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海军及与荷兰的战争
（1603―1688年）

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无力采取任何行动，而欧洲的命运正在三十年战争中尘埃落定……英国商人被赶出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英国无法阻止荷兰和西班牙舰队在其水域作战。北非海盗甚至会在英吉利海峡把英国海员劫为奴隶……

仅仅15年后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英国在革命后的战略是有意识地在世界范围内运用海权，即使这种观念本身并不新颖，实现它的手段也是非常新颖的……布莱克在地中海，佩恩在加勒比海，古德森在波罗的海，在当时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却预示着英国的未来。英国商人现在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都得到了保护，这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政府执政时是完全不可能的……

——C. 希尔（C. Hill）：《上帝的英国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
［C. Hill, God's Englishman. Oliver Cromwell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1970）, pp. 166–8］

1603年之后的英国皇家海军被描述为“虎头蛇尾、每况愈下”，这一点不足为奇。如果如马汉强调的那样，海权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军事史”，那么，就像拳击手在每个回合之间的休息时间一样，和平时期只是一段“喘息的时间”。而作为“拳击赛观众”的海军史研究者们，很少会像对待冲突本身那样关注这样的时期。英国已经战胜西班牙，赢得了国际声望，现在国家期望通过大幅裁军来减轻战争的负担。那个令人狐疑而又睿智高效的女王伊丽莎白也已经逝去，现在英国的统治者是一位鲜为人知的苏格兰人。伊丽莎白时代杰出的舰长们——德雷克、霍金斯、弗罗比舍和格伦维尔也都纷纷过世了。战舰被闲置在港内，逐渐腐朽。英国海军上下都充斥着贪墨之徒。英国商船在从敦刻尔克到北非海岸的漫长航线上，任由柏柏尔海盗肆意劫掠。面对这样的状况，人们自然而然会做出皇家海军业已衰颓的判断。爱德华·柯克爵士那些充满怀旧感伤情绪的牢骚因此备受认同：“英格兰再也不会拥有英西战争时期的荣耀了。”后世一位历史学家也对这一时期进行了概括：“自从海军拥有了现代形态以来，在我国的编年史上，或许没有哪个时期在海上作战方面比这个时期更具灾难性了。” ^[1] 这一时期并不令人愉悦，最好尽快略过。

不过，对于海权（这里是泛指）的研究者而言，对于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的兴趣跟对于先前的伊丽莎白女王或其他斯图亚特王朝国王统治时期的兴趣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通过比对这些时期的异同，我们可以更好地揭示英国海权发展的不同阶段。具体而言，我们从中可以看出17世纪初的英国海上力量还非常脆弱和稚嫩。只要有一位国王对于海军没什么兴趣，或者下议院拒绝让一些人才进入海军部门（当时还十分原始）中任职，那么英国海上力量的衰落就不可避免了。而且，对民众而言，大舰队存在与否并不重要，何况这还会增加他们的税收负担。在当时，英国海上力量还远远没有到与议会和商业机构互利共存的时候。

毫无疑问，国王始终如一的坚持和鼓励对于海军的繁荣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营造一种有利于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氛围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玛丽女王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差距就在这一点上。詹姆士一世的上台则更是一种倒退。由于英国与西班牙已经和解，或许前者没必要继续维持伊丽莎白女王留下的31艘战舰，但鉴于世界各国并不认同詹姆士一世的和平主义理想，英国仍需要维持一支小规模的海上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国家利益。虽然英国每年都在建造一定数量的战舰，但数量太少、更新速度太慢，根本无法遏制海盗的猖獗活动：当时，敦刻尔克海盗频繁袭扰英国商船，更不用说摩尔人海盗了。这些海盗对纽芬兰渔场、爱尔兰南部沿岸，甚至泰晤士河河口等远距离目标发动袭击，然后轻而易举地逃之夭夭。英国商人们只能依靠自己来保护货物。祸不单行，詹姆士一世又对英国海上贸易发动沉重打击，他开始禁止英国人从事海上私掠活动，并拒绝颁发海上私掠许可证，而当时海上私掠在其他国家仍然是一种惯例。 ^[2] 詹姆士一世无力让各国遵从英格兰的“海峡敬礼”（Channel Salute）主张，对西班牙及其殖民主张普遍采取顺从态度，对荷兰人也怯懦到可悲的地步，任由荷兰人大摇大摆地在英国领海内追捕海盗、无视英国人对于鲱鱼渔场的权利主张。他还只鼓励那些对宫廷有利的贸易。因此，在后来的19世纪的海军主义者看来，詹姆士一世做的每件事都是错误的。

不过，詹姆士一世或许会争辩，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大部分责任在下议院。下议院拒绝提供维持一支庞大海军舰队所需的费用，而指望国王自己负担宫廷开支的同时维持 国家 海军力量，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实际情况是英西战争已经结束了，英国纳税人（尤其是他们在下议院的代表）不愿意像伊丽莎白时期一样向国王拨付巨额经费，而这样一笔经费即使在伊丽莎白时期也不敷使用。1610年至1614年间，随着议会被解散，再加上财政困难加剧，形势进一步恶化了。这无疑迫使詹姆士一世更加依赖伦敦的资本家和处于垄断地位的大贸易公司，但他们并不愿意令市场变得更加开放和透明，也不愿意承担保家卫国的义务，他们更想维护自身利益。斯图亚特王朝在初期曾试图摆脱议会的控制，其政府奉行一种模糊的外交政策，国王对于新教“大业”态度不明，他的宫廷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假公济私，海关和包税人也上梁不正下梁歪，腐败透顶，再加上卖官鬻爵，这种种恶行都使得那些没有从这一体制中获得什么好处的人愤恨不已，其中包括英格兰地方乡绅、伦敦外地的商人以及那些没能进入垄断公司的贸易商（他们要求进行“自由贸易”），这些人拒绝向詹姆士一世（及之后的查理一世）提供建立一支强大舰队和维持其运转所需的资金。因此，尽管这些人呼吁建立一支这样的海上力量，但他们并没有付诸实施。 ^[3]

同样，虽然詹姆士一世定下了财政松懈、任人唯亲的基调，但海军上下腐败的状况也不应该全都让他背黑锅：事实上，这种状况主要归罪于日渐衰老的诺丁汉和玩忽职守的曼塞尔（Mansell，管理财政）。年复一年，英格兰的战舰逐渐朽坏，它们的桅杆和索具都腐烂不堪，火炮大部分已经被卖掉，剩下的也都锈迹斑斑。水手们的薪水和福利待遇无人过问，导致这些有经验的水手纷纷离开，前往商船队、荷兰人的船只，甚至到海盗船上寻找出路。尽管为了替代被卖掉或拆掉的船只，英格兰也建造了一些战舰，但它们不仅数量稀少，而且速度缓慢、造价高昂、设计不当；更有管理人员及其手下趁机中饱私囊，侵吞、挪用了海军的养老金、各项津贴和“出海补助”，金额巨大，以至于在1618年，海军进行重组时，国家被迫掏出补偿金来让他们退役。这一切都表明，尽管在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海军年均军费仅有16世纪90年代的一半，但海军如果仍由霍金斯或者佩皮斯掌管的话，那就仍可以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

在斯图亚特王朝初期，英国人几次试图干涉国际政治时，就已经饱尝海上力量衰落的苦果了。1620年，曼塞尔率领一支舰队在阿尔及尔海岸附近打击私掠船时，就将这种衰败和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曼塞尔大费周章才集结了6艘战舰，甚至还没有武装商船的数量多（10艘）；另外，这次冒险行动的资金是由伦敦商人提供的——这是国家海军衰败的另一个标志。在行动中，很多船只证明自己根本不适合作战任务；而摩尔人完全无视英国海军的围追堵截。1625年的加的斯远征则更加丢脸，因为向西班牙王室求婚失败，自尊心受伤的查理一世和白金汉脑袋一热提出了这份作战方案。共有100多艘船参加了这次远征，但其中属于国王的战舰只有9艘，其他的都是武装商船和运煤船。船员和士兵也大都营养不良，装备低劣，到达西班牙港口之后立刻走入酒窖，指挥官好说歹说才劝服他们返航。这次远征，查理一世不但没有获得期望中的利润，反而增加了负债，结果船员和士兵们都没有得到报酬。次年，白金汉远征拉罗谢尔的行动再次陷入灾难，并令英国海军进一步蒙羞。佩恩将其描述为“英国编年史中最可悲的灾难性事件之一”。这次远征行动首先在法国雷岛上坚固的防御工事面前受阻，随后，黎塞留率领法军发起了强力反攻，英军陷入溃败，损失了多达5000人。 ^[4] 这些冒险行动最为明显的缺陷包括：指挥较为分散，计划不周详，船只适航性差，缺乏后勤补给，未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也没有预料到两栖作战所面临的困难，等等。但其本质问题还是缺乏优秀海军将领和资金日益匮乏。

