人的动机，认为他们过度地热衷于“生利性”的生意，而在“生产性”的企业方面表现太差，并且建议善良的天主教徒通过联合抵制犹太人的生意，富裕的犹太人过多的数量可能会得到减少。

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的方式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方式是相似的，它本质上是一个失落的社会集团怨愤的表达。这些集团忍受了大多数来自经济萧条的痛苦，同时因为他们的困难而攻击俾斯麦或犹太自由主义。除了斯特克，还有一些著名的为这些压抑的挫折和怨愤说话的代言人，其中包括威廉·马尔（1819—1904），他写了两本十分有影响的著作——《犹太人征服德国人的胜利》和《犹太人的镜子》。马尔的心理学研究，将令人恐怖的战术悄悄地引入到反犹太人的战役之中，他认为犹太人远不是身体虚弱或者政治上的无能，事实上，他们十分可怕和险恶，以吸取德国人民的力量作为在德国建立新的巴勒斯坦的前奏曲。马尔的反犹太主义具有明确的启示意义和末日审判的含义。他认为德国人和犹太人在进行殊死的战斗，同时警告时间已晚，唯有一致反抗世界上的犹太人才能挽救德国人的命运。

威廉·马尔的刻薄观点绝不是一种反常的特例。在1874年，一本取悦于中产阶级读者的杂志《花园亭台》发表了一系列反对犹太人的文章，它们描述了柏林的股票交易和投机欺骗。这些文章是由奥托·格拉盖（1834—1892）创作的，反映了低层阶级——工匠、小业主、商人、小公务员——的悲哀，他们谴责犹太银行家和政治家给他们带来了灾难。这些银行家和政治家妄想症式的恐惧的主要接收者是俾斯麦的朋友和心腹——犹太银行家格尔松·布莱希罗德。正如弗里茨所说：

他使一切社会的侵害成了仇恨。他是一个具有传奇财富和权力的犹太人，是扰乱传统的等级秩序的暴发户和财阀。他似乎符合所有反犹太人的原型条件：犹太人的领头人和阴谋家、腐化分子和地位稳固的幕后操纵者，总之，是一个拥有邪恶权势的犹太人。这种犹太人的权势使非犹太人变得不安，使反犹太人变得狂热。

这样想的德国人可能属于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经济波动感到恐惧。这样的集团感到没有代表，感到自己被遗弃了，不知道转向哪条道路。正如保罗·马辛所指出的那样，除了有关自由事业的高调外，自由主义没有提供给他们任何东西；保守主义又太高不可及，太精英化，以致无法说服他们；社会主义把他们视为由历史法则决定的东西一笔勾销；只有选择国家社会主义才能重振他们的精神。

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努力最终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将反犹太主义政治化。1879年，威廉·马尔建立了反犹太主义联盟；1880年，出现了两个新建立的政党——社会帝国党和德国改革党，它们都依赖于反犹太主义作为主要舞台。1881年，一位小贵族马克斯·利伯曼·冯·索伦贝格和尼采的姐夫伯纳德·弗斯特成立了德国人民联盟。弗斯特后来移居巴拉圭，企图建立一个纯粹的、被称为新日耳曼尼亚的雅利安人的殖民地。他稀奇古怪的实验失败了。他在1889年自杀。

同时，德国反犹太的党派、书籍、杂志和公共演讲泛滥成灾。德国的反犹太联盟专门成立了游说团，鼓动制订反犹太人的法律。它的建立者之一西奥多·弗里奇（1852—1934）出版了一本十分有影响的参考书《犹太人问题手册》。弗里奇在莱比锡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铁锤出版公司，持续而稳定地出版了大量的反犹书籍，并且通过期刊《铁锤》机智地利用了大众的反犹偏见。这些出版物的主题都是一样的：犹太人和诸如共济会、天主教、耶和华见证人等阴谋组织共谋，正秘密计划获得对全世界权力的控制。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总是回响着急切的和偏执的音调。在《犹太人问题手册》中，弗里奇走得更远，他列了一张详尽的名单，名单中的犹太人对谋杀、叛国、伪造和强奸负有责任。像这样对犹太人的攻击，后来得到了纳粹运动两个最著名的反犹分子的赞赏。

奥托·伯克尔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作家，1887年出版了《犹太人：我们时代的国王》一书。他成为第一个“正式的”因反犹而作为独立人士被选入国会的人。他的演讲公开要求德国人和犹太人完全分离，同时应该把犹太人作为外国人，只能给他们有限的权利。尽管伯克尔最终失去了议席，从舆论中消失，但是他撒下了未来反犹太主义可能生根发芽的种子。1889年，希特勒诞生了，利伯曼·冯·索伦贝格在波鸿建立了德国社会反犹党，并且与伯克尔新建立的反犹人民党合作，企图使自己的集团获得国会中的五个席位。尽管这些反犹太人的政党相对较小，但是他们都要求为他们广泛的民族目标超越狭隘的党派利益。

代表国家利益而不是地区性利益这一思想，甚至在奥地利得到了更好的宣扬，在那里，种族冲突远比德国强烈。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地利是一个多种族和多语言的社会，在其中，德国人认为自己正处于被其他种族取代的危险境地。其结果是带有尖锐反犹基调的、恐外的日耳曼主义得到了发展。

当希特勒1907年在维也纳的时候，这个城市是由反犹的、被希特勒后来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1844—1910）管理的。卢埃格尔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经济危机和金融丑闻时期，他被中下层阶级选民选为市长。卢埃格尔是一位浪漫的反动分子，热衷于回归更为有机的、没有被金融资本主义的邪恶污染的种族社会。他的目标是将犹太人从有影响的行业、从一般的公共生活中驱除出去。

