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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温德灵醒了。她没有睁眼，这样她就可以稍稍留住即将消逝的梦境，多温存片刻。可它还是渐渐消散了，只留下一丝梦境消失后的惆怅。甚至这一丝惆怅也在逐渐变得淡薄，就在它完全消逝的前一刻，汉娜主动放弃了它，眯起眼睛向窗户瞥了一眼。一道乳白色的光芒正从百叶窗的缝隙间透下来。天色一定还早，要么就是阴雨天。条纹状的光线就像梦境的延续一样，也许是因为它进来得悄无声息。汉娜断定，天色一定还很早。百叶窗在打开的两个窗扇间轻摇慢摆；那一定是晨风在吹。鼻尖传来一丝清凉，她探鼻轻嗅，仿佛她的鼻子能嗅出时间的味道。然后，闭着一只眼，她把手伸到左边的床上；它没有打开，枕头、小鸭绒盖被、毯子分层叠放，收拾得整整齐齐，并用长毛绒床罩盖着。在把手缩回并和裸露的肩膀一起重新躲回暖和的被窝之前，她又伸过手去摸了摸柔软而微带凉意的长毛绒，仿佛要确认自己是孤独一人。薄薄的长睡衣从大腿上滑下，在腰部讨厌地皱成了一圈。唉，她又没睡好。仿佛为了弥补自己的失眠，她把右手放在温热光滑的胴体上，指尖难以察觉地轻轻抚摸着小腹的柔嫩肌肤和细软耻毛。她不禁想起某幅法国洛可可风格的香艳画作；接着，她又想起了戈雅的《裸体的玛哈》。保持着这个姿势，她又躺了一会儿。然后，她把睡衣往下理了理——好奇怪，一件薄如蝉翼的睡衣能立刻让人感到如此暖和——她想着自己该向左还是向右翻身，随后决定向右翻身，仿佛那张床上用品叠放整齐的床会抽走她的空气似的。她又凝神倾听了一会儿马路上的静寂，然后便重新做起梦来，就在听到外面传来的声音之前，溜进了新的梦境之中。
一个小时后再次醒来时，天已大亮，她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了。对于一个与自己或他人所谓的生活，差不多或几乎完全脱离了的人来说，早晨起床总是那么艰难，甚至可能需要一点点的强迫。每天无处躲避的时刻又来了，汉娜·温德灵感到头好痛。疼痛从脑后开始。她双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当手伸进秀发，感觉到发丝柔和地缠在指上时，她不由得一时忘记了头痛。然后，她按着疼痛部位；那是一种从耳后开始一直向下延伸到颈椎的抽痛。她已经习惯了。有人相伴时，头部偶尔也会突然一阵剧痛，让她感到天旋地转。她突然下了决心，把毯子往后一甩，迅速穿上高跟便鞋，没有拉起百叶窗，而是让窗片翻起一些，然后拿起带柄的小镜子，想借此对着梳妆台上的大镜子察看阵阵疼痛的脖子。那里为什么会痛？什么也看不出来。她把头转过来转过去；颈椎在皮肤下扭动——脖子真漂亮！肩膀也很美！她很想在床上吃早饭，不过现在是战争时期，起得这么晚，就已经够可耻的了。其实她应该把儿子送去上学的。她每天都下决心这样做。但做了两次后，她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女佣。当然，儿子也早就应该有一个来自法国或英国的女家庭教师了。英国女教师教起来更好一些。战争结束后，她一定要把儿子送去英国。当她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对，就是七岁的时候，她的法语就比德语说得还好了。她找了一小玻璃瓶美容醋，蘸了一些抹在脖子和太阳穴上，在镜子里仔细看着自己的眼睛：这是一双金棕色的眼睛，左眼有一根红色血丝。那是因为昨晚没睡安稳。她把晨服披在肩上，然后按铃叫女佣过来。
汉娜·温德灵是律师海因里希·温德灵博士的妻子。她出生于法兰克福。两年来，海因里希·温德灵一直在罗马尼亚或比萨拉比亚，或是它们周边的某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