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用emotion表示。当前的网络流行语emo是其缩写,但意思更负面,有“丧”“忧郁”“伤感”等涵义。其实,emotion并不是英语的本土词,而是一个外来词。根据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专门研究情绪史的史学家托马斯·迪克森(Dixon,2023)教授的研究,emotion一词是17—18世纪从法语的émotion引入英语的。在此之前,英国人主要是用passion和affection指代情感。直到19世纪,在心理学的文本中才开始用emotion指代情感或情绪。在情绪心理学(affective psychology)的研究领域,德语通常用Affekte、Leidenschaft、Gefṻhl和Empfindung表示情绪,而在法语中,常用passions、emotions和sentiments等表示情绪。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心理学教授詹姆斯·埃弗里尔(Averill,1990)从词源学的角度区分了emotion(情绪)和passion(激情)。他指出,英语中的emotion来自拉丁文的e+movere,意思是向外流动、移动或搬运物体(“to move out”“to migrate”或“to transport an object”)。这个词最初用来描述自然界中变化无常的天气,进而引申为人们内心的阴晴不定和思维混乱。直到18世纪中叶,emotion才开始用于指人类的情感。
埃弗里尔也认为,在西方历史上,表达“情感”一直是使用passion一词,它来自希腊语的pathe,在拉丁文中是pati[指“遭受痛苦”(to suffer)]。pati的过去分词是passus,由此产生了passion。与情感相关的词有pathetic(令人怜悯的,可怜的,伤感的)、empathy(共情,感同身受)和antipathy(反感,厌恶,憎恶)等。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passion的涵义比较宽泛,既可以指有生命的,也可以指无生命的事物因遭受外力而改变,如岩石受到铁锤重击而碎裂。换句话说,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情绪被看成是因外部因素导致的“内部”变化,并在灵魂上留下的印记。另一个与情感(pathe)有关的义项表示因情绪困扰导致的疾病。因此,疾病被看成是由激情引起的对身体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医学术语(几乎都来自拉丁文)中的pathology(病理学)、 pathogen(病原体,病菌)、 idiopathy(自发病)以及patient(病人)与passion(激情)都是同根词的缘故。也就是说,在古代西方,情绪与疾病其实是同根同源的。尤其是公元前3世纪前风行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斯多葛哲学派认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想要获得幸福,就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应通过智慧去认识世界,与人合作,公平公正地待人,并学会接受人生的跌宕起伏。因此,他们把情绪看成是心灵生病了。可见,emotion(情绪)在当代意义中,只是激情(passion)的一部分,主要指灵魂的[包括心理的(psyche)、意向的(animus)、自我的(self)]激情(Averill,1990)那一部分,而不包含生理和病理的内容。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情绪”这一概念到了晚清时才出现。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的张冠夫教授指出,“陈独秀在他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指认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情感’概念因之而进入了新文化运动的话语系统”(2016:57)。因“情感”与国民性以及传统文化的性质,以及新文化建设的方向等议题有关,当时的一些文化精英,像蒋梦麟、杜亚泉、李石岑、朱光潜、梁漱溟、梁启超、张竞生、吴稚晖与朱谦之等都围绕着“情感”问题展开了多重对话、论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道景观(张冠夫,2016)。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情感”似可为“情绪”。因为按照情感神经科学家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教授(2017)和她的学生克里斯汀·林德奎斯特(Kristin Lindquist)教授(2015)等人的观点,emotion应当译为“情绪”,affect表示“情感”。情绪是指由社会、文化和语言对情感进行建构的结果,情感则是身体的内感受在大脑中产生的粗颗粒度的心理表征。因此,这里其实是情绪建构论所说的“情绪”而不是“情感”。
当然,那时的争论主要来自文人和思想家们的思辨和内省,尚无可靠的科学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情绪的研究逐渐受到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者的重视。情绪已成为了心理学的核心研究课题。临床心理学帮助有情绪障碍的患者控制他们有害或失常的情绪,认知心理学家研究情绪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和决策,社会心理学家和人格理论家则考察情绪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等(Shiota & Kalat,2012)。不过,由于情绪具有较大的主观性、私人性和内在性,实验心理学家长期以来对它疏于研究,或只能通过人们的外在行为,推测情绪的心理加工过程,如行为主义心理学(ibid)。
得益于脑成像技术的出现和神经生理学的发展,人们终于可以深入大脑内部,破解这个“三磅宇宙”
的密码。因此,对情绪的研究从心理学深入神经科学的层面,情感神经科学应运而生,已成为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加州理工大学的蒙洛迪诺教授指出,情感神经科学“不仅已被列入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重点研究计划,甚至许多通常被认为是不以精神为研究重点的研究机构,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以及一些貌似和心理学和医学毫不相关的机构,像计算机科学中心、营销组织、商学院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等,都在为这门新兴的科学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Mlodinow,2022:xiv)。他们的研究层次涵盖分子、单细胞、基因、脑回路、行为等。
然而,目前语言学界对情绪的认知研究相对滞后——仍然停留在“民间理论”的阶段。一名学者要创新,批判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反思和批判认知语言学关于情感认知或概念化的某些观点是我撰写本书的初衷之一。作为一名在语言学界摸爬滚打了近二十年的学者,我惊讶地发现,被国人不断应用、引用和阐释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并无坚实的科学基础。因为该理论主要是通过“词汇法”探讨心智的认知结构,而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存在致命的缺陷。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系的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教授和俄勒冈大学哲学系的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教授开展了跨学科合作,于1980年合作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本书一经面世就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并成为了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在这四十多年里,原本以研究心智为主的认知科学和以研究大脑为主的神经科学联姻,诞生了认知神经科学。此外,又有各种新发明的脑成像、脑探测技术和设备的加持,认知神经科学在近二三十年里的发展突飞猛进。
但在认知语言学界,能将前沿的神经科学与语言学结合,开展交叉研究的理论成果并不多见。认知语言学界主要还是采用哲学思辨和“词汇法”,即通过内省,或从词典、语料库中搜集一些表达情绪的词语、成语、短语的例证,推测某种语言和文化对情绪的认知模式(如Lakoff & Johnson,1980,1999;Lakoff,1987;Johnson,1987;Kövecses,1990,1995,2003,2005,2014;Yu,2002,2008等)。前面提到过的匈牙利罗兰大学的佐尔坦·考威塞斯教授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通过此方法研究情绪认知的语言学家。比如,他观察到英语中描述“恐惧”的语言表达有(Kövecses,1990:70):
