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国海权的初期岁月
（1603年之前）

那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特征首次浮现出来，这意味着……它开始把自己的精力投向海洋和新大陆。我们可以在这一刻看出英国扩张的开端，而这也是大不列颠崛起的第一个征兆。

——J. R. 西利：《英格兰的扩张》
［J. 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London, 1884）,pp. 107–8］

在追溯英国最初的海权发展阶段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使英国海权得以崛起的。自古典时代以来，人类一直在海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战斗，海上货物交换也已经司空见惯；可以说，维京人和诺曼人的历史已经为利用海上优势向海外投射力量提供了很好的例子。然而，也有很好的理由将对15世纪和16世纪西欧状况的研究作为本书的真正起点。在中世纪结束时，该地区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景并不明朗。它拥有某种连贯的文化、稳固的政府形式和贸易网络，以及发达的思想体系；但全球许多其他地区也是如此。而且，当时西欧国家经济上几乎没有增长，瘟疫肆虐，内乱频仍，科学技术普遍落后。无论是在东欧还是在地中海，欧洲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受到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压力，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陆地和海上力量正沿着北非海岸迅速扩张，并威胁到伊比利亚和亚平宁半岛。

与此相对的是，欧洲也出现了一些更新和更有希望的进步。欧洲人口在增长，其贸易额也随之增长；在意大利，艺术、思想和科学开始以惊人的方式蓬勃发展；世俗的国家君主制开始出现。 ^[1] 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至少在海军造船、导航和海军武器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关键的进步，这促进了其海上力量的发展，欧洲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了。

我们了解到，15世纪“是欧洲海船设计迅速变化和发展的时期”，没有这一阶段的技术进步，后来的远洋航行将是不可想象的 ^[2] ：在这个时候，船体、桅杆、索具、方向舵和操舵装置的结构和设计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船只尺寸的增加，它们的可靠性和复杂性也在增强。同样重要的是，伴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李约瑟教授所说的“数学航海”时代到来了。 ^[3] 四分仪、星盘、直角器、新的天文计算图表，以及磁罗盘、领航员手册和海图，不仅使水手们能够在近海航行时更准确地掌舵，而且——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为长途航海提供了导航手段，使他们至少可以知道陆地的相对位置。随着相关知识的不断积累，世界地图在数学方面的精确度也在不断提高。 ^[4]

然而，这些技术上的突破只能解释早期欧洲探险家——主要来自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如何环游世界并返回家园的，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也没有解释在地球上的所有文明中，欧洲人是如何成功地在海外建立帝国，并在此过程中击败强大对手的。中国人更早地发展出了上述诸多造船和航海技术（事实上，中国人的船只通常要大得多）；他们经常前往马六甲和东印度群岛进行贸易，然后进入并跨过印度洋，抵达非洲和阿拉伯地区；就在“航海家”恩里克派遣一艘又一艘船只沿着非洲海岸线航行的一二十年之前，皇宫太监郑和就已经代表中国皇帝指挥了一系列的海外远航行动。 ^[5] 在地中海，奥斯曼帝国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帆船舰队，并统治着这片海域，而阿拉伯世界在数学、天文学和制图学方面的研究传统比中世纪的欧洲先进得多。因此，回想起来，那些不时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的小型航海探险队，并不是必然会成为一场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运动的先锋队。另外两个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西欧的王公贵族和商人有扩张的意愿；第二，他们已经发展出一种可以压倒任何反对者的优越手段。这些因素从根本上打破了平衡。

欧洲扩张的动机不难寻找：它们是政治、经济和宗教热情的混合因素。 ^[6] 1453年，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欧洲列强与土耳其人之间激烈而断断续续的争端达到了顶峰，他们急于削弱这个不断发出挑战的敌人。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分别在休达和格拉纳达反击土耳其人的行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两国在海军扩张方面也走在前列，这并非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巧合。经过一条连接非洲和亚洲的海上通道，从侧面包抄土耳其人，可以在政治和战略上取得胜利，这正是基督教世界迫切需要的。与此同时，它将打破土耳其人（及其威尼斯中间商）对亚洲香料和丝绸贸易的垄断，从而为支持这些海洋事业的君主、贵族和商人带来丰厚的利润。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很难想象海上扩张将如何继续下去。这些人很快就打消了最初的怀疑态度，并意识到这种发展将带来经济利益；因此，海军实力和商业实力已经紧密相连。最后，欧洲天主教徒讨伐异教徒土耳其人的所谓“十字军热情”，加上反宗教改革的热情，为发动一场旨在打击政治和商业对手的运动提供了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因此，欧洲人发动这场运动的决心是毫不动摇的，他们的手段也是极为凶残的。不过，无论是试图粉碎奥斯曼帝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和海军力量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还是努力开拓新世界的西班牙人，都懒得区别对待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信徒。中国人在海外似乎愿意从事和平贸易，尊重当地宗教，而西欧人则不同，他们是来传教、掠夺和征服的。 ^[7]

然而，欧洲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的成功依赖于第二个因素：优越的海军军备。在这一领域，直到15世纪，欧洲人、土耳其人和中国人一直保持着大致相同的水平。例如，三者在陆地上都使用原始的铸铁炮，后来把它们安装在船上；三者都认为海战是陆战的一种延伸。所以，普遍的战术是接近或撞击敌人的船只，然后越过敌舰的船舷，并力图夺占整个“城堡”。因此，桨帆船（galley）受到了欢迎（尤其是在封闭海域内），葡萄牙和西班牙则建造了带有高大船楼的卡拉克大帆船（carrack）——实际上就是漂浮的堡垒。真正的转变发生在欧洲发展出由合金铸成的火炮——如炮铜（gunmetal）火炮或黄铜火炮——之后，这些火炮的威力与巨型铁制攻城炮相当，但更可靠，体积更小。这种武器装在船上，可以使敌船瘫痪，甚至将其击沉，从而使攻击者不必再登上敌船。换句话说，这种炮是“船杀手”而不是“人杀手”，而且射程更远。然而，由于它们需要比上述“城堡”更大的空间和更强的稳定性，它们逐渐被安置在船只的中部，通过在船舷凿出的炮眼射击。