尽管此处描述的海军前景似乎一片黑暗，但有其他因素表明，在17世纪头几十年里，英格兰的海上扩张并没有像一些作家想象的那样受到严重打击。 ^[5] 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苏格兰和英格兰实现了合并，爱尔兰战争宣告结束，不列颠各岛终于在政治和战略上实现了统一，英国领导人不用再为此而分散精力了。与此同时，欧陆列强都忙于自身的争霸行动而无暇关注英格兰，这种趋势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爆发而更加明显了。英王查理一世可以随时干涉欧陆，却不用担心欧陆列强成立一个持久的反英联盟，尽管1627年白金汉曾愚蠢地率领英军暂时卷入过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因此，当英国海军不断衰败而力量微弱时，其面临的危险程度也较低（如果可以忽略海盗船和私掠船的袭扰的话）。另外，由于陷入了财政危机，詹姆士一世被迫于1620年之前就开始奉行不干涉欧陆战争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让英国从欧洲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商业和殖民活动，以及英国国内的政治和宗教纷争问题。 ^[6] 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也曾派遣少量部队前往欧洲大陆，却发现这点兵力根本无力帮助普法尔茨选帝侯恢复领地，也无法帮助丹麦国王抵御攻击——鉴于当时英国军事力量的衰落和海上力量的局限性，这一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上述事实进一步增强了英国的孤立主义倾向。

不过，尽管在欧洲奉行孤立主义，英国却对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尽管詹姆士一世于1604年对西班牙妥协，但他并没有放弃殖民权。 ^[7] 事实上，正是在斯图亚特王朝最初几位国王统治期间，在宗教分歧、农业灾害、反西班牙情绪以及追求经济利益等因素的推动下，大英帝国初现端倪，而其经济收益或是来自通往东方的新贸易路线、贵金属和海军物资供应点，或是直接来自跨洋贸易的普遍增长。1606年，英国弗吉尼亚公司建立了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殖民点；1634年，巴尔的摩勋爵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马里兰的定居点。1620年，首批清教徒移民来到美洲；1628-1629年，马萨诸塞湾公司创立，并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拓展了殖民地。自1610年起，英国开始向纽芬兰移民；数年之后，英国移民又开始前往新斯科舍半岛，并继续向南移动。尽管来自英国的新教徒殖民洪都拉斯的举措失败了，他们前往圭亚那地区的多次冒险行动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但他们于1609年至1610年间占据了百慕大群岛，随后的一二十年间，英国人又相继占领了圣基茨、尼维斯、安提瓜、蒙特塞拉特以及巴巴多斯。只不过在1632年，查理一世被迫把四年前由英国军队占领的魁北克归还法国，这成了英国殖民史上的一个污点。这个时候，英国的殖民扩张以向西为主，但以东印度公司为主导的向东扩张也在进行当中。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1612年）、默苏利珀德姆（1611年）、萨拉索尔（1633年）和马德拉斯（1639年）设立了定居点，甚至还进入了波斯湾（1622年）。在17世纪20年代，荷兰人或许能野蛮地将英国人赶出东印度群岛，但英国海上力量已经能战胜一些弱小的敌人，从而为东印度公司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1615年唐顿率领英军舰队在苏拉特附近大败葡萄牙人就表明了这一点。威廉森指出，所有上述活动表现了英国“殖民力量的陡然释放，即使是伊丽莎白时期的成就也无法与此相提并论了”。 ^[8] 1603年后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也适用威廉森的评论，尽管其范围更加狭窄。如上文所述，由于西班牙人采取了激烈的反制措施，英国海上私掠活动的收益大大下降，因此，詹姆士一世也就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理由再延续伊丽莎白时期的私掠战争，停止战争的好处反倒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减轻冒险活动给国家财政带来的沉重负担，可以实现特许公司制订的殖民和贸易扩张计划，同时还可以恢复与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的交通。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在与西班牙的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一次经济繁荣期。在17世纪早期，英国跟南方的贸易是获利最多且发展最迅速的。在西班牙美利奴羊毛的支持下，英国的“新服装业”迅猛发展，而由于对西班牙的巨额贸易顺差，英国的黄金储备也在不断上升。另外，在17世纪的前30年中，英国东海岸的煤炭贸易也增长了整整两倍。现在，新开拓的纽芬兰渔场每年可以吸引多达500艘渔船前来捕鱼；而与美洲和东方的贸易，虽然总量依然不高，但比重也在上升。海上贸易的迅速发展反过来刺激了英国国内造船业的发展。“在我们的时代，和平使得船舶的建造数量增至以前的三倍，”威廉·蒙森爵士曾写道，“水手数量正在大幅增加，财富也在大幅上升。” ^[9] 不过，1614年至1617年，由于对羊毛制品出口的病态依赖，英国经济再次陷入了不景气的低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强大商业竞争力的荷兰所造成的（荷兰于1609年与西班牙停战）。但随着荷兰这个可怕的竞争对手被卷入“三十年战争”，其给英国带来的威胁也有所下降。

上述史实给历史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难题，即海上力量与商业及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显然比人们最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海军相对强大，表现也极为活跃，但其贸易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并直接导致殖民活动无法正常开展。而反观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尽管海军已经大为衰败，但其商业和殖民活动却更加繁荣。毋庸置疑，1604年前后的英国商人们希望能够依赖英国皇家海军来抵御海盗袭击，但事实证明，这些袭击对于英国海外贸易的打击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大。而且商人们对于遭受劫掠的抱怨越多，其实越说明英国商业扩张的规模正在不断增加！1609年前以及1618年之后，欧陆的列强都被卷入残酷的地面战争中，而英国在这两个时期却都处于和平状态，这才是英国实现经济复苏和重建殖民帝国的真正有利因素，至于海军规模大小，则无关紧要。

针对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即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在一系列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是英国实现其商业扩张企图的原因还是阻力？对此，海军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相似但不相同，不过他们都认为那是原因而非阻力。然而，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会如此简单，它取决于回答者所处的不同时代，回答者是否属于中立国——在其他国家兵戎相见时中立国可以从中渔利，1604-1609年荷兰与西班牙陷入战争时，英国就是这么做的——也取决于回答者看待经济的视角是纯粹以国际的贸易和经济繁荣（往往会受到战争的不利影响）来衡量，还是按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其贸易可能受到更严重的打击）来衡量。不过，有迹象表明，与外国交战即使能让一部分人暴富，也总是让更多人倾家荡产。一部考察英国海权崛起的作品不可偏废，既要考虑和平时期，也要考虑战争时期。在这方面，或许值得指出，马汉在自己的权威著作中重点描述战争时期，对和平时期海权的发展描述较为粗略。尽管马汉宣称自己将从纵览全局的战略角度来审视海权，但他的研究内容是战争中的领导力和战斗，而非贸易、工业和殖民地的稳步发展。 ^[10]

撇开这宏大的辩论不谈，1618年之后，英国海上力量从未像曼塞尔任财政大臣时那样衰弱，虽然17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远征同样遭受了失败，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曼塞尔的遗留问题所造成的。英国成立了新的海军“委员会”（Board of Commissioners），解决了一些明显的腐败问题。通过改装和新建，英国舰队的规模逐渐增大，查塔姆造船厂也得到了改进。查理一世也曾大力发展海军，这主要是考虑到了荷兰和法国海军的强势崛起，但他的举措大都因为缺乏资金而宣告失败。1634年，查理一世最终决定征收船税（Ship-money）来解决这一难题。利用这种办法，他勉强重建了一支规模较大的舰队，包括19艘皇家战舰、26艘武装商船，足以暂时遏制那些在英吉利海峡耀武扬威的外国舰艇了。然而，取得成功之后，受到鼓舞的查理一世在第二年扩大了征收船税的范围，甚至把一些内陆郡也包含了进去。英国各阶层已经普遍对国王的统治感到不满，此举堪称火上浇油，最终导致英国爆发内战和查理一世倒台。但在那之前，查理一世还是自认为找到了一个敛财手段，可以用来扩充海军。

当然，即使是扩充之后，英国这支人员素质低劣、战舰设计不良的舰队，也无法在当时欧洲海上强国的战争中有所作为。这支舰队的价值在于打破敌对联盟之间的力量平衡，尽管荷兰海军统帅特龙普（Tromp）并不在乎这一点，1639年在彭宁顿（Penington）率领的英国小舰队的注视下，在唐斯彻底击败了西班牙的舰队——在一定程度上，这次打击比50年前“无敌舰队”的覆灭更有决定性意义。查理一世的这支海军即使有这样的价值，也不是因为英国本身在此时期多么重要，而更多是由于哈布斯堡王朝需要增强低地国家的力量，荷兰和法国则同样迫切地希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然而，如果说英国的海军力量较为微弱，那么其陆军力量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每次姐夫（查理一世）下令征收船税时，普法尔茨选帝侯可能都会绝望地抱怨，因为他知道查理这样做是为了加强海军，而不是组建一支大陆远征军。但是，想想装备落后、军饷微薄的英国陆军在面对梯利（Tilly）伯爵、华伦斯坦（Wallenstein）、红衣主教因方特（Cardinal-Infant）或者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phus）和昂基安（d’Enghien）公爵的强大军队时，会遭受怎样沉重的打击，他就会感到痛苦。