Just the face of the monster was enough to make my blood run cold. (光是那个怪物的一张脸就足以让我胆战心惊。)
I heard a blood-curdling scream. (我听到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
It chilled my blood to hear a man I thought had been dead for years. (听到一个我以为已过世多年的人的声音,我感到毛骨悚然。)
他由此推测英语中存在“恐惧是体温下降”(FEAR IS DROP IN BODY TEMPERATURE)的概念隐喻(ibid)。同样,通过如下的语言表达(ibid):
Don’t get hot under the collar. (别生气了。)
Billy’s a hothead. (比利是个急性子。)
They were having a heated argument. (他们正在发生激烈争论。)
When the cop gave her a ticket, she got all hot and bothered. (警察在给她开罚单时,她又气又恼。)
他猜测,说英语者对“愤怒”的概念化是通过“愤怒是身体产生热量”的概念转喻认知的。国内语言学界也大多采用此类方法研究汉语对所谓的“核心情绪”进行概念化的方式,即主要基于隐喻、转喻、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ICM)、认知心理合成等理论(如袁红梅,汪少华,2014;陈家旭,2007,2008;李孝英,解宏甲,2018;李孝英,陈丽丽,2017;李孝英,2018;孙毅,2010,2011,2013等)。
此外,在跨语际和跨文化的情绪概念化比较研究中,澳大利亚波兰裔语言学家安娜·维兹毕卡(Anna Wierzbicka)教授(1992,1994,1995,1999)提出,可以用自然语义元语言法(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NSM)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情绪概念进行客观的比较和评价。她认为,无论文化和语言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所有的语言都共享某些元语言,如:I,you,someone,something,this,want,don’t want,think,imagine,feel,part,world,say,become,等等。因此,可以通过这些元语言,比较不同语言的概念。
尽管如此,考威塞斯(1990,1995,2003)本人多次强调,通过“词汇法”建构的理论只是基于语言的“民间理论”,不是科学理论。事实上,目前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几乎都是通过对语言用法的内省,推测其底层的认知结构。然而,这种研究方法仍然缺乏来自神经科学的理论和证据的支撑。莱考夫和约翰逊说他们“并没有强有力的神经生理学的证据,即并没有来自正电子断层扫描仪或功能核磁共振成像的扫描结果证明,感觉和运动所使用的神经机制也同样用于抽象推理。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是这是可能的,并且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它们共享相同的神经机制是合情合理的”(1999:38)。而情感神经科学家林德奎斯特教授团队指出,维兹毕卡的自然语义元语言法尚未被主流心理学界接受(参见Lindquist et al.,2016的综述)。
在我看来,无论是“词汇法”还是“自然语义元语言法”都具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它们都假定心智或大脑对情绪加工的全过程可以通过对语言内省和分析被人们意识到,并由此可以推测情绪的认知机制;二是研究情绪的认知语言学家们(如Lakoff,2016;Kövecses,2003)对情绪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情感理论基础之上(如James,1884;Ekman,1992;Schachter & Singer,1962等),他们对情绪的本质、组成情绪的基本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在今天看来有些可能是错误的。
具体来说,首先,他们忽视了无意识对情绪认知的加工。越来越多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心智的具身性不仅体现在语言现象的层面,更体现在无意识层面。事实上,心智加工不是仅靠大脑完成的,而是大脑与身体协同对感觉和运动信息加工的结果,其中大部分是无意识的(Mlodinow,2013;Gershon,1999;Mayer,2016;Tahsili-Fahadan & Geocadin,2017)。
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科普作家列纳徳·蒙洛迪诺(Leonard Mlodinow)[他曾与伟大的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教授合著过举世闻名的《时间简史》(普及版)和《大设计》]在2012年出版了一部惊世之作《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 Subliminal: How your Unconcious Mind Rules your Behavior )。该书因其内容的真知灼见、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荣获了2013年威尔逊文学科学奖。在其中,他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潜意识才是我们心智的主宰。蒙洛迪诺指出,由于大脑的特殊构造,大部分的心智活动是阈下的(subliminal),对于我们的意识是不可及的(inaccessible)。也就是说,心智的大部分活动在我们的意识之外。这是因为我们的感觉系统无时无刻不在向大脑“狂轰滥炸”大量的感觉信号,大约每秒发送11万比特的信息。而我们的意识能处理的大约只有16—50比特。也就是说,除了极少部分信息可以被意识加工,大部分信息由无意识“神不知鬼不觉地”替我们自动处理了。这些信息包括感觉信息、语言信息、记忆、日常的快速决策、判断和行动等。他认为,意识和潜意识是两条不同的轨道,并且潜意识更为基本,“它从人类进化早期就开始不断发展,以满足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感知和安全需求,从而更好地对外界做出反应。潜意识是所有脊椎动物大脑中的标配,而意识更像产品的附加功能。实际上,大部分非人类物种都可以不靠显意识的思考能力就能生存和繁衍,但是没有一种动物可以脱离潜意识而生存”(Mlodinow,2013:37)。很多看起来毫不费力的工作,其实都靠潜意识在帮我们打理。他还说,“进化提供给人类潜意识这种工具,帮助我们冲锋陷阵处理汹涌而来的信息流。我们的生理感知、记忆,每天做出的决定、判断看起来似乎都毫不费劲,可实际上,只是因为这些苦活都被大脑中意识之外的那一部分默默地承包了”(ibid:38)。倘若意识对输入的所有感觉信息流都进行处理,就会因负荷超载而“死机”。他还说,“一些科学家预计,我们只能察觉到大约5%的认知功能,而其余那95%都游离于我们的察觉力之外,并在我们的生活中施以巨大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让生命延续成为可能”(ibid)。
总之,目前认知语言学界仅靠“词汇法”推测心智的认知结构显然是完全忽视了无意识的作用。达马西奥也指出,“心理体验并不是大脑神经组织对物体或事件产生的‘即时意象’,或苍白的映射,而是来自身体现象与神经现象的多维映射”(2018:120)。这告诉我们,传统的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都过于强调心智或思想源自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对信息的加工,并认为大脑是身体的主宰。而这种心智观不仅过于简化,而且是错误的。他认为身体与中枢神经系统构成一个连续统,它们通过“融合”和“互动”的方式相互交流。心智不仅来自中枢神经系统,还来自身体中的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循环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是身体和大脑协同合作的产物。心智对感觉经验的加工大部分是具身的、无意识的。这进一步说明,对语义的认知加工机制的研究,不能仅凭在意识层面的内省,或对语言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加以推测。事实上,由于情感感受离不开身体,特别是内脏器官和组织的生理活动的参与,并且感受信号大部分是阈下的,不为我们意识或察觉,仅靠内省和对语言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对心智的研究必定是不全面,甚至可能是错误的。
