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特罗姆: 让我们开始讲座吧。我今天看到很多新面孔,所以也许我们应该快速回顾一下上次讲座的重点内容,以便大家更好地理解和参与讨论。
昨天,我们从简单的后匮乏乌托邦的特征开始谈起,后匮乏乌托邦所呈现出的物质丰裕、生活轻松和社会自由的愿景,对那些付出艰苦劳动的普通百姓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一点可以从欧洲中世纪的农民幻想中的科克恩天堂,以及其他诸如黄金时代、喜悦乐园和天堂岛等故事中看出。
接着,我们讨论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文章,他预测随着一个世纪的经济进步,我们现在应该只需每周工作15个小时。然而,尽管生产率按照凯恩斯的预期上升了,但这也只带来了稍长的闲暇时间。人性的贪婪使我们放弃了懒惰。
我们接着列出了3种消费类型。从理论上讲,即使每小时的工资继续上涨,这3种消费类型也可以无限地推迟完全休闲社会的到来。
第一,人类可能会发明出不受急剧递减效应影响的新消费品。我们谈到了昂贵的生物增强可能会为高收入人群提供实质性的好处。每年50万英镑的收入可能不足以让人获得最厉害的生物增强,但对数字心智来说,它们通过硬件升级这一方式就能将几乎无限的经济资源转换为个体的福祉。
第二,有些人可能对雄心勃勃的非个人项目感兴趣,比如野生动物福利计划(此处有掌声)。这些项目可以吸收大量资本。
第三,我们可以从相对偏好中获得永无止境的工作动机,例如对社会地位的渴望。我们观察到,如果我们渴望的是序位排名,那么这些收益不必与先前累计的收益成比例,以保持重要性。我还指出,如果想节省精力,我们就可以尝试通过协调来抑制地位竞争。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协调将竞争的冲动从负外部性的领域(如军备竞赛、浪费性消费等)转移至正外部性的领域(如有效的慈善、某些类型的创业、道德和智力成就等)。
因此,从原则上讲,这3种消费类型可以确保我们的闲钱有地方花。但除了我们变得太富有而不需要工作这一原因之外,还有另一种方式可能促使完全休闲社会出现,那就是我们没有工作可做。当然,只有在自动化技术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这才会成为一个严肃的可能性。
我们还注意到,历史上,资本一直是劳动的净互补品,这意味着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人类劳动也会变得更加有价值。但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智能机器取得足够的进步,资本将成为人类劳动的净替代品。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机器完成所有事情可以比人类更具性价比,那么机器的资本存量将得到不断积累,而人类将被排挤出劳动力市场。
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还有一些任务只能由人类完成,那么情况可能会更加复杂。人类的工资收入将取决于几个互为竞争关系的因素之间的平衡:由机器人竞争带来的工资下行压力,由经济增长带来的需求增加,以及非工资收入上升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减少所带来的工资上行压力。我们并不能先验地确定这些因素平衡的结果。
但我们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我们不断接近完美的机器替代,人类的工作时间会越来越少。然而,即使工作时间减少,人类获取的劳动收入仍有可能增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可能会大幅上涨。
接下来,我们研究了如果在一个简单的三要素模型中引入完全能替代人类劳动的机器人(假设人类人口规模保持不变),会发生什么:机器人数量越来越多;人类不再工作,但可以继续从土地和知识产权中获得收入;平均收入达到极高水平。这一简单的三要素模型并没有说明财富和收入将如何分配。就算人类不工作,财富依然会在不同个体之间流动。
在这个模型中,当我谈到平均收入达到极高水平时,我指的是人类的收入。但如果在有些情形下,工作所用的设备非常复杂,我们可能就不应该将它们仅仅视为机器,而是将它们看作一种新型劳动者,而且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些数字心智的福利。尽管我在上次讲座中就此话题从多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但我抵制了对数字心智的道德和政治地位进行详细阐述的诱惑。
好吧,我依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相信某些类型的数字心智可能具有道德地位,还可能有非常高的道德地位。然而,这些话题我们必须留到以后再讨论。
如果机器人(或数字心智)的增长数量不受限制的话,它们将很快达到马尔萨斯均衡状况,这在某些方面类似于过去人类农民的情况。我们反思了马尔萨斯均衡状况的本质,其中包括不平等性和经济流动性所带来的结果。请记住,这不仅是大多数人类社会在历史中的状况,也是大多数野生动物的状况。了解这些状况的基本要素,对我们评价过去以及构建未来乌托邦都十分有帮助。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评价了在马尔萨斯均衡状况下“进步”的矛盾性质:诸如平等、食物供应的稳定、和平和急救服务等看起来很有益的事物,可能至少在中长期范围内(如几代人的时间尺度上),会对人类的平均福利产生净负面的影响。在更短的时间尺度上,这种进步确实有利于个人(至少如果我们假设他们的生活值得过,也值得拯救)。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在这些方向上的发展是通向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最繁荣时期的道路。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审判仍在进行中!我们甚至对未来走势的基本方向都感到很迷茫。
接下来,我们指出收入和幸福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稳固的。在富裕国家,这种相关性非常弱。天生的性情似乎是决定一个人生活满意度的更强因素。
此外,某个收入水平所对应的生活方式取决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例如,一个原始社会的狩猎采集者可能比一个封建社会的农民生活得更好,即使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当。如果用一种基于美德或完美主义的标准来评估某人过得多好,我们就会发现收入和外部结果之间的联系依然非常不稳定。
那么,如果我们不假设人口规模是恒定的,会出现什么情况?人口学家指出,当某一国家的发展到达某一点时,人口会发生转变,生育率和死亡率都会下降。然而,我想指出的是,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就长期而言,人口将因高生育率而再次增长。只要人类生存条件保持在基本生存水平之上,这种人口的增长就可以是指数级的。当然,AI数量的倍增时间更短,因此它们会以极快的速度达到马尔萨斯均衡状况。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摆脱回到马尔萨斯均衡状况的宿命,我们就需要限制人口增长。我认为,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靠全球协调。另一种选择就是,如果我们满足于只有世界上的一部分国家或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群保持高于生存水平的收入,那么这将涉及极端的不平等,那些弱势群体经常会饿死或死于很容易预防的原因。
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这种马尔萨斯均衡状况在自然界中几乎随处可见,但我们可能依然抱有期望:在规模效应的加持下,人类(及类人的高级AI)会在较大的人口规模出现的情况下,表现得和动植物有所不同。世界上有更多人可以对经济增长率产生积极影响,可以产生更多的创意,会有更多的人进行贸易活动,等等。
那么,我们能否既拥有不受限制的人口增长,又享受无限的经济增长,不仅使世界GDP增加,也使人均收入增加?这正是我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所经历的幸运状况,它也塑造了我们对进步的看法。然而,虽然这种火箭式发展的红利还能延续一段时间,但最终耗尽效应将打败规模效应。随着最容易获得的成果被首先摘取,技术发明将变得越来越难;而土地(或其他不可再生资源)将变得稀缺。就算想实施太空殖民,但在假设我们受限于光速的前提下,其发展最多也只能呈现多项式的增长,而人口增长可以轻松达到指数级,使这成为一场最终无法胜出的比赛。最终,我们能提供的食物远远不够喂饱所有人,除非我们再次将繁衍控制起来。(请注意,这是一个关于未来长期动态的观点,而不是某个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目前应该做什么的建议,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