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宫春晓,商山四皓,棋盘上祸福相依,宫廷中风云际会,衍生出一幕幕的故事。
西汉既有围棋“不仁”“失礼迷风”之说,班固《弈旨》则第一次全面地肯定了围棋,将围棋与“天地之象”“帝王之治”“战国之事”联系在一起。而对围棋的“毁”与“誉”,体现的都是儒家功利的围棋观。
战国七雄争霸,秦国消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统一中国大业,成为秦始皇。秦始皇本想建立万世一统的江山,却因为以“焚书坑儒”为代表的一系列苛政,加上继位的秦二世的昏庸残暴,引发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先有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后有楚国贵族世家项梁、项羽起兵。而最终取秦而代之的,是沛县(今属江苏)的一个农家子弟——刘邦。
公元前207年,汉王刘邦兵临咸阳,结束了秦王朝的统治。接着,楚汉争霸,汉王刘邦以弱胜强,击败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改国号为“汉”。之后,刘邦在洛阳举行盛大的庆功宴,酒至半酣,刘邦问众人取胜的原因,众人有说是因为皇上能与大家共享利益,而项羽自私自利、嫉贤妒能,刘邦承认他们说得有理,但并没有切中要害。他总结说: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不如张良;论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他不如萧何;论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里强调的是用人的重要性,就像下棋,把每个子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充分发挥其作用,就是取胜之道。
秦朝短命,且在暴政之下,大家也无心于游艺之事。到了汉代,在连年的动荡之后,大家渴望罢戈息兵,休养生息,围棋之类的游心之事,才有了一席之地。
汉代的围棋自宫廷始,跟汉高祖刘邦的一个宠妃戚夫人有关。
刘邦还在沛县做亭长时,有个叫吕公的慧眼识人,将女儿嫁给了刘邦。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吕后便成了皇后。但刘邦最宠信的是妃子戚姬。戚姬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特别是她的舞,可说是一绝。她如迎风细柳,婀娜多姿,既会跳当时流行、刘邦又很喜爱的“楚舞”,又擅长一种“翘袖折腰之舞”,让刘邦着迷。
戚夫人乖巧聪明,还会下棋,经常在宫中与刘邦对弈。据传晋代葛洪辑抄的《西京杂记》记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说:
又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趣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
这记载几乎囊括了一年的主要活动,像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三月上巳的习俗也流传了下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围棋的记载。戚夫人侍奉高祖,在竹林里下围棋。他们下棋不光是为了争胜负,还跟人的祸福有关。赢了的终年都有福,输了的就会有病痛相随。那么怎么办呢?输了棋的,就要拿丝线对着北斗星求长命百岁,疾病也就消除了。
戚夫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女棋手。八月四日,或许可跟七夕、重阳节一样,来个“围棋节”了。
明代画家仇英画过一幅《汉宫春晓图》,画中描绘的就是汉代宫廷中的嫔妃生活。这里有的在梳妆,有的在赏花,有的在画画,有的在逗小孩子玩。而处在画面中心位置的,是两个女子在下棋,旁边还有看棋的、打扇子的,整个就是一幅宫廷生活游乐图。《汉宫春晓图》也成了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的缩影。