此外,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情绪观是建立在传统的、过时的情绪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尚未认识到内感受在情绪的感知和体验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使得认知语言学理论对情绪的具身性的认识存在疏漏或错误。例如,把用内感受描述情绪的现象错误地看作是隐喻。而在内感受神经科学的理论框架内,这种现象理应被看成是转喻(详见第五章)。
最后,西方的情感科学家主要根据西方情感话语系统中的词语、概念或叙事研究情绪,并由此推测情感概念是心理的现象。事实上,很多非西方的语言和文化中的情感话语和叙事常会用身体的感觉和行动表达情感感受,即情感被“躯体化”(somatization)。西方的情感科学家则错误地把情感的躯体化现象看作内感受力弱和有“述情障碍”的表现(Tsai,et al.,2002,2004;Ma-Kellams et al.,2012等)。他们还认为,这与社会经济水平落后及受教育程度偏低相关。即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越落后,群体和个人受教育程度越低,用躯体的感觉描述情绪的倾向越大。像汉语里有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心花怒放等。日语、韩语、越南语还有波斯语等也都有用身体感觉表达情感的现象。例如,越南语中vò đầu bứt tai(抓耳挠头)、Vỗ ngực và vỗ chân(捶胸顿足)都表示懊悔,mặt đỏ tía tai(脸红耳紫)、cả mặt đỏ bừng(满脸通红)等都表示生气、愤怒。波斯语中的دل کسی پر کشیدن جگرگوشه(心飞向某人)表示因为喜欢某人非常想念她,ن سیاه دل(黑心)表示黑心肠等。而内感受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情绪不仅是心理感受,更是生理感受,内感受是构成情感感受(feeling)必不可少的成分。因此,用身体的内感受描述情绪的语言和文化群体,并不是内感受力弱和有述情障碍(Zhou et al.,2021)。
我们认为,不同语言可能会凸显情绪的不同侧面,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英语更多凸显情感的抽象的、认知评价的方面,而汉语更多凸显情感的具身的、内感受的方面。这与注意分配(attention distribution)(Niedenthal,2008)和历史文化传统(Zhou et al.,2021)等有关,并不存在文化或文明优劣的价值判断。但站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立场,就会对其他文化的认知视角持有偏见或歧视。因此,不同文明之间需要交流互鉴,而不是自说自话,以偏概全。
读者们也许会问,那该怎样科学地比较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情绪认知结构呢?现代情感神经科学又是怎样定义情绪的呢?其与传统情绪心理学理论对情绪的定义有何不同?下面,让我们先简要梳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界提出的一些关于情绪的理论模型,以便更科学地定义“情绪”。
1884年,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情绪?》( What is an Emotion ?)的论文。自此,“什么是情绪”这个问题就像幽灵一般萦绕在心理学家的心头,该如何给“情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着实让他们大伤脑筋。美国纽约大学情绪脑研究所主任,著名情绪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克斯(Joseph LeDoux)[顺便说一句,他还是杏仁核(The Amygdaloids)摇滚乐队的主唱和词曲作者,是不是很酷?!]曾说,“遗憾的是,关于情绪最根本的问题是,貌似人人都知道它,却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1998:23)。加上情绪貌似是一个人内心的感受,他人往往无法仅靠对其行为的观察准确推断出此人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凭经验,以及我们对这个人的了解加以推测。由于情绪具有复杂性、主观性和内在性,导致人们给它下的定义五花八门。不妨让我们先看一些研究情绪的著名科学家对“情绪”的各种说法。
● 情绪只是我们给人类共同的经验贴上的一个方便的标签,就像给各种原本不相关的事物贴上“艺术”和“音乐”的标签一样。情绪与非情绪之间的界限就像艺术与非艺术、音乐与非音乐那样随意。在某些语言中,连“情绪”这个词都不存在(Russell,2003)。
● 情绪是对刺激产生的一系列反应,其中包括认知评价、主观心理的变化、自主和神经的唤起、行为的冲动,以及刺激引起的行动,这些行动往往会产生特定的效果(Plutchik,1982:551)。
● 情绪是人类对外部刺激事件产生的具有普遍性的功能反应。情绪在时间上整合了生理、认知、现象学和行为等,是为应对当下情况产生的适应性的、能塑造环境的反应(Keltner & Shiota,2003:89)。
● 情绪是身体中不断变化的内部状态(如平滑肌、骨骼肌、周围神经系统和神经化学/内分泌系统)的表征,并常常被描述为内稳态的晴雨表。情绪可帮助有机体了解世界中的事物对它是有利还是有害,是可以接近的还是应当回避的(Barrett & Bliss-Moreau,2009)。
● 情绪就是意义。情绪是对内感受变化和相应的情感感受给出的针对特定情境的解释。情绪是行动的标志。执行内感受网络和控制网络概念的大脑系统是产生意义的生物学基础(Barrett,2017:126)。
看来,对“威廉姆·詹姆斯之问”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争论。不仅如此,西方科学家关于“核心情绪”是不是全人类普遍的、共通的现象也莫衷一是。
是不是人人都有喜、怒、哀、乐等情绪呢?换句话说,这些情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客观存在的心理现象吗?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和观察,不仅人类有情绪,一些动物,比如宠物猫、狗等都有它们的小情绪。貌似有些情绪是经过自然演化产生的,因而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例如,生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羊群在遭遇猛兽袭击时,会夺路而逃,而不是坐以待毙;在遇到水草丰美的草原时,会悠闲放松地大快朵颐。公羊为了传递自己的基因,而互相格斗厮杀。同样,人的某些行为也受本能的驱使,比如趋近与回避(approach and avoid)的本能驱使我们追逐享乐和奖赏(无论是获得物质的犒赏还是精神的愉悦),躲避危险和威胁。
达马西奥(2000)将情绪分为三类。第一类叫作初级情绪(primary emotions)或普遍的情绪(universal emotions),指经过生物演化而来的情绪,包括“喜悦”“悲伤”“恐惧”“愤怒”“惊讶”和“厌恶”等。他认为,这些情绪是人类与其他动物(至少是哺乳动物)共享或共通的。第二类为二级情绪(secondary emotions)或社会情绪,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情绪。比如“尴尬”“嫉妒”“愧疚”“骄傲”“钦佩”“内疚”“乡愁”等。因此,这些情绪是特定文化和社会塑造的结果。第三种他称为“背景情绪”(background emotions),像“幸福感”(well-being)或“心神不宁”“忧心忡忡”(malaise)等,这些构成一个人在相当长时间内的情感底色或心境。
还有些情绪只属于特定的文化。比如德语中的schadenfreude(指“幸灾乐祸”),在英语中找不到它的对等词。日语中的甘え(amae,指“撒娇”),尤其指少女跟恋人撒娇,表达依赖之情。这种情感对于西方人来说非常陌生,也无法感同身受。因为西方文化普遍提倡个人独立,他们不会通过撒娇的方式赢得恋人的宠爱。同样,“托物言志”“借物喻志”的情感表达貌似在中西方里都很常见,例如中国古代士大夫们把梅、兰、竹、菊喻为“花中四君子”,分别代表君子所应追求的“傲、幽、澹、逸”四种品格。此外,他们常有“寄情山水”的情结。比如,“望春山而生欣然之意,观秋树而生凋零之叹。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在英语中,用自然景象投射人的情感或情绪也很常见,特别是在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和小说中有大量象征主义的作品。比如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他的诗歌《西风颂》中,用“西风”这一意象象征“胜利的希望,讴歌工人阶级的反抗像西风一样勇敢、猛烈,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能够扫荡一切不平等,创造新世界新秩序”(吴蔚,2021:152)。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中,粗犷、神秘、阴晦、萧瑟、狂风呼啸的约克郡的荒原既象征着男主人公“希斯克里夫扭曲的、郁结的隐秘心境”(ibid),也是自由、生命、爱情的象征。因为,荒原上没有文明世界的精巧、繁华、礼节和既有秩序,只有野性的自然和激荡的精神。
