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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西晋:庙堂与江湖

晋武帝司马炎登位,是为西晋。晋武帝在政治上颇有作为,棋艺亦不凡,由此带动了晋代宫廷围棋的兴盛。而“竹林七贤”啸傲山林,诗酒琴棋,贵在适意。围棋,居庙堂之上,处江湖之远,各有各的风景。

一、晋武帝与围棋

曹魏政权后期,司马氏逐渐掌握了实际的控制权。王夫之说:“魏之亡,自曹丕遗诏,命司马懿辅政始。”

司马懿在与北伐的诸葛亮的对垒中,斗智斗勇,诸葛亮六出祁山,司马懿都让其无功而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却成就了司马懿的赫赫声名。司马懿逐渐取得了朝政的控制权,到其子司马昭,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263年,司马昭派兵灭蜀,264年,司马昭进封晋王。但天不假人命,还没来得及坐上皇帝的宝座,司马昭就西去了。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元帝曹奂“禅让”帝位,成为晋武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

司马炎称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他强调以仁义治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他曾向地方郡国颁布了五个诏书:一是正身;二是勤百姓;三是抚孤寡;四是敦本息末(农业为本,商业为末);五是去人事,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大力发展生产,使社会出现暂时的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280年,西晋又灭了东吴,结束了三国时代,重新统一了中国。

晋武帝司马炎在政治上尚有作为,才艺也不凡。他喜欢书法、围棋。西晋讨伐吴国,还有一个与围棋有关的故事。话说279年,有大臣上表请求晋武帝伐吴。这时,晋武帝正在与臣子张华下棋,张华见状,马上把棋局推掉,决然地说:“陛下神武英明,朝野清平,国富兵强,号令如一。而吴主荒淫骄奢,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张华的这一席话,坚定了晋武帝的决心。结果也如张华所料,两个月就把吴国搞定了。

明代刘基在《百战奇略·势战》中专门以灭吴为例,讲到势战的重要性。“凡战,所谓势者,乘势也。因敌有破灭之势,则我从而迫之,其军必溃。法曰:因势而破之。”战之势,与棋之势,可谓同理。

晋武帝的棋艺不凡。《忘忧清乐集》收有《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王济,字武子,既有文才,又擅长骑马射箭,勇武过人,《晋书·王济传》说他“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晋武帝喜欢他,把自己的女儿常山公主嫁给了他。

有一次,王济和晋武帝一起下棋。王济并不因对手是皇帝而感到拘谨,反而心态放松,不知不觉间就把脚伸到了棋桌的下面。这在中国人还在跪坐的时代里,是无礼的举动。正好此时东吴的亡国之君孙皓在一旁看棋,晋武帝随口问他:“你在江南做皇帝时,为什么喜欢剥人家的面皮?”孙皓看了看王济,故意说:“看见对君王无礼的人,就该剥他的面皮。”言下之意就是,王某人太无礼了。

王济善于言辞,喜欢议论朝政,好在他的皇帝岳父一直非常赏识他,并不怪罪。他们常在一起下棋,可以想见,棋盘上,面对自己的岳父皇帝老子,王济也不会让棋。《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没有注明谁执白先走,双方下得非常激烈。白3、黑4、白5、黑8、白9,都是非常凶狠地逼上去,近身肉搏,这也是古棋的风格。这盘棋还有个特点,黑白双方都掏了对方一个角,这在古棋中并不多见。因为古棋中有个“还棋头”的规定,多一块棋,终局计算胜负时就要多贴还对方一个子,一进一出,如果是两目活棋,这两目便算打水漂,没了。

《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

《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与《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一样,都是十九路棋盘。由于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魏晋时期的围棋盘都是十七路,有人便据此推断,这两局棋都是后来的人伪造出来的。真也罢,假也罢,皇帝好棋,虽然鉴于司马王朝刚刚建立,司马炎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巩固政权上,并没有着意提倡围棋,但在客观上,还是推动了那个时代的围棋的发展。

短暂的太康之治后,因为分封诸王,埋下隐患。司马炎死后,白痴太子司马衷继位,引发八王之乱,也导致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316年,西晋王朝仅历五十二年,便宣告灭亡。