这些变化的最终结果——上面的描述是对一种漫长而不平衡的发展过程的一个非常粗略的总结——是欧洲人决定建造专门用于战斗的帆船，因为大型火炮、弹药和船员的位置占据了货物储存空间。 ^[8] 盖伦大帆船（galleon）就这样诞生了，这是一种与纳尔逊时代的战列舰本质上相同的战舰：不仅有强大的武器装备，而且有着善于利用风的流线型线条和风帆，极具机动能力，能够与敌人舰队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敌舰被舷炮火力的反复攻击所摧毁为止。面对这样的战舰，速度缓慢、高负荷的卡拉克大帆船和划桨推进、干舷较低的桨帆船都显得不堪一击，两者的火力和速度都无法与前者匹敌。因此，1501年，达·伽马只用了几艘这样的主力舰就轻松地击退了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附近大批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这可能是第一次海上“对峙战”。 ^[9] 此外，正如这个例子所揭示的那样，新型帆船具有在所有水域作业的动力、耐力、适应性和适航性，而不像桨帆船那样受其作业范围的限制。

后一个事实对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这种可以压倒土耳其人的海军技术优势也可以用来击败全球其他任何一支作战舰队。欧洲拥有这种先进的海上力量，使得所有沿海国家对它的扩张主义几乎束手无策。随着16世纪的发展，欧洲列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竞争日益激烈，并引发了第一次海军军备竞赛，从而使得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进一步扩大。正如一位学者简洁地指出的那样，“上帝、大炮和帆船成了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 ^[10] 。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之间的竞争，加上日益专业化的舰艇建造方式，导致了常备海军的创建。在和平时期，许多这样的战舰当然是闲置的，但建立这样的舰队暗示着一种认识，即海上力量具有持久的重要性。同样，海洋作为交通要道的重要性也随着成功的海外探险给舰队的赞助人带来巨大的财富和声望而大大增强了。而且，在更普遍的层面上，海外贸易和殖民的发展对欧洲的经济和政治重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海岸线“转移”做出了重大贡献。 ^[11] 正是这种对航海活动所带来的多方面利益的认识，导致了海权学说的发展，这种学说将海军力量和商业优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上述情况可以概括如下：在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在造船和航海领域取得了某些惊人的“突破”，使其水手能够进行远洋航行；与此同时，火炮技术的进步和专业战舰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压倒其他种族对手的手段；而政治、声望、宗教和经济动机合在一起（尤其是经济动机），刺激了这种海外扩张。一旦伊比利亚舰队展示了征服其他舰队是多么容易和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竞赛就开始了。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冒险家加入了这场争夺战利品、贸易路线和政治优势的战争，这反过来又需要建造更先进的战舰和建立正规的海军部队，并导致人们对海权带来的收益高度重视。通过技术创新、经济收益和让国家获得海上权力的努力之间这种自发的相互作用，欧洲主导世界的时代来临了。

对于所有研究过这一趋势的人来说，欧洲崛起到今天的地位显然主要是基于海上力量。地缘政治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这样描述道：

由哥伦布一代伟大的航海家发起的革命，赋予了基督教世界前所未有的机动性，仅次于拥有飞行能力……其主要的政治效应是扭转了欧洲和亚洲的关系。中世纪时，欧洲被封闭在南面不可穿越的沙漠、西面漫无边际的大洋，以及北面、东北面冰雪覆盖或森林密布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有骑马民族和骑骆驼民族的威胁，这些民族有很强的机动性。而现在，欧洲在世界上崛起了，它能到达的海域和沿海陆地增加了三十倍以上，它还从四面八方向此前威胁着它生存的欧亚大陆势力施加影响。 ^[12]

亚洲历史学家K. M. 潘尼迦与麦金德的唯一区别是，他把麦金德所谓的“哥伦布时代”改称为“瓦斯科·达·伽马时代”，但两人本质上都认为，这些始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早期海洋冒险活动标志着世界事务的转型，标志着长达四个世纪的“以控制海洋为基础的权威”的时代开始了。 ^[13] H. A. L. 费舍尔指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可能关闭了欧洲通往东方的大门，但葡萄牙人的扩张弥补了这一损失，“这一扩张将欧洲人的统治地位扩展到了全球，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比重和平衡” ^[14] 。

但是，即使哥伦布时代的到来所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我们还是应该小心，不要夸大这种发展变化的速度。在整个16世纪，西欧与威尼斯、黎凡特和亚洲之间的贸易持续繁荣，对葡萄牙人构成了激烈的竞争；直到17世纪，与东方的贸易才真正被超越。 ^[15] 除了航海大发现和殖民活动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意大利城邦衰落时，西欧国家经济却蒸蒸日上。 ^[16] 当时，桨帆船仍然是许多大国的主要战舰，特别是那些内陆水域周边的国家。勒班陀之战主要是两支桨帆船舰队之间的战斗，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它在海军发展方面不如印度洋上的葡萄牙-阿拉伯战争那样重要，但也证实了直到16世纪下半叶，盖伦大帆船的优势才得以确立。

