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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技术的发展演进，都会或多或少地对传统社会经济带来影响。当技术深度应用于货币领域之时，并与信用维度相结合后，便导致货币从个人信用（例如商品货币）发展到企业信用（例如银行货币）、国家信用（例如法定货币），并进一步演进至基于社会共识（consesus）的法定数字货币（包括央行数字货币与央行数字账户），这既是技术发展层面的必然，也是信用深化层面的应然，从而驱动每一次时代的变革及其创新发展。
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是区块链技术深化应用的创新型金融产物之一。不过，关于数字货币的概念厘定，目前学术界与实业界都没有形成定论。本·布劳德本特（Ben Broadbent）从英格兰银行视角研究了中央银行与数字货币之间的关系；
世界银行（World Bank）认为加密货币（crypto currency）是依靠加密技术达成共识的数字货币子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通过密码学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助力加密资产（crypto assets）价值的数字化实现，是一种“价值的数字表达”；谢平、石午光首次从基本原理、货币特征与争议、发展演变、支付创新与合法监管等角度深入剖析数字货币；
盛松成等认为数字货币并非真正的货币；
齐爱民等则认为数字货币是不代表实质商品或货物，发行者没有兑现实物义务的通货。
由此可见，大家普遍认为数字货币是指一种以数字化形式呈现的货币，它只是承担了某些实体货币的职能，具有一定程度的价值属性。
从数字货币的外延边界来看，数字货币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网络社区虚拟代币等具有显著区别。
表1 数字货币的外延边界及其主要特征
首先，在数字货币内部，根据是否法律确权与国家信用背书，数字货币可以分为法定数字货币以及非法定数字货币（见表1）。法定数字货币是由中央银行或由其授权的主体发行的具有法定货币效力的数字货币，这种数字货币既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也可以采用传统货币电子化的方式发行，并有别于通过网络传输机制存储和交易的电子货币，因此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化的法定货币。与此相对应的是非法定数字货币，可以分为稳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其中，稳定数字货币主要依赖于企业机构（例如Meta Platforms）与合作伙伴的商业信用以及抵押的一揽子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主要包括法币储备型（例如Diem）、风险资产超额抵押型货币（例如USDT）。私人数字货币本质上不是货币，因为其信用基础是私人信用，多被用于投机和博彩，价格波动大，不具有稳定性及其法偿性。其具体包括三种类型的数字货币：一是区块链底层技术的原生代币，主要指在区块链系统正常运行中产生的体现权益的记账单位，例如比特币（Bitcoin）和以太币（ETC），其价值由区块链系统中群体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二是资产支持代币，它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通过首次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ICO），代表某些外部资产和利益，例如路引与量子链，其价值主要取决于发行方的实力和服务质量；三是通过首次分叉发行（initial fork offering，IFO）的资产衍生代币，例如比特热点（bitcoin hot，BTH）、比特现金（bitcoin cash，BCC）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些学者
认为，私人与稳定数字货币采用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路线设计了一套共识机制，因此私人数字货币毫无疑问属于“货币”的范畴，但是更多学者从债权论、
物权论、
准货币论、
物权债权两分论
等不同理论视角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货币”是一致同意的货币共识，需要同时符合形式和实质两个标准。私人与稳定数字货币虽然在形式上设计了共识机制，但是根据纳什均衡理论，其交易费用与共识成本并非最优选择，因此其并非真正的“货币”。
相较于私人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社会共识的基础更加广泛且经济成本（交易费用）更低，更符合一致同意的货币共识，应当认定为货币。对于如此复杂多变的数字货币范畴，需要从数字货币安全的综合监管制度建设角度，明确界定其基本内涵与外延边界。
