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25—1980年的大学专利数量

一些学者记录了《拜杜法案》自1980年以来在大学专利申请和许可中发挥的作用（Henderson，Jaffe and Trajtenberg，1998a，b）。但《拜杜法案》只能被认为开启了美国大学专利申请的一个新阶段，而非第一阶段。这一最新阶段的特点是，大学在更高程度上直接参与专利申请和许可活动的管理，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许多美国大学不愿直接参与专利申请。在《拜杜法案》出台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公立大学在专利申请方面比私立大学更积极，这反映了他们具有使当地纳税人从大学研究获益的强烈动机，同时凸显了应用研究在许多公立大学中的重要性。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都直接参与到了专利申请中。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1925—1980年间美国大学专利申请的发展。我们概述了【46】这一时期活跃的大学专利申请者的特点以及大学专利技术领域的变化，同时，分析了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专利管理的一些原因。

基本趋势

图3.2给出了美国大学在1925—1980年间获颁的专利数量。我们的数据涵盖1925—1945年间每五年的大学专利，以及1948—1980年间每年的专利数量。 ¹⁵ 在1925—1980年间，美国大学在美国所有国内授予发明专利中的占比从零增长到了略低于1%。在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增长之后，大学专利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学专利的数量才显著增加。仅20世纪70年代授予的大学专利总数就相当于此前20年所授予大学专利总数的1.5倍。 ¹⁶ 尽管1980年《拜杜法案》通过后，美国大学的专利申请数量激增，但图3.2表明，在《拜杜法案》出台之前的十年里，大学专利申请在美国专利申请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开始增长。【47】

图3.3显示了1963—1993年美国大学专利申请总数与申请年份上一年学术研发支出总额的比率，进一步证明了大学专利申请的增长早于《拜杜法案》的出台。 ¹⁷ 大学的总体“专利倾向”在1981年后确实有所提高［正如Henderson，Jaffe，and Trajtenberg（1998a,b）所指出］，但在20世纪70年代及之后，趋势增长率保持稳定，没有证据表明在《拜杜法案》之后大学专利申请倾向的增长速度显著增加。

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国大学专利政策的异质性，反映在1925—1945年间各所大学在所获专利组合规模和特征上的巨大差异。授予美国1940年前顶尖研究型大学（“Geiger 16”标准）的专利占1925—1945年间所授予学术专利（不包括研究公司的专利）的一半多一点（见表3.4）。

表3.4中所列在1925—1945年间获得专利的“Geiger 16”大学名单中不包括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常春藤联盟大学，这反映了这些大学反感直接参与上文讨论的专利事务。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这些大学的个别教师开始委托研究公司进行专利管理。 ¹⁸ 由于麻省理工学院在1937年与研究公司签署了一份发明管理协议（见第四章），因此表3.4中的数据省略了麻省理工学院在1937年后的大量专利活动。 ¹⁹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二战之前，其他几所在工程和应用科学领域都很活跃的私立大学，【48】如加州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在1925—1945年间取得了大量专利。 ²⁰

在1925—1945年间，无论是在顶尖研究型大学中，还是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公立大学的专利申请数量都多于私立大学（见表3.4）。我们在前文提到过，一些公立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建立了与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类似的在法律上独立的附属研究基金会。这些大学附属基金会获得的专利计入了表3.4中的大学专利，但是所属大学并不直接参与专利申请和许可的管理工作。

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州立大学始终主导着美国的学术专利申请。但是，私立大学的学术专利申请比例从1960年的14%增加到1970年的39%和1980年的45%。 ²¹ 这种增长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其发生在美国大学专利申请数量的快速增长期。因此可以看出，私立大学扩大参与其教师在公共和私人资助研究中所获专利的管理，与学术研究公共资助增长的时代背景有关。【49】

20世纪70年代大学专利申请的分散与进入

20世纪70年代是1945—1980年间，甚至是1925—1980年间，美国大学专利申请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总体而言，大学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长并不再集中，越来越多的大学选择自己管理专利，生物医学发明在大学专利申请和许可中的重要性增加。我们在本节分析了大学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的根源，重点关注专利申请在大学之间日益分散，以及专利申请经验有限的大学参与专利申请的根源。

联邦政府资助的变化影响了大学专利数量的增长以及活跃专利权人大学的特征变化。联邦政府学术研发经费的增长是图3.2所示大学专利申请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联邦政府研究经费的院校间分散性似乎也影响了学术专利申请在美国高校中的集中性。

为了探究专利申请的分散性及分散程度，我们分析了大学专利在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于1973年进行分类的各类院校之间的分布情况。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将全美173所授予博士学位的院校分为“研究型大学”或“博士类大学”。其中，在1969—1970年间授予了至少50个博士学位，且在1968—1969年、1969—1970年和1970—1971年的三年中至少有两年领取联邦政府财政资助排名前50的院校被归类为“研究型大学1（RU1）”；在1969—1970年间授予了至少50个博士学位，且在所述三年中有两年领取联邦政府财政资助排名50至100的院校被归类为“研究型大学2（RU2）”。该委员会划分的博士类大学包括在1969—1970年间授予了10个以上博士学位的所有其他院校。 ²²

图3.4显示了研究型大学、博士类大学和其他院校（包括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未分类的院校）在二战后的专利申请情况。在1948—1980年间，研究型大学占到了大学专利的绝大部分。但在此期间，RU2所占的专利比例从5%增加到12%，特别是在1970年之后，整个研究型大学类别的专利集中性大幅下降。因此，大学专利申请水平的增加和院校间分散性似乎与美国学术研究联邦政府资助的增长和分散性一致。【50】

