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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时期颁布了诸多禁令和限制，今天回首再看时，我们当然会感到无地自容，但它们之所以存在，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对某些现象完全缺乏理解，即那些稍微超出自以为完全理性的世界边缘的现象。因为，我们当时习惯于只尊崇西方的思想文化，而贬低一切非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我们很容易把一切非理性的现象归入低于欧洲和低劣的一类。甚至，如果这时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例如救世军，极不起眼地披着和平与恳求的外衣，它就会遭到无尽的嘲笑。人们想要看到的是明确和英勇，换句话说，是美感，人们相信这才是欧洲人应有的态度，人们囿于被世人误解的尼采思想，虽然大多数人从未听过尼采的名字；直到世上涌现出如此多的英雄事迹，让世界再也看不到纯粹的英雄主义时，这场闹剧才落幕收场。
如今，只要在街上遇到救世军集会，我都会加入进去，很高兴地在募捐盘上放一些零钱，而且还经常和军兵们聊天。这并不是说，那些有点原始的救世教义改变了我的看法，而是我觉得，曾经囿于成见的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尽量弥补我们的过错，尽管这些过错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审美堕落，而且还可以用我们当时心智未成熟为借口。当然，我也是逐渐才有了这种认识，尤其是因为，在战争期间，我很少见到救世军军兵。我虽然听说他们正在推广一项广为传播的慈善工作，但在舍内贝格区的一条偏僻马路上遇到那位救世军女孩时，我还是感到相当惊讶。
我肯定是一副衣着不整、需要帮助的模样，不过我那惊喜的神情和灿烂的微笑给了她莫大的勇气，她找了个顾及我面子的借口，跟我攀谈起来，并从夹在腋下的一包传单里拿出一份给我。要是我仅仅只是买了一份传单的话，也许她会很失望，所以我说：“很抱歉，我没有钱。”“没关系，”她回答道，“您来我们那儿吧。”
我们穿过几条有着城郊特色的马路，路过一片闲置的土地。我边走边聊起了战争。我觉得，她把我当成了一个不想工作的懒汉，甚至像是个在被迫招供的逃兵。她明显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纠缠，而我却继续聊着战争，继续怨天怨地地骂着，至于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再说了。
突然，我们发现自己迷路了。我们沿着一条狭路在一大片厂房边上绕着。走到路口时，我们发现，眼前仍是一片厂房，一眼望去，没有尽头。于是我们向左拐进一条小路，小路的入口处用一道耷拉在地，几乎没什么作用的铁丝网拦着——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要拦着，因为铁丝网后面只是堆着垃圾和废料，堆着瓦盆、或瘪或凸的喷壶，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坛坛罐罐，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它们送到这个交通不便的偏僻之地来。这条小路的尽头是一片开阔的田地，虽然不是真正的田地，因为现在里面光秃秃的，寸草不生，但至少也是耕种过的田地，也许是在战争之前，也许就在去年。看起来像冻住的泥浪般的土地纹路，是变硬的犁沟——这就是证据。可在此之后，显然再也没有播种过。远处，一列火车从田野间缓缓驶过。
身后，是厂房，是大都市柏林。因此，我们的处境并不绝望，尽管午后的阳光如此无情地炙烤着我们。我们商量着该怎么办。继续徒步到下一个村庄？“就我们这副样子可不好见人。”我说道。她很顺从地想要拍掉黑色制服裙上的尘土。这种裙子的料子跟女售票员制服的料子一样，都很粗糙，是用纸纱线织成的替代料子。
然后我发现那里竖了一根桩子，就像界标一样。我们向那里走去。我们轮流坐在那根桩子的细影下。我们很少说话，只提到了我口渴一事。当天凉如水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