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如果忘记欧洲的相对优势仅仅在于海上，那将是不明智的。在陆地上，正如土耳其军队在“侦察时代”（age of reconnaissance）对东欧的持续入侵所揭示的那样，胜利的天平仍然倾向于土耳其人。对大多数欧洲政治家来说，失去匈牙利比在东方建立工厂要重要得多，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威胁也比欧洲人在亚丁、果阿和马六甲所面临的挑战更重要；只有位于大西洋边缘的国家才可能像之后的历史学家那样忽略这个事实。即使当西方列强开始认为它们对其他民族的控制是理所当然的，它们也认识到，这种统治通常仅限于战舰的火炮射程内：在发明移动式野战火炮甚至机枪之前，它们对外国土地的控制远不如对海域的控制那么牢靠，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领地是例外，而不是通例。通常情况下，亚洲、非洲和美洲的人民只需离大海几千米，就可以免受西方的影响。

尽管有这些不足，但西方海权的时代已经开启，海外贸易和殖民经济迅速增长，欧洲既有的竞争关系被“出口”到热带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建立和维持更强大的常备海军的必要性。其中一个国家是英格兰，尽管它比许多对手小得多，人口也少得多，起初在经济和海洋事业上也落后于许多对手，但最终它却在世界事务中收获了“哥伦布革命”的全部成果。

上面提到的阻碍英格兰海军发展的不利因素被一长串更有利的因素所抵消：事实上，很明显，当马汉考察对海权有利的“一般要素”时，他想到的就是英格兰。在地理上，它与更强大的欧洲竞争对手隔海相望，这使它受益匪浅。这不仅意味着它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人力来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陆军，而且还确保了英格兰政府在国际紧张时期的第一反应是至少让海军足够强大，可以抵御入侵。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许多英格兰人把它归因于上帝对他们种族的偏爱——是其他欧洲大国所没有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庞大帝国极其分散，面临着诸多来自大陆的挑战（包括土耳其人的挑战），以至于海权一直被视为次要的。同样，法国在三个方向上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威胁，无法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投入海上活动。即使是在16世纪后期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方面优于英格兰人的荷兰人，也知道如果他们在南方与西班牙精锐军队交手时在陆战中失败，他们将失去一切。在这方面，英格兰唯一担心的是来自凯尔特边缘地区的挑战，这可能会将它的注意力和资源转移到北部和西部，这很好地解释了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对于苏格兰和爱尔兰极度关注，以及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均努力在那些地方获得影响力的原因。然而，如果英格兰在海上保持强大，这些威胁只能是间歇性的，而在英格兰征服爱尔兰以及与苏格兰实现联合之后，这些威胁的可能性便进一步降低了。 ^[17]

其他自然优势包括众多良港，尤其是英格兰南部海岸的港口；繁荣的沿海贸易和丰饶的近海渔场，普遍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威尔德地区蕴含大量的铁矿资源，为都铎王朝提供了稳定的优质枪炮供应； ^[18] 拥有建造船体的木材——但英格兰国内不产用于制造船壳外板的木材、用于制作桅杆和帆索的圆材和大麻，这导致在整个风帆舰时代英格兰都依赖波罗的海和海外其他地区出产的原材料。 ^[19] 最后，地处大陆西北海岸的位置为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有利机会，使它可以利用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商业和政治平衡的转变。因为，与东方的贸易并不是一夜之间就从途经黎凡特的路线转移至好望角航线的，但在新大陆发现贵金属也促进了大西洋沿岸商业的发展。金条、香料和异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伊比利亚半岛，并从那里转移到安特卫普，从而刺激了所有大西洋国家的经济，并激起了政府和私人冒险家的兴趣。

然而，如果说英格兰由于岛国地位，条件最适合把注意力集中在外面的世界上，那么它在拦截和挫败其他国家的挑战行动方面也同样处于有利位置，无论是来自汉萨和荷兰商人的商业挑战，还是西班牙人的军事挑战——西班牙与低地国家的联系极其依赖海上通道。在这一时期，除了当时使英格兰人臭名昭著的海盗行为之外，谨慎的都铎王朝的君主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垄断日益增长的大西洋贸易——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资源范围，而且风险太大；但从长远来看，英格兰确实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能够从正在改变欧洲的经济变革中获益。

然而，如果英格兰人不愿意利用这些天然优势，那么所有这些优势都将一文不值。事实上，甚至在中世纪，人们就已经对海洋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有了正确的认识。海洋不仅可以成为入侵者来犯的途径——这种令人担忧的前景迫使英格兰采取了多项防御措施，如“五港同盟”（Cinque Ports）建立起了海军力量，并最终交由国王掌控——同时，它也是将英格兰王室与其法国属地联系起来的手段。此外，到了中世纪后期，海外贸易，特别是羊毛、布匹和葡萄酒贸易，使英格兰成为更广泛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并使得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等港口飞速发展，造船业和航运业日益兴盛，英格兰与低地国家、法国、伊比利亚半岛和波罗的海等地区的商业联系也日渐紧密。冰岛渔业贸易的增长是另一个刺激因素，在提供远洋航行经验方面也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但毫无疑问，在1500年，英格兰人所做的这一切与汉萨同盟对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主宰，以及威尼斯对地中海的控制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在一个世纪后，它还被荷兰人的成绩所掩盖；但就绝对数字而言，英格兰海外贸易的增长令人印象深刻。在此期间，英格兰人口迅速增长——从1475年的约225万增长到1640年的约500万——但很明显，用马汉的话说，“追随海洋”的人数增长得更快。 ^[20]