二、竹林七贤

在王权更替,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倾轧、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社会动荡中,保全性命于乱世,及时行乐,就成为许多人的人生选择。“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让人生出无尽的感叹。一些士人为了保全自己,索性拒绝做官,常常聚在山林间,喝酒、下棋、弹琴、吟诗,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引起很多人的羡慕,“竹林七贤”就是其中的代表。

〔唐〕孙位 《竹林七贤图》残卷

“七贤”是指魏末晋初时的七个著名的士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因为他们七人常聚会于茂林修竹中,酣畅恣意,故有“竹林七贤”之称。

七贤中最著名的是嵇康(223—262,或224—263)。嵇康自幼聪颖,长得高大、英俊而脱俗。《世说新语》说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他博览群书,广习诸艺,尤为喜爱老庄学说。“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当儒家的纲常名教被弃置一旁时,“任自然”就成为其人生选择。

嵇康曾在诗中表达人生理想: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

含道独往,弃智遗身。

寂乎无累,何求于人?

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诗酒琴棋山水,这也是七贤共同的人生理想追求。他们常常酣饮高卧,啸傲山林,在身心的释放扩张中体验一种自我解放的感觉。七贤大多好酒,阮籍一度答应去补步兵校尉之缺,只是因为事先打听到“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邻家有一美少妇,当垆卖酒。阮常去喝酒,每喝必醉,醉便倒在美少妇脚边,呼呼大睡。少妇之夫开始心存疑虑,久而久之,觉得他并无歹意,也就习惯了。

有人问:“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答:“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世说新语》还有一篇《刘伶病酒》: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纵酒放达,在屋子里脱衣裸体喝酒,人见讥之,刘伶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随性自然,吾辈岂为礼法所拘,包含的是一份真性情。史书上有王戎、阮籍等观棋、下棋的记载。《晋书·王戎传》说王戎是个孝子,母亲去世后,辞官回家,为母亲守孝。他每天沉浸在悲痛之中,茶不思,饭不想,以致越来越憔悴。他的妻子很着急,就让他去看别人下棋,以分散注意力。这样过了好一段时间,他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人也变得正常了。

《晋书·阮籍传》还有阮籍下棋的著名故事,说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其后,在为母亲守孝时,因悲伤过度而形销骨立,又饮酒吃肉。有人说母亲死了,阮籍却还在那里下棋,真是没良心。其实,阮籍表面上无动于衷,他是想通过下棋来压抑、缓解内心的悲痛。他不想在外人面前失态。下棋的人走了,他的真情才流露出来,所以史书上才会说他“性至孝”。

至情至性而不拘礼法,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体现的正是后人所称的“魏晋风度”。如果说儒家传统把“戏”与“道”对立起来,魏晋士人则让“戏”具有了独立的人生意义。这种游乐意识凸现了人的生命意识和自由意识的觉醒。所谓魏晋风度,正是这一意识的体现。《世说新语》写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眠觉对雪,饮酒吟诗,兴之所至,乘船去访另一隐士戴安道,至其门却不入。正所谓“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它典型地体现了魏晋士人的任情率性、潇洒不群。而弈棋,也往往成了他们展示其风度的一个方面。

其实,竹林七贤的下棋,往往是棋翁之意不在棋,而在山林之间。棋成了他们追求精神自由、排解人生痛苦的一种方式。这也影响到后来的文人士子们。明代高启就有一首题为《围棋》的诗:

偶与消闲客,围棋向竹林。

声敲惊鹤梦,局罢转桐阴。

坐对忘言久,相攻运意深。

此间元有乐,何用橘中寻?

这种美好的场景,也成了后来的许多艺术家乐于表现的题材。明代画家刘仲贤有《七贤图》,唐寅有《竹林七贤图》,清代画家谢彬、诸昇、金史、傅德容、葛尊、施桢,还有现代画家王舜来,都画过《竹林七贤图》。历代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文化用品中,也有许多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竹林围棋,成了文人士子雅集、诗性生存的一种象征。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称魏晋是一个人的自觉、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人”是这个时代的艺术的主题:“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人的自觉、艺术的自觉,也使围棋逐渐脱离儒家的“有用”与“无用”的纠结,而有了作为独立的精神存在的意义。

〔清〕谢彬、诸昇 《竹林七贤图》 xdGDseKaey4XuiKd/BOhUZLPP9dt608X+jvzhbaZY5/qjEL2VFiDzHIqu9E5S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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