20世纪70年代大学专利申请的增长反映了只有较少或完全没有专利申请经验的研究型大学（RU1和RU2）的专利申请增长。我们将在1950—1969年间取得10项或更多专利的卡内基研究型大学定义为“现有院校”，将1950—1969年间取得不到10项专利的研究型大学定义为“新加入院校”。 ²³ 根据我们的定义，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专利的77所卡内基研究型大学中，有53所是新加入院校。图3.5显示了主要由于新加入院校的专利申请增长引起的大学专利申请增长。

这些新加入院校极大部分来自卡内基研究型大学的第二梯队，即RU2院校，此类院校在新加入院校中的占比高于在现有院校中的占比。相对缺乏经验的学术专利权人的增加可能反映了联邦政府研究经费（特别是生物医学研究经费）在院校间的分散性增加。总体而言，在这两类大学中，新加入院校的生物医学专利占比均高于现有院校。

20世纪70年代影响大学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学术机构与联邦政府研究资助机构就院校专利协议进行的谈判。我们在前面提到过，【51】院校专利协议降低了联邦政府资助研究申请大学发明专利的成本，尽管降幅没有《拜杜法案》出台后显著。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专利的77所卡内基研究型大学中，略多于一半（52%）的大学与国家科学基金会或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签订了院校专利协议。 ²⁴ 现有院校（68%）比新加入院校（46%）的专利协议签订比例更高，同时，RU1（64%）比RU2（31%）的专利协议签订比例更高。图3.6显示，20世纪70年代大学专利申请增长主要来自签订了院校专利协议的院校。然而，尽管院校专利协议可能因降低了专利申请和许可成本而对大学参与专利申请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只有不到一半的新加入院校签订了院校专利协议。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签订还是未签订院校专利协议的新加入院校，专利申请都有所增长。因此，院校专利协议的普及并不能单独解释为何有更多的大学参与专利申请。

在关于20世纪70年代大学专利申请来源变化的数据中，有三个背离历史趋势的突出特征，它们预示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变化趋势。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允许教师进行发明专利申请和许可的私立大学增加了。【52】第二个密切相关的变化是，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加强了对专利活动的直接管理。最后，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没有经验的大学开始参与专利申请和许可，这批新加入院校主要是RU2院校，它们在生物医学专利方面的专业程度高于现有院校。所有这些大学专利申请趋势都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联邦政府研究资金的院校间分散性增加，院校专利协议增加，斯坦福大学等新加入院校在专利申请中获得成功等。确定这些因素在影响上述三个主要趋势方面的相对重要性仍是未来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有趣的是，这些因素中只有一个因素（院校专利协议）反映了联邦政府对公共资助研究专利申请政策的变化。1980年之后，美国大学专利申请数量的持续增长，很可能是由一系列类似因素，而非仅仅是《拜杜法案》所促成。

大学专利的技术领域分布

学术专利申请的最后一个相关问题是1925—1980年间大学专利的技术领域分布情况。图3.7显示了1925—1945年间各领域的大学专利数量，图3.8显示了1948—1980年间的类似数据（两图均不包含研究公司的专利数量）。图3.7中的数据突出了“化学”专利在1940年以前的重要性。【53】此类专利的重要作用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农业化学、工业化学和化学工程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以及这些研究领域中强大的产学联系（Rosenberg and Nelson，1994）。在这一时期授予大学的化学专利中，近60%（22/37）涉及有机化合物。维生素作为在图3.7中归类为化学品的有机化合物，也可归类为生物医学发明。 ²⁵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学为维生素的研究与合成做出了重大贡献（Apple，1996），且这一时期收益最高的学术专利许可也涉及维生素相关发明。这些发明包括威廉姆斯-沃特曼维生素【54】B ₁ 合成方法（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并由研究公司管理）、米拉斯的维生素A和维生素B配方（由麻省理工学院开发，并由研究公司管理）以及斯廷博克的维生素D制备方法（由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管理）。

尽管有关大学专利许可收入分配的数据有限，但在《拜杜法案》颁布前，生物医学（包括维生素）发明似乎占到了大学专利许可收入的大部分。Blumenthal，Epstein，and Maxwell（1986）认为，【55】纵观历史，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少数几项生物医学发明。第四章表明，研究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部分收入也来自生物医学发明。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许多大学不愿意申请医学专利，但在整个20世纪，医学专利一直是学术许可人的重要收入来源。

战后时期，联邦政府对生物医学研究的财政支持不断增加，这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和之后大学专利中生物医学专利的占比不断增长。20世纪70年代大学专利申请的增长主要发生在生物医学领域（见图3.8）。1968—1970年间至1978—1980年间，非生物医学类大学的专利增加了90%，但生物医学类大学的专利增加了295%。生物医学专利的这种快速增长也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院校专利协议计划的扩大，而这主要与生物医学资助机构，即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存在关联。生物医学专业在整体联邦学术研发资助中所占比例的增加，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生物医学的巨大进步，以及产业界对生物医学研究成果的强烈兴趣，都影响了这一时期大学专利申请的增长。 bVdvZyx+uVNHAEadkhxs3Fvp6j7IOp1YNyNRjEEsJDWvRm+340PSIiV7NmumL7q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