其次，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例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基于中心化数据库账本技术所形成的电子货币不同，私人数字货币往往利用去中心化的数据库，采取全网节点协作记账与核账，每次记账形成一个新区块，每个区块只能有一个节点打包，经哈希算法判定信息合法后，再向全网进行广播，添加至上一区块的尾部并被其他节点记录，按照时间顺序由此形成的账本链条即为区块链。为激励区块链系统上的记账者，该系统将会给记账者一定的数字货币奖励，这个过程被称为“挖矿”（mining）。
不过，由于某些数字货币的供给总数有限（比特币的总量上限为2 100万枚），故随着“挖矿”的深入，数字货币的奖励将会减少。在有限的供给背景下，随着数字货币的需求放大，形成了数字货币具有价值和价值升值的共识基础。
最后，与传统中心化网络社区的虚拟代币（腾讯Q币）相比，绝大多数非法定数字货币（私人与稳定数字货币）的创新性在于它们普遍采用区块链技术，基于加密算法技术和分布式记账技术所产生的字符串，依托点对点技术通过大量计算产生。此类数字货币通常被视为一种数字资产，既可进入金融市场参与投资活动，也可被用于真实的商品交易和服务。与此相对应，传统的网络社区的虚拟代币是非法定货币的电子化，只能用于购买其发行者提供的特定的网络商品和服务，常为某个特定空间的游戏代币（token），
仅是封闭空间上的商品，
并不具有金融监管意义上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及其计价单位等这些货币职能。
在虚拟代币中，游戏用户可以用一定数量的法定货币单向购买网络游戏虚拟代币，并使用其兑换该企业开发的在线游戏服务，包括为游戏预付金额或兑换积分。以腾讯公司的Q币为例，使用者通过法定货币向腾讯购买Q币，并可以按照指定用途在特定网络空间使用（例如在腾讯游戏平台购买游戏装备或者道具），此种中心化网络社区的虚拟代币必须由其发行机构背书，建立相应的信用机制，虚拟货币的流通范围只限于其发行机构管控的特定平台，既不可在各平台之间交易，也不可反向赎回法定货币，因此用户使用网络游戏虚拟代币面临的风险较小，金融监管当局也容易针对其运行特征制定相应的监管机制。
综上所述，数字货币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依托，对传统货币内在制度的革新，需要通过重塑监管路径应对。
[2]
有些学者从数字货币法定性要求的角度去论证监管的必要性；
还有些学者认为对数字货币实施一揽子禁止的直接监管容易导致监管失灵，建议引用“间接监管理论”，
[3]
对数字货币采取间接监管、“沙盒监管”，
甚至是共同监管模式。
不同法系国家因对区块链技术认知和应用程度以及数字货币风险防范能力具有差别，所以对数字货币采取宽严不一的监管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英国为代表的放任监管模式、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控制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风险预防模式。
笔者从数字货币的综合风险角度出发，采用法律经济学下的卡-梅框架（C&M Framework）研究视角，结合域外海洋法系（以英国与美国为代表）与大陆法系（以日本与韩国为代表）数字货币的监管经验，探求我国数字货币的监管制度体系。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日益兴起，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为破解传统法定货币的信用载体、货币成本
以及货币“脱实向虚”的问题，
催生了非法定数字货币（私人与稳定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此类数字货币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起来，其主要发展动因在于通过全程数字化技术，助力数字货币交易效率提升，而发展法定数字货币有利于各国掌握货币主权与安全，并可推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
在区块链技术的驱动下，私人数字货币并没有对接中央信任机构（例如中央银行），它不依赖网络以外的任何实体，因此可以在物理层面削减交易成本，减少传统金融机构的深度介入。它可以基于全程数字化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中介费用，只需支付少量的私人数字货币给“矿工”作为激励。此外，区块链技术驱动私人数字货币基于P2P网络方式进行交易，这意味着它不需经过传统中介金融机构的响应与审核，只需将数据信息传递给全球的账本终端即可完成交易。相较于传统中介金融机构的长周期审核，私人数字货币可以在数分钟内甚至数秒内完成交易，有效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时间成本。
此外，数字货币对技术具有高度依赖性，可以反推动区块链与数字技术进步。由于私人数字货币高度依赖哈希加密算法，助力其实现防伪与去中心化，故其交易过程高度依赖互联网信息平台。不难预见的是，对于私人数字货币的研究，势必涉及区块链技术以及哈希加密算法，并推动区块链以及数字技术进步。如今，私人数字货币公司大量出现，在推动数字金融不断创新的同时，间接发展了密码学与区块链技术，应不断改进哈希加密算法，提高碰撞阻力。不仅如此，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创新还推动了区块链技术与新业态的融合，催生出私人数字货币外的新兴产品，例如，非同质化代币（non-fungible token，NFT）具有不可分、唯一性等特点，较好解决了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可分性的问题，通过与艺术、游戏、电子政务及司法等领域高度结合，它可以生成区块链技术模式下的新型资产模式，创造出具有高保值性的数字资产。