这样的猜想是多余的，因为就在特龙普在唐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一年，苏格兰爆发了革命，并很快升级为内战，使英格兰无法对欧洲事务再施加哪怕最轻微的干预。尽管英国海军在国际层面没有多大用处，但它在内战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考虑到海军官兵的新教信仰，它与反对保王派的商业团体的紧密联系，以及斯图亚特王朝对其的管理不善，舰队的大部分成员都宣布效忠议会毫不奇怪，议会答应不断改善海军条件，扩充其规模。尽管海军在内战中的作用无法与陆军相比，但正如克拉伦登（Clarendon）伯爵所说的那样，对于国王的敌人而言，海军可谓“强援”。事实上，沃里克（Warwick）率领的海军舰队不断从海上对赫尔、普利茅斯和布里斯托尔的清教徒据点进行增援，对伦敦的海外贸易进行保护，以确保议会一方始终有财力支持战争，并且通过强有力的海上封锁政策，切断了欧洲大陆对于查理一世的援助，由此赢得了其新雇主的感激。 ^[11]

此外，尽管议会对舰队的支持仅仅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但其结果使得英国海上力量重新登上了影响世界事务的历史舞台。沃里克的战舰不仅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巡逻，以寻找保王派的“偷越封锁线者”；欧陆列强还因它们而承认了英格兰在“狭海”的霸主地位。同样，当鲁珀特（Rupert）亲王开始对英国航运进行突袭时，英吉利共和国的反应是在布莱克和佩恩的领导下组建更强大的舰队，除了消除保王派的威胁外，此举还表明，这个弑君后成立的共和政府将像以往任何一位英国国王一样，渴望得到国际尊重：尽管英军舰队封锁了塔霍河，但鲁珀特亲王的舰队还是突破了封锁——这让葡萄牙非常尴尬；不过，英军舰队尾随其后，并在卡塔赫纳击溃了保王派舰队，而西班牙无力进行干预；海峡群岛，以及更重要的大西洋殖民地都被迫承认了英国新政权；英军舰队在地中海为己方船只提供护航，同时对所有疑似帮助保王派的外国船只进行强制搜查。此外，在内战中，海军不停地巡逻和频繁地交战（即使是小规模的和断断续续的），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是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英国海军所缺乏的东西，而几位杰出的海军指挥官也从中脱颖而出，尤其是布莱克和蒙克。

更重要的是，内战中议会的胜利确保了英国海军从此将被视为一支“国家力量”，由整个国家提供资金——反对船税的人的态度突然出现了180度转变。资金问题一直是英军舰队的“阿喀琉斯之踵”，限制了伊丽莎白充分利用海军的所有巧妙努力，也使得查理一世在恢复舰队的实力时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情况不同了。这绝不意味着英国人突然变得愿意以欧陆列强的标准来支付国防费用了；虽然议会有权征收各种附加税，也确实经常这样做，但英吉利共和国海军的大部分资金仍然来自被没收的保王党土地，就像没收修道院为亨利八世的海军扩张提供了资金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政府是依靠自己的资本供养海军，而不再从其支持者不断增长的财富中揩油，其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国家海军舰队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

海军大幅提高了工资以吸引新人，对生病的水手给予照顾，养老金也变得更加普遍；海军管理部门的腐败被消除，有能力和诚实的军官取代了王室的宠臣；现在，政府进一步增加了造船厂的数量，舰队在海上获得的后勤支持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奥本海姆赞许地指出：“无论是以前还是以后，海军的作战部队都没有得到过这么好的支持。” ^[12] 舰队本身也以惊人的方式扩张。从1649年至1651年间，41艘新舰艇列装海军，比其原有规模（39艘）增加了一倍多；1649年至1660年间，英国海军总共建造或采购了多达207艘新舰艇。其中许多都是新的快速巡航舰（frigate），建造这种军舰是为了在速度上超越敦刻尔克的私掠船，使其为主力舰队侦察敌情，以及作为私掠船俘获敌人商船。

最后，英国国内的一些势力通过革命获取了权力，他们渴望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并打算借此来获得好处：新教狂热分子渴望效仿德雷克的功绩，挫败反宗教改革运动，但他们有时也将自己视为上帝惩罚新教徒同胞的工具；殖民狂热者认为海上力量与海外殖民之间存在天然联系；还有大量商人，他们不喜欢查理一世对垄断贸易公司的偏袒，抱怨其没有提供足够的保护来应对私掠者和海盗。所有这些人都将海军视为 国家 政策的重要工具，从而揭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个人发展正在与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意识以及对国家整体福祉的信念相融合，而这种信念自都铎时代以来一直缺失，如果它当时确实存在的话。

这些关于贸易、帝国和外交政策的新观念——被称为“商业革命” ^[13] 的意识形态框架——反映在1651年著名的《航海条例》中，该条例规定所有海外殖民地都要服从议会，并且坚持认为与这些殖民地的贸易应由英国航运独占。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措施是出于短期考虑：当时英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玉米的价格达到了那个世纪的最高水平，而且1648年荷兰与西班牙签订和平协议后，英国的航运业重新面临来自荷兰竞争对手的不利影响。因此，英国的航运业、造船业和海外贸易急需通过这一条例获得一剂强心针。另外，我们可以发现，从中受益的商人，比如莫里斯·汤普森（Maurice Thompson），对这一法案的颁布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国家对此做出回应的方式有着更广泛的影响，这使它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 ^[14] 首先，它考虑的是“共同福利”，因此假定政府的责任是促进国家的普遍繁荣；相比于查理一世时期寄生虫式的贸易和金融举措，其本身就是显著进步，标志着“商业利益”在政治上变得更突出。查理一世曾采取限制性商业立法，支持贸易垄断，并对商业活动进行盘剥；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普遍联盟，前者确保后者能够蓬勃发展，并从后者获得更多的关税和消费税收入，而企业也能获得议会的拨款（即议会为执行其贸易保护政策而提供的资金）。

此外，尽管《航海条例》有效消除了荷兰竞争的不利因素，无疑会使东印度、黎凡特和东地公司等利益集团受益，但总体趋势是减少垄断贸易：政府将为贸易提供立法和权力政治框架的支持，但个体商人和公司的命运将由其自己决定。出于同样的原因，殖民地不再被视为某些特权人士或特许公司的禁脔，而是向整个国家开放。作为必然结果，政府逐渐垄断了海上力量，海军和商船队在组成和职能上的分化变得更加明显。可以说，《航海条例》打破了国内公司对于海外市场的贸易垄断，使得国家本身垄断了殖民地的航运业和商业，并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海上力量、贸易、航运和造船业的自然基础。然而，事实上，英国政府颁布《航海条例》的动机和效果都并不像上文说的那样明确，而且，这种模式在国王复辟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仍有很多理由认为，就商业和殖民政策而言，《航海条例》及其背后的思想标志着英国中世纪的正式结束。外国人，无论是荷兰商人还是敦刻尔克的海盗，也都意识到了伦敦政权的新风格和新抱负，感受到了英国政府为捍卫自身商业利益而部署的力量。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两派思想——强调私人商业影响和作用的一派，以及将其主要视为国家方针和战略设计的一派——对《航海条例》起源的看法都正确的话（因为它巧妙地调和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那么，我们对于1652年至1674年英荷战争中英国动机的认识也是正确的：国家荣誉和“声望”是显而易见的动机。1623年安汶岛大屠杀（Amboyna massacre）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一直刺痛着爱国者。人们还不信任荷兰人对查理二世的支持，并且怀有更大的愤怒——因为传统上英国人一直声称自己在“狭海”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却经常被无礼的荷兰人蔑视。英国作为荷兰“殖民地附属国”的地位，正如科凯恩的惨败所见证的那样，也受到了英国人的怨恨。此外，荷兰的“自由贸易，自由船只”政策，曾在伊丽莎白时代与西班牙的战争中激怒英国领导人，此时又与清教徒努力做的事情相冲突，清教徒正在搜寻和俘获那些可能帮助保王派或法国人的船只。1651年，当英荷双方在北海两侧集结各自的海军力量时，许多人都能感觉到，这两个在国际航行和贸易权等方面存在根本分歧的国家，爆发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当然，与此同时，大量证据表明，英国许多（尽管肯定不是全部）商业团体的成员对荷兰在航运、东方贸易、对波罗的海商业的控制、渔业以及一般信贷和金融领域的优势深感嫉妒，并对1648年后荷兰的迅速复苏感到非常震惊。有些人能通过直接打击这些强大的竞争对手而获益；另一些人则只是对这些外国人在贸易中占据第一的位置而感到不满，希望看到这种地位发生逆转。根据当时在书籍和小册子中宣传的重商主义理论，英国的繁荣只能以牺牲其竞争对手为代价，因为世界的总财富是有限的；当英国或荷兰正在与第三方交战时，另一国的商人往往会生意兴隆，这似乎证实了这个“秘方”。如果荷兰人失去了在波罗的海近乎垄断的地位，或者他们的鲱鱼船队被摧毁，抑或他们传奇的东印度公司破产，那么英国肯定会受益。《航海条例》已经在阿姆斯特丹激起了许多抗议。正如蒙克后来所说，这个问题很简单：“荷兰人所占的贸易份额太大了，英国人决心从他们手中抢走。” ^[15] 1651年，在两国组成联盟（条件对英国有利）的谈判失败后，很明显，战争就迫在眉睫了。虽然英国商人并没有积极地鼓吹这场战争，但他们也没有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进行抗议，而且还希望从中获益。声望、权力和利益的动机在任何时期都很难厘清，但在17世纪，它们之间的联系似乎尤为紧密。

