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熔炉还是嬗变炉

2023年1月，美国大学理事会提供的一门教授非洲裔美国人历史的大学预修课程（AP课程）在佛罗里达州被阻拦——保守派共和党人罗恩·德桑蒂斯领导的佛州政府以课程“向学生灌输政治理念、无教育价值”为由，禁止本州学校开设该课程。 此举招致大学理事会强烈批评。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温加滕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质问：“如何抹得掉整个（美国）黑人历史？”

佛罗里达州不是第一次出现关于美国历史教育的争斗。2022年4月，佛罗里达州教育部门发出禁令，在132本拟用于公立学校的数学教科书中，有42本受禁，给出的原因是这些书包含了敏感话题和未经政府批准的策略，包括社会情感学习和批判性种族理论。

这似乎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美国全国历史教科书改革大辩论的历史回响，当时的矛头直指本科生必修的西方文化课。

1987年，斯坦福大学西方文化的核心课程引发了一场争议。那一年，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牧师领着一群斯坦福大学生高唱“嘿，嘿，嗬，嗬，西方文化靠边走” ，立刻使斯坦福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他们指责西方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白色男性有产者”建立的文化， 从本质上是反对并压迫其他非西方种族的，要求在文化史的课程中以第三世界的文学历史和女权主义的作品来代替柏拉图、荷马和马基雅维利等人的传统西方经典著作，从而彰显其文化本源的尊严。斯坦福的学生们迫使校方修改了课程，随后，哥伦比亚、芝加哥、密歇根、威斯康星、加州等地区的一大批大学也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改革。

历史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它在国家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历史之于国家就像回忆之于个人。一个人被剥夺了记忆，会感到无助和迷失，全然忘记他去过哪里或即将前往何处。

如何解释历史关系到如何塑造未来。那么，如何给美国和美国文明下一个定义？问题的焦点是，如何看待美国历史，即美国的历史是否应该从根本上改写，不再承认白人基督教文明的主流地位。

对此，塞缪尔·亨廷顿曾提出了一串问题：美国的特性是由其欧洲传统和体制所决定的？美国是不是像“美国例外论”的鼓吹者200多年来所说的那样，有自己独特的文明？美国是多文化的，还是双文化的，抑或是单文化的；是一幅镶嵌画，还是一个大坩埚？

在美国建国240多年、21世纪的当下，这些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依然存在，且愈发突出。

不少美国史书把美国和美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描绘成一场“相遇”，即欧洲白人与美洲原住民和非洲黑人的三方相遇。

当人们相遇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的“相遇”是这样一幅图景：殖民征服、军事占领、为容纳多个族群而对疆域进行的重新划定、大规模的贸易和传教活动、土著人的重新安置，还有使人口族群构成变得更加复杂的移民等。在整个过程中，白人征服者按自己的意愿对这片大陆进行安排。

一些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用诸如“同化”或“文化适应”这些术语来描述族群之间的“相遇”过程和结果。如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拉尔夫·林顿和梅尔维尔·赫尔斯科维兹给“文化适应”下的定义是：“文化适应”包括的是如下现象，当具有不同文化的各群体进行持续而直接的接触后，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模式因之而发生的变迁。

而在《社会学词典》中，“同化”被定义为：不同文化或代表不同文化的个人或群体融入一个同质性单元的过程。本质上，同化是一种民族性模式对另一种民族性模式的取代。一般而言，力量较弱或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群体不得不对自身进行这些修正。

于是，人们认为，在“相遇”后，无论是经过适应，还是同化，一种新的文化体系渐渐形成。它是盎格鲁-撒克逊群体与其他移民群体生物学的合并，是文化的混合，是“熔炉”的产物。

美国的“熔炉”理论在文明“相遇”的过程应运而生。

1908年，俄裔犹太血统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编写的戏剧《大熔炉》在美国上演，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还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赞许。那个时期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的新移民的新高潮——从那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中，新移民达2700万人，略超过美国1850年时的全部人口。

《大熔炉》讲述了一位年轻的俄裔犹太剧作家，在纽约克服种族羁绊，与信仰基督教的美丽女孩结为夫妇。高潮场面在戏剧的结尾，在曼哈顿一处居民楼的屋顶花园，夕阳映衬下，自由女神像闪闪发光，剧作家和爱人一起喊出“大熔炉”，并说：是的，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棕榈和松树，极地和赤道——伟大的炼金术士将怎样运用自己的净化之火才能把它们熔解并融合在一起！……在美国，所有的种族和民族来到这里一起工作并期待着未来。

美国真的是民族和文化混合的“熔炉”吗？

美国人通常把18世纪后期诸如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等赢得美国独立以及制定宪法的人称作“开国先辈”。不过，在“定居者”眼中，美国人的历史要比美国的历史长得多——不是始于1775年列克星敦的枪声，也不是177《独立宣言》，或是1787年的宪法诞生，而是始于1607年、1620年和1630年的头几批“定居者”群体。他们带来了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的社会与文化，而此后建立的美国，其实是这一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这也成为美国“熔炉”的底料。

《大熔炉》试图描绘一幅美国和谐的种族融合的图景。这一切实际上指明了美国“熔炉”的本质：原先不同的族群身份彻底淹没在美利坚民族之中。这种熔合并不是毫无偏见和公正的。现实是，由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体制等早已在建国时就被当作规范，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人数上居统治地位，且英语无所不在，后来的移民们被浇铸进了已成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子中，他们及其后裔都要接受盎格鲁—美国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

