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应注意,即使我们确定了一个收入水平,关于它在物质福利方面的对应关系仍然是一个进一步的问题。
答案取决于社会经济背景。比如,一个年轻、健康、受尊敬的狩猎采集者每天将好几个小时用于狩猎、制作箭矢和装饰品、烹饪食物、修理家庭小屋的屋顶,他很可能享有比早期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童工更高的福利,因为尽管他们的收入相同(即仅能维持生计),但后者每天在煤矿工作12个小时,还患有黑肺病。
从物质福利出发,它在主观幸福感方面的对应关系又是一个进一步的问题。个人心理在这里起很大作用。两个人可以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条件下,有相似的工作、健康状况、家庭情况等,但其中一个人可能比另一个人幸福得多。有些人天生性格阴郁,常感到焦虑或不安;而另一些人天生乐观,即使在客观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愉快和无忧无虑。
还有一个问题是,收入水平如何与各种“客观幸福感”(也称为“繁荣”或“有所作为”
)的概念相关联,即不仅仅是某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有多高或他们有多愉快,还包括他们拥有的那些各种公认的客观美好事物,如知识、成就、美德、友谊等。一些哲学家声称这些事物对某人的生活质量有积极影响,并使这种生活在理性上更具吸引力。某些这样的客观幸福感概念可能与收入呈现非线性的关系,例如,极低收入与较少的客观幸福感相关(因为极端贫困阻碍了人类能力的发展和运用),但过高收入也可能不利(因为过于富裕会滋生恶习)。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思考一种可以创造卓越生活的完美主义者观点。对完美主义者的解读有着不同的类型,有的可能侧重于人类特有能力的发展,有的强调在道德、智力、艺术或文化领域的超高成就,也有的追求“生活中最美好事物”的完成或实现。依据所选择的完美主义者的不同版本,人们在评估乌托邦愿景的潜力时,可能会特别强调其在产生伟大人物或取得卓越成就方面的表现。
从这样的完美主义角度来看,如何看待人类过去在和平、平等和繁荣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尚不清楚。一方面,它为更多人提供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并为他们提供了追求卓越的机会;另一方面,它可能削弱了人们追求卓越的疯狂动力,令人不禁想起哈里·莱姆在《第三人》中说的著名台词:
你知道那人说了什么?在意大利,博尔贾家族统治的30年间,他们经历了战争、恐怖、谋杀和流血,但他们产生了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文艺复兴。在瑞士,他们有兄弟般的互敬互爱,有500年的民主与和平,但那里产生了什么?布谷鸟钟。
这也许是尼采愿意写的台词(尽管他自己相当喜欢在瑞士阿尔卑斯山闲逛)。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博尔贾家族统治下的意大利,许多其他地方也经历了战争、恐怖、谋杀和流血,却没有产生任何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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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些完美主义的卓越和成就确实有一定的价值。
然而,我也认为我们有高估它们重要性的倾向。它们最具吸引力的时候,是当我们从远处和外部看待事物时;我们仿佛是坐在观众席上的评论家,对一场舞台剧或电影进行评价。在观众席上,我们更喜欢一个充满刺激、危机、冲突和巨大成就的故事,而不是一个所有人物都轻松愉快地相处的故事。
但这不是看待乌托邦的正确视角,我们的问题不是“乌托邦看起来有多有趣”,而是“生活在乌托邦里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