在贸易和海上主导权方面的长期竞争使得英国和荷兰之间爆发了战争，这一根本原因也决定了这场战争的风格：与英国在过去四个世纪里打过的任何其他战争相比，这场战争都带有更浓厚的“贸易战”色彩。双方都没有真正的战略计划或入侵企图（1673年的那场战役除外），如果对领土安全的威胁是评估潜在敌人的主要标准，那么两国都将法国视为一个更大的敌人。英荷两国间的战争，反倒是一场关于谁应该统治海洋并且收获这一特权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的争端，因此海军和经济方面是主导因素。

战役与发生时间

1.肯蒂什暗沙海战（1652年）

2.邓杰内斯角海战（1652年）

3.三日海战（1653年）

4.加巴德沙洲海战（1653年）

5.斯海弗宁恩海战（1653年）

6.洛斯托夫特海战（1665年）

7.卑尔根海战（1665年）

8.四日海战（1666年）

9.北福尔兰角海战（1666年）

10.霍姆斯在瓦登海的战斗（1666年）

11.鲁伊特在泰晤士河的战斗（1667年）

12.索莱湾海战（1672年）

13.斯库内维尔德海战（1673年）

14.泰瑟尔海战（1673年）

虽然三场英荷战争需要分开对待，因为每一场战争的情况和结果都大不相同，但这里必须提到一些贯穿战争始终的基本因素。只要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荷兰人在地理区位方面的劣势：就像在1914年至1918年和1939年至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的劣势一样——他们通往世界主要航运路线的出口都被不列颠群岛所包围。因此，荷兰商人要么穿过英吉利海峡狭窄的水道（由于航行危险，这意味着要靠近英国海岸航行），要么绕行苏格兰，这段路程更长，风浪更大，但商船仍有可能在北海遭到攻击。此外，在“无敌舰队”战役中曾令伊丽莎白时代的海军将领们忧心忡忡的盛行西风，现在对英国有利：在向东进发之前，英国人的舰艇可以很容易地集结在一起，而荷兰人则经常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来集中四散的兵力，匆忙地出海航行。最后，虽然荷兰人对荷兰海岸的浅滩和沙洲十分熟悉，使他们可以在英国人不敢靠近的浅水域停泊，但地理位置也限制了他们战舰的吨位，舰队中有许多船只再怎么说也只是商船改造来的。其战舰普遍较小，很少搭载超过40门大炮，因为负载过重将会导致其吃水过深，从而影响其航行，而英国舰队中拥有许多更大、战斗力更强的武装舰艇，这在激烈的近距离战斗中是一个明显的优势，而近距离战斗正是英荷海战的主要特点。

英荷战争之所以如此残酷和漫长，恰恰就是因为荷兰人必须在海上打败敌人才能生存——这是他们与20世纪德国人的根本区别。荷兰人作为“世界搬运工”取得了何种程度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

凭借非凡的魄力和效率，荷兰人成功垄断了波罗的海谷物运输量的四分之三，木材运输量的一半到四分之三，瑞典金属运输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从法国和葡萄牙运往波罗的海的盐中，有四分之三是由荷兰船只载运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进口的布料有一半以上是在荷兰制造或完工的。流入欧洲消费市场的殖民地商品在很大程度上也掌握在荷兰人手中。 ^[16]

据估计，荷兰仅商船船队就雇了16.8万名水手。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庞大的捕鱼业中成千上万的渔船。荷兰人的整个经济基础建立在其作为贸易商、运输商、中间人、成品制造商和金融家的角色之上，因此，如果荷兰的航运停止，它在世界上的信用就会崩溃，它就会破产。乔治·唐宁爵士等英国人深知这一点，其率领英国海军为打击荷兰海上贸易和扰乱其渔业所做的努力，揭示了这场战争的商业本质。出于同样的原因，特龙普和德·鲁伊特（De Ruyter）等荷兰海军将领虽然也想要追击敌人，但他们也明白，成败取决于他们对于商船的保护力度。换句话说，有理由提出与马汉相反的观点，即一个国家不可以过于依赖海洋。相比之下，当时的英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在经济发展和对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方面远远落后于对手。只有在波罗的海，双方才互换角色，荷兰人（在丹麦人的帮助下）可以切断英国重要的海军物资供应，垄断地位也不受威胁。

当时，荷兰人正在为他们的经济生命线而战；他们必须主动出击，以保护他们的贸易，并进行战斗，而不顾敌人偶尔拥有的数量优势和通常在地理区位和火力上的优势。然而，由于他们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他们也占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弥补缺陷。荷兰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他们的航运没有完全停止，就能经受住长期的战争；反观英国政府，尤其是在1660年之后，在财政方面就远没有那么富裕了。此外，由于荷兰人的航运规模庞大，而且英国海军在后勤和军事上都不可能（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严密监视整个荷兰海岸线，荷兰的海外贸易虽然经常受到影响，但从未被切断。荷兰的海军将领也是最优秀的，他们不仅与英国人作战，而且多次成功地将庞大的商船队安全护送到目的地。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荷兰的地理区位还有两个重大缺陷。 ^[17] 作为一个有陆地边界的国家，它无法把全部军事资源都部署在海上：与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的惨痛记忆仍然历历在目。然而，这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中不算什么，因为当时英吉利共和国是国际社会的“贱民”，法国和丹麦都普遍支持荷兰；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就更不重要了，当时法国公开与荷兰结盟；但在最后一次英荷战争中，这一因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当时法国军队在荷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荷兰不得不打开水闸来保护自己。如果说这一实例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在英格兰和荷兰之间的战争中，海权并不总是起决定性作用，拥有一个强大的陆地盟友也对英国有帮助。荷兰另一个更明显的弱点是其内部不团结，这与英国政府及其海军将领的严格控制形成鲜明对比。内陆省份常常憎恨荷兰政府的统治，当然，当时荷兰政府的对头泽兰（Zeeland）更是如此；在荷兰海军当中，至少有5个司令官负责指挥他们的舰队；奥兰治家族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矛盾造成了许多有害的结果——有能力的指挥官被免职，甚至特龙普也一度被内部敌人抹黑；在战斗激烈的时候，多艘战舰抛弃舰队司令，私自撤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尽管特龙普和德·鲁伊特常常凭借自己的才能克服了这些障碍，但这也确实意味着，敌人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舰队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正是在英荷战争中，皇家海军形成了“战列线阵形”（line-of-battle-formation）和《作战条例》（Fighting Instructions），这些都标志着此后一个多世纪里英国典型战术的特征。

关于英荷战争还有最后一点需要强调，这也是后来的海军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地方，那就是与“破交战”相对的“战斗舰队战略”（battlefl eet strategy）。马汉在提到第二次英荷战争时，对“夺取个别船只或船队”的行为嗤之以鼻，却大加赞扬——

那种占据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对于海洋的控制，这种海上力量可以将任何悬挂敌人旗帜的船只从海上驱逐出去，或迫使它们落荒而逃；控制这片广阔的公共空间，实际上就封闭了那些敌人进出海岸的商业通道。这种控制权只能由强大的海军来行使…… ^[18]

然而，这种观点更多地反映了19世纪晚期的海军理论［将重点放在反对“海军新学派”（Jeune École）上面］，而没有反映17世纪海战的现实。如果敌人的主力舰队已经被摧毁，那么己方海军当然能更好地遏制敌方贸易，但如果存在敌方舰队攻击泰晤士河的危险，那么向地中海派遣一个分舰队或让舰队休整就是错误的战略。这一战略理论假定“切断敌人贸易通道”是可行的，但英国海军在北海追踪荷兰船队时总是遇到很大困难；该理论还进一步假设，一支舰队有可能在敌人的港口停留数月甚至数年，但鉴于恶劣的天气、变幻莫测的水域、有限的后勤和糟糕的适航性，事实上这根本无法做到。 ^[19] 最后，该理论暗示了打击敌人商船所造成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正如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如果一支满载海军物资的小型船队在驶往英国本土的过程中，在波罗的海被敌人俘获，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例如，在第一次和第三次英荷战争中，皇家海军因缺少物资而严重受挫。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中，可能是英国私掠船向荷兰施加了最大的压力，以促成停战，它们捕获了1000多艘荷兰商船，是整个英国商船数量的两倍；也正是英国在随后与西班牙的战争中损失了1500多艘商船，使得中立的荷兰人重新获得了海上贸易的霸主地位。

与此同时，很明显，尽管存在这些 实际 困难，但政治家和海军将领们第一次开始意识到“制海权”意味着什么——击败敌人主要的海军力量，从而控制海上交通。在英荷战争之后，人们开始认为获取海权是值得的，不仅是为了确保“王国的防御”，而且还因为它带来了不受干扰的贸易、获取殖民地和让敌人陷入困难等好处。正如格雷厄姆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它因此成为国际平衡中的一个“新因素”，使所有拥有海岸线的国家都开始重新评估强大海军和海外领土的重要性。毕竟，即使是对贸易和殖民地本身不感兴趣的政府也会意识到，它们可以提供新的财富来源，为极其昂贵的军费提供财政支持，而权力斗争达到高潮时往往就会爆发战争。或者，如舒瓦瑟尔（Choiseul）在18世纪指出的：