更重要的是，伴随这一增长，英格兰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民族主义与经济优势通常是相辅相成的，英格兰也不例外。甚至早在14世纪，商人们就在向王室呼吁制定一些有利于本地行业而不利于外人的政策，他们的呼吁取得了成效。英格兰议会（商业利益已经开始对其发挥影响力）通过了形式多样且条款日益严密的《航海条例》，而英法百年战争则大大加剧了英格兰商人的沙文主义，他们反对那些商业地位更加稳固的外人，希望取而代之；伊丽莎白将汉萨同盟驱逐出伦敦钢院商站（London Steelyard）既不是第一次采取此类措施，也不是最后一次。英格兰的商业政策——

带着好战的色彩，这是它几个世纪以来的特征，直至19世纪自由贸易理论的温和理性逐渐渗透进来才发生改变。国际贸易被视作一片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各国为争夺贵金属的所有权和为本国商人争取有利可图的从业机会而相互竞争。 ^[21]

因此，了解到英格兰海外扩张背后的大部分动力是由经济欲望所引发的，就不足为奇了。都铎王朝早期的远洋冒险由于缺乏伦敦商人的支持（伦敦商人仍然主要从事布匹贸易，因此是亲西班牙的）而非常散乱，但随着1551年的布匹价格暴跌，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年后，贵族和商人成立了一家公司，开辟了一条北部至东部的海上通道。事实上，传统的贸易（与低地国家的贸易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英格兰意识到通过东方香料、美洲金条和非洲奴隶的贸易可以获得更大利润有关。结果是土耳其公司、威尼斯公司、黎凡特公司等一大批特许公司成立了，还有重新成立的东地公司、莫斯科公司、中国公司（Cathay Company）和东印度公司，它们共同对早先成立的商人冒险家公司形成了补充；与此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私人探险活动，比如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在西非的探险，所有这些探险活动将英格兰的贸易重心从跨英吉利海峡航线转移开来。 ^[22] 这些公司的发展反过来又增强了英格兰的海上力量，不仅通过加强经济，而且以更实际的方式；例如，黎凡特公司为了击败地中海海盗而建造了大量快速且装备精良的大型船只，在与“无敌舰队”作战时，该公司的舰队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家海军后备力量”。 ^[23]

更重要的或许是，这些商业冒险活动吸引了贵族和王室的关注，就后者而言，亨利七世预先就索取了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利润的五分之一，伊丽莎白女王也经常对航海活动进行投资，包括提供船只或购买股份等等。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下的著名论断有必要进行一些修改了：

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资料和一般商品的增加，给予了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未有的刺激，因而也就促进了崩溃着的封建社会内部所产生的革命因素的迅速发展。 ^[24]

事实上，更准确地说，至少在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国王和老一辈精英们开始与中产阶级联手追求海外利益，这满足了商人对利润的渴望和政府对黄金的渴望。各种社会群体欲望的融合，很可能形成了一个所谓“复仇商人和贪婪绅士的好战联盟” ^[25] ，但它确实提供了一种国家认同感，在动荡的时代很有用；或者，正如拉布教授所说的那样，绅士们“参与商业活动显示了英格兰上层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和灵活性，这对英格兰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有助于“英格兰崛起，成为欧洲国家在海外的主导力量” ^[26] 。这种“联盟”的载体是股份公司，地主和贵族们可以把钱投进去，而不需要亲自管理它。

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冒险吸引了大量的下议院议员，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来到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因此，即使是“地方”利益的代表们也被吸引到伦敦，支持国家的海外扩张运动。事实上，下议院对反映国家战略以及经济和宗教目标的外交和殖民政策的兴趣稳步增长，这表明英格兰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真的认为扩张主义对国家很重要。虽然毫无疑问，这种内部共识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被打破了，但在此之前，这种共识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17世纪末，这种共识再次得到了极大加强，贵族和商人、国家利益和私人经济利益相结合，反映了都铎王朝成功建立的模式。这种相互关联的利益瓜葛确保了海军的地位，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在实践中往往也是如此），英国海军比大多数大陆国家的海军都更受到政府、下议院和纳税人的重视。

除了经济动机之外，还有宗教动机，这在反宗教改革时期是一种“易燃的燃料”，使人不可能将伊丽莎白时代咄咄逼人的行事方法完全归于商业原因。例如，弗朗西斯·德雷克出航时随身携带的不仅有导航设备，还有福克斯（Foxe）的《殉道史》（ Book of Martyrs ）。哈克卢特（Hakluyt）在他的《重要的航海》（全名：《英格兰民族重要的航海、航行和发现》）中敦促塞西尔提出建议，让伊丽莎白可以（借助海上冒险活动）“扩大她的统治，丰富她的金库，并将许多异教徒变成忠实的基督徒”。这种宗教动机和世俗动机混合在一起，在同时代人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 ^[27] 因此，夺取一艘西班牙运宝船不仅是一夜暴富的机会，也是对雷利口中马德里的“野心勃勃和血腥伪装”的一次打击，因为马德里试图“吞噬所有国家”，并使它们屈从于天主教。 ^[28] 此外，正如安德鲁斯博士所指出的那样，扩张主义“是那几十年来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的一个宣泄口，很可能是这种人口增长与失业和贫困相结合，造成了海上暴力活动浪潮的高涨，这种浪潮在该世纪动荡的中期开始上涨，并在经济和社会压力最重的最后十年达到顶峰” ^[29] 。把民众不满的力量引向外国人，曾经是政府在压力下的一种有用的操纵手段；但结果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海狗” 给外国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们很快就因残暴、贪婪和肆意抢劫任何人而声名狼藉。