卢埃格尔的政治对手是格奥尔格·里特·冯·舍纳勒（1842—1921），他是一位地主，奥地利众议院议员，泛日耳曼民族主义党的创建人之一。舍纳勒也发起了“与罗马绝交”的运动，它要求终结罗马天主教会的文化和宗教统治。舍纳勒与德国合并的信条、他狂暴的反犹太主义，以及保守的民族主义都给了希特勒深刻的印象。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反犹太的政党和运动在政治上是没有效果的。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没有什么严重的反犹太暴乱。尽管先前提及的一些种族集团和党派引发了潜在的偏见，甚至设法选举自己的一些成员进入国会，但是它们对社会总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没有严重的政治阻碍的状况下，犹太人的解放在继续进行着。尽管反犹太主义无疑体现了古老的部落仇恨的丑恶积淀，在社会经济危机时期会短时间地突然爆发，但是，直到希特勒以一个单一的群众政党的形式将这一部落仇恨组织化，它的野蛮性的所有力度才显现出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公然的反犹偏见通常是稀少的，大多局限于各种各样种族主义崇拜的疯狂之徒当中。然而，这些崇拜的运动和主宰这些运动的怪人在制订未来的政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相关的事例是格奥尔格·兰茨·冯·利本菲尔茨（1874—1954），他是阿道夫·约瑟夫·兰茨的化名，他给予了希特勒许多种族主义的思想。1905年，利本菲尔茨建立了圣殿教会，它的成员严格限制在金发碧眼的男人当中，这些男人只可与同样长相的女人结婚。他们被期望为德国制造出一个新的种族秩序。利本菲尔茨在他的期刊《奥斯塔拉》上传播他的种族思想，这本杂志的封面通常用万字徽作为装饰。《奥斯塔拉》在奥地利和德国都销售得很好。事实上，1908年的秋季刊就发行了十万册以上，这一年，利本菲尔茨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神学动物学》，这是一本随想性的著作，企图显示历史是黑暗之子和光明之子之间永恒的斗争。利本菲尔茨宣称英雄的雅利安人拥有电动的器官和固有的电动传输器，不过，他们的能量已经被几个世纪以来累积的种族不纯所损耗。他希望通过净化的优生方法，重新在雅利安种族当中激发出英雄性的成分，从而帮助雅利安人重新启动他们的电磁发射器官，使他们变得全知、全智和全能。

利本菲尔茨不仅是个怪人，而且是个骗子。正如上面所提及的，他的真名叫阿道夫·约瑟夫·兰茨，是圣十字修道院的西多会修士。1899年，他离开了修道院，自称为“男爵”，封了自己一个博士头衔，另外掩盖了自己的身世。除了从事文学活动外，他还在上奥地利的韦芬斯坦因一座废弃的古堡中，纠集了志趣相投的种族主义崇拜者。在那里，他高悬着一幅印有万字徽的旗帜，为条顿精神大唱赞歌。按照维尔弗里德·戴姆的观点，希特勒实际上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遇见了利本菲尔茨，向他索要了一些过期的《奥斯塔拉》。事实上，万字徽、种族主义的历史理论、雅利安人纯洁的圣杯、猿类人种的灭绝，所有这些心理上变态的东西都是利本菲尔茨为希特勒事先编制的。

然而，把希特勒或者种族主义疯狂之徒，作为种族主义理论唯一狂热的传播者，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令人尊敬的学术界和种族主义理论的普及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种族思想甚至个人联系的相互作用。例如，1900年，军火商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克虏伯赞助了一个论述种族主义问题——“我们从达尔文的原则那里学到了什么？它对国内的政治发展和国家的法律有何作用？”——的散文比赛。评审组由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海克尔担任主席。大多数参赛者是雅利安人优越性的信奉者，支持某种形式的反犹太主义。获得第一名的是慕尼黑一位名叫威廉·沙尔迈尔的医生，他用粗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概念对人类所有的行为加以解释，同时建议以温和的态度忽视那些在种族上虚弱的民族。沙尔迈尔坚定地相信雅利安种族代表着人类成就的顶峰，应该做出严格的优生学方面的努力——如果受到国家特别的支持就会更好——以保持雅利安种族的纯洁和主导地位。

克虏伯论文竞赛的第三名是路德维希·沃尔特曼，他后来因为出版了种族主义杂志《政治人类学评论》（1902）而名声大振。然而，沃尔特曼的杂志是一本供种族主义研究的学术杂志之一。其中“最受尊重的”是《种族和社会生物学档案》，由阿尔弗雷德·普勒茨出版，他是德国优生运动的创始人。普勒茨的出版物成为先锋派种族主义思想的论坛。普勒茨后来创造了“种族卫生”一词，建立了秘密的北欧人协会。因为在种族思想上的贡献，普勒茨后来得到了希特勒的重赏，获得了一个大学教授的头衔。正如列昂·波利亚科夫所指出的那样，新一代的优生学家和遗传学家，即受到国家社会主义保护兴盛起来的科学家，都受到普勒茨的影响。在这个集团当中，我们发现了欧根·费舍尔、弗里茨·兰茨、奥特马尔·费许尔，后者是未来的奥斯维辛“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尔的导师。这些人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欧根·费舍尔，他将孟德尔的法则运用到种族卫生方面。1934年，他大肆鼓吹他是第一个在学术圈内推广沃尔特曼思想的科学家，是第一个用对种族科学的热情点燃年轻人心中之火的科学家。费舍尔的同事弗里茨·兰茨，他是阿尔弗雷德·普勒茨的门徒，经常给普勒茨的种族主义杂志供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普勒茨的《档案》在德国的许多学术圈里流传，该杂志成了所有种族主义理论的交流中心，其中包括弗里奇和兰茨·冯·利本菲尔茨的伪科学的空话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