我不知道西班牙人是否真的明白，在当时的欧洲，殖民地、贸易，因此还有海权，决定着欧洲大陆上的力量平衡。奥地利王室、俄国、普鲁士王国都只是二等势力，所有这些势力除非得到贸易大国的资助，否则是无法参战的。 ^[20]

对某些国家来说——法国是最好的例子——这种新因素的出现导致其国家战略在未来几个世纪里摇摆不定，因为其领导人从来都不清楚应该如何分配投入海上力量和陆地力量的资源。然而，对于英国来说，这种新因素却指出了一条增加国家财富、声望和在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的途径——只要它没有完全忽略同样重要的一点，即欧洲大陆的军事均势也影响着其国家的核心利益。

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年），表面上由布莱克和特龙普在“海峡敬礼”问题上的冲突所引发，对英国来说是最成功的战争，其原因有以下几个。 ^[21] 由于刚刚对鲁珀特发动了打击，英国对战斗有了更好的准备，而荷兰人还没有真正制定出他们的护航战略。起初，荷兰人试图让几百艘缓慢移动的商船所组成的船队通过英吉利海峡，但这样，英国人就可以趁特龙普为船队护航的时候对他们发动持续的攻击。经过远至设得兰群岛和普利茅斯的多次失败的行动和小规模对战之后，布莱克率领的68艘英军战舰于1652年9月28日在肯蒂什暗沙袭击了德·威特率领的57艘荷兰船只，英军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英国人很高兴，于是派遣一支分舰队去解除荷兰人对来航（Leghorn）的英军小舰队的封锁；但特龙普在11月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穿越英吉利海峡，在邓杰内斯角附近的战斗中重创了相对较弱的布莱克舰队，与此同时，英国人在地中海也被荷兰人击溃。

在这些失败的刺激下，英国决定加强海军。1653年2月，英国“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派遣布莱克率领80艘战舰去阻击特龙普，防止他再次率领舰队穿越英吉利海峡。在所谓的“三日海战”中，尽管特龙普出色地运用了“后卫战术”（rearguard tactics），但荷兰船队仍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过，在多次成功护送商船队之后，荷兰政府同意特龙普去搜寻英军舰队的主力，与此同时，荷兰商船队则绕道苏格兰继续前进。6月初，特龙普的100艘风帆战舰与蒙克和迪恩进行了两天的战斗，后来又与布莱克进行了两天的战斗，但在加巴德沙洲（Gabbard）附近进行的战斗中，英军舰队的兵力和火力优势最终发挥了作用，荷兰损失了20艘战舰。随后，荷兰海岸线被封锁了长达一个月，直到特龙普和德·威特在斯海弗宁恩（Scheveningen）重新发起挑战为止。尽管蒙克的部队也蒙受了巨大损失，但英国人凭借火力优势和严整的战列线再次取得了胜利。对于荷兰人而言，最糟糕的是，特龙普本人也在这次行动中丧生。此后，双方几乎没有再爆发什么值得一提的战斗，因为英国海军也无法给予对手最后一击，一锤定音；而荷兰人，由于贸易遭受重创，也同意和谈，双方于1654年4月5日正式签订了《威斯敏斯特条约》。

第一次英荷战争以及随后双方签订的和平条约对英国是有利的（地中海战场除外）。英国商人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不大，还因为荷兰人的航运被切断而获益，而阿姆斯特丹的贸易商人和荷兰渔民则蒙受了巨大损失。战争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以从两国各自关税收入的状况中看出。此外，荷兰还同意赔偿安汶岛大屠杀的损失，并接受“海峡敬礼”，承认《航海条例》。不过，英国贸易商当中的“好战派”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他们批评“护国公”克伦威尔对荷兰人过于仁慈。从他们的态度当中我们可以对这场战争的“经济影响”做一番有趣的揣测，因为，很明显，“护国公”克伦威尔不是任何人的傀儡，甚至对颇有影响力的伦敦商人们来说也是如此。尽管克伦威尔发自内心地想令英国富国强兵，但他的主要动机仍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如果与荷兰人妥协能够让克伦威尔腾出手来对西班牙发动圣战，那么他很愿意这么做，尤其是在1654年荷兰各省禁止奥兰治家族再任荷兰执政之后。不过，英荷战争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内，英国商人正是通过与西班牙人之间的贸易获得高额利润的，如果英西之间爆发战争，荷兰肯定是受益的一方。克伦威尔选择的方向其实与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背道而驰。 ^[22] 在英西战争期间，即使英荷双方在英国人是否有权对荷兰商船进行临时登船检查这个棘手问题上发生激烈争端，克伦威尔也一直保持着克制。威尔逊教授评论道，这一点表明：“即使经济野心或者中立权的问题使得双方发生了冲突，如果掌握权力的人能够一直保持审慎和克制的话，战争也不一定会爆发。” ^[23]

在整个英西战争（1655-1660年）期间，这种政治-宗教因素与经济因素一直交替发挥作用。从军事角度看，英国在这次战争中取得了辉煌胜利，占领了新斯科舍半岛；它曾派出一支远征军去占领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也即海地岛），但遭遇了西班牙人的顽强抵抗，更糟的是还暴发了经常导致此类冒险行动失败的热病。不过英国人转而占领了牙买加，未来该岛将成为英国在西印度群岛中一个有价值的基地和财富的源泉。1656年，英军俘获了一支载有价值200万英镑货物的船队；1656-1657年，依托对英友好的港口里斯本，布莱克持续对加的斯港展开封锁，不久后，他得到情报，一队西班牙运宝船将在加那利群岛的圣克鲁斯港靠岸卸货，于是便主动发起进攻，不但打哑了港口西班牙要塞的大炮，还摧毁了运送财宝的船队；1657-1658年，英国陆海军联手包围了西班牙海盗的老巢——敦刻尔克，并迫使这些劫掠者投降，不过，这发生在迪讷（Dunes）会战之后，而且在攻打敦刻尔克的行动中，实际上法军出力最多。 ^[24]

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英国即将迈入列强的行列。克伦威尔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所谓“国家利益”的观念，这也是后来的英国政治家皮特、坎宁和帕麦斯顿等所一直关注的，因此，凡是能够影响国家利益的事件，克伦威尔都会非常注意，即便这里所说的“国家利益”的内涵有些奇怪。布莱克舰队在地中海的巡航行动可以作为绝佳范例：托斯卡纳大公和教皇曾经支持过保王派，对英国商船展开劫掠，布莱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赔偿；为报复突尼斯总督麾下的私掠船对英国船只的袭击，布莱克以牙还牙，烧毁了对方的船只；随后，他还报了先前英国在马耳他、土伦和马赛所遭屈辱的一箭之仇，上述地区的法国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都被震慑住了；布莱克还与得土安（Tétouan）及丹吉尔签订了协议，从此英国得以在两地设立海军基地。通过上述措施，英国保护了自己在地中海的贸易。还有一个例子：1654年，英国与葡萄牙签订了协议，规定由英国海军负责保护葡萄牙政权及其财产的安全，英国得到的回报是可以与巴西、孟加拉、西非当然还有葡萄牙本土展开自由贸易，从而将竞争对手荷兰排除在外。总之，英国海军的行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夺取敦刻尔克，从而钳制了西班牙、法国和荷兰；占领牙买加，为从利润丰厚的西印度群岛贸易中分一杯羹奠定了基础；英军还将攻占直布罗陀列入计划；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英国甚至开始将遥远的中国当作贸易对象。此外，英国还开始争夺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并在这一区域推行干涉主义，目标是阻止瑞典完全控制挪威——从而垄断海军物资，这一点至关重要。不过，克伦威尔并不希望摧毁瑞典的力量，而是想靠其制衡丹麦人和荷兰人。克拉伦登伯爵曾宣称，“护国公”在海外取得的巨大荣耀，甚至令他的其他成就黯然失色。希尔博士总结道：“17世纪50年代的英国政府，是英国历史上最先具有战略视野的政府。” ^[25] 而且，当时连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摩洛哥苏丹等遥远地域的君主们都纷纷请求英国援助或者与其结盟，仅从这一点来看，英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就得到了确立。

然而，战争过后，在商业和金融方面，英国并没有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点或许能令人清醒一些。先前那些罚没皇家财产而获得的资金很快就花得见底了。因此，英国政府只能征收重税。据估计，“大空位时期” ，英国政府每年征收的税金超过400万英镑，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政府的需求，因为政府现在开销太大，是“查理一世统治时的四倍，而查理一世时期人们就已经无法忍受了” ^[26] 。到17世纪50年代末，英国政府需要负担规模庞大的常备陆军，还要同时进行旷日持久的海上战争，这令英国人怨声载道；仅仅1660年一年，英国海军的欠款就达到了100万英镑，海军水手跟陆军士兵都领不到军饷。另外，在战争中，英国的贸易受到巨大打击，西班牙私掠船沿大西洋和地中海航线不断袭击英国商船，后者的损失估计达到了1500艘。与此同时，荷兰夺走了英国的市场，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商业主导地位。举一个例子：“在英荷战争期间，英国人抢占了西班牙的羊毛生意和布匹交易，现在荷兰人将市场夺了回去，鱼和酒的贸易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除此之外，英国造船业同样遭受了不小打击，从外港到伦敦本地的商人对于战争的抱怨与日俱增。1659年，全体伦敦商人联名向英国政府提交了请愿书，要求停战，而在4年之前，只有在马德里和马拉加经商的英国商人才呼吁停战。不过，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克伦威尔注意到了他们的诉求，因此，商人们对于克伦威尔政策的幻想也逐渐破灭了，这表明政府的目标并不总是与商人们的私人愿望保持一致。商人们显然也是这么想的，1660年时热烈欢迎君主复辟。