最后，尽管历史学家很难写出像民族“性格”或“情绪”这样模糊的东西，但在当时的英格兰社会中，有一种无法定义的因素，这种因素在处于发展时期的国家中很常见：对未来充满信心和热情，各行各业忙个不停，并且都怀有国家命运必定光辉灿烂和自己必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信念。 ^[30] 在伊丽莎白统治下，英格兰文学的繁荣在某些方面反映了这种情绪，但它有更多的实际表现。例如，在殖民技巧方面，至少在他们早期的尝试宣告失败之后，英格兰定居者似乎拥有了主动性、耐力和意志力，并可以将它们正确搭配。奇波拉教授认为，英格兰人在纺织业、服装业、军械制造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上——

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独创性，却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吸收有益的想法，对他人的创新进行完善，使自己的工具和技能适应新的情况。在所有领域，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务实态度，这种态度体现为产品方便使用，生产成本更低。他们的态度和成功让我们联想到现今这个时代日本人的态度和成功。 ^[31]

由于并不缺乏海外扩张的动机，而且这个民族特别善于接受新思想，并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欧洲发展过程中的新力量，因此在大部分时间内，英格兰都铎王朝的政府都比较关注海上力量的增长。早在15世纪早期，那首著名的诗《对英格兰政策的诽谤》（The Libel of English Policy）就已经揭示了人们对海洋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诗中建议说“英格兰政策的真谛是这样的……珍惜货物，守住海军部，让我们成为狭海（Narrow Sea）的主人” ^[32] 。亨利七世鼓励商业和探险，在朴次茅斯和格林尼治建设皇家造船厂，建造一流的战舰，显然表明了他对这些“万能药方”的普遍支持，但真正开启“皇家”海军历史的是他的儿子亨利八世，后者对欧洲强权政治的关注度要高得多。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时，皇家海军已经拥有53艘战舰，甚至国王本人对舰型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重建的“大哈利号”风帆战舰，它的干舷更低，武器集中在船的中部。与此同时，亨利八世建立了一个海军委员会（Navy Board），负责管理船只和造船厂，从而使海军在制度上永久化。罗斯基尔称他为“战斗舰队的创始人” ^[33] ，这是有道理的。虽然在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统治下，舰队暂时陷入衰落，但这都被霍金斯的积极影响所抵消。霍金斯继承了亨利的造船事业，他把旧战舰按照最新型的盖伦大帆船的设计进行改造，并建造了当时一流的新“复仇”（Revenge）级风帆战舰。这个国家有充分的理由感谢他消除了行政效率低下和腐败的现象，水手们也完全有理由感谢这些几乎永不沉没的战舰，以及感谢他对战斗舰队本身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女王海军的大部分力量从一支短程、在狭海活动、几乎只能完成岸防工作的部队转变为一支能够作为远洋力量远距离作战的公海舰队。 ^[34]

英格兰海军的转型恰逢其时，它正好赶上了欧洲政治发生深刻变化，以及来自西班牙的威胁日益增长的年代。它为几乎公认的英格兰海军事业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其中的高潮是由一系列事件所组成的，包括德雷克、霍金斯、雷利、埃塞克斯等人指挥的一系列伟大的海上战役和远征，令人难忘的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行动，格伦维尔抵御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敌人的英勇斗争，多次探索全球各大洋的探险旅程，在新世界建立殖民地的尝试，以及理查德·哈克卢特的航海巨著编撰工作。这些至今仍是英格兰及所有英联邦国家学校都铎王朝历史课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无须在此重述细节。 ^[35]

然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就有必要对传统的看法进行一些纠正，并提醒我们自己，此时英格兰海上力量的发展仍然很有限。因为事实是，海洋问题对于广大英格兰人来说仍然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对于英格兰政府也是如此，政府总是不得不考虑更为重要的与欧洲大陆联系的问题。亨利七世没有预料到英格兰的地位会因为卡伯特的航行或他自己鼓励对外贸易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两者都是他稳定、巩固经济的政策的一部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希望扰乱英格兰与其他欧洲大国的关系。的确，他的儿子建立了第一支皇家海军，但这是对于法国威胁的回应，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成形的战略来运用海上力量。1525年后，亨利八世和沃尔西（Wolsey）认识到有必要在强大得多的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保持平衡，这一点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正如皮雷恩赞同地指出的那样：

从那时起，英格兰的大陆政策就固定了，那就是倡导和平与调停，倾向于达成一种平衡，以防止任何大国在大陆上取得霸权或控制英吉利海峡沿岸地区。英格兰海军的安全与欧洲的均势，是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出现的两大政治原则，在他坚定不移的追求下，造就了英格兰的伟大。 ^[36]

这段节选可能被人们认为预示了一项国家战略（尽管后来才真正将其执行），但它至少揭示了英格兰的大陆政策和海军政策之间的基本联系，而且它确实承认了都铎王朝早期的海上政策集中于维护英吉利海峡的霸权，而不是攻击外国船队或挑战伊比利亚列强的殖民主张。 ^[37]

伊丽莎白时代也是如此，但正是因为德雷克和其他人的功绩，英格兰人在当时和后来才将大量注意力投向了海外世界，女王所面临的欧洲地缘政治的严峻现实则被掩盖了：在我们的国家史著中占据突出位置的是环球航行，或者加的斯突袭（Cadiz raid），而不是伊丽莎白的大陆外交或荷兰战役。尽管如此，伊丽莎白的海军将领们（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不断地批评女王没有充分利用海上力量为她提供的机会。雷利抱怨说，如果女王陛下听从了海军顾问的建议，而不是“事事半途而废，只发动小规模进攻”，从而教会了西班牙如何自卫，他们本来能“把这个庞大的帝国打得四分五裂”。 ^[38] 霍金斯还对她的优柔寡断、对荷兰战役的焦虑以及她不愿意为自己切断通往西班牙本土的大西洋运宝航线的战略提供充分持久的支持而感到烦恼。霍金斯写道：“如果我们能一举击败他们，我们就不仅能实现和平，还能获得荣耀、安全和利益。” ^[39] 在他看来，随着海外贸易（尤其是黄金贸易）的增长，通过海军封锁施加经济压力首次具有了实际的意义。伊丽莎白还在其他方面饱受批评，包括1589年德雷克远征行动的失败；不占领海外基地，尤其是亚速尔群岛；以及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想要取得制海权，首要目标是敌人的舰队；当然，还有她对于陆战的痴迷。里士满尖刻地评论道：

