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历史起源和发展,重点介绍了在近期大学专利申请和许可增长之前,高等教育体系的规模和结构如何为大学与产业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创造了强大的激励机制。在本节中,我们总结了一些关于大学研究与产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美国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大学研究成果作为他们开发和商业化技术创新的来源,这种产业创新观点是否影响《拜杜法案》的起草?作为大学研究成果流向产业创新的关键渠道,专利申请和许可在产业管理者中的受重视程度如何?对于不同的技术和行业,管理者对这些问题的评价有何不同?本节的总结性研究揭示了这些关键问题,并为研究产学合作和技术转移提供了有用的基础。
本节回顾的所有研究都依赖于对从制药到电气设备等各行业的高级产业管理人员进行的访谈或调查。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政府-大学-产业研究圆桌会议(GUIRR,1991)【27】研究了大学研究对技术创新的贡献,曼斯菲尔德(Mansfield,1991)对产业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以了解在没有近期学术研究的情况下,他们于近期实现的创新中,有多少可能无法成功,或者成功的时间将被大大推迟。还有两项依赖于对产业研发管理人员的大规模调查研究。“耶鲁大学调查”(Levin et al.,1987)和“卡内基梅隆大学调查”(Cohen et al.,2002)询问了产业研究管理人员关于大学研究对产业研发影响的性质和范围的看法。卡内基梅隆大学调查还要求受访者描述其公司获得大学研究成果并将其应用于产业创新战略的最重要渠道。耶鲁大学调查主要针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大型美国公司,而卡内基梅隆大学调查则针对20世纪90年代早期更广泛的大、小型美国公司,从而了解在1980年《拜杜法案》通过一段时间后管理人员对该法案的看法。
这些研究还强调了不同产业在大学研究与产业创新之间关系方面的差异。这四项调查研究的受访者都认为,在生物医学领域,尤其是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大学研究进步对产业创新的影响比其他领域更为显著和直接。在政府-大学-产业研究圆桌会议研究中,生物技术公司的管理人员表示,他们依靠大学研究作为发明的来源。然而,政府-大学-产业研究圆桌会议研究的受访管理人员对基于生物技术的药物和其他药物进行了区分。他们指出,非基于生物技术的新药很少来自大学研究,而主要研发工作都集中在产业中。但大学研究也影响了这些非生物技术药物的开发,政府-大学-产业研究圆桌会议研究中的受访管理人员重点讲述了一些案例,这些案例表明,学术研究明确了制药公司在开发新药时需要理解的特定生化反应。在其他案例中,大学研究的进步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评估测试药物的潜在用途。
曼斯菲尔德(Mansfield,1991)通过对制药业管理人员的调查也发现了学术研究存在类似的极大依赖。这些管理人员表示,如果没有学术研究,公司的商业化新药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无法顺利开发,或者其成功开发将被极大推迟。这些管理人员进一步称,公司另有20%的上市药物,其开发极大受益于学术研究。
根据政府-大学-产业研究圆桌会议研究和曼斯菲尔德研究,【28】生物医学行业内大学和产业研究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性质与其他行业截然不同。政府-大学-产业研究圆桌会议研究中的受访电子公司表示,大学偶尔会有相关“发明”,但多数此类发明都来自非学术研究。大学研究确实为技术进步做出了贡献,但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制造工艺、产品创新所依据的基础物理、化学知识(科学家和工程师培养在本领域发挥了作用)及实验技术方面。曼斯菲尔德发现,在除制药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严重依赖”学术研究的新产品比例明显较低。信息处理设备和仪器行业的高管表示,他们有10%~15%的创新依赖于学术研究(就我们在上文探讨曼斯菲尔德研究时的定义而言)。金属行业的受访者估计,如果没有近期的学术研究,则10%多一点的新产品和新工艺无法成功开发。更惊人的是曼斯菲尔德的一个发现,在电气设备、化工产品和金属产品这三个行业中,最多6%的新产品依赖于近期的学术研究。
耶鲁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对行业研发高管的调查证实了其他研究的发现,即生物医学行业与其他行业在大学和产业研究之间关系方面存在差异。耶鲁大学的调查向产业研发管理人员询问了影响其所在行业创新的知识来源。根据该项调查,在50个有3名或以上受访者的行业中,只有15个行业认为大学研究对其业务领域的技术进步“重要”或“非常重要”(见表2.3)。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该项调查时才开始认识到生物技术重要性的制药业同样赫然在列。但此外,工程和科学仪器、半导体、合成橡胶等领域的研发管理人员也表示,大学研究对他们的创新活动“重要”或“非常重要”。有趣的是,表示大学研究对其创新活动重要的许多其他行业都与农业和林业有关,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和林业是联邦资助大学研究的主要受益者。