就像西奥多·罗斯福曾说的，美国“这个坩埚把所有新类型熔炼并合制为一个类型，它是在1776—1789年定型的，在华盛顿那一代人的年代，我们的民族性在它所有的基本方面已经明确地定型了” 。如此，熔炉铸造出的，就是“五月花”号，就是乔治·华盛顿，就是亚伯拉罕·林肯……

历史学家乔治·斯图尔特的比喻更为贴切。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嬗变炉”：在这个炉子里，“所有的配料成分都被转型和同化成为一种理想性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

如此，所谓熔炉之说其实是不曾有过熔炉，它以对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认同为基础，要求无论是“定居者”还是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不同种族和宗教等的“移民”都应当放弃原生文化，转而认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为美国描绘出一种想象中的自由公平、种族平等、文化融合的图景。

对美国而言，美国文化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体，其支配地位从殖民地时代即已开始，这一文化统治在美国至今未受到严重的威胁，仍是美国社会生活的核心。“熔炉说”毫无疑问且不可避免地变成“盎格鲁-撒克逊”口味。

美国历史的主流叙事也不可避免地由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主导。如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美国历史的撰写很长时间内是为了迎合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新教徒的利益。非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在美国的历史上都是“看不见的人（和女人）” 。

综观美国历史，可以大致梳理出三次移民浪潮。因循移民浪潮，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他者”进行着不同阶段的同化。

1820年至1860年，可被看作第一波移民潮。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英伦三岛和西欧，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开拓美洲内陆，他们虽然不是先期一波的“定居者”，但同属盎格鲁-撒克逊人。

第二波移民潮，发生在19世纪后半段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期间，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大量涌入，还有大批南欧人、东欧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这一时期，美国掀起一波同化高潮。1918年美国国庆日，纽约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7万新移民大游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移民在第五大道进行了10个小时的游行集会，热切地表示要认同美国和美国文化。此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20年代，美国启动了限制移民的措施，移民人数也随之锐减。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后，开启了新一波移民浪潮，持续了至少半个世纪之久，移民大多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不过，受民权运动影响，美国国内民众的民族意识、身份意识急剧抬升，盎格鲁-撒克逊的新一波同化并不完整。

1776年美国独立时，北美13州的人口总共只有250万；建国100年之后（即187），总人口才达到500；到2纪8代中期的200年间，外来移民共5000多万。

实际上，在南北战争之前来到美国的人已经完成同化及美国化了，而此后，移民的迅速增长使得同化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美国，同化工作始于公共教育。英语教育是最普遍的美国化活动。早在殖民时期，弗吉尼亚公司的创办者就曾强调：“该公司关注的不只是利润，还有灵魂。”该公司曾给其殖民地总督托马斯·盖茨下达指令，让他捕获一些当地小孩，确保他们“说你们的语言，以你们的生活方式长大”。弗吉尼亚公司对待美洲土著的这种手段一直沿用到20世纪。

商业公司是对移民实施美国化的一个主要场所。一些大型企业招收移民，就在工厂内成立移民培训学校，让他们学习英语和美国价值观。比如，福特汽车公司曾开办英语学习班，要求移民必须参加。191，福特公司组织了大型爱国主义演出，舞台中心是一座大熔炉，大批的身着异国服装和原国名标语的移民工人从后台出来，鱼贯进入大熔炉，然后源源走出熔炉，这时都整整齐齐穿着西装，一人打着一面小的美国国旗。

作为培养下一代的沃土——学校，特别是公立学校，是完成同化和铸造美利坚认同的基本工具与途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说：“公立学校就是美利坚‘大熔炉’，在那里，我们成长为美国人，不同人种、不同籍贯、不同阶层的人把他们的孩子统统送到那里，或者说理应送到那里。在那里，这些青少年统一接受美利坚精神的‘荡涤’，最终变成真正的美国人。”

南北战争前，美国只有州要求公立学校开设美国历史课，到1900年这样做的州已达到23个。到19世纪90年代，各个州相继通过立法规定中小学一律设置美国历史课和公民课，学生们开始懂得1620年乘“五月花”号轮船来北美定居的第一批清教徒、独立战争时自愿入伍的民兵、开国元勋、拓荒者和一些伟大总统的光荣业绩。 及至今日，公立学校系统都是美国“嬗变炉”最重要的机构，发挥着“盎格鲁—美国化”的核心作用。学校教师们努力给移民的孩子们灌输美国国民身份感。教科书都着重谈美国的体制和政治历史，以及为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此外，“在阻止移民群体向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灌输其原有文化方面，公立学校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任何别的因素” 。

肉体奴役往往也从精神开始。历史上，西方文明相关的课程被处心积虑地设计，用来贬损非西方传统并给各族人民拓上烙印。文学方面，那些“经典”，那些必读书目，都被视为白人权力结构的工具。

公立学校的美国化教育，让从这一体系中走出的白人学生，把自己的身份认同视为理所当然，而其他族裔的美国学生则面临去文化的危机。

1989年，美国“少数族裔特别工作小组：公平与卓越”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非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拉美裔以及美洲原住民都是学术与教育压迫的牺牲品，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压迫持续影响着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美国世界所具有的文化、制度特点。报告说，欧洲文化及其衍生品的系统性偏见对非洲裔、亚裔、拉美裔以及美洲原住民年青一代心智产生毁灭性影响。

小阿瑟·施莱辛格这样认为，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并不是因为什么先天禀赋优势，而是随西方国家的权力延展而传播的。也就是说，欧洲古典乐风靡全球不能证明该乐种极富吸引力，而是“帝国主义模式的证据，即被征服者的文化被征服者同化” 。 g4IB/i3QTTwEwcDpXWeWRiEXqVKLUGF0PmH2AicmzlnZeG66jwIIefw4Z9TlR9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