她选择敌人最强大的地方——陆地——作为主攻方向。从1585年到1603年，她在没有任何进攻收益的陆地战役上花费了450万英镑，而在能够切断西班牙生命线的海上力量上只花费了大约100万英镑。 ^[40]

这些海军将领的抱怨，反映了“海军主义者”或者说“蓝水”学派的战略思想，这种思想在英格兰人中间并不鲜见，早在1511年，亨利八世的顾问们就曾敦促过他：

让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停止对陆地的攻击。岛屿的自然环境似乎令我们不适合进行这种征服。英格兰本身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或者，当我们想扩大自己的时候，就让我们以力所能及的方法去实现，似乎永恒的上帝已经指定了我们的方法，那就是通过海洋进行扩张。 ^[41]

回想起来，令人惊讶的是，在经历了玫瑰战争的干扰之后，英格兰人很快就开始重视取得海上霸权、进行海外扩张以及孤立于欧洲的海军主义准则；事实上，早在付诸实施之前，这些理念的根基就已经存在了。然而，这一学派对伊丽莎白的批评是不公平的。值得赞扬的是，最近的学者，如沃纳姆教授和马丁利教授，提醒我们女王所面临的问题从未像她的海军将领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从而恢复了她的声誉。 ^[42]

首先，伊丽莎白无意将西班牙帝国“打得四分五裂”，因为这会令英格兰的传统对手——法国占据上风，后者刚刚在1558年占领加来，令英格兰蒙羞。这场灾难并没有像后来的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意味着英格兰脱离了欧洲大陆，并相应地转向外部世界；这仅仅意味着法国人现在离得很近，令英格兰人感到不安。只有在法国内战及英西之间气氛日益紧张之后，英格兰才被迫对威胁进行重新评估。其次，在整个英国战略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点是，霍金斯和他的同僚们可能看不出欧洲大陆的因素和海洋帝国的因素之间的真正关系，而女王能看到这一点：如果他们抛弃了欧洲的盟友，背弃了西欧，让它被一个敌对势力统治，那么英格兰人的这个小岛将无法建造并配备足够的舰队，以在未来抵御这样一个敌人积累起来的力量。出于这个原因，她坚定地支持荷兰人，尽管遇到许多考验，耗费成本并冒着风险；她挫败了腓力二世的企图，因此赢得了欧洲新教国家的赞扬；与此同时，她将沃尔西早先的思想付诸实践，维护了欧洲的平衡。 ^[43]

因此，对于像培根这样的人，伊丽莎白总是会做出回应。培根认为：“谁能控制大海，谁就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夺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女王回复道：“如果西班牙人征服这些［低地］国家……我们自己也将处于危险当中，他们会很快征服我们。” ^[44] 英格兰甚至也不得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法国，用它来制衡西班牙：“法国的末日也将是英格兰毁灭的前夜。” ^[45] 英格兰可以在两个利维坦的世界里生存，但不能在一个利维坦的世界里生存。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相比，法国和西班牙无论从土地、财政还是人力的角度来看，都堪称利维坦。 ^[46] 由于没有大型银矿，而且只能从多疑的下议院断断续续地哄骗到额外资金，女王始终无法同时负担荷兰和法国的战争费用以及爱尔兰殖民计划和大规模海战的开支。她的犹豫不决和反复无常主要是由于她需要在所有这些目标之间取得平衡，每当有海军将领抱怨缺乏王室的支持时，都有人同样抱怨她对荷兰军队的资助过于吝啬。此外，英格兰的海外探险活动也经常由于领导者没有坚持下去而最终失败，1589年的里斯本冒险和1596年的加的斯突袭就是很好的例子。 ^[47] 的确，女王有时候对于切断西班牙黄金航线的尝试似乎过于小心谨慎了；但她也深深意识到，每当皇家海军在遥远的海域巡航时，英格兰本土是多么容易受到入侵。

与德雷克1587年对加的斯的进攻和第二年彻底击败“无敌舰队”相比，英西战争的后期就令人失望、沮丧，虎头蛇尾了；但原因似乎不在于里士满所说的伊丽莎白“不了解国家海上力量的能力和运用”，而在于英格兰在海战领域还太弱小，不成熟，缺乏经验。沃纳姆教授是这样说的：“也许正是这些海战把英格兰决定性地推向了海洋，让它走上了通往帝国的道路。大橡树都是从小橡子长出来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颗橡子相对来说还很小。” ^[48] 这一点可以通过考察当时英格兰海上力量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得到证实：英格兰海军力量与西班牙海军力量的对比，它在获取海外商业和殖民地方面的相对成功，以及当时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实践。

