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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数与不可数名词（count-mass distinction）是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语法范畴。在英语中，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主要体现在名词的单复数形式变化、限定词的使用以及数量词的搭配上（Jespersen，1924，198-200；Bloomfield，1933，205-206）。具体来说，英语中的可数名词具备明确的单复数形式，这使得它们能够反映出个体数量的差异。例如，在讨论猫时，使用“a cat”来指代单只猫，而“cats”则用来指代多只猫。这种单复数的区分不仅体现在名词的形态变化上，还体现在与数词的结合上，比如“two cats”表示确切的两只猫。同时，可数名词也能与不定限定词（如“some”和“many”）搭配使用，以表达个体数量上的不确定性。例如，“some cats”指一些猫，但具体数量未指定。这些用法共同构成了英语中可数名词的量化表达方式。
与可数名词形成对比的是，不可数名词在英语中通常没有复数形式。以“water”为例，我们不能将其复数化为“waters”来表示多个水，因为“水”是一个不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往往需要与特定的量词搭配使用，如“a cup of water”（一杯水），而不是直接与数词结合。此外，不可数名词还可以与限定词（如“much”或“a little”）一起使用，如“a little water”（一点水）。
可数与不可数的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议题，涉及事物的本体性质、人类的认知概念以及语言使用等多个层面的相互作用。这一议题已经成为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哲学等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数十年来一直是这些学科中的一个热门研究主题，激发了广泛的学术讨论（比如Quine，1960；McCawley，1975；Pelletier，1979，2012；Macnamara，1982；Gordon，1982；Gathercole，1986；Bloom，1990；Chierchia，1998a，1998b，2010；Borer，2005；Barner & Snedeker，2005，2006；Bale & Barner，2009；Massam，2012；Bale & Barner，2012等）。
心理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普遍认同，可数与不可数的概念构成了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关于这些概念如何在不同语言中通过语法进行标记，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Ghomeshi & Massam，2012）。特别地，句法结构和语义内容如何影响可数性的表达，成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焦点。这些讨论不仅涉及语言的形式特征，还关联到语言如何映射和反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研究汉语中可数性的表达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汉语与印欧语系的语言（如英语）在处理可数与不可数名词时存在显著差异。不同于英语等语言通过名词的形态变化（如单复数形式）、限定词、数量词以及复数标记来明确名词的可数性，汉语的名词体系并不依赖于这些形态句法标记来区分可数与不可数。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英语中的名词使用需要根据上下文选择其可数或不可数形式，并通过相应的语法手段来表达其可数性。相对地，汉语的语料库研究显示，汉语中的名词在实际使用时常常以光杆名词的形式出现（Lin & Schaeffer，2018），名词本身并不通过形态变化来标示其可数性。
此外，众多学者提出，汉语中可数性的表达与量词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Krifka，1995；Cheng & Sybesma，1999；Borer，2005；Zhang，2012，2013；Li，2013；Pelletier，2012）。在汉语中，量词的使用不仅丰富了名词的表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名词的可数性解读。因此，深入研究汉语中可数性的表达，不仅能够增进我们对汉语特性的理解，也能为跨语言的可数性研究提供宝贵的视角和洞见。
基于汉语名词和量词的类型学特征，学术界对汉语中可数性的表达一直有着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理论视角：语义观和句法观。
语义观主张名词的可数性是由其所指代的对象的本体特征所决定的。根据这一观点，某些名词因为其指代的事物在现实世界中具有自然的、可数的属性，因而被认为是可数的；而另一些名词指代的事物则因其连续的、不可分割的特性，被认为是不可数的。这一观点得到了Chao（1968），Doetjes（1997），Cheng和Sybesma（1998，1999，2005），Cheng、Doetjes和Sybesma（2008），司马翎（2007），Cheng（2012），Liu（2014）等学者的支持。