但由于中西方的认知结构和心理基础迥然不同,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和表达方式上存在根本的差异:中国主要用“兴”
的手法,而西方主要用“象征”的手法,它们分属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美学的两个重要概念。“兴”更多作用于感觉,而“象征”更多作用于观念,前者是托事于物,后者是以物征事。二者呈现出不同的心理生成机制与表达路径。中国的“兴”源自物我交融的思维方式,即人和物是不分彼此的,自然物也仿佛浸润着人的情感和思想,体现出同根同源的生命力(天人合一,物我交融);而西方的“象征”源自主客两分的认知方式。西方哲学受到绝对理念的指引,始终存在着主客体二分的观念,其认知方式是观察、分析、类比、综合、归纳、逻辑、语言。“象征”来自主体和客体合二为一,从客体的形象之中反衬出主体(人)的精神,比如崇山峻岭体现崇高,涓涓细流体现优美。而在“兴”的语义场里,根本就不存在主体与客体的说法。中国古典哲学的思维方式包括感受、体验、融合、体认、顿悟(吴蔚,2021),“兴”本质上远远超越于修辞术,是中国古人世界观的基本逻辑,旨在理解、诠释和把握像阴阳、天人合一、虚静、心斋、玄妙等更基本的原则(张节末,2021;吴蔚,2021)。因此,“兴”和“象征”的思维方式或认知机制完全不同:“兴”诉诸心灵,而“象征”诉诸观念。
另外,世界著名的比较哲学家罗思文和安乐哲(2020)指出,在中国,“圈子文化”是乡土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在人际交往或人情世故中的体现。比如,中国民间底层从忠义思想演变出来的“江湖文化”“哥们儿义气”,其主要特征就是不分贵贱,为朋友两肋插刀,勇于奉献,重在分享。这种江湖文化体现的是普通百姓的社会愿景和他们特有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而受个人主义熏陶的西方人对于这种文化与情感是难以理解和产生共鸣的。
研究面部表情的辨识和情绪与人际欺骗的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认为,愤怒(anger)、恐惧(fear)、厌恶(disgust)、惊讶(surprise)、悲伤(sadness)和快乐(happiness)等是全人类普遍的或共通的,他将其称为“核心情绪”。并且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核心情绪的面部表情,判断一个人究竟带有怎样的情绪(Ekman,1992;Ekman & Friesen,1971)。换句话说,传统的情绪心理理论认为,每一种情绪(如愤怒)都对应着一种特定的面部运动模式或“面部表情”(如瞪眼、皱眉)。因此,不同面部肌肉的运动被看成是不同的“情绪指纹”(emotion fingerprint)。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希尔文·汤姆金斯(Silvan S.Tomkins)和他的学生卡罗尔·伊泽德(Carroll E.Izard)和保罗·埃克曼精心设计了一组人类“核心情绪”的面部表情照片(如图2.1所示)。这6张照片分别代表6种“核心情绪”,即愤怒、恐惧、厌恶、惊讶、悲伤和快乐生物指纹(Barrett,2017)。
图2.1 核心情绪法研究中使用的面部表情照片
汤姆金斯团队认为这些表情能够清楚地展示各种情绪。研究中给被试一张照片,并给他们提供一组词语(如快乐、恐惧、惊讶、愤怒、悲伤、厌恶等),让被试辨别一种面部表情与哪一个情绪词匹配。这种方法被称为“核心情绪法”(Barrett,2017:5)。
当时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不管生活在地球上什么地方的居民,对同一张照片上的表情都会准确无误地选出同样的词汇(或翻译成当地的语言)。即无论一个人生活在美国、日本、德国、中国,还是赞比亚、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也无论人们生活在什么时代,都可以识别出图2.1中这些美国人的面部表情所代表的情绪(Barrett,2017)。因此,这些情绪心理学家们认为核心情绪是全人类普遍的、共通的、客观存在的,而且是离散的心理实体。
情感心理学家凯尔特纳和盐田(Keltner & Shiota,2003)也认为,情绪是人们在应对刺激事件时产生的适应性反应,并且这些反应是全人类共通的,它能帮助塑造我们的环境。他们认为情绪中包含生理、认知、现象学和行为等方面的内容。
达马西奥(2000)试图从神经生物学角度论述情绪的本质。他认为,情绪是有机体为了应对外部刺激产生的身体和大脑状态的变化。也就是说,身体中的生理变化(如肌肉紧张、心率变化、内分泌活动、身体的姿态、面部表情等)感觉信号传入大脑,被表征为情绪,以便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刺激。在决策过程中,这些躯体标记(somatic marker)和它们所唤起的情绪会与过去的经验发生联系(既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从而做出趋利避害的决策。例如,当身体感受到的刺激与过去曾经标记过的某些负面情绪关联时,此刻的刺激就会再次唤起不愉快的感受。这样的感受就是躯体标记向大脑发出的警报,提醒人们要规避此类行为。人们之所以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因为曾经被蛇咬产生过身体标记,当人们看到绳子时,大脑会唤起恐惧感。同样,让你感觉舒服或不舒服的事情,必定是你愿意做或不愿做的事情。在决策过程中,这些身体感觉会引导你做出对你有利的事,规避对你不利的事。因此,身体感受(舒服还是不舒服)与特定情绪(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相关联,从而影响我们的决策。
达马西奥把控制躯体标记的神经环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环境刺激直接引起的生理变化,这种生理变化信号投射到大脑中形成“身体环路”。例如,一个人在野外突然看见十米开外的灌木丛里有一条花蛇在爬行,时不时吐着它长长的信子。这个意外的刺激会立马唤起他大脑里“战斗或逃跑”的身体反应,如心跳加速、嘴巴发干、肌肉紧绷、身体颤抖等,他顿时感到极度恐惧。在第二种神经环路中,情绪的心理表征不是直接来自外部刺激,而是一个人想象他身处此种情形下,身体会有怎样的感受。比如想象你在野外,突然看见不远处一条大花蛇在灌木中爬行,时不时吐着它长长的信子。尽管只是这么想象,你都会感觉脊背发凉、心口发紧、毛骨悚然。虽然想象发生这种事件的身体感受的强度比真实情境中感受刺激的强度要小,但这种想象或模拟依然会激活大脑的相关神经回路。达马西奥称这种为“假设身体环路” (as-if loop)。
显然,大脑演化出了这种“假设身体环路”的功能后,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信息处理器,而能成为一个主动推理的引擎。即不必等危急情况出现后,再启动“战斗或逃跑”的反应,而是提前做好预案,设想当发生这种危急情况时,我们是该选择拔腿逃跑,还是准备好打蛇棍,将花蛇打晕。如果选择前者,那要评估一下自己是不是短跑飞人,冲刺的速度能否赛过毒蛇追赶的速度;如果选择后者,就评估自己的肌肉力量是否强大,是否了解蛇的习性,能否一棍打中它的七寸。大脑还要计算做出这两种选择时,身体分别需要消耗多少能量等,以便意外出现时,可以迅速、高效地应对(Clark,2016;Sterling,2020;Frith,2007)。大脑中的杏仁核和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在眶内侧前额叶皮质(Orbital and Medial Pretrontal Cortex,OMPFC)]都会参与这种“假设机制”,它能让大脑具有预见性,可以预测或预算身体需要的能量,提前做好计划和安排,以趋利避害。因此,倘若杏仁核和腹内侧前额叶皮质这两个大脑结构中的任何一个受到了破坏,大脑的预测功能就会受损,影响我们做出合理决策的能力。比如,我们会做出一些对自己前途不利的事情,或无法有效规划自己的未来。总之,我们对身体状态的感知,既来自过去的经验,也会被设想的未来状况引导。因为躯体标记通过不同效价的情感,引导人们做出趋利避害的行为,因而具有适应性。
达马西奥(2000)猜想,人类特有的快速、高效的抽象思维能力与腹内侧皮质的发展是同步的,也与演化而来的可利用躯体标记引导人的行为的能力是同步发展的。那些腹内侧皮质受损的人更有可能做出有损他们长期利益的行为,却不一定会做出损害他们眼前或近期利益的行为,因为前额叶皮质的演化与预见未来的事件的表征能力有关。蒙洛迪诺(2022)指出,每个人的大脑其实都不一样,每个人处理情绪的方式也不相同。有些人遇到困难,会牢骚满腹、患得患失,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而有些人会高瞻远瞩,有雄才大略和大局观,这或多或少与人们的前额叶功能的发达程度有关。这让我想起毛泽东主席的词《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的一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可见,伟人之为伟人,与他们发达的前额叶功能不无关系。