首先，值得回顾的是，由于霍金斯的苦心管理、君主的支持，以及专门为战斗和远程袭击而设计的战舰的优势，皇家海军在战争初期占据上风。16世纪80年代初，英格兰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而腓力二世却只有各种船只的大杂烩：不适合在大西洋航行的地中海桨帆船，面对新式盖伦大帆船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的高船楼卡拉克大帆船，以及临时雇的武装商船。仅这一点就解释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冒险家在早期取得成功的原因。然而，1580年，腓力二世接管了葡萄牙，这使他不仅在欧洲和海外获得了更大的领土，而且还拥有了地理位置绝佳的大西洋港口和十多艘葡萄牙的盖伦大帆船。西班牙此番实力的增长引起了欧洲北部国家的恐惧，就像1940年丘吉尔担心希特勒可能会夺取法国舰队一样。此外，腓力二世察觉到西班牙战舰在设计上存在弱点后，制定了一项稳定的造船政策，在欧洲和新大陆开发材料和资源，远远超过伊丽莎白所能控制的范围。正如马丁利所指出的那样：“英格兰在大西洋的海上力量通常强于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的综合力量，而且一直如此，但在1588年之后，这种优势缩小了。” ^[49]

到“无敌舰队”时期，尽管德雷克于1587年进行了预防性打击，腓力二世仍然可以派出由20艘盖伦大帆船和8艘其他大型船只组成的一线战斗舰队，由40艘武装商船组成的第二线支援舰队，大大小小的船只总数几乎达到130艘。尽管英格兰对自己船只搭载的重型武器自吹自擂，但西班牙因天气而受到的损失要远远大于敌人炮火造成的损失。甚至连“无敌舰队”覆灭这场巨大的灾难也没能阻止腓力二世继续发动挑战。到第二年，他派出了一支由40艘大船和20艘小船组成的舰队，以对一年一度回到本土的珍宝船队进行保护，与此同时，仅在比斯开的港口，就有20艘新型盖伦大帆船正在建造当中。1596年，是风暴打败了腓力二世的第二支舰队，因为英格兰舰队在加的斯远征后状态不佳；而西班牙的第三次入侵企图，使用了由136艘船只组成的强大舰队，同样也在12个月之后被风暴驱散。如果其中任何一支西班牙舰队躲过风暴，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陆地上，英格兰人都很难抵挡住他们。

西班牙对于拉丁美洲殖民地和运送黄金的船队的保护也是如此。一旦伊丽莎白时代的冒险家们让腓力二世的帝国在新世界的弱点暴露出来，并表露出他们想要切断大西洋运宝航线的愿望，西班牙人就准备了对抗措施。1591年，格伦维尔坐镇旗舰“复仇号”在弗洛雷斯海战中进行了一场光荣而无望的战斗，其真正值得关注之处在于，西班牙已经有能力集结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军队——20艘军舰，而霍华德只有6艘——使英格兰的劫掠舰队无法进入亚速尔群岛水域。如果有必要，腓力二世随时可以让珍宝船队晚一年起航。然而，从物质上和后勤上看，英格兰皇家海军即使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也不可能在夏季的6个月里一直维持对西班牙港口的封锁。事实上，1588年至1603年间，西班牙从美洲运来的宝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在1595年至1596年的最后一次航行中，德雷克和霍金斯沮丧地发现，掠夺西印度群岛地区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轻松采摘胜利果实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而英格兰的海军将领们直至他们的女王驾崩前不久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而詹姆士一世即位之后，他们也基本上没有机会再采取集中而务实的新战略了。

在海外贸易和殖民方面，把英格兰的崛起时间提前也是错误的。在吞并纽芬兰之后，吉尔伯特1583年的远征行动以灾难告终；雷利在弗吉尼亚创建的第一个殖民地在第二年就被放弃了；他的第二次尝试因“无敌舰队”入侵和殖民者的失踪而宣告失败。 ^[50] 探险者渴望找到银矿和快速致富，而不是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稳定的农业和贸易社区，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殖民冒险往往因此受挫。此外，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一方面阻止了殖民者和投资者跨过大西洋开辟新定居点的尝试，因为这些定居点随时可能会被展开突袭的敌人攻陷，另一方面，又提供了其他获利机会，例如掠夺贸易站和运金船。在海上贸易方面，人们过于强调新的跨洋贸易，而忽略了更成熟的与欧洲大陆的传统贸易。尽管经历了16世纪50年代的危机，欧洲大陆仍然是到当时为止英格兰最大的贸易市场和货物来源。“向南和向西进行的商业活动……对英格兰的航运业和商业资本的贡献微乎其微，在英格兰的贸易总量中也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51] 纽卡斯尔至伦敦煤炭运输的繁荣可能与殖民地贸易的增长一样迅速，但在历史学家看来却没有那么浪漫。这个国家仍然惊人地依赖于一种商品的出口，即羊毛和羊毛制品。 ^[52] 无论如何，到1600年，所有人都很明白，是荷兰人而不是英格兰人，成了汉萨同盟、威尼斯人和葡萄牙人的商业帝国的真正继承者。阿姆斯特丹取代安特卫普成为全欧洲货物的集散地，这座港口拥有伦敦所具备的所有自然优势，以及广阔的大陆腹地。荷兰人对富饶的鲱鱼渔场的控制为海上扩张提供了“起飞”的刺激，而他们的小福禄特帆船（fluyt）作为一种货船而非战船，也有设计上的优势。此外，他们的整个贸易方式似乎更加专一和发达；有经济历史学家写道，荷兰人“更积极地寻找市场和供应来源，容忍较低的利润率，摆脱了公司组织对于贸易的控制和垄断倾向，从政府获得了更有力的军事和外交支持” ^[53] 。