因此，查理二世在复辟之后，发现自己得到了两份遗产。首先，英国国内的商业市场陷入了困顿，政府财政也持续紧张；其次，通过深思熟虑，一系列关于英国世界角色的理念正在形成——包括采取国家行动以巩固英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权利，以及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以这两点为基础，查理二世又加上了自己的意愿，即加强君主的特权。于是，在查理二世和他弟弟统治时期，英国的海军、殖民帝国和商业政策都明显受到了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尽管能够获得议会的拨款，但国王仍然经常面临财政困难的窘境，查理二世采取了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政策，即授予某些商人垄断权，并“依赖”这些富裕的商人提供贷款，此外，他还尝试从法国寻求补贴，以获得额外的资金，从而减少对下议院拨款的依赖。因此，英国海军在财政上受到限制，还受到普遍放松了诚信和道德标准所导致的腐败和效率低下的困扰（佩皮斯对此有很好的描述）；“绅士舰长”的回归也引起了舰队中职业军官的强烈不满。但另一方面，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都非常渴望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以守住克伦威尔看起来为国家赢得的国际地位和尊重。清教徒们的政策——扩大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并扩充殖民地，以及建设强大的战斗舰队来保护商船，从而增加英格兰的财富——被后来的斯图亚特王朝继承和改进，“展示出了他们抛弃与之相伴的宗教信条时的热情” ^[27] 。

因此，查理二世断然拒绝放弃克伦威尔时期征服的牙买加和敦刻尔克，尽管他在1662年将敦刻尔克卖给了法国，并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因为他认识到驻军的成本已经超过了保留敦刻尔克的收益，但他拒绝将新斯科舍归还法国；此外，查理二世成功与布拉干萨王朝的凯瑟琳公主联姻，这不仅保证了英国在与葡萄牙的贸易中占有利地位，还为英国带来了孟买和丹吉尔两个重要基地，后者对于保护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十分重要。1660年，他则快速通过了《航海条例》，其条款为强有力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明确依据。

所列的商品，尤其是像葡萄酒和海军物资这样的大宗商品，只能由英国船只或货物所属国的船只进口，1662年还特别禁止从荷兰进口这些商品。大多数殖民地的产品都留给了英国船只，这为糖、烟草和染料等物资转口贸易的急剧增长奠定了基础，1663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迫使殖民者在英国购买大多数欧洲商品。所有外国建造的船只都要进行注册，1663年以后，任何新获得的其他国家船只都被视为外国船只。而英国船只的水手必须以英国船员为主。 ^[28]

这些措施当然是为了打击荷兰人，因为英国人将荷兰人的商业成功视为本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有数不胜数的证据显示，英国对于荷兰企业的嫉妒心理广泛存在，英国商界和航运界似乎对此毫不掩饰：“与荷兰人开战，与西班牙人维持和平。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拥有金钱和贸易。”——这是1663年的流行语。查理二世和他的朝廷还有一个额外的动机，那就是打击他们憎恨的共和主义者，而许多海军军官则渴望更积极的任务，并迫使荷兰永久承认英国宣称拥有的海洋霸权。但是，压倒一切的还是商业动机。在像唐宁这样的国王私人顾问身上，再一次显示了战略和经济角度的论证自然而有力的结合，而这样得出的论点已经所向披靡。 ^[29] 因此，英荷之间的实质性战争是由两国在西非不断升级的贸易竞争和各自海军部队的相互报复所引发的，这一点毫不奇怪。当查理二世在1665年3月正式向荷兰宣战时，两国在西非海岸早已经爆发了战争，荷兰的士麦那船队遭到袭击，双方放松了对于私掠船的限制，英国人占领了新阿姆斯特丹，将其重新命名为纽约。

然而，如果说商界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海军却没有；虽然国王承诺将大量资金投入海军，但资金到位的速度很慢，1660年至1664年间相对忽视海军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但这支舰队的实力仍远超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任何一支舰队。其实，以17世纪的标准来看，当时英国海军舰队的经验、规模和管理或许都是首屈一指的了。唯一的不利条件是荷兰统帅德·鲁伊特同样建立了一支异常强大、训练有素的战斗舰队，这支舰队还得到了荷兰优越财政资源的支持。因此，尽管1665年6月，奥普丹（Opdam）率领的荷兰舰队在洛斯托夫特（Lowestoft）附近被约克公爵的舰队重创，但皇家海军缺乏力量和补给，无法掌握制海权。这造成的结果是：德·鲁伊特从西印度群岛的巡航中溜回家，许多荷兰船队也都趁机突破了封锁；英军在卑尔根针对荷属东印度公司大商船队的进攻被击退了；荷兰舰队使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瘫痪，并封锁了丹吉尔。在严重的财政压力下，英国海军管理部门在伦敦大瘟疫开始之后便陷入了崩溃。

到1666年初，法国人来解救他们的荷兰盟友，这导致查理二世的政府担心西属尼德兰可能对英国本土发动入侵，因而还将鲁珀特亲王率领的一支分舰队派往英吉利海峡进行防御。在这次分兵之后，蒙克的主力舰队在“四日海战”中被一支占据优势的荷兰舰队击溃，“四日海战”之名本身就表明了这场英荷海战的痛苦和漫长。7周后的7月27日，双方在英国北福尔兰角（North Foreland）附近海域再次交战，这次荷兰人输得最惨，他们损失了20艘战舰，而英国只损失了1艘。在这次胜利的鼓舞下，英国皇家海军封锁了荷兰海岸，罗伯特·霍姆斯爵士率领的一支舰队甚至深入瓦登海（Wadden Zee），摧毁了150多艘荷兰商船。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荷兰人还以颜色：当时英国为节省资金而将舰队闲置一旁，和平谈判已经展开，德·鲁伊特对泰晤士河进行了毁灭性的袭击，然后封锁了英国东南和西南沿海港口，直到1667年7月两国签署了《布雷达和约》为止。 ^[30]

鉴于“商人战争”的可耻结局，英国人得到的和平条件其实并不严苛。《航海条例》在对违禁品的定义上做了轻微修改，这一点有利于战胜国荷兰；英国人还放弃了对西印度群岛普拉朗岛（Pula Run）的领土主张，并向荷兰交出了苏里南。此外，英国还将阿卡迪亚归还给法国人。然而，英国人仍然被允许保留海岸角城堡 ，此地给他们提供了进入利润丰厚的奴隶贸易市场的入口。此外，英国还保留了特拉华、新泽西和纽约，从而消除了荷兰人的竞争，巩固了英国人对于这一区域的控制权，而这一区域的发展潜力非常大。和约条款这么温和，可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英国和荷兰海上力量基本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同时也体现了另一个事实，即双方都认识到，战争的延长只会给贸易带来进一步的阻碍。但这也被视为一个迹象，表明这两个中等强国已经开始意识到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所带来的危险，因为路易十四针对西属尼德兰的行动是一种战略威胁，增强海上力量的举措在海上带来了威胁，征服背风群岛的行动是一种殖民威胁，而路易十四的（更确切地说是柯尔培尔的）经济政策对这两个国家都是一种商业威胁。1668年，《布雷达和约》签订后不到一年，英格兰、荷兰和瑞典三国之间就缔结了同盟，这毫无疑问证实了上述解读。

这场战争还刺破了17世纪60年代早期盛行的沙文主义和重商主义泡沫。沉重的税收，加上瘟疫的影响和伦敦大火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由于海盗的掠夺和海上航线的中断，贸易量不断下滑，这导致的后果更加严重，英国海关收入在这些年急剧下降。例如，土耳其商人想从英国购买大量布匹，并用一支船队将其运回本土，但英国海军部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说，荷兰地中海舰队很可能会逮个正着，俘获这些布匹。自然，波罗的海贸易也受到了战争影响。英国东海岸的煤炭运输航线经常遭到海盗的袭击，并最终被德·鲁伊特的舰队完全切断。西非之战则给垂死挣扎的皇家冒险家公司（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rs）施以致命一击。正如佩皮斯在日记中悲伤地指出的那样，事实似乎是“贸易和战争不能同时得到支持” ^[31] 。从此以后，商人们和他们的贵族支持者对战争中的预期收益就不那么乐观了。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条规则也有例外。唐宁和一些反荷兰的人仍然将“联省共和国”视为最大的对手，沙夫茨伯里及贸易理事会的其他成员也抱有同样看法。但推动力来自朝廷本身。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渴望与法国结盟，共同对抗荷兰人，这不仅能带来经济利益和声望，还能进一步巩固英国的君主专制主义。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反法情绪在全国迅速蔓延，而绝大多数英国人本来就是新教徒，对专制和天主教的路易十四深表怀疑。因此，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分裂再次扩大了。一方是新教“辉格党”，支持议会，支持亲荷兰政策，另一方则支持亲法，至少容忍天主教，大幅增强国王权力并且相应地削减英国议会下议院的权力——双方的争论让人联想起17世纪早期的亲荷兰和亲西班牙之争。经济上互相对立的双方在日后争吵不断，因为柯尔培尔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开始对英国经济产生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些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君主地位而不是提升“共同福利”，但其形式和效果与1651年后英国制定的政策相似，因此主要针对的是荷兰的经济优势；但较弱的英国在经济战中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在纺织品被征收高额关税后。1667年到1678年间，英国议会和柯尔培尔代表各自的国内纺织品生产商进行了一场“关税战”。同样令英国新教徒和海军主义者感到震惊的是，法国海军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长足发展，到1670年，柯尔培尔每年花费近100万英镑建造新的基地、造船厂、海军训练学校、兵工厂，以及一支舰船数量更多、规模更大、装备更重、设计更好的海军舰队。琼斯教授指出，唯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是“提尔皮茨在1914年之前的类似扩军工作”，而英吉利海峡这一边的反应也如出一辙。 ^[32]