一个极端的反面例子是2015年发生的北大高材生吴谢宇弑母案。吴谢宇为了杀害母亲做了周密的预谋:在网上购买作案工具,策划了杀人手段以及作案现场的布置和清理,包括用活性炭和保鲜膜将他母亲的尸体层层包裹,并设置监控探头,伪造他母亲的笔迹向她单位提出辞职,多次使用他母亲的QQ、手机短信与亲友进行文字联系,且交谈内容逻辑缜密,情境创设足以让亲友认为他母亲仍存活于世。在逃亡期间,他在网上购买了三十多张身份证,然后逃到重庆,在酒吧等娱乐场所做男模,把他从亲友那里骗来的四十多万元挥霍一空。但他竟然没有设想过,杀害母亲、诈骗亲友钱财、买卖身份证这些行为会带来怎样的法律后果和道德谴责,会对他的前途有哪些影响。如果是思维正常、懂得趋利避害的人,只要设想一下自己会被绳之以法和遭遇众叛亲离——轻则被判刑坐牢,重则被处以死刑,前程和名誉尽毁,就会感到恐惧、羞愧和内疚,以及伴随有非常不舒服的身体感受,并放弃以身试法的念头。而吴谢宇尽管能做出许多有利于他一时享乐的行为,却一手毁了他本该光明的前程。因此,躯体标记假说可以有效解释,身体输入大脑的生理信号能影响大脑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并规避对自己有害的决策。即伟人的丰功伟绩部分可归功于他们能预见未来、从长计议的大脑功能。反之,有些人尽管能贪小便宜(penny wise),却吃了大亏(pound foolish),或许因为他们的前额叶预见未来的能力不那么发达。
在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记假设的理论框架内,情绪的定义主要包含以下内容(Damasio,2000:15-6)。
(1)情绪是由复杂的化学和神经反应产生的一种身体模式。所有的情绪都具有特定的调节功能,能产生这样或那样有利于有机体生存的生理环境。情绪是关涉生命或有机体身体的,它们的作用是帮助维持有机体的生存。
(2)尽管通过学习和文化熏陶可以改变情绪的表达方式,并赋予情绪以新的意义,但从本质上看,情绪是由生物属性决定的,是经过长期演化而来的、与生俱来的大脑设置。
(3)大脑中许多涉及情绪加工的脑区位于亚皮层区,从脑干向上到达更高层的脑区。这些负责情绪的神经构造也用于调节和表征身体。
(4)所有的情绪设置可以无需意识的参与而自动地加工。尽管情绪感知存在个体和文化差异,但不可否认存在一些基本的、程式化的、发挥调节功能的情绪。
(5)所有的情绪都以身体(内环境、内脏、前庭感受和骨骼肌系统)为舞台,但情绪也会影响许多脑回路的工作方式:情绪反应会深刻地改变身体和大脑的图景。这些改变的总和构成了我们情绪感受的神经模式。
因此,在达马西奥看来,有些情绪是全人类普遍的、共通的,因为它们是生物演化的产物。尽管不同语言、文化、种族的人群习得的情绪表达方式不同,但情绪本质上是由生物属性决定的,因而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或一致性。另外,他赞同埃克曼提出的情绪的普遍论和演化论。他说,“我的情绪观与埃克曼(1992)的不谋而合”(Damasio,2000:15)。
有些心理学家却认为,情绪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心理现象,各种情绪(如愤怒、恐惧或惊讶)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拉塞尔(2003)认为,情绪只是人们为了方便,给某些共同的经验贴上的标签,就像给各种原本不相关的东西贴上了“艺术”和“音乐”标签一样。比如,人们把绘画、音乐、舞蹈、书法、电影、摄影、服装设计、珠宝设计等这些貌似没有多少共性的东西都统称为“艺术”。同样,中国的丝竹乐(如由笛子、古筝、萧、笙、二胡或琵琶等演奏的音乐)、西方的管弦乐(如由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小号、圆号、长号、大号、短笛、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巴松管或萨克斯等演奏的音乐)、打击乐(如由定音鼓、三角铁、木琴、钢琴、响板、沙锤、小军鼓、大军鼓、钹等演奏的音乐)、现代的摇滚乐(如由吉他、贝斯、键盘、鼓等演奏的音乐)等,从表面上也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相同之处,但它们都被贴上了“音乐”的标签。因此,有些情感心理学家们认为,情绪与非情绪之间的界限其实是非常随意的。在有些语言中,甚至找不到“情绪”这个词。拉塞尔和巴雷特(1999)认为,我们所感知的情绪(如愤怒、恐惧、喜悦等)并不是离散的范畴,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清晰的界限,而是分布在由“效价”和“唤起”这两个维度组成的坐标系上的不同点。在他们的情绪二维环状模型中(见图2.2),坐标系的纵轴是“唤起”或“激活”的维度[分为活跃或不活跃(activation or deactivation)],横轴是“效价”维度[分为愉快或不愉快(pleasant or unpleasant)]。人类的核心情绪都分布在这个二维环形的不同区域上。
图2.2 拉塞尔与巴雷特提出的二维情绪环状模型
(Russel & Barrett,1999:808)
维兹毕卡(Wierzbicka,1992,1994)则认为,并不存在全人类共通的、普遍的情绪。她指出,尽管许多文献都认为存在一些核心的、普遍的、离散的、与生俱来的人类情绪,如伊泽德和比希勒认为,兴趣(interest)、快乐(joy)、惊讶(surprise)、悲伤(sadness)、愤怒(anger)、厌恶(disgust)、鄙视(contempt)、恐惧(fear)、羞愧/害羞(shame/shyness)和内疚(guilt)是核心情绪(Izard & Buecheler,1980),埃克曼(1980,1989)以及约翰逊-莱尔德和奥特利(Johnson-Laird & Oatley,1989)等人也持类似观点(参见Wierzbicka,1992的综述),但维兹毕卡发现,在波兰语中并没有与英语中的disgust(厌恶)对等的词语。澳大利亚的吉丁加利(Gidjingali)土著语也不像英语那样把“恐惧”(fear)与“羞愧”(shame)看作是两种不同的情绪范畴。她设想,如果研究情绪的心理学家恰好是说波兰语的,或是说吉丁加利语的,而不是说英语的人,他们还会认为“厌恶”是一种全人类应有的情绪吗?抑或“恐惧”与“羞愧”还是两种核心的、离散的情绪吗?她认为,英语中的一些情绪概念或情绪词只不过是一种“民间的分类法”(folk taxonomy),并不是客观的、可以脱离文化的分析框架。因此,不能假定英语中的“厌恶”“恐惧”或“羞愧”是全人类共通的、普遍的概念,或核心的心理实在(basic psychological realities)。但她发现,“诸如此类的词语通常被英语母语者当作是客观的、与文化无关的‘自然类’(natural kind)”(Wierzbicka,1992:119)。她认为要是在一种语言中,没有词汇能将“恐惧”与“羞愧”区分开来,即如果没有这样两个情绪词,说这种语言的人也就无法感知到“恐惧”与“羞愧”的区别。因此,不同的情绪术语系统其实反映了不同语言和文化对情绪的概念化方式。另外,如果有两种文化对情绪的概念化方式相似,这也会体现在它们的情绪词或情绪标签上。她提出可用自然语义元语言法,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情绪概念系统进行客观的比较和评价。
情感神经科学家(如Barrett,2006,2017,2020;Lindquist,et al.,2015;Lindquist & Gendron,2013等)也认为不存在全人类普遍的情绪神经生物指纹。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大脑里找不到专门负责愤怒、悲伤、喜悦或恐惧的脑区。他们认为,应当把“心情”(mood/affects)与“情绪”(emotions)区分开来。前者指比较粗疏的、模糊、混沌的情感,比如是可靠近的还是应回避的,是令人愉悦的还是令人不愉快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心情,是活跃的还是懒散的(activated or idle)。这些不同效价(valence)的情感是全人类,乃至所有生物共有的,它们能帮助生物体维持生命的内稳态和基本的生存(见图2.3)。而那些具体的、离散的情绪,像喜悦、恐惧、悲伤、愤怒、骄傲、嫉妒、惊奇、厌恶、钦佩、憎恨等是由不同语言和文化给粗疏、混沌、模糊的心情或情感赋予的意义。即身体的内感受是一连串没有任何意义的神经或化学信号流,它们需要大脑的概念系统和语言系统给这些信号流赋予意义,给予解释(Barrett & Simons,2015)。因此,情绪并不是全人类共通的、普遍的,而是由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语言系统塑造的或建构的结果。所有的情绪,包括以前普遍认为的“基本情绪”,如喜悦、愤怒、恐惧、悲伤、惊讶和厌恶(Ekman,1992),都是由特定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系统所建构的情绪概念系统也会不同。
图2.3 巴雷特认为,人类的情感或心情具有不同的效价
从愉快、中性到不愉快,从活跃、中性到懒撒,这些情感或心情(affects/moods)是人类普遍的或共有的,可分为愉快或不愉快、活跃或懒散两个维度。而所谓的喜悦、恐惧、悲伤、愤怒、骄傲、嫉妒、惊奇、厌恶、钦佩、憎恨等情绪(emotions)是由特定语言和文化赋予这些情感或心情的意义,是受语言、文化和社会塑造的(Barrett,2020:105)。
总之,科学家们对情绪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中。2024年2月在国际顶刊《神经科学与生物行为评论》(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类情感组》( The human affectome )的论文,它是由来自全球26个国家的176位顶尖的情感科学家合作完成的。其中,对情绪给出的最新定义如下(Schiller et al.,2024):
