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的学术研发支持结构

二战后美国研究体系的转变扩大并改变了美国大学公共资助研究的角色。尽管布什提出的为基础研究设立一个单一联邦政府资助机构的建议并未得到落实，而且他所倡导的机构资助而非项目资助也被忽视，但美国大学在这一时期获得的联邦政府研发支持大幅增长。联邦政府对大学［不包括大学院校运营的联邦资助研究与发展中心（FFRDC）］提供的研究支持从1935—1936年的大约不到1.5亿美元，增长至1960年的21亿美元以上，并在1995年达到了近140亿美元（见表2.1，所有金额均按1996年美元价值计）。联邦政府对学术研究的资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尚不超过学术研究资助总额的25%，到1960年却已占到60%以上。

1935—1960年间，以不变价值美元计算，对学术研究事业的总资助金额几乎增长了6倍，到1965年又增长了一倍多（见表2.1）。1953年，美国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基础研究是在大学院校的联邦资助研究与发展中心进行的。然而，到1995年，这些机构完成了美国60%的基础研究（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96）。 ¹² 联邦政府对大学研究资助的增加，使美国一些重点大学具备了国际顶尖科学研究中心的特征，而在二战前，只有特定领域的少数几所美国大学才具备这种实力。

除了扩大对学术研究事业的资助范围，联邦政府也对研究生教育和大学设施提供了资金支持，特别是在1958年人造卫星“危机”之后。这些资金壮大了美国的科研人员队伍，【23】同时为购置高质量研究所必需的设备和设施提供了支持。以计算机科学为例，联邦政府资助大学购买大型计算机，这对于美国大学新学科的建制化是不可或缺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联邦政府计划还增加了对高等教育学生的财政援助。 ¹³ 联邦政府通过资助大学教育和研究，加强了大学的研究投入，并强化了研究与教学之间的联系。美国高等教育的教研结合比其他国家都更加深入。以欧洲大部分国家和日本为例，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是在与高等教育没有直接关系的专业研究机构和政府运营的实验室中进行的。 ¹⁴

尽管联邦政府对学术研究史无前例的投入推动美国大学获得了在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但其中大部分资助的前提都是研究可以为联邦机构的任务带来实际利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成立于1950年，旨在实现布什的愿景，即对可产生社会效益的基础研究提供联邦支持。但在二战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资助额从未达到联邦政府学术研究资助总额的五分之一。与两项关键战后联邦任务（即国防和公共卫生）有关的机构反而提供了对学术研究的大部分联邦资助。

美国国防部和另外两个负有重要国防责任的机构，【24】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原子能委员会［AEC，后来的能源部（DOE）］在1954年提供的资助资金占到联邦政府学术研究资助总额的80%以上，这一比例在1970年后下降到了30%以下（见表2.2）。1953—1960年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提供的资助占联邦学术研究经费的大约三分之一，自1960年以来，该机构对大学研究提供的资助大幅增加。到了21世纪初，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助占到联邦政府学术研究资助总额的60%以上。

二战后联邦政府对生物医学学术研究的巨大投资，使美国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基础科学与临床应用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将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美国学术医疗中心已经能高度关联科学与创新，使科学家能够在开发新的医疗设备和程序时迅速收集从业人员的反馈意见，促进新药品的临床试验，并有力促进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创新。正如Henderson，Orsenigo，and Pisano（1999）以及Gelijns and Rosenberg（1999）所指出的，西欧大多数医疗机构都更重视临床实践和应用，而不是科学研究。相比之下，在整个二战后时期，美国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在研究、开发两个方面一直保持着重要地位。

研究经费在各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分配反映了学术研究主要联邦资助者的任务方向。例如，到1989年，【25】一半以上的科学和工程学术研究属于生命科学领域。这些机构资助的大部分研究均可适当归类为基础研究，因为此类研究旨在从根本上理解研究对象，但同时，它们也被归入了“巴斯德象限”，因为这些研究的动机是解决实际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提供的研究资助增加，对联邦政府在学术研究资助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形成补充，产学研之间的连接引起了广泛讨论。但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些产学研连接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事实上，在战后初期，获得产业资助的大学研究支出的比例似乎有所下降。 ¹⁵ 1953—1958年间，产业每年资助的学术研发支出占比为8%，到1970年，该比例下降至2.7%，部分原因是联邦政府增加了对学术研究的资助。到1980年，产业对大学研究（不包括大学的联邦资助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在学术研究支出中的占比反弹到了4%以上，到1998年，该比例进一步增加至约7.4%（National Science Board，2002）。

支持学术研发的联邦计划的架构，强化了许多在1940年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国际特色。二战后联邦政府对学术研究的大规模资助，以及联邦研发计划（甚至在国防部等同一大型研发资助机构内）的多元化、分散化结构使得二战后在信息技术、生物医学和材料科学等关键技术领域，许多替代性研发途径都得到了支持。联邦研发计划能够支持对存在根本不确定性的技术进行广泛的替代应用探索，经证明，这种能力是美国在计算机硬件、半导体及互联网等新兴领域所获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Mowery and Simcoe，2002）。同样重要的是，几乎所有支持学术研发（R & D）的联邦项目都强调同行评审和机构间竞争。来自多个联邦来源的资金可用性，加上分配大部分学术研发支持的竞争过程，极大地强化了机构间的自主性和竞争，这种竞争涉及教员、学生、资源和声望，是1940年前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征。此外，联邦学术研发预算的规模，以及大多数联邦机构依赖校外研究支持而非公共实验室，意味着在战后时期，美国大学的研究企业远远超过其他工业经济体。【26】

二战后，美国学术研发的“新结构”对产业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改变了它的一些关键特征。尽管在1940年前的美国经济中，美国大学在产业创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它们的许多重要贡献都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杜邦公司等大型老牌工业公司得到了运用。然而，在战后时期，许多依靠大学人才或科学技术知识的相对较新的公司，在计算机硬件、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商业开发和增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新公司在战后美国这些产业中的经济作用超过了德国和日本等其他工业经济体的新公司。此外，加利福尼亚州硅谷或马萨诸塞州128号公路等地区在收入和就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地区的重点研究型大学。 4Owawh4sRo7F3OVyDUTzvfs4JmafO56cdOc60nsnkv/3UB6ncDNsgw0a0k6kb64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