《西京杂记》还有一段: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
〔明〕仇英 《汉宫春晓图》(局部)
公元前205年,刘邦就立了吕后所生的刘盈为太子。后来,刘邦与戚夫人的孩子如意被封为赵王。有一段时间,刘邦见太子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就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吕后听到后,非常着急,请求开国重臣张良出面阻止这件事。张良说:“我说话恐怕也不一定有用,但我知道有四个人,德高望重,皇上非常敬重他们。如果太子能请到这四人,那就不一样了。”
太子听从了张良的计策,如此这般安排好了。在一次宴会中,太子侍奉在皇上的身边,有四个老人跟随在后面。刘邦见那四个陌生的老人,都已八十开外,衣冠奇特,胡须雪白,非常惊讶,问起他们的来历,四人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刘邦大吃一惊,说:“多年来我一直在寻访各位高人,你们都避而不见,现在为何来追随我的儿子呢?”四个老人回答:“听说陛下一向怠慢士人,臣等不愿自取其辱。如今听说太子仁厚孝顺,恭敬爱士,天下之人无不伸长脖子仰望着,希望为太子效力,所以臣等自愿前来。”刘邦说:“那就有劳诸位今后辅佐太子了。”四人向刘邦敬酒祝寿之后,告辞而去。
宴会结束后,刘邦招来戚夫人,对她说:“我本想更换太子,但是有他们四人辅佐,看来太子羽翼已成,难以动他了。”说完后长叹一声。
刘邦去世后,惠帝即位,吕后做了皇太后,下令将戚夫人幽禁在永巷,后又杀害了赵王刘如意,接着砍断了戚夫人的手脚,剜掉眼珠,熏聋耳朵,灌喝哑药,把她扔在猪圈里,称为“人彘”。
而那四位老人是谁呢?这四人就是秦末汉初的四个隐士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当时的他们都是八十多岁的著名学者,隐居在商山,须发皆白,所以被称为“商山四皓”。四人在辅助太子刘盈登上皇位后,谢绝高官厚禄,又回到了商山,继续当起隐士来。
四皓在隐居时,围棋就成了他们的一大快乐之事。他们经常以下棋为乐,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
有人把围棋称为“橘中之乐”,还干脆把它跟“商山四皓”联系起来。唐牛僧孺《玄怪录》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四川有一户人家,家中有一片橘园,结了许多诱人的橘子。有两个橘子长得特别大,主人舍不得摘它们。一天夜晚,起了北风,风呼呼地刮着,主人从睡梦中惊醒,心里惦念着大橘子,急忙起身出屋。听到有叮叮咚咚的声音,还有说话声。奇怪了,哪里来的这些声音呢?橘园主人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那些声音竟然是从大橘子里发出的,主人止不住好奇之心,将大橘子摘了下来,打开一看,里边对坐着两对白发老者,面色红润,正在下棋。虽然橘子被剖开了,四个老人仍然旁若无人,聚精会神地下着,直至下完,他们才叹了口气,说:“我们在橘中的快乐,不下于在商山时。只遗憾不能深根固蒂,为那愚人摘下,真是扫兴。算了,我们还是走吧!”说着,四老如一阵清风,飘然而去……
四个老人的围棋故事,以后越传越神,成了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四皓围棋”,也成了许多画家热衷表现的题材。宋代马远即有《商山四皓图》,今已失传。元有佚名《商山四皓图》。明代画家张路、谢时臣都画过《四皓图》,清代黄慎、葛尊也有《商山四皓图》。还有,现代画家傅抱石也画过《商山四皓》。世间事,不如意者十有七八,围棋就成了超越俗世的一种精神解脱之物。
〔明〕张路《四皓图》
其实,在西汉的主流舆论中,围棋大多数时候是带些负面色彩的。
秦汉时期,各阶层的人都热衷于博塞活动,“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围棋颇受冷落。西汉初军人当政,武风大盛,人们好喧嚣、逐财利,“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宜静的围棋不被社会大众所关注。班固在《弈旨》中说:“今博行于世,而弈独绝。博义既弘,弈义不述。”说的就是这种状况。