(1)情感是以第一人称意识到的生物状态,这种状态根植于生物的演化之中,并通过生理的和神经的回路(专门的或通用的机制)实现。
(2)情绪是由外部或内部的刺激驱动的,并根据生物的和/或心理的意义进行推理。
(3)情绪通过调节应变稳态(allostatic regulation)满足生存的需要。
通俗地说就是,情绪首先是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意识到的一种生理和心理的状态。比如,我意识到自己有某种情绪。其次,它是生物经过长期演化而来的能力,并通过大脑中的生理和神经回路表征为心理感受(如喜怒哀乐等感受)。再次,情绪的产生是由于受到身体外部的刺激(如闻到茉莉花的芳香,你感觉心情愉悦,闻到腐败食物的臭味,你感觉恶心厌恶)或内部的刺激(如长期心率过速让你感到焦虑,长期消化不良让你感到抑郁),大脑根据过去的经验,推测这些感觉信号流的意义。最后,情绪的功能是帮助生命体通过调节应变稳态,更好地活着。
尽管对情绪的定义还存在争议,但心理学家们大多同意,一个典型的情绪经验大致包含四个方面的要素:认知评价、主观感受、生理反应和情绪行为(Shiota & Kalat,2012)。事实上,不同的情绪理论会侧重其中的某些方面。比如,有些侧重情绪的身体感受或心理表征,有些强调情绪的认知评价,有的侧重情绪概念或情绪话语对情感经验的塑造作用,有些偏重社会文化因素对情绪感知和认知的建构作用,有的侧重情绪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还有的强调伴随情绪的行为或行动等。
此外,情绪的行为包括面部表情的变化、说话音量的大小、音调的起伏、词语的选择、伴随情绪的手势和身体姿态等。并且,不同的个体和不同的文化对情绪的认知颗粒度(granularity)也不尽相同。有些人表达情绪的词汇量较大,可以表达更丰富而细腻的情绪,有些人的情绪词汇量比较贫乏,对情绪的体验和感知的能力也相对较弱。例如,有些人只能用感觉好、不好或一般(pleasant,unpleasant or somewhere in-between)等简单的词语表达他们的感受。记得二十年多前,我在武汉大学工作时,那时有一个形容情绪的流行语是“郁闷”。我经常听到学生把“郁闷”挂在嘴边。但凡是不开心、不顺利、不那么积极的感受,他们几乎统统都用“郁闷”一词以蔽之。估计现在的大学生是用“emo”一言蔽之了。不知这是不是情绪词贫乏的一种表现呢?。
情感神经科学家研究发现,情绪颗粒度越细的人,越能有效调节自己的情绪,也更有同理心(Barrett,2017)。因为在用语言表达和分析自己的情绪时,会激活负责语言的左脑和前额叶,这会抑制杏仁核和右脑的活跃程度,减轻我们的担忧、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绪(Fox,2012;Mlodinow,2022)。有些文化对情绪的认知程度较低,属于“低认知”(hypocognize)的语言,比如马来西亚的永旺语(Chewong)中只有7个情绪词。而有些文化对情绪的认知程度较高,属于“高认知”(hypercognize)的语言,比如英语中有2000多个描述不同情绪的词(参见Barrett,2017;Lindquist et al.,2015的综述)。
可见,随着情绪科学的发展,情绪不再被看作是纯粹心理的现象,而是与身体、脑、语言、社会和文化等密切相关的心理、生理和认知的总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之间究竟是怎样互动的,至今尚无定论。这也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不同科学家采用不同的路径研究情绪。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的研究员、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心理学系情感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伊莱恩·福克斯(Elaine Fox)教授(2008)指出,有些研究传统停留在常识的水平,主张主观感受或体验是情绪科学的核心内容。有些虽然承认主观心理感受的重要性,但认为它并不是情绪的核心内容,而认为对刺激产生的生理、神经和行为反应才是情绪的本质,它们先于心理的感受。不同的研究路径或研究传统不仅对情绪的定义迥然不同,而且对情绪的构成要素之间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也莫衷一是。不同的研究传统也导致它们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比如,在心理科学领域,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界,主要采用认知心理实验、社会调查法、临床观察和访谈等方法。而在神经科学界,尤其是认知神经科学家和情感神经科学家,主要采用神经科学实验的方法。下面我们简要介绍5种主要的情绪理论。
情绪的生物演化论认为,情绪是生物在自然界经过亿万年演化而成的能力,它被编码进了生物的遗传密码,可以代代相传。情绪的出现是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结果,这是因为具备感受情感能力的生物能迅速协调身体内的运动系统、能量代谢系统、生理反应系统和认知加工系统等,因此能更快速、高效地应对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提高其生存竞争力。我们设想一下,在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大自然的飞禽走兽忙于求偶交配,繁衍后代。正当两只沉醉在热恋中的鸟儿在树梢上唱着清脆婉转的歌声,互诉衷肠时,一条蟒蛇正悄悄向它们逼近。其中一只敏感的鸟儿注意到了这突如其来的威胁,它的歌声戛然而止,立即发出了惊恐的啼鸣,并迅速扑打着翅膀夺路而逃。帮它拉响警报的正是恐惧情绪。如果鸟儿的大脑里没有设置“恐惧”情绪,它们恐怕还沉浸在“谈情说爱”的柔情蜜意中,而成为蟒蛇的腹中餐了。因此,恐惧能立即打断正在进行的行为,使生物迅速切换到应激状态,调动身体的运动、能量代谢、生理反应和认知等系统,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从而极大地提高生存的机会,也更有可能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
福克斯指出,情绪的生物演化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情绪是由生物演化产生的对周围事物或环境做出反应的基因编码系统” (2008:3)。这一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天生对蜘蛛、蛇、老鼠、旷野、突如其来的巨响等会感到害怕。虽然这些刺激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威胁或危险,但很多人还是本能地害怕这些事物,甚至远甚于枪支、刀械或电源插座等那些更可能危及生命的东西。这些事例说明,自然界的生物演化出了对某些刺激产生自主神经反应的本能。这些本能曾帮助我们的祖先避免各种危险和伤害,追逐对维持生命有益的东西。正因如此,埃克曼(1992)才提出了“核心情绪”的概念。他认为,全人类都拥有一些普遍的、共通的核心情绪。
总之,生物演化论认为,情绪是人类的祖先为了应对生存竞争的压力,适应自然,而演化出来的本能。拥有情绪能力的生物可以更高效地协调许多不同的生理加工过程,帮助它们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如图2.4(Fox,2008)。
图2.4 情绪的生物演化论示意图
(Fox,2008:4)
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情感科学家提出了情绪的社会建构论。该理论认为,由于人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情绪也具有社会性。社会化的情绪给我们的社会生活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意义,产生了符合特定社会规范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因此,情绪不仅具有生物的属性,还有社会和文化的属性。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73)指出,思想和情绪都是“文化的人造物”,不同文化以不同的方式赋予情绪不同的价值。这些价值系统又会影响人们的情感体验。因此,这种理论认为,并不存在全人类普适的、共通的情绪,也不存在生物学意义上必然的情绪。对情绪的体验和感受,受到文化的塑造。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对情绪的体验也不尽相同(Averill,1985;Harré,1986;Kitayama & Markus,1994;Mesquita,2003;Mesquita et al.,1997;Wierzbicka,1994,1999),如图2.5。
图2.5 情绪的社会建构论或文化观示意图
(Fox,2008:7)