查理二世无视内部和外部的警告信号，开始与路易十四秘密协商，缔结一个反荷联盟，并从议会（政治倾向实际上是反法的）争取到资金，然后在1672年以自己遭受的所谓“冤屈”应得到赔偿为由，对荷兰提出各种苛刻的要求，并攻击荷兰商船，挑起与荷兰的战争。法国拥有庞大的海军和陆军力量，但现在是与英国并肩作战，而不是作为英国的敌人，于是，英国国王和他的追随者们对胜利充满信心。但战争的进程令人失望，只有后来的历史学家才对此感到满意——他们认为当时政府的政策本质上是自私的、肆无忌惮的和不明智的。1672年5月28日，德·鲁伊特在索莱湾（Sole Bay）附近对英法舰队展开了袭击，对英军舰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暴露了盟军海军之间缺乏真正的协调；在法国军队占领了南部省份，迫使荷兰决堤自保并推翻德·威特之后，德·鲁伊特退守凶险的斯库内维尔德湾（Schooneveld）浅滩以保存舰队实力，这一高明的战略阻止了英国人入侵的可能性，同时也确保他永远不会被敌人海军的优势兵力所压垮。在第三次英荷战争的最后一次舰队行动中，德·鲁伊特再次对皇家海军进行了惩罚性的攻击，致使英国永久放弃了从海上入侵荷兰本土的企图，并再次暴露了英法联盟的短板——合作不良。事实上，法国人在泰瑟尔岛战役和其他场合的明显不作为，甚至导致詹姆士二世与路易十四结盟的热情迅速减弱，而英国大部分地方势力则对于战争、政府与天主教之间的合作和专制倾向表现出公开的敌意。由于海军委员会负债超过100万英镑，英国下议院拒绝追加拨款，而是要求国王改变整体政策，查理二世被迫让步。通过1674年2月签订的《威斯敏斯特条约》，他不仅放弃了对荷兰人的战争和与法国之间的联盟，而且还在实际上恢复到战争以前的状态——这再次表明与荷兰之间的战争是多么徒劳。 ^[33]

对于英荷战争在英国海权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得出任何一个确切的结论都并不容易。自然，英荷战争提高了公众对于外国经济竞争的认识，并使他们认识到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重要性；在战争的压力下，英国海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战列线战术的改进到后勤补给的完善；此外，在英荷战争中，英国的海外帝国得以扩大，同时也提醒了其他国家注意到英国的重要性——至少是作为一个海军强国的重要性。但是，除了在某些时候可能有必要用武力捍卫《航海条例》之外，这些战争似乎并没有给英国商人带来什么直接好处。事实上，除了第一次英荷战争外，另外两次英荷战争带来的都是损失：战争导致税收增加和商业中断，沉重打击了英国商人群体，海军的强行征用也经常严重影响航运；因此，对航运公司来说，最适合作战的夏季是最糟糕的。只有当战争的结果消除或大大减少荷兰的商业竞争时，英国才能说在经济上是受益的；然而，事实是，即使荷兰的海外贸易受到不利影响（如1652年至1654年和1672年至1678年），它也很快恢复了。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在1672年之后的40年里，荷兰与法国之间反复的陆上战争对荷兰力量的削弱，远比英荷战争要严重，这不仅是因为维持一支庞大野战军的成本更高，还因为这迫使荷兰相对忽视了它的海军建设和海外商业利益。然而，即使在18世纪早期，荷兰仍然繁荣昌盛。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如果相信英国在17世纪下半叶的扩张是在荷兰帝国的残骸上实现的，那么就“陷入了那个时期常见的重商主义谬论” ^[34]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英国商人是在开发竞争对手没有开发的市场，随着世界贸易总量的扩大，荷兰人在其中所占的份额相对下降，而英国人所占的份额却在上升。

无论英国与荷兰的商业关系如何，毫无疑问，英国的海外贸易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的几年间迅速扩大，特别是在第三次英荷战争结束后。 ^[35] 它不仅扩大了，而且开始多样化，既不再过度依赖羊毛作为出口商品，也不再纯粹以欧洲为经营范围。虽然这两种趋势都不应该被夸大，但它们在本书中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们标志着这些年是殖民地、航运、贸易和海军力量之间产生有益互动的“起飞”阶段，在此基础上，一个世界帝国和海军霸主即将诞生。这个多样化的过程极为迅速，到19世纪末，美洲和亚洲提供了英国全部进口货物的近三分之一，而对欧洲大陆再出口的这些商品，再加上英国对印度和美洲出口的商品，占英国全部出口量的40%。这些增加的贸易量大部分来自新商品；烟草的进口量从1615年的5万磅 猛增到1700年的3800万磅；在英国领土扩张到西印度群岛后，糖提供了更大的财富来源；当时繁荣的东印度公司则引进了白棉布。传统生意，如纽芬兰和北海的捕鱼业，布料贸易，以及葡萄酒运输，也显示出良好的迹象。虽然它们的增长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令人兴奋的前景是，殖民地贸易的经济 潜力 要比本土大得多，而且，由于《航海条例》和强大的海军，它们可以完全留给英国人独自开发。坚持开放北美海岸那些之前不受重视的港口，以及在逆境中坚持发展对印度贸易的好处，现在终于开始显现出来。

海外贸易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英国的关税和消费税收入相应增加，例如，1675年，丹比（Danby）借此偿还了所有拖欠水手的债务。英国的航运业和造船业也经历了一次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建造长途航行或运送波罗的海木材所需要的大型船只方面，因为伦敦大火之后对波罗的海木材的需求大增，同时造船业自身的繁荣也需要耗费大量木材；因此，在1675年至1680年间，英国一共建造了16艘大型东印度商船。此外，尽管在三次英荷战争中俘获了大量荷兰船只，因而英国得到了许多能够运载散装货物的商船，但到17世纪末，国内造船业才终于开始对这种运输需求激增的情况做出反应。最后，英国迅速成为殖民地贸易的枢纽之一，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并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海上贸易的价值。

可以预见，这种贸易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最初在英吉利共和国时期确立的重商主义态度；1688年的“光荣革命”导致英国国内的老牌垄断贸易公司最终灭亡，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商人冒险家公司、皇家非洲公司、莫斯科公司都相继失去了特权，在那些大型特许公司中，只有东印度公司，由于其特殊的责任和重要性，保持完好无损。 和之前的东地公司一样，其他公司现在发现大使和领事正在取代其外交角色，海军则顶替了其国防角色，而普通商人正在接管其贸易角色。英国通过《航海条例》和海军力量，在海外特定地区形成了垄断，这些地区对整个商人阶级都是开放的，而接受这种经济思想的当权派也予以支持，他们日益倾向于“根据商业表现来评价国家成就” ^[36] 。因此，英国的政策似乎将荷兰人的商业天赋和关注贸易的特点与法国人对国家力量的重视结合起来——这是一种从各方面看都极其有益的组合。最令英国政治和经济领导人高兴的是，贸易和航运的增长对海军产生了有利的“附带效应”。反过来，海军也能更好地为其提供保护。

出于这个原因，斯图亚特王朝剩余岁月里的皇家海军自身的故事就很容易叙述了。 ^[37] 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都对海军舰队非常感兴趣，国会通常也愿意为维持舰队提供足够的资金。此外，佩皮斯主管海军事务后，海军还受到了自霍金斯以来最细心、最有远见的管理者的关照。海军的债务稳步减少，军官和水手可以定期得到报酬；现在所有的军官都必须接受一些专业训练；腐败消除了，纪律得以加强；精良的战舰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造船厂和后勤服务也在佩皮斯的监督下日益规范。只有在1678年至1683年间，辉格党反对所谓“教皇阴谋”的煽动导致詹姆士二世 和佩皮斯暂时退役，才使得海军标准明显下降；但是，这一趋势的中断使人们能够重新带着热情来做好这项工作。到1688年，损失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弥补，英国舰队成了欧洲强权政治中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拥有173艘舰艇，包括许多一流的战舰）——这个时间刚刚好，因为在那一年，奥兰治亲王威廉策划推翻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并取得成功，最终让英国卷入欧洲大陆的大规模战争中，这场即将爆发的大战是法国企图在欧洲大陆获得霸权所引发的。与一个比荷兰更强大的势力进行几十年的战争，将从各个方面考验英国的力量，并揭示其海军赖以发展的基础是否牢靠。

