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箴言是,“无赖之徒图谋作恶”
。
对于《圣经·箴言》16: 27里这句话,另一种更直接的翻译是,“无用之人策划恶事”,这与上面那个《圣经》版本里的翻译不同。
也许,给无用之人安排一个任务满满的日程就能防止他策划恶事?而有价值的人即使在闲暇的情况下也不会制造恶事?后者已经从外部强加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以有意义的方式利用自己所获得的自由。他也许会展开虔诚的思考,或找到其他更有德行的方法去使用自己的时间和能力。
然而,即使闲暇不会给好人带来威胁,我们能得到的安慰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们可能会问:能有多少人属于好人这个类别?即便对有些人来讲,闲暇是一种祝福;但如果大多数人都是无用的,我们可能就会遇到麻烦。
凯恩斯担心的是,那些孜孜不倦工作的图利者最终把人类送入“经济丰裕的怀抱”后,会发生什么:
我认为,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能在展望即将到来的闲暇和丰裕时代时,心中毫无忧惧。因为长久以来,我们被教导的都是要努力奋斗而不是享受。对没有特殊才能来寄托身心的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土地,不再遵循习俗,也不再珍视传统社会中的规范,那么如何让他保持忙碌将是一个更可怕的问题。从目前世界各地富裕阶层的行为和成就来看,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景十分暗淡!因为这些富裕阶层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我们的先锋队,他们在为我们探寻应许之地,并在那里安营扎寨。
最近,美国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在对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和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合著的《金钱与好的生活》一书的评价中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斯基德尔斯基兄弟在书中提出了对当前资本主义体系的改革,他们强调应该降低经济增长和消费的重要性,使人们更容易从激烈的内卷竞争中脱身,去享受更多的闲暇。
对此,波斯纳评价道:
斯基德尔斯基兄弟对于闲暇有一种崇高的概念。他们说,闲暇的真正含义是“无外在目的性的活动”,像“雕刻大理石的雕刻家、专注于讲解难题的教师、与乐谱较劲的音乐家、探索时空奥秘的科学家——这些人的唯一目的是把他们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做好”。这并不是真的。上面列举的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追求认可、雄心勃勃的成功者。认为“当人们每周只工作15个或20个小时时,就会利用闲暇时间去雕刻大理石或与乐谱较劲”,这显然是荒谬的。如果他们不把这些闲暇时间用于消费,就会去打架、偷窃、暴饮暴食、酗酒和睡懒觉。
你看,这就是波斯纳对人性的看法,比斯基德尔斯基兄弟悲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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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有多少人听说过迈克尔·卡罗尔,那个被称为“乐透流氓”或自称“小混混之王”的人?
卡罗尔在他的祖国英国小有恶名。当时他才19岁,做着垃圾处理工的兼职工作,买国家福利彩票中了近1 000万英镑的大奖。尽管他慷慨资助了朋友和家人,但当地小报的报道还是密切关注他如何把奖金花在妓女、汽车、可卡因、珠宝、赌博、香槟、派对和法律诉讼上。他还养成了从车里向人们扔巨无霸汉堡包的习惯。因为他的酗酒和召妓问题,他的妻子在怀孕期间与他离婚。还有一次,他喝醉了酒,坐在奔驰车里用弹弓向路上停着的车辆的窗户和商店橱窗发射钢球,并因此被逮捕。法官指出,在此次逮捕事件发生时,卡罗尔已有42项犯罪记录。
所以你看,他并没有闲着;但据我们所知,他也没去雕刻大理石。
有趣的是,根据最近的消息,卡罗尔已经把全部财产挥霍光,再次变得身无分文。他在苏格兰的埃尔金小城找到了一份劈柴和送煤的工作,每天工作12个小时。
他的体重减少了5英石
,并与妻子复婚了。他说他现在活得更快乐。
我在讲义中附上了迈克尔·卡罗尔在他巅峰时期的照片,旁边是另一位更具艺术气质的富人的照片,以做比较。
(左)米开朗琪罗。巅峰时期的净资产约为1 000万英镑。他花费甚少。
他常常穿着靴子睡觉,雕刻大理石。(右)迈克尔·卡罗尔。巅峰时期的净资产约为1 000万英镑,几年内挥霍一空。他声称与4 000名女性发生过关系,从未雕刻大理石。
图片来源:Wellcome Collection
,Alban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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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从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人与人是不同的。每个人对财富和闲暇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
在谈论卡罗尔的行为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文化和阶级差异。在公众对卡罗尔的评论中,最负面的态度似乎来自中下层阶级,他们哀叹他挥霍无度和反社会的消费方式。一些工薪阶层似乎更具同情心,认为反正那是他的钱,他尽情享受了,现在也又过上了真实的生活。
社会上层阶级对卡罗尔的评价则不那么苛刻,他们认为,与其把卡罗尔的行为当作与道德有关的批判与比较,不如将其看作一个反映社会现象的万花筒。当然,他们也认为卡罗尔没有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财富。正如波斯纳所说,“英国上层阶级的传统愿望是不工作”,同时要表现得不是那么在意金钱。
在这一点上,虽然卡罗尔是下层工人阶级,但他实际上表现得比社会中层阶级更有贵族气质。
我们这里还需要注意文化差异,比如,美国的上层阶级更多地基于财富,而英国的上层阶级则更多地基于遗产和某种文化资本。我们也有理由预测:从新教的工作伦理中滋生的文化更可能对卡罗尔的这种生活方式表示不满,而其他文化可能更赞同他的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单是讨论它们都需要举办个系列讲座。
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对某些人(或许是当前人口中的一大部分人)而言,突然获得巨额财富和完全的闲暇并不一定是纯粹的祝福;甚至对有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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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今天所能观察到的失业给失业者的生活带来的影响还是比较有局限性的,我们并不能基于此类小范围、个体化的观察结果去广泛推理全面失业可能会带来的心理和社会文化变化。众所周知,失业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会增加失业者酗酒、抑郁和死亡的风险。
但我们所讨论的情景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第一,显而易见的是,今天的失业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实际的经济困难,或者因这种困难而产生的压力和焦虑。而在我们的假设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稳定的高收入水平。
第二,今天的失业通常与污名挂钩。而在我们的情景中,如果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工作,那这种污名情况就不再适用。
第三,也与第二点相关,今天的失业往往会让人们对自我形象产生强烈的负面评价。一部分原因是前述的污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许多人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养家糊口者”或“劳动力市场中的成功者”的角色联系在一起。而在我们的情景中,这些角色根本不存在,人们的身份认同会围绕其他属性和关系形成。
第四,今天的失业往往意味着失去社会联系,更概括地说,这会使失业者与有工作的人之间的社交变得更加困难。而在我们所假设的人人都失业的情景中,这种情况也不适用。
第五,如果我们仅仅比较工作者和失业者的生活状态,那么我们可能会被误导,除非我们同时把可能存在的选择效应考虑进去。比如,在自驱力、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情绪稳定性等方面表现得比较差的人更有可能失业。
如果我们能观察到失业者中这些特征的不同分布,那么很可能其中的一些因果关系是相反的。而在我们所假定的全面失业的情况下,上述选择效应在失业群体与普通群体中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