例如,日本学者北山教授(Kitayama)和他的同事(2000)比较了日语和英语中的情绪词后发现,文化对人们生活目标的解读和识解影响极大。马库斯与北山(Markus & Kitayama,1991)认为,日本和美国人的自我观截然相反:日本人的自我概念是“相互依赖型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而美国人是“独立型自我”(independent self)。“独立型自我”的本质是个人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彼此独立,每个个体被看作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在不同环境下,对自我的认知保持稳定。人的行为受到内在因素,即内在动机的驱动。相反,“相互依赖型自我”的文化根植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即自我的价值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定义,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取决于他与家庭成员和重要的社会关系等因素,而不是靠个人的奋斗。因此,相互依赖型自我更加注重一个人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义务,并且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由外在因素,比如社会环境决定的。这种自我识解观不会把一个人的身份看作是稳定不变的,而是随环境变化的。他们发现,独立的或个人主义的自我在北欧和北美比较盛行,而相互依赖的自我在亚洲、非洲、地中海地区的欧洲和南美洲更加常见。
北山等人(2000)还指出,受“相互依赖型自我”文化的影响,日本人更注重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他们更注重人际间的感情(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情感)。相反,美国人更关注积极的自尊(追求快乐等)和情绪。他们发现,美国人在体验积极情绪(如快乐)时,往往较少体验到消极情绪(如悲伤),反之亦然(或许不像我们中国人会有“悲喜交加”“喜忧参半”等混合的情绪——笔者注)。这比较符合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即更提倡和追求积极的情绪,弱化消极的情绪。而日本人偏重在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间保持平衡与和谐,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快乐(参见Fox,2008:5-6的综述)。
因此,甘え(撒娇)之所以在日本文化中是一种基本情绪,是因为这种情绪与日本文化中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相适应的,但与西方的文化并不相容。在英语中找不到“撒娇”的对等词。福克斯(2008)认为,尽管西方人没有确切的词语可以表达这个概念,并且他们未必能真正体会这种情绪,他们依然可以理解甘え的涵义。
除了上述两种情绪理论外,另外还有两种基于科学实证研究情绪的方法。一种认为情绪来自人们对身体状态的感知。例如美国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心理学的先驱威廉·詹姆斯(1884)提出,当我们注意到一个物体(比如熊)时,会引起身体的各种生理变化(如大脑的自主神经系统被激活),对这些身体的生理变化的感知便是情绪。这种观点与人们的常识相悖。按照常识,我们是先体验到情绪(如恐惧),然后才感受到一系列的身体变化(如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等)。詹姆斯则认为,我们不是因为害怕而逃跑,而是因为逃跑而害怕。丹麦心理学家卡尔·兰格(Carl Lange,1885)几乎在同一时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的理论被称为詹姆斯-兰格情绪理论。因此,按照情绪的具身论,你不是因为抑郁才感到痛苦,而是因为痛苦(包括身体的疼痛)才抑郁。
顺便说一下,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1996,1999)继承并发展了詹姆斯-兰格的思想,提出了“躯体标记假说”(这个理论前面已经多次介绍过了,在此不再赘述)。不过,达马西奥的理论与詹姆斯-兰格的情绪理论存在一些区别。詹姆斯主张情绪与意识感受状态是等同的,即大部分情绪都会被我们意识到。但达马西奥认为,大脑可以探测到身体内部状态的变化,而不被我们意识。这是因为外感受主要受自主神经系统控制,有些可以被我们意识到,内感受由内感受神经系统控制,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因此,詹姆斯关于情绪与身体的关系主要侧重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外感受部分,而达马西奥所强调的身体不仅包含外感受,还包含内感受。总之,主张情绪具身论的科学家基于情感科学的实证研究认为,情绪本质上是因身体状态的改变所致(如图2.6)。
图2.6 情绪的具身论示意图
(Fox,2008:7)
关于流行乐坛巨星李玟的抑郁症,媒体上有各种解读。有人认为她是“阳光型抑郁症”,在人前表现得热情洋溢、活力四射,却把痛苦隐藏在心底。阳光型抑郁症患者表面上看,显得自信满满,热爱生活,内心里却不接纳自己、甚至嫌恶自己。也有人认为她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已离世,这带给她母亲沉痛的心理创伤。由于“母子连心”,母亲的创伤经历也影响到了尚在母胎里的她。于是,抑郁的种子就已种在了她的脑回路里。她人前的阳光灿烂其实只是她伪装的心理防御机制。还有人认为,是因为她的洋丈夫花心,多次背叛她,让她伤心欲绝,生无可恋,等等。
事实上,抑郁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身心疾病。科学家们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它的发病机制,众说纷纭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况且,各家说法恐怕都有一定的道理。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叫范玥婷(Tina)的视频号说,李玟绝不是“恋爱脑”,也不是“阳光抑郁症”,而是因身体长期遭受病痛折磨而导致抑郁。
据网上报道,李玟的左腿有先天缺陷,并且这种疼痛几乎伴随了她的一生。哪怕是在舞台上又唱又跳,性感热辣,她其实一直是靠右腿支撑她的整个身体。2023年3月,她的先天腿疾复发,并且情况非常严重。经过手术后,她需要靠助行器与拐杖的支撑重新学习走路。但每迈一步都如同“走在刀尖上的美人鱼”,经常痛到呻吟。另外,她还罹患了乳腺癌。这些身体上的病痛和折磨摧垮了她的精神。
如果用情绪的具身论来解释,范玥婷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心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大脑其实分不清是身体的感觉还是心理的感觉,大脑需要通过我们过去的经验和认知模式为这些感觉信号赋予意义。当身体长期遭受疼痛的折磨时,大脑不仅会将伤病的身体状态表征为疼痛,还会把身体的疼痛表征为负面的情绪。有研究显示,长期身体的疼痛会导致抑郁。
了解了真相,让我们对李玟的选择,既感到惋惜、悲痛、心疼,也能理解。毕竟身体的疼痛会折磨甚至击垮一个人的意志。
情绪的认知评价论认为,认知评价是产生情绪体验的必要前提。这种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他提出,感受是由我们关于世界的信念,以及我们与周围人的关系产生的。例如,他认为愤怒源于你或你的朋友感受到那种你认为是羞辱的事件而产生的“冲动”。1950—60年代美国情绪心理学家玛格达·阿诺德(Magda Arnold)等人提出了现代版的情绪认知评价理论(Arnold,1960;Arnold & Gasson,1954),其核心思想是:对一个事件意义的评价,决定了我们所体验的情绪类型。该理论认为,情绪包含两种参照物:一种是对物体或环境的评价,另一种是体验物体或环境的人。因此,认知评价是对自我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评估(如图2.7)。通俗地说就是,你怎样评价一种经验才是情绪的核心。
图2.7 情绪的认知评价论示意图
(Fox,2008:9)
该情绪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不同情绪之间的细微差别(不同语言和文化对情绪的认知评价的细微程度叫作“认知颗粒度”)。不同个体对同一诱发事件产生的情绪反应不一定相同。比如,当人们走在张家界的玻璃栈桥上,看到桥下的万丈深渊和山间的云雾缭绕,心跳会不由自主地加快,有的还会手心冒汗、两腿发抖等。这些生理反应其实是肾上腺素激增所致,但对于这些生理反应的认知评价可能会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比如,有些人感到的是兴奋和刺激,而有些人感觉恐惧和害怕。然而,情绪的演化论无法将兴奋与恐惧的情绪区别开来,它只是认为,这些生理反应是我们远古的祖先经过亿万年的演化,形成的适应生存竞争的能力。而认知评价模型将与情绪相关的身体感受与情绪意义的评估过程和应对能力的评价关联起来了(Lazarus,1966)。比如,在拥挤的地铁上,有人对你做出了非礼的行为。如果你将之解读为“羞辱”,你会感到愤怒,并奋起还击;如果你将之解读为“威胁”,就会感到恐惧,于是你会避其锋芒,逃之夭夭。总之,评价理论模型可以解释为何面对相同的刺激,人们会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换言之,并不是情境本身产生了某种情绪,而是人们根据其特定的目标,对该情境的评价产生了情绪。