表2.3 认为大学研究“重要”或“非常重要”的行业
资料来源:耶鲁大学调查先前未发表的关于专属权和技术机会的数据。有关调查说明,请参见Levin et al.(1987)。
耶鲁大学调查中的另一组问题要求研发管理人员【29】评估特定大学科学领域在其行业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见表2.4)。事实上,受访者认为对其创新活动“重要”或“非常重要”的所有大学研究领域都与工程或应用科学有关。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这些美国大学的研究领域经常与产业界密切合作开发。
表2.4 大学科学与产业技术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先前未发表的耶鲁大学调查关于产业专属权和技术机会的数据。有关调查说明,请参见Levin et al.(1987)。
除了化学领域,在耶鲁大学开展的与产业活动高度相关的创新活动调查中,产业受访者很少有将其他基础科学列入大学研究领域的名单中。但表2.4中不包含物理和数学等领域,不应理解为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对产业技术进步没有直接贡献。相反,这些结果反映了一个事实,即物理学、数学和相关科学的基础进步逐渐渗透到了产业中。它们对产业创新的影响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体现,这一特征与政府-大学-产业研究圆桌会议电子行业受访者提到的特征非常相似。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科学领域的进步对产业的影响要通过将其纳入化学工程、电气工程和材料科学等应用科学来实现。
卡内基梅隆大学关于大学研究重要性行业间差异的调查结果(Cohen et al.,2002)与耶鲁大学调查结果相似。 16 尽管大多数行业并不重视大学研究,也不认为它对创新活动有重大贡献,【30】但制药业和一些电子行业都认为大学研究成果很重要。卡内基梅隆大学关于产业认为对创新有重要意义的大学研究领域的调查结果,也与耶鲁大学的调查结果相似。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调查还包括其他一些问题,涉及大学研究对产业研发流程的影响方式以及产业界获得这些研究成果的渠道。关于第一点,表2.5中列出的受访者比例表明,在大多数行业中,大学研究成果在引发新的产业研发项目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相反,有关刺激因素来自客户或制造业务。和其他问题一样,制药业也是一个例外,大学研究成果促成产业研发项目的案例颇多。但行业研发管理人员表示,大学研究成果通常可以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帮助解决问题,而非启动此类项目的决策影响因素。
表2.5 外部信息来源在提供新研发项目建议和促进研发项目完成方面的重要性排名
资料来源:Cohen,Nelson,and Walsh,2002。
卡内基梅隆大学调查还向研发管理人员询问了他们在内部创新活动中使用了由大学和政府研究实验室开展的哪些研究。【31】调查结果与前面讨论的关于管理人员认为对产业创新最重要的知识成果类型这一问题的其他数据惊人地相似。卡内基梅隆大学调查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实验室或大学“公共研究”产生的一般研究成果的使用率(在受访者公司产业研发项目中的平均使用率为29.3%)比此类外部研究来源开发的原型的使用率(在产业研发项目中的平均使用率为8.3%)更高。有趣的是,受访者认为,相较于原型,这些外部研究来源产生的研究技术和仪器(在项目中平均使用率为22.2%)对产业研发做出的贡献更加重要。制药业的受访者表示,40%以上的研发项目使用了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研究成果,35%以上的项目使用了这些实验室开发的技术和仪器。但是,制药业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只有12.3%的产业项目依赖于大学或政府研究机构开发的原型。
在关于各种信息渠道对产业研发重要性的问题上,受访者对大学和公共实验室产生的不同研究成果的相对重要性也具有类似的描述(见表2.6)。对于涉及大学和公共实验室的专利及许可协议,制药业同样与其他行业存在不同,认为此类协议非常重要,但该行业的受访者仍然表示,【32】研究型出版物和会议是更重要的信息来源。大多数行业的受访者认为,与出版物,会议,与大学研究人员的非正式互动,以及咨询相比,涉及大学或公共实验室发明的专利和许可重要性很低。
表2.6 公共研发(包括大学研究)信息来源对产业研发的重要性
资料来源:Cohen,Nelson,and Walsh,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