近年来，国际上众多发达国家（英国、日本、新加坡等）陆续加快了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进程，使法定数字货币竞争呈现出日趋激烈化的趋势。可以说，哪种法定数字货币的解决方案能够争取到更多的用户，便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以及更强的国际话语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对于法定数字货币主要处于研究与开发阶段，目前没有任何国家在该领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由此可见，在数字货币成为“通用货币”之前，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出有其重要的战略价值。2019年，脸书公司（Facebook，现为Meta Platforms）发布了名为天秤币（Libra，现为Diem）的机构数字货币白皮书，其打着“普惠金融”的口号欲实现数字货币的全球化，在组织、宗旨、性质、稳值、规模、技术、成本和覆盖面等方面，Diem具有显著的特点。
未来私人、机构乃至国家之间的支付结算方式都有可能被重塑，这类数字货币对现代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加速数字货币市场竞争的激烈化态势。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对于各国发展数字经济，并赢取货币竞争、提高本国货币主权及其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
从国内层面来分析，近年来以私人数字货币与机构数字货币为代表的非法定数字货币快速发展，已经掀起了对数字货币讨论的高潮。非法定数字货币对于各国主权货币与金融稳定带来了较大影响，然而，因为非法定数字货币缺乏相应的国家信用支撑，难以解决货币信任问题，导致其币值具有严重的波动性。
其中，一些学者认为私人数字货币是现行货币体系的“影子货币”，其大规模滥用可能会导致货币市场的信任缺失，不利于货币金融市场的稳定。在这样激烈的数字货币竞争背景下，发展本国法定数字货币具有必要性，对此，我国自2014年起便着手数字人民币的研发。数字人民币基于国家信用与中心化技术，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试点推广，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实现货币竞争的“弯道超车”，提高我国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话语权以及货币主权，防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元霸权”风险，从而在我国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
私人数字货币基于去中心化点对点的全球网络架构，用户可以在全球范围使用私人数字货币进行交易，区块链技术地址在物理属性上也摆脱了空间的限制，客观上具有跨国使用的潜力。
一方面，去中心化的私人货币系统有利于促进传统货币跳出国际政治力量的博弈，摆脱国别限制，成为国家地理空间区域之上的国际货币。同时，由于私人数字货币并无中央发行机构，其天然具有反货币霸权的特征，符合部分国家对公平、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诉求，具有较好的需求基础。随着跨国私人数字货币的兴起，国际货币的理念将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为货币的国际化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发行主体、网络架构、加密手段的不同填补了私人数字货币领域的空白，有利于推动私人数字货币走向国际化与体系化，将私人数字货币的理念深入人心，并以新兴优势抢夺传统货币在货币领域的话语权，这有利于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美元霸权体系，
消除国际金融体系下全球经济失衡的不稳定因素。
具言之，私人数字货币的公开性、去中心化以及总量固定属性，能够消除对“货币权力”的国家之争，
有效规避中心化的发行机构为敛财进行货币的超印与超发，以保护国家的金融主权安全，防止世界货币的主权国将本国经济失衡的风险通过货币政策不断转嫁给其他国家，避免导致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失衡。私人数字货币的存在将不断影响各国的货币体系，成为促使其进行改革的重要推手，推动其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向不断发展，并助力数字货币在货币领域的话语权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