先不考虑英法两国的一系列战争，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总结一下伊丽莎白去世后英国海上力量的主要发展进步。很明显，在 物质 领域，其进步没有16世纪那么显著。但英国人开发了新型的风帆和索具，并且在不断改进海图和航海技术，造船方法也成了一门更精确的科学。战舰的吨位和火力都增加了，但增幅不是很大；毕竟，第一艘真正的三层甲板战列舰——“海洋君主号”早在1637年就完工了。所有这些都是按部就班的发展，其影响很难与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帆船的革命性发展相提并论。也许巡航舰（三帆快速战舰）的建造——这种军舰通常负责为舰队进行侦察或袭击商船——比上面提到的任何技术进步都更加重要，因为它使海军变得更加平衡，并在战术和战略方面增添了新维度。

但是，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到“光荣革命”之间的一个世纪里，皇家海军真正的巨变发生在它的 功能 和 组成 上。它从一支由君主、某些贵族和商人提供的船只拼凑成的舰队，变成了一支由议会定期投票拨款来支付费用的国家军队；它从一支临时组建的杂牌军，变成了一支常备的、舰艇整齐划一的舰队；它从一支几乎没有任何行政管理和后勤保证的部队，发展为一支拥有造船厂、供给、会计、招募和训练机构的部队，虽然以现代标准来看这些只是最基本的，但这仍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它从一支由业余绅士领导的部队——他们自己对海权的理解是有限的，而且他们的私人利益经常与国家利益相冲突——变成了一支由专业水手控制的部队，接受《作战条例》和《战争条令》（Articles of War）的指导，并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直接对政府负责。

在17世纪，英国终于垄断了海上力量，因此，我们也许能发现英国海军扩张与其商业发展和殖民扩张之间的互动日益紧密。商业和殖民活动的增长最初植根于私人垄断企业，尽管手持皇家特许状，但这些企业必须自己想办法保护自身安全；但现在“商业革命”已经发生，下议院同意通过征税来支付常备海军的费用，英国的海外利益将受到这支海军的保护。因此，都铎王朝的海军舰队基本上是一支水上的本土防御舰队，而在斯图亚特王朝后期，海军护送商船队穿越地中海或摧毁遥远的私掠船基地，已经变得习以为常——这只是《航海条例》在军事方面的必然结果。同样，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由私人利益驱动的殖民扩张活动，在1655年后开始由国家自己承担，它是通过战争征服，而不是通过和平拓展。

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未来发展模式的大致轮廓。繁荣的海外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刺激了航海和造船业的发展，为国家财政提供了资金，并成了殖民地的生命线；而殖民地不仅为英国商品提供销售渠道，而且还提供了许多重要产物，从贵重的糖、烟草和棉布到至关重要的北美海军物资；海军在和平时期确保英国商人得到尊重，保护了他们的贸易，并在战争时期让英国获得了更多的殖民地，从而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英国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从一个落后的近海岛国转变为一个大国和世界贸易中心。但敏锐的英国人已经认识到，这种政策的持久成功与其说取决于遏制欧陆列强，不如说是取决于一种精明的战略，即防止欧洲大陆力量平衡的变化对英国不利。如果说三十年战争、英国内战和英荷战争掩盖了这种特殊的考量，那么1688年后的几年内，它将再次显示出持久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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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D. Penn, The Navy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and its Influence on English History (London, 1970 edn), p. iii. 另见Marcus, A Naval History of England , 1, pp. 123–8; H. W.Richmond, The Navy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 1558–1727 (Cambridge, 1953), chapter III; M. Oppenheim, A History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oyal Navy 1509–1660 (Hamden,Conn., 1961 edn), pp. 184–215。

[2] M. Lewis,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av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1957), pp. 72–3.

[3] C. Hill,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1969), pp.72–108; R. Ashton, ‘Revenue Farming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iii, no. 3 (April 1956), pp. 310–22; Ashton, ‘The Parliamentary Agitation for Free Trade in the Opening Year of the Reign of James I’, Past and Present , no. 38(December 1967), pp. 40–55.

[4] Penn, The Navy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 p. 174；该书第四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介绍了这三次远征的基本情况。

[5] 例见G. Callender, The Naval Side of British History (London, 1924), chapter VI。

[6] 关于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外交政策的概述，见J. R. Jones, Britain and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6), pp. 14–25。

[7] D. B. Quinn, ‘James I and the Beginnings of Empire in America’,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 ii, no. 2 (January 1974), pp. 135–52.

[8] 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 i, p. 156.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扩张的情况见D. B. Quinn, ‘James I and the Beginnings of Empire in America’,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 ii, no. 2 (January 1974), pp. 153–230; and A. D. Innes, The Maritime and Colonial Expansion of England under the Stuarts (London, 1931), pp. 41–193。

[9] B. Tunstall, The Realities of Naval History (London, 1936), p. 51. 另见J. R. Jones, Britain and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p. 15; and R. Davis,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Newton Abbot, 1972 edn),pp. 7–11。

[10] 例见Mahan, The Infl 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 pp. 139–44 or 173–8 or 281–5。

[11] Penn, The Navy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 pp. 265–97; J. R. Powell, The Navy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 (London, 1962).

[12] Oppenheim, A History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oyal Navy , p. 306.

[13] 关于此处，见C. Hill,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 pp. 155–68；尤见Schulin, Handelsstaat England , pp. 107–74。

[14] Schulin, Handelsstaat England , pp. 137–51; J. E. Farnall, ‘The Navigation Act of 1651,the First Dutch War, and the London Mercantile Communit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xvi, no. 3 (April 1964), pp. 439–54; C. Wilson, Profi t and Power. A Study of England and the Dutch Wars (London, 1957), pp. 54–8; R. K. W. Hinton, The Eastland Trade and the Common Wea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59), pp. 84–94;L. A. Harper,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New York, 1964 edn), passim; B. Martin,‘Aussenhandel und Aussenpolitik Englands unter Cromwell’,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 218,no. 3 (June 1974), pp. 571–92.

[15] M. Lewis,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avy , p. 89；概述见Wilson, Profit and Power ;Farnall, ‘The Navigation Act of 1651’, pp. 449–52。

[16] Wilson, Profi t and Power , p. 41.

[17] In Marcus, A Naval History of England , i, p. 140.

[18] Mahan, Infl 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 p. 138.

[19] Richmond, The Navy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 , pp. 118, 147, 152 and 178.

[20] Quoted in H. Rosinski, ‘The Role of Sea Power in Global Warfare of the Future’, Brassey's Naval Annual (1947), p. 103. 另见G. S. Graham, Empire of the North Atlantic (Toronto,1950), pp. 19, 50; Graham, Tides of Empire (Montreal and London, 1972), pp. 25–6。

[21] 下文主要依据Mahan, Infl 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 pp. 95–126; Wilson, Profi t and Power , pp. 61–77; Marcus, A Naval History of England , i, pp. 138–47。

[22] J. R. Jones, Britain and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p. 55; Farnall, ‘The Navigation Act of 1651’, pp. 452–4; C. Hill, God's Englishman. Oliver Cromwell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1970), pp. 156–7.

[23] Wilson, Profi t and Power , p. 81.

[24] Richmond, The Navy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 , pp. 127–39.

[25] Richmond, The Navy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 , pp. 127–39. 另见Hill, God's Englishman , pp. 166–8;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London, 1961), pp. 156–60。

[26]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 pp. 160–61.

[27] 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 i, pp. 255–6.

[28] J. R. Jones, Britain and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p. 56. 另见Harper,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 pp. 52–8。

[29] 与本段内容有关的细节见Wilson, Profi t and Power , pp. 93–126。

[30] 与本段内容有关的细节见Wilson, Profi t and Power , pp. 127–42; Richmond, The Navy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 , pp. 140–67.

[31] Wilson, Profi t and Power , p. 131; K. G. Davies,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London,1957), pp. 42–4.

[32] J. R. Jones, Britain and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pp. 70–74.

[33] Marcus, A Naval History of England , i, pp. 163–73; Richmond, The Navy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 , pp. 168–92; Mahan, Infl 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 pp. 139–58.

[34] J. R. Jones, Britain and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pp. 65–6: C. Wilson,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the Netherland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ix, no. 2 (May 1939); P.Geyl, The Netherland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2 vols. (London, 1966–4), ii, pp. 147 ff.; C. 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1965), pp. 104–12,268–94.

[35] 下文依据的是Marcus, A Naval History of England , i, pp. 184–7; 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 i, pp. 304–37; Innes, The Maritime and Colonial Expansion of England under the Stuarts , pp. 223–366; Hill,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 pp. 155–64; R. Davis,‘English Foreign Trade, 1600–17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2nd series, vii, no. 2(December 1954); Davis,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 pp. 14–21. 由于17世纪后期英国海外贸易增长的历史数据的性质，有必要超出本章的时间段限制。

[36] Murphy,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086–1870 , p. 300.

[37] 概要见Marcus, A Naval History of England , i, pp. 173–92。 42hBuWdZuTWkGxiZqgGsuycaEM0P7iiuCJO993Al9o7B7MJj/Wmk83jZop7M2M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