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沐浴着清新空气，感受着触手可及的春意，这个手无寸铁的逃兵正穿行在比利时的乡村之中。放缓速度为宜，从容谨慎为上，就算武器在手也护不住他。可以说，他就像一个赤身裸体的人，游走在各支部队之间。落落大方的表情就是他最大的保护，远比武器、仓皇出逃或伪造文件有效得多。

比利时农民生性多疑。四年的战争并没有让他们的脾气变好。他们的谷子、土豆、牛马肯定都被祸害过了。要是有逃兵想逃到他们这里避避风头，他们就会倍加狐疑地看着他，怀疑他是否就是那个用枪托砸过自家院门的士兵。就算他法语说得还过得去，就算他冒充自己是阿尔萨斯人，十有八九也没多大帮助。要是在穿过村子时只说自己是难民或悲惨的求助者，那可更要倒霉了。但是，像胡桂瑙这样，中听的笑话张嘴就来，走进农院时满面灿烂的笑容的人，便很容易获得在干草棚里打地铺睡一晚的待遇，他甚至可以在晚上和那家人一起坐在昏暗的房间里，说说普鲁士人的暴行，说到他们在阿尔萨斯如何如何时，更是会得到大家的赞同。虽然人家藏的粮食也少得可怜，但他也会分到一份，运气好的话，甚至还会有年轻女佣来看望他这个睡在干草中的陌生人。

当然，要是混进牧师大公馆就更好了。胡桂瑙很快发现，去教堂忏悔就能达成这一目的。他用法语忏悔，很机灵地把违反士兵誓言的罪行和自己编造的悲惨命运联系在一起。当然，结果并不总是那么如意：有一次，他碰到一个长得高高瘦瘦的牧师，这位牧师眼里充满狂热，看起来一副禁欲苦行之相，吓得他险些不敢在晚上忏悔后去牧师大公馆。到了之后，他看到这位不苟言笑的牧师，竟然在果园干着春季的农活，于是他更加觉得，自己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可就在这时，牧师却迅速向他走来，毫不客气地说了声“跟我来 ”，就把他带到了公馆里。

就这样，胡桂瑙就着少量伙食，在牧师大公馆的阁楼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他穿着牧师给的蓝色短上衣，在果园里干活；他每天都被按时叫醒，做完弥撒后就和寡言少语的牧师一起在厨房里同桌而食。他逃亡一事两人都没提起，而这整个星期就像考验期，让胡桂瑙很不舒服。他甚至已经考虑离开这个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再续危险之旅。但就在这时——到这里之后的第八天——他发现阁楼上放着一套便服。“您可以穿走这套便服，”牧师说道，“是去是留，您自己决定。只有一点，我不能再为您提供食物了，因为我也快没得吃了。”胡桂瑙决定继续徒步前行，当他准备巧舌如簧地表达自己的谢意时，牧师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憎恨普鲁士人和神圣宗教之敌。愿上帝保佑您。 ”牧师举起两根赐福之指，画了个十字。这张农民的脸瘦得皮包骨头，双眼带着满腔的仇恨凝视着远方——大概是普鲁士人和新教徒居住的地方。

离开牧师大公馆时，胡桂瑙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现在得拟定一个真正的逃跑计划了。从前，他还经常出没在各个高级指挥所附近，可以混在大群的士兵之间，但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这一身的便服真的让他感到无比沮丧；它就像是一种劝告，催他回归和平安宁，回归简单平凡，而按牧师的吩咐穿上它的举动，如今在他看来简直是愚不可及。这是对他隐秘生活的擅自干涉，而这种隐秘生活是他付出了高昂代价才换来的。虽然他不认为自己是皇帝麾下的战士，但作为一名逃兵，他跟这支军队有着一种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好的联系，而且毫无疑问，他是支持并参与这场战争的一员。他绝对无法忍受，人们在食堂和酒馆客栈里痛骂战争和报纸，或者声称克虏伯收购了多家报社，就是为了延长这场战争。因为威廉·胡桂瑙不仅是一个逃兵，而且还是一个生意人，他对任何工厂主都钦佩有加，因为他们能够生产各类商品，供他人买卖交易。既然克虏伯和煤炭大亨们收购了多家报社，那么他们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就像他只要愿意，也有穿制服的权利一样。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他应该回到后方，虽然牧师显然想把他和那套便服一起打发回后方；也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他应该回到故乡，回到那个没有假日，意味着简单平凡的故乡。

所以他留在了战时给养区。他掉头往南，避开城镇，专找村落，穿过埃诺省，进入阿登山区。在那个时候，发动这场战争的正确性已经大大缩水，军方也不像以前那样把逃兵盯得那么紧了——逃兵太多，军方又不想承认。但这仍然不能解释胡桂瑙是如何顺利逃离比利时的；确切来说，这可能是由于他在穿越危险区域时梦游似的那种自信：他走在冬春之交的清新空气里，就像走在让人无忧无虑的钟罩之中，既在世界之外，又在世界之中，而他什么都不担心。他从阿登山区进入德国，进入林木幽森的艾费尔山里。那里依然寒冬凛冽，不便行走。当地的居民完全不会给他半分温暖，他们态度粗暴，性格内向，仇视任何会拿走他们一丁点儿食物的人。迫不得已之下，胡桂瑙只好乘坐火车，动用他之前攒下来的钱。生活的艰辛向他走来，只不过换了一副面孔，换了一种形式。为了保证和延长假期，他总得干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