与语义观相对的是句法观，它强调句法结构决定名词可数性解读的关键作用。句法观认为名词本身并不决定其可数或不可数的解读，而是在特定的句法结构中，通过上下文和语法标记（如量词的使用）来确定其可数性。这一观点得到了Borer（2005）、Huang（2009）、Huang和Lee（2009），以及Pelletier（2012）等学者的支持。
这两种理论视角提供了不同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汉语中名词的可数性问题。语义观更侧重于名词的内在属性，而句法观则关注于名词如何在句法结构中被解读。这两种视角的讨论不仅对汉语的可数性问题至关重要，也为理解其他语言中类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本书将采用儿童语言习得的视角，对语义观和句法观这两种理论观点进行深入辨析。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研究，我们将探讨形态句法和语境信息是如何共同影响汉语儿童和成人对名词短语以及不定疑问代词短语的可数性解读。
在对名词短语的可数性进行探究时，本研究涵盖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名词：一般物体名词，如“苹果”“梨”“椅子”等；集合名词，如“家具”“工具”“餐具”；以及有生命名词，如“狗”“牛”和“羊”。在过往研究中，集合名词和有生命名词通常被视为可数名词，我们的实验试图揭示在不同语境和句法结构中，这些名词的可数性解读是否具有灵活性。
在不定疑问代词短语的可数性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了不定疑问代词“多少”的使用情况。通过分析“多少”在不同语境中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汉语中不定疑问代词短语的可数性特征。
此外，本研究还扩展到了形容词修饰对名词短语可数性解读的影响。形容词如“大”“小”在修饰名词时，可能会对名词的可数性解读产生影响。我们将通过实验数据来探讨形容词修饰如何影响名词的可数性解读。
我们的一系列实验揭示了一个共同的解读模式：一方面，当名词独立使用时，其可数性解读受到语境的显著影响。在强调个体的语境中，无论是使用汉语的儿童还是成人（下简称“汉语儿童”和“汉语成人”），都倾向于对光杆名词赋予可数解读；而在强调非个体的语境中，他们则更可能赋予不可数解读。这一现象不仅适用于一般物体名词，也适用于通常被视为可数的集合名词和有生命名词。汉语儿童和成人对这些名词的解读同样受到语境的调节，允许可数和不可数两种解读并存。
另一方面，当名词与个体量词（如“个”和“只”）搭配使用时，汉语儿童和成人则一致地赋予名词可数解读，此时语境的调节作用不再显著。这种解读模式不仅体现在名词短语结构的实验中，也在不定疑问代词短语结构的实验中得到了验证。
在形容词修饰的实验中，我们进一步发现形容词的作用与量词相似，它们有助于确定被修饰名词的可数性。形容词通过强调名词的特定属性，类似于量词在句法结构中的作用，影响名词的可数性解读。
这些实验结果共同支持了汉语可数性问题的句法观，即形态句法是决定汉语名词可数性解读的关键因素，而汉语名词本身并不具有固定的可数性解读。这些发现强调了量词在汉语中的重要性，以及语境和句法结构在名词可数性解读中的相互作用。
综上所述，本书深入探讨了汉语形态句法和语境信息如何交互影响汉语儿童和成人对汉语名词的可数性解读。以下是全书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简述。
第2章深入探讨了汉语可数性问题的理论研究，详细介绍了句法观和语义观的不同看法和主张，展现这两种理论视角如何解释汉语中名词的可数性问题。
在第3章中，我们回顾了可数性问题的儿童语言研究。这一章节概述了儿童如何习得可数性以及这一过程对理解句法和语义理论的重要性。
第4章报告了关于一般物体名词可数性的儿童语言实验。我们探究了汉语儿童和成人如何根据形态句法来解读一般物体名词的可数性。
第5章和第6章分别汇报了汉语集合名词可数性的理论分析和儿童语言实验。我们分析了集合名词在汉语中的可数性特征，并探讨了儿童和成人如何根据形态句法和语境理解这类名词。
第7章和第8章分别汇报了汉语有生命名词可数性的理论分析和儿童语言实验。我们探讨了有生命名词在汉语中的可数性解读，并研究了儿童和成人如何根据形态句法和语境理解这类名词。
第9章汇报了汉语不定疑问代词短语可数性的儿童语言实验。我们研究了不定疑问代词短语在不同形态句法和语境下的可数性解读，以及儿童如何掌握这种结构的解读。
第10章汇报了形容词修饰与汉语量词可数性问题的儿童语言实验。我们探讨了形容词如何影响名词短语的可数性解读，并用儿童语言数据佐证我们的理论分析。
第11章总结了全书的主要发现和理论贡献。我们讨论了本研究对理解汉语可数性问题的意义，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总体而言，本书通过儿童语言习得的视角，为汉语可数性问题的探讨提供新的理论和实证支持。我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汉语可数性问题的理解，也为跨语言的可数性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洞见。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揭示形态句法和语境信息在语言习得和使用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可数性的表达，进而为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哲学等领域提供新的视角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