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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认为经济不平等是不好的。然而，在马尔萨斯的理论背景下，经济不平等似乎还有一些好处。
鉴于人口的无限制增长，经济不平等是确保至少有一部分人能够获得持续高于生存水平的收入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认为至少有一部分人能够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本质上是重要的，那么这种不平等的安排可能比那种更多人过着的“莫扎特和土豆”
的生活（这里借用德里克·帕菲特的说法）要好。
历史上，经济上的不平等也会带来功能性的实用好处，比如一些富人赞助艺术家和科学家，为他们创造特权庇护所，让他们远离生存斗争，从而全身心投入创新，带来工具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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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认为，如果马尔萨斯均衡中存在不平等，平均收入显然会更高，因为如果全部平等，那么每个人都只能获得生存水平的收入，而如果存在不平等，那么至少有些人能获得高于生存水平的收入，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试想一下，在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下，享有高于生存水平的收入的阶层（如拥有土地的精英）以超过平均水平的速度繁衍。因此，他们的一些孩子必须离开出生阶层，降至较低的阶层。这种从高阶层向低阶层的人口渗透意味着，在稳定状态下，低阶层的平均收入低于生存水平；否则，人口总量就会增加。因此，在这个模型中，农民阶层的收入低于生存水平，但其人口总量保持不变，因为其人数不断从上层精英中的底层多余后代中得到补充。
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比作漂浮在水中的一块冰。如果我们有一块薄而平的冰（完全是平的），那么所有的冰晶都会接近水面：处于仅能生存的水平。如果我们有一块高而尖的冰（一个冰山），那么有些部分可以高高地凸出水面，享受经济富裕，但这必然会压低冰面的其他部分，使其收入水平低于生存水平。
然而，如果我们假设收入与适应度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那么不平等可能会在马尔萨斯均衡中提高平均收入。让我们考虑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对国王和王后的收入是一对农民夫妇的10万倍，但这对王室夫妇的存活后代的数量不会是农民夫妇的存活后代的10万倍。所以，在稳定状态下，不平等可能会在马尔萨斯均衡中提高平均收入。
另外，不平等可能会降低平均福祉，因为一个人的福祉并不与其收入成正比，而是可能与其收入的对数或者是其他快速递减的函数形式成正比。再拿上面的极端例子来说，假设国王和王后获得了一些新的贡品，且他们的收入增加了10倍，他们的预期福祉的增加也可能会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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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我们只能大致接近马尔萨斯均衡状况。马尔萨斯均衡状况总是频繁地被外部冲击打破，比如时不时发生的瘟疫、饥荒、大屠杀等，它们都会使人口减少，从而增加每个幸存者可用的土地和资本。在一段时间内，大多数人都可以获得显著高于生存水平的收入。
这种舒适度的改善会带来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从而让人口再度增长，直到土地再次变得稀缺，农民的平均收入回到生存水平，或略低于生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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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马尔萨斯均衡状况下是什么感觉？我们迄今为止做出的简单假设并不能推导出任何普遍性的结论。
例如，你可以有一个动态的财富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如果一个人的财富在任何时候都低于某个阈值，他就会死亡。在这样的模型中，一个人可能需要有一个较高的平均财富水平，以便活得足够长并成功繁殖。因此，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相对富足的时期。
在这个模型中，能够使生活中的财富波动放缓的发明（比如让人们在好时节储存剩余粮食并在需要时使用它们的粮仓）会降低平均福祉并扩大人口规模。这可能是早期农民的生活比他们的狩猎采集的祖先更糟糕的因素之一，尽管农业代表了技术的进步。那些粮仓使消耗的紧迫性放缓，使农民即使在平均收入略高于生存水平时，也能活得足够长并繁衍后代。如果没有储存食物的能力，外部平均条件就必须相当好，以便人们在低谷期仍能生存。
在马尔萨斯均衡状况下，不仅仅是粮仓，其他形式的“进步”（包括社会福利制度）也减少了整个群体中或个人生命周期内的差异，产生了类似的矛盾效果。
再以和平为例，考虑一种有利于群体和个人之间建立更和平关系的意识形态发展：像爱邻如己的教义或改进解决冲突的标准，使更多的争议可以通过理性的辩论和妥协得到解决，而不是通过拳头或刀剑来解决。还有什么比这更温和？然而，这些改进实际上可能对平均福祉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们使得维持给定人口规模所需的死亡必须从极端贫困、长期营养不良和生理性衰竭中产生，而不是从偶尔的暴力争斗中产生，而在其他时间里，人们生活在安逸和舒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