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海狸与老鼠

柯立芝总统时期的劳工部部长詹姆斯·戴维斯曾这样将生物学和移民问题放在一起。他将人类分为两种动物：海狸和老鼠，并且直接用了一本儿童书的故事：海狸建造家园、储存食物；老鼠却进入阁楼、窃取食物。他说，“只有像海狸的人多于像老鼠的人，一个文明才会崛起”，“要当心美国正在滋生的老鼠” 。

这里，海狸代指美利坚这个国家的建造者，即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老鼠则是千百万的非盎格鲁-撒克逊移民。这个比喻诉诸生物本性，带有天生的种族主义思想。此间传递出的信息是：理想的美国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塑造的。

这种说法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这是因为，种族不平等的历史比美国历史还要久远。 无论是同化也好，“熔炉”也罢，都充斥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主义的意味，这也给美国当下的种族矛盾、文化冲突埋下了思想根源。

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实际上，这些如此冗长的“真理”只对那些白人男性精英群体有效。从历史上看，美国人认为人种的优劣是天生的，而不是环境决定的。人们广泛认为按照优劣程度排列的四大人种依次是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印第安人种和非洲人种。美国白人将自己明确区别于印第安人、黑人、亚洲人和墨西哥人，把这几种人排斥于美国社会之外，“白人至上”的思想统治了几个世纪。

从思想根源上说，17世纪的英国正是殖民帝国上升期，以白人至上为核心的帝国主义理论也应运而生。在被征服的有色人种面前，“白种人优越论”被视为理所当然。来到新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深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其中自然包括对种族优越的自信。

英属北美时期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首任总督约翰·温斯罗普的一场布道可以解释盎格鲁-撒克逊人这样的世界观。在1630年抵达殖民地之前，这位清教移民领袖发出宣言：“我们会成为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目光都将注视我们……全世界都将传扬我们的故事和格言。” 这句话400多年来被无数美国人反复吟咏，逐步形成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民”的民族意识。“上帝选民”四个字，就让他们将异教徒、土著人等视为异类。他们自以为蒙受神恩，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任意处置他们眼中的“异类”。

1859年，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出版了著作《论自由》。他在书中说，自治权“只适用于那些天生禀赋达到了成熟程度的人类”，许多“种族”整体不具备理性行动的能力。密尔的观点在美国白人中很有市场。当时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黑人奴隶的劳动，美国领土的扩展导致另一个非白人群体——印第安人——丧失家园、流离失所，对墨西哥人居住领土的征服也被视为对非白人的征服。

同样是1859年，达尔文进化论面世。此后，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将其应用于社会学研究，认为人类历史是不同民族群体为生存而斗争的历史。如生物界规律一样，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美国影响颇深。此后，人种之间固有的不平等在美国已被认为是一个科学事实，更为排斥非白人群体提供了理由。

美国白人对自己的种族优越性深信不疑。于是，各式各样的后来移民，从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等白人到亚洲的有色人种，无论是红种人、黑种人、黄种人还是棕色人种，都曾先后因深刻的种族主义偏见而备受排斥和歧视。

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白人先来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身份限定和移民限制上做文章，以决定接纳还是排斥。

关于“谁应该是”和“谁不应该是”美国公民的激烈争吵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新鲜。美国宪法中也没有任何条文明确界定过谁是美国公民。

1790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部《归化法》，规定新移民成为美国公民的条件。国会没有经过任何辩论，就将归化程序限制在“自由白人”的范围之内，即只有白人移民才能通过归化程序成为美国公民。这一限制延续很长时间，且对不同种族限制不同。黑人在1870年被准许进入归化程序，亚裔则要等到20世纪40年代才获得进入归化程序的资格。

南北战争产生的第一部关于美国联邦公民资格的法律，即186《民权法案》，宣布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印第安人除外）都是美国联邦公民。1868年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规定，美国公民资格的获得是在美国领土上出生或在美国完成归化程序，各州不得剥夺任何公民的“特权和豁免权”或拒绝给予他们“平等的法律保护”。然而，在这个信奉自由、民主的国家，种族平等的观念真正进入主流思想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之后。直到现在，种族歧视依然根深蒂固。

1880至1920年，以种族主义为所谓科学，美国的排外主义空前泛滥，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对移民限制的措施或法案。1879年加利福尼亚州宪法提出议案，宣称“中国人，痴呆和精神病人，或被宣判犯有可耻罪行的人”无权“行使州内的选民特权”。此外，加州任何商业活动都不允许雇佣“中国人和蒙古人”。1882年，第一部《联邦移民法》颁布，将罪犯、疯子、贫民以及那些有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群排除在外。同年，《排华法案》通过，这部法案最初是为了阻止西方进口廉价中国劳工，后来却成为移民管制的参考模板。1907年，排除日本移民的《君子协定》签订。

