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两种不同形态的事物：一类是具有相对固定形状的个体，如桌椅、汽车等；另一类则是没有固定形状的物质，其形态会随容器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如空气、水等。在英语等具有可数与不可数语法范畴的语言中，指称个体的名词通常被用作可数名词，可逐一计数，如“one chair，two chairs”；而指称无固定形状的物质的名词则一般用作不可数名词，无法直接用数字计数，如“air，water”。

然而，语言与现实事物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映射关系。以英语中的“furniture”为例，句法上它被归类为不可数名词，但在语义上可以指称可数的个体，如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一现象说明现实事物与语言之间的映射并非严格一一对应。

现实事物和语言之间的对称与不对称引发了广泛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名词的可数性是由其指称的本体性质所决定的，即事物在现实世界中的属性会直接映射到语言表达上；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数性更多地受句法结构和语境因素的影响，即使名词指称的本体性质相同，不同的句法环境和语境也可能导致名词产生不同的可数性解读。这两种观点分别被称为可数性问题的语义观和句法观。

当我们深入研究汉语时，会发现它具有独特的类型学特征。汉语名词可以作为光杆名词独立使用，无须借助任何形态句法标记来体现其可数或不可数的属性。长期以来，这一特性引发了语言学界关于汉语名词的可数性究竟是由其语义属性决定，还是由更高层次的形态句法因素所决定的激烈争论。因此，在汉语可数性问题的讨论中，句法观与语义观的争辩也广泛存在，并且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

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视角辨析这两种观点。在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他们是如何逐步掌握名词的可数性用法？形态句法和语境信息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不同种类的名词在不同的短语结构和语境下，又是如何被理解的？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和目的，试图通过对儿童语言习得过程的细致观察与分析，深入探究不同种类名词的可数性，包括一般普通名词、集合名词和有生命名词，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本体语义性质，这使得对它们可数性的研究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

同时，我们也将深入探究不同短语结构中的名词可数性，涵盖名词短语结构和不定疑问代词短语结构。在这些不同的短语结构中，名词的可数性表现如何，是否存在规律可循？这些问题都将在本书的研究范畴之内。为了更全面、准确地揭示名词可数性的本质，我们将在实验中细致考察形态句法和语境的作用，通过科学严谨的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力求为这一语言学难题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解答。

综上所述，可数性问题涵盖现实世界、人类认知和人类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哲学家、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家都关注的热点研究问题。本书期望能够为学界关于汉语名词可数性范畴的争论带来新的见解和思考，也为儿童语言习得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本人对汉语可数性问题的研究，起源于2005—200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期间的论文课题。感谢导师李行德（Thomas Hun-tak Lee）教授将我引入了这个充满魅力与挑战的课题领域。近二十年来，我始终对这一课题情有独钟，并由此课题不断拓展，衍生出更广泛的研究课题。李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厚的学术底蕴，始终是我不懈追求的目标。李老师不仅在学问研究上要求严格，在为人处世上也言传身教，给予我诸多教导。我常常感慨，能跟随李老师先后在长沙和香港学习和工作五年时间，是我人生中多么幸运和荣耀的一件事啊！

本书主要采用的实验方法是真值判断法（Truth Value Judgement Task），这一方法由我的博士导师Stephen Crain教授和Rosalind Thornton教授研究开发，在心理语言学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有幸在两位导师的悉心指导下，以及师兄周鹏教授和师姐苏怡教授的无私帮助下，系统地学习并熟练掌握了这一研究方法。

Stephen和Rozz两位恩师不仅在学术研究上给予我高屋建瓴的指导，他们更是不遗余力的手把手教导我如何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撰写英语学术论文，为我提供了最优质的论文写作训练。这段学习经历，不仅让我掌握了先进的研究方法，更让我在学术写作上受益匪浅，为我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我亦要向宁春岩教授和李兵教授致以深深的谢意。正是他们在湖南师范大学为我开启了形式语言学学术研究的大门，宁老师精心指导我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两位恩师对语言的无尽好奇、对学术的炽烈热爱，以及对学生的平易近人与深切关爱，始终深刻影响着我，成为我学术生涯中一笔宝贵的财富。我永远铭记，在风景如画的岳麓山下，宁老师与我们一群学生畅谈学术、探讨人生的欢乐时光。

这部专著的诞生离不开我的四位导师——宁春岩教授、李行德教授、Stephen Crain教授和Rosalind Thornton教授多年来对我的教导。他们以各自独特的指导风格，或细致入微，或高屋建瓴，为我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学术指导。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语言学研究那份纯真的热爱，始终如一地激励着我不断前行，成为我学习的楷模。他们不仅教会了我如何深入钻研学术问题，更让我深知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使命。从他们身上，我学习了如何传承知识、培育后学的宝贵经验。

我也要向我的学生李晶晶、张晓梅和徐婧颖表达诚挚的感谢。她们与我携手并肩，共同完成了书稿中的实验研究。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实验设计的细节，齐心协力撰写学术文章。在文章投稿的过程中，我们共同经历了被拒稿的挫折，也一同分享了文章被接受的喜悦。

我还要向参与我们实验的所有儿童和成人被试致以衷心的感谢。他们的支持与配合，是我们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在与他们的互动过程中，我收获诸多快乐和灵感。书中大部分实验都是在苏州大学幼儿园顺利开展的，这离不开该幼儿园园长和老师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与协助，他们为我们的实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我一直非常热爱并享受我的儿童语言研究工作，这份热爱能够持续，离不开我相知多年的师友们一直以来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他们是我学术道路上的良师益友，给予我无尽的动力与温暖。这些师友包括杨小璐教授、吴庄教授、周鹏教授、苏怡教授、黄海泉教授、中山峰治教授、胡建华教授、张云秋教授、邓湘君教授、曾莉教授、何佳教授和胡深爱教授。

正式交稿前，博士生胡舒琪通读了全书，并做了初步校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老师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部分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向我的家人表达最深的感激之情。多年来，他们始终如一地支持我的研究工作，是我坚实的后盾。哥哥和嫂子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年迈的父母，让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先生默默承担起照顾我和两个孩子的重任，毫无怨言，给予我最无私的支持与深沉的爱。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两个可爱孩子，他们让我觉得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幸福万分，他们也是我生活和工作的最大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