汉武帝时,军人政治逐渐被文官制度所取代,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围棋的竞争与儒家仁、礼之道相冲突,围棋被当作“失礼迷风”“简慢、相轻”之物被贬抑。围棋面对来自“上”的贬抑与“下”的敬而远之,处在夹缝中,难以获得正常的发展,也就是必然的了。
而在士人的眼中,弈与博其实是同类之物。西汉初的贾谊(前200—前168)指斥围棋“失礼迷风”。贾谊身为儒生,尽管汉初黄老之学盛行,有感于秦的暴政,清净无为为人们所崇尚,但贾谊孜孜以求的是恢复古制古风,针对秦朝废弃礼义,认为应该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他向汉文帝建议制定新的典章制度,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贾谊的才气得到汉文帝的赏识,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二十五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三十三岁忧伤而死。贾谊的一生,是典型的儒家士子感时忧世的一生。他对博弈之事的贬斥也就自然而然了。
傅抱石《商山四皓》
中国社会是个“尊礼”的社会,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尊礼文化”。统治者有意地“制礼作乐”,以乐配礼,有了礼的规范,政的划一,刑的强制,再配以乐的感染,便能使天下道一风同。孔子处在纷乱之世,为了拯救“礼乐崩坏”的社会,将周代的“尊礼文化”理想化,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人更是把儒家伦理总结为“三纲五常”,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每个人都遵守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然后有了社会的理想和谐。
而下棋,讲究的是平等竞争,所谓棋上无父子。这自然容易“失礼迷风”。西汉还有“围棋不仁”之说。在儒家传统中,孝敬父母、敬爱兄弟、对人友爱,修身养性,就是仁。“礼”呢,就是讲礼节,懂礼貌。每个人要安守本分,遵守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而下棋呢,往往容易起争斗之心,下棋时,时时算计别人,动不动就杀、杀、杀的,在儒士们看来,难免“不仁”。还有,下棋的时候没大没小,连天王老子我也敢赢,更不用说父辈兄长了。儒家讲的是君臣、父子、夫妻,尊卑有序,你连皇帝和老子的棋也敢吃,岂不乱了套了?
汉元帝时,史游在《急就篇》中还有“棋局博戏相易轻”之说,颜师古注曰:“棋局谓弹棋、围棋之局也。……凡人相与为棋博之戏者,因有争心,则言语轻侮,失于敬礼,故曰相易轻也。”《急就篇》是一本字书,教童蒙识字的启蒙课本。也就是说,这种围棋观不仅限于士大夫,还可能成为社会的一般“知识”。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东汉,宋代孔平仲《谈苑》说“白黑简心,此东汉书语也。或以命谢帅直诘讥具好弈也”。
现实生活中,还真有因棋起争心,导致言语轻侮、行为失范之事。一次,吴太子(刘濞的儿子)入朝觐见汉文帝,和太子刘启下棋,谁知一言不合争吵起来,刘启一气之下,抓起棋盘扔过去,把吴太子砸死了。汉文帝派人将尸体送回吴国,吴王刘濞却不肯接受,又派人将灵柩运回长安,并从此称病,再也不去长安觐见皇帝了。文帝本来就是宽厚之君,以德治天下,赐吴王老年人用的茶几和手杖,准许他不再朝请。尽管如此,这事还是成了后来“七国之乱”的一个导火索。刘启当上皇帝(汉景帝)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率领六个诸侯王起兵叛乱,景帝得大将周亚夫鼎力相助,才得以平息七国之乱。
文帝、景帝都算有德之君,才有“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但景帝刘启在做太子时一次因下棋引发的冲动之举,大约在他做了皇帝后,内心也在不断反省吧!