莎士比亚说“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确,经过亿万年的演化,人脑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比其他哺乳动物的大脑复杂得多,尤其是新皮层的面积-体重比更是在所有哺乳动物中独占鳌头。这使得人脑拥有许多高级的认知功能,包括语言能力、想象力(概念的组合和创造的能力)、抽象思维能力、自我意识的能力、换位思考的能力等。因此,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生物遗传的局限,拓展和细化他们对经验的概念化和范畴化能力。也就是说,语言不只是帮助我们给感觉经验贴上符号标签,还可以创造出新的感觉体验,对混沌的、模糊的、流动的感觉生理信号流进行切分,赋予意义,并用词语加以锚定。还有些学者(如Lieberman,et al.,2011;Gottman et al.,1996)认为,语言有助于我们将模糊、朦胧、混沌的情感转化为可控制的和可管理的概念实体,进而通过认知分析的方法调节情绪。而有些情感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家(如Barrett,2017;Lindquist et al.,2016;Barsalou,2009等)认为,情绪概念和情绪词不仅能调节情绪,还是构成情绪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就是说,没有情绪概念,就没有情绪感受。他们称这种理论为情绪的建构论(the constructionist theory of emotion),如图2.8。
图2.8 情绪的语言建构论示意图
情绪词或情绪概念会根据特定的情境,将混沌、模糊、连续的身体状态,切分为离散的情绪概念。情绪词或情绪概念是构成情绪的基本要素,并参与情绪经验的创造(引自Lindquist et al.,2015:19)。
首先,并不存在人类普适的情绪实体,无论是面部表情、身体反应还是大脑的神经回路等,都没有全人类普适的、共通的“情绪指纹”。相反,情绪是大脑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为了保持身体内稳态,对身体的新陈代谢、温度变化、血压、心率等的感觉信号流赋予的意义。
其次,人类的大脑天生拥有对事物分类的能力。比如:这是男人,那是女人;这是成人,那是小孩;这是动物,那是植物;这是矿石,那是珠宝;这是江河,那是湖泊,等等。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人类有范畴化和概念化的能力。人脑不仅对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进行分类,还能创造出新的概念和关于世界的心理模型。比如,虚构的文学作品或神话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以及一些社会建制,例如将学校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大学分为综合类、理工科类、师范类和专业类大学等。近年来,还区分了双一流大学和双非院校等。这样的范畴化、概念化能力对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是有利的,它能提高我们处理信息的效率。不过,它也是我们制造偏见和歧视的根源。比如:这是上等人,那是下等人;这是富人区,那是贫民区;这是“白富美”,那是“矮矬穷”;这是人生赢家(winners),那是失败者(losers),等等。
最后,情绪词并不只是给情绪贴标签那么简单,研究发现,人们的情绪经验是由情绪概念和情绪词创造的。也就是说,关于情绪的词语、话语和叙事是构成情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拿大裔的美国情感神经科学家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教授是情绪建构论的创立者。她现在担任美国东北大学的杰出教授,兼任麻省总医院和哈佛医学院教授。2019—2020年,她当选了美国心理科学协会会长。她还是当今世界上的高被引科学家之一(位列前1%)。她指出,“如果没有概念,你所体验的世界就是一片此起彼伏的噪音” (2017:85),“你必须先有情绪概念,才能体验或感知到某种情绪。如果没有‘恐惧’的概念,你无法体验到恐惧。没有‘悲伤’的概念,你无法感知他人的悲伤。你既可以学习一些生活中必需的概念,也可以通过概念组合,建构和创造出新的概念。但无论如何,你的头脑里必须要用概念预测感受。否则,你的情绪体验将是一片空白” (2017:141)。
汉语对水系或水与陆地之间关系的区分或颗粒度相当细致。根据辞海上的分类,包括:岸指江、河、湖、海水域邻接陆地的分界;湾指水流弯曲的地方;渚指水中的小块陆地;岛指散处在海洋、河流或湖泊中的小块陆地;礁指海洋或江河中隐现水面的岩石;洲指水中的陆地;江河用作水道的通称;塘指堤岸或堤防,也有将圆的水池叫池,方的叫塘;浦指通大河的水渠;湖指积水的大泊;荡指积水长草的洼地。
此外还有半岛,指深入海洋或湖泊中的陆地;群岛指海洋中彼此相距很近、在成因上有一定联系的岛屿;列岛指成线状或弧状排列的岛屿;湄指水与草交接的地方;沚指水中的小洲;涯指水的边际;洼指水坑;潭指深水处;渊指深潭;沼泽指湿地;堧指河边的空地;渠指人工开凿的水道;运河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水道;榭指建在高土台上的敞屋;堰指明渠中壅水的建筑物;坝指建在水流中拦截水流的建筑物;埠指码头;港指港口……[参考《辞海》(第七版)]
可见,如果没有这些词语对各种水陆关系进行命名或切分,上述实体都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一片模糊无界的水陆相连。
她指导的博士生,现任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心理学系教授的克里斯汀·林德奎斯特与她的同事们通过研究指出,语言不仅有调节情绪的功能,还能“赋予人们的情绪状态以意义,是构成情绪感受的必要成分”(Lindquist et al.,2016:589)。她的研究团队指出,我们不是“将感受放进词语里” (feelings get put into words),而是把“词语放进感受里”(words get put into feelings)(ibid:590)。“语言可以表征人们的范畴知识,尤其是抽象的范畴,尽管这些抽象范畴不一定能带给我们身体上的感受……但抽象词就像‘黏合剂’一样,可以将一些看似没有共性的事物、事件或经验黏合在一起,并忽略它们之间的差异” (ibid:581)。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我以“中药”为例加以说明。了解中药的人都知道,中药房里有各种各样晒干的草本植物、木本植物、昆虫,还有动物的骨头、犄角,甚至还有矿石等。这些貌似完全不相同的东西被统称为“中药”。也就是说,“中药”这个抽象概念把上述那些性质和形态迥异的东西黏合在了一起。又如,在西方的圣诞季,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红酒、巧克力和鲜花等,这些貌似完全不同的东西,都被归入“圣诞礼物”的范畴。同样,主张语言建构论的情感神经科学家认为,在英语里,人们把心率加速、血压升高、肌肉紧绷等生理变化概念化或范畴化为“愤怒”。
(一)植物类的中药材:(1)根及根茎类,(2)茎木类,(3)皮类,(4)叶类,(5)花类,(6)果实种子类,(7)全草类
(二)动物类的中药材
(三)矿物类的中药材
语言建构论还认为,不同个人、社会和文化群体对情绪认知的颗粒度不尽相同。另外,个人与文化之间对情绪概念化的差异性或多样性源于他们对情绪的选择注意分配的差异(Niedenthal,2008)。例如,有些人将注意力聚焦于心率、呼吸、面部表情和肌肉的张弛等身体状态的变化,有些人则凸显情绪的认知方面。但选择注意的偏向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从幼年发展出来的,是在与养育者的互动中,通过学习习得的适应社会的情绪认知能力(Fotopoulou & Tsakiris,2017;Barrett,2020)。
通过对以上五种情绪理论模型的介绍,我们知道,情绪是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语言和文化等多种要素互动产生的心理表征。上述五种情绪的理论模型分别将情绪的遗传基因、社会文化环境对情绪的建构、产生情绪行动的自主神经系统、产生情感感受的内感受神经系统、心智表征和语言符号系统对情绪的认知评价等作为各自理论的焦点或核心。它们都尚未将这些不同侧面组装成一幅关于情绪理论的完整拼图,也尚未厘清各个要素之间的先后顺序或因果关系。就像“盲人摸象”,每个盲人只摸到大象身体的一部分,却以为摸到了它的全部。
此外,目前的语义理论和跨语际的情绪概念化比较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哲学思辨,或是通过对语言用法的内省构建的民间理论,并不是科学理论(Kövecses,1990,2003)。我们希望基于当今前沿的情感神经科学和内感受神经科学,把关于情绪的不同侧面拼缀成一幅更加完整的图画——提出更加科学、系统和全面的情绪概念化理论模型。在下一章,我们将讨论神经科学的发展对语义学有何影响,以及该如何在情感神经科学和内感受神经科学的理论框架下,研究情绪的概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