这一时期的总统，依然继承了美国从立国以来的白人至上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至上的思想，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或隐或显都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者。

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族群文化正在发生重大转变。190时，60%的美国人还是来自英国。传统的英语文化在美国还是占有统治地位。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转变，来自东欧、南欧的族群正在迅速增长。到1920年，来自英国的美国人已经下降到美国总人口的41%。美国开始关上大门，致力于保持一个单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口的社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惧进一步推动新的限制移民法案的诞生。美国国会于1921年、1924年和1929年先后三次颁布法令和决议，确立了旨在限制入境移民人数、选择民族来源的移民限额制度，限制南欧和东欧移民，禁止亚洲移民。在国会听证会上，这些新来的移民，尤其是意大利人和犹太人，被称为威胁国家种族纯洁的低等“堕落者”。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最为恐怖的表现就是三K党的复兴。三K党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极端组织，第一波运动在南北战争后兴起。1915年，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上映，片中三K党成员被包装成高尚的战士。电影后来在白宫放映，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赞不绝口，称它“宛如以闪电刻画历史”。这部电影点燃了三K党的复活。同年，新的三K党是由曾经当过牧师的威廉·西蒙斯建立的，只招收本土出生的白人新教徒。

实际上，这一时期，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兴起。进步主义者试图帮助穷人、妇女、外来移民。但是，进步主义的改革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种族问题。原因是，许多主流改革派是白人精英，不是本人有种族优越感，就是回避种族问题。他们强调经济平等，但多数不关心种族平等，无视当时尖锐的种族隔离和黑人的处境。有些人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者。

直到1965年，美国政府才颁布了新的移民法，废除了原有法规中十分明显的种族歧视条款，把各国的移民限额建立在比较公平合理的基础之上。尽管如此，法案中更加隐蔽的种族歧视仍然存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仍然是美国政府限制的主要对象，而欧洲移民在入境时享受的优惠待遇也十分明显。

进入21世纪，拉美裔人口显著增长。2003年，拉美裔美国人超过非洲裔美国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群。 预计到2060年，28%的美国人都是拉美裔人。 拉美裔人对美国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拉美裔移民成为最受美国排斥的对象。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反移民是唐纳德·特朗普赢得胜利的一个重要选举战略。在总统四年任期内，针对拉美裔移民，特朗普政府修建边境墙，并主张废除临时保护非法移民的联邦项目——“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和“临时保护身份”（TPS）。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取消TP S项目，来自萨尔瓦多、海地、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超过30万在美国的美洲人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境况。对于DACA项目，特朗普政府2018年4月初开始对非法移民采取“零容忍”政策，超过2300名未成年非法入境者在与墨西哥接壤的美国西南边境由执法人员带离父母等家人。2020年3月，特朗普政府推出名为“第42条”的法令，以防疫为由授权边境执法人员驱逐越境移民。这些做法都得到了保守派的支持。

其实在当选前，特朗普身上就有美国学者给贴的以下标签：愤怒的偏执者候选人、三K党候选人、拦截盘查候选人、边境墙候选人，一个说过拉美裔法官不可能客观以及“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生活在“地狱”的候选人…… 特朗普这一政治现象的出现，反映美国国内涌动的在全球化、科技进步以及金融危机三重作用下迅猛抬头的种族主义，也反映白人人口比例多年来加速下降而愈演愈烈的白人至上主义。

即使是贝拉克·奥巴马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即使是卡玛拉·哈里斯成为第一位非洲裔和亚裔的女副总统，这些也并不意味着美国这个种族主义国家调头转向。奥巴马当时的竞选对手、后来成为其副总统、而后2020年击败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拜登，也曾给奥巴马贴了一个充满歧视的标签：“他是第一个口齿伶俐、聪明、干净、长相好看的主流非洲裔美国人。” 拜登的评论成为未来的征兆。这个国家距离达到“后种族”状态还很远，奥巴马当选所预示的新时代在种族问题上更为复杂，有可能为保守派和基于种族的剥削制造新的裂痕。

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我们美国白人在法律、制度、风俗、条件反射上甚至灵魂上都是坚定的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的祸端始终是美国试验的一大败笔、美利坚理想的尖锐矛盾所在以及美国社会生活的痼疾。” f0mFvHrbneJv3Np31uBuhlxMBEc03Ofy/zsCDyP7uH6bFQYdYvrrOMK6SiQneb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