总的来说,西汉承继的是先秦儒家功利的围棋观,以实际功用来衡量世俗之事。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召集门人撰《淮南子》,在《泰族训》中教导人:“人莫不知学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戏害人也。……以弋猎博弈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博矣。”博弈之类,终不过是玩物而已。玩物容易丧志,还是以“弋猎博弈”的时间多读点正经的书,才是正道。《汉书》中写汉宣帝为“博弈”定位:“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博弈既无益于兴、观、群、怨,连“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不能,只能与“倡优”为伍了。
当然,在“主流”之外,西汉也有从另一角度诠释围棋的。扬雄《法言·问道篇》有一问答:“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围棋、击剑、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奸道。”这可谓开道家论棋之先河,所谓棋法自然,道为经纬。将“自然”范畴引入棋中,对后世的围棋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京杂记》还有一则关于围棋的记载:“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杜陵杜夫子算得上是继弈秋之后,有文字记载的第二位围棋国手。而围棋可“大裨圣教”,可看作是儒家围棋观的一大转折,开启了经由班固《弈旨》正面论棋、将围棋发扬光大的传统。用俗话说,就是围棋的春天快要到来了。
如果说,西汉时期的围棋观念,围棋无益论是其主导,到东汉时,围棋观念为之一变,其标志就是班固《弈旨》的出现。《弈旨》是我国现存第一篇系统阐述围棋理论的文章。班固将围棋与天文、阴阳、王政、仁德联系在一起,突出围棋在游戏之外的意义,把它上升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开了儒家从正面角度论棋的先河。
班固(32—92),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历光武、明、章、和四朝,官至兰台令史。班固撰《汉书》,作《两都赋》,著《白虎通义》,于史学、文学、经学均取得很高成就。鉴于其所生活的时代,“博行于世,而弈独绝,博义既弘,弈义不述”,班固为弘扬弈道,在《弈旨》中,一开始就强调:
东汉画像石《弈棋图》局部
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
这一下子,就把围棋抬到了无比高大上的位置。方方正正的棋盘,象征大地,棋盘上又正又直的线道,昭示的就是神明之德。棋子分黑白,代表阴阳。它们落在棋盘上,就像那灿烂的星空。棋盘有东西南北四面,而行棋在人,就像帝王治国。成败毁誉,只要牢记一个“仁”字,就是正道。
经常说,作文章立意要深,起点要高,作者可谓深得作文之诀窍,一下子把人的胃口吊起来了。接着文章比较“博”与“弈”:“夫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踦挐相凌,气势力争,虽有雄雌,未足以为平也。”博靠掷骰子行棋,所以“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其实这也是赌博类游戏的共同特点。至于弈则不然。班固用孔氏之门,唐虞之朝,庖羲罔罟之制,夏后治水,曹刿深入虎穴勇劫齐桓公,齐将田单坚守即墨用火牛计击退燕军,苏秦、张仪合纵连横,周文王之据天下,秦穆公的智慧,来喻围棋,由此得出结论:
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
这段话呼应文中开头的一段,如同一块棋的两只眼,统领全文,构成了班固围棋观的核心。它将围棋与天地之象、帝王之治、五霸之权、战国之事联系在一起,这意思是,围棋既有天地之象,又合治国之道,还与兵法相通,简直是文韬武略,无所不能啊!
以下班固具体说到下围棋的好处,围棋可以让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这本是孔子自况。有人问子路,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不好评价自己的老师,孔子就说,你为什么不说,这个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班固还把围棋与《诗》《书》联系起来,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虽然有些牵强,但也显露了班固为围棋张目的良苦用心。因为之前汉宣帝说辞赋“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班固有点要跟前朝皇帝辩驳一番的意思。围棋还可以调理阴阳,修身养性,可以像彭祖一样长寿(相传彭祖活到了八百岁)……总之,何以为乐,何以养性,何以长寿,下棋吧!
班固为围棋张目,可谓不遗余力。玩物未必丧志,当一种“玩物”在社会上已经很流行,士大夫也很热衷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一“玩物”跟其他“玩物”区别开来。比如让“弈”与“博”划清界限,然后突出这一“玩物”的正面意义。当围棋与天地之象、帝王之治有了关联时,大家也就可以玩得名正言顺了。围棋如此,其他游艺亦然。
总的来说,班固继承了儒家文化的传统,“立象比德”,把各种事物都道德化,突出其道德意义。从“有用”的角度竭力为围棋辩护,体现了儒家功利的围棋观。
班固论棋,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思维方式,即“玄象思维”,它以“大道”提升“小道”,把游戏政治化、伦理化、玄妙化。当围棋之象与天地之道联系在一起时,它也就成为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了。蔡洪《围棋赋》曰:“秉二仪之极要,握众巧之至权,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后世论棋,基本上沿袭的是班固的思路。作为游戏的围棋,与天地之象、神明之道有了沟通,也就有了不一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