因此，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荷兰人在从东海岸港口出口布料和从斯堪的纳维亚进口海军物资方面都凭借更低的价格压制了英国人，而进口海军物资对一个海洋强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种依赖非常令人担忧；在俄国，英格兰人开设的莫斯科公司发现其早期的商业领先地位从16世纪80年代开始被荷兰商人赶超；黎凡特公司在地中海东部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在发展与亚洲的直接贸易和挑战葡萄牙在亚洲的垄断地位的斗争中，英格兰人再次退居次席，他们在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而1602年，荷兰人成立了强大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日益激烈的竞争被联合起来对抗西班牙威胁的迫切需要所掩盖，但莱斯特（Leicester）在战争的第一年就对荷兰人与他们共同的敌人进行自由贸易的习惯感到愤怒。 ^[54] 当西班牙的力量被长期的陆海战争所削弱时，将英格兰和荷兰联系在一起的战略纽带和宗教纽带就不可避免地松弛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敌意，这种敌意在当时的重商主义商业态度下只会加剧。然而，如果真的爆发公开的贸易战，荷兰人无疑处于领先地位。如果认为在西班牙战争结束时，世界已经属于英格兰人，那么这就是忘记了还有其他竞争者在与其较量。

在海军战略和战术方面，英格兰人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成熟。以下原因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点：如前文所述，在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哪个相对更重要这个问题上，英格兰人存在意见分歧；英格兰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满足伊丽莎白时代对海员的需求；而且英格兰的造船和军备仍处于过渡阶段。但英格兰人在这些方面没有持续努力并取得成功，还有其他原因。像德雷克、雷利和埃塞克斯这样的领导人既表现出了那个时代精英的优势，也表现出了典型的弱点：反复无常，经常头脑发热，性格不稳定，很容易改变精心制订的计划，以支持鲁莽的行动，而且太容易被掠夺和赢得荣誉的前景所诱惑，而忘记了国家战略——德雷克突然放弃追击“无敌舰队”，转而去夺取“罗萨里奥号”的战利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在1589年的葡萄牙远征中，英格兰人忽视了消灭“无敌舰队”的剩余船只乃至整个西班牙海上力量的机会，转而对里斯本进行了一次轻率的攻击；1596年的加的斯突袭也是因为粗心大意而忽视了塔霍河的西班牙舰队的主力。事实上，英国人这种远征的整个组织和军队的部署都有很多不足之处：后勤支援往往是不存在的，这就导致了英格兰海军被迫掠夺敌人市镇，偏离了战略目标，并不可避免地患上疾病，这些可能是远征失败的主要原因。出其不意的机会常常被英国人不必要地抛弃；而且部队往往规模太小，无法永久占据一个地方，但又过于笨重，无法迅速移动。

另一方面，只要海军本身还不是正式的国家工具，英格兰没有基于深思熟虑的海权战略和持续的国家海洋政策就不足为奇。安德鲁斯指出：

在职能和人员上，皇家海军还没有与整个国家的其他海上力量区别开来，在海洋贸易和掠夺的历练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人负责管理和指挥女王的船只，他们仍然是私掠战争的推动者和领导者。正是这些得到伦敦资本以及绅士探险家的热情行动支持的利益集团过于强大的力量，在王室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延缓了一支强大的国家海军的成长。 ^[55]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采取另一种政策，那么里士满和其他人批评后“无敌舰队”时代的战略是错误的“破交战”的观点就不像乍看起来那样令人信服了。用安德鲁斯的话来说，劫掠是“伊丽莎白时代海战的典型形式”，因此我们很难指望当时的英格兰按照马汉的原则来运用海军力量。此外，这些冒险活动的利润似乎占到英格兰进口收益的10%~15%，这增加了资本供应，导致航运业迅猛发展，大大弥补了与伊比利亚进行贸易的逆差；而私掠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商船队的衰落，最终给英格兰人带来了好处。 ^[56]

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从中吸取了教训，至少在世纪之交，埃塞克斯已经认识到需要一支组织更完善的远征军。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认识到，要确保对海上的有效控制，就必须击败敌人或至少使敌人的主力部队保持中立，并永久切断敌人的海上贸易。因此，1603年英格兰人的战略是利用强大的舰队几乎全年封锁西班牙-葡萄牙海岸，迫使西班牙要么开战，要么放弃黄金的供应（西班牙人对于这些黄金的依赖就像瘾君子对毒品的依赖一样）。为了进一步钳制西班牙，英格兰人派遣另一支舰队去切断来自波罗的海的海军物资供应，这本身就加强了伊丽莎白政府早些时候采取的既定策略，即打击敌人与中立国之间的贸易。中立国政府经常受到英格兰的警告，它们的抗议被置若罔闻，其民船也被扣押；1589年，德雷克在塔霍河附近截获并扣押了60艘汉萨同盟的船只。英格兰人已经开始拒绝“海上航行自由”的观念，转而支持有利于己方海军力量的封锁战略。而且，为了维持自己的航运，英格兰开始在英吉利海峡保护自己的船只，以免其受到海盗和敌国私掠船的袭击，同时鼓励己方渔船船队和商船船队的发展，这两者不仅因其经济价值而得到英格兰官方的认可，而且在战争时期也是船只和海员的现成来源。因此，都铎王朝对《航海条例》进行了补充，海外股份公司将受到鼓励。此外，议会还制定法案以保护木材和渔场，并鼓励民间种植亚麻和大麻（用于制作帆布和绳索）。1562年，伊丽莎白甚至在每个星期都增加了第三个“吃鱼日”，此举的明确动机是复兴“英格兰海军”。正是当局对海权作用的这种普遍认识决定了英格兰海上力量未来的发展前景。

因此，都铎王朝时代不能被看作英格兰突然成为世界强国的时代：在1588年击败“无敌舰队”和1805年赢得特拉法尔加海战之间，并没有一条直接的、必然的线索。英格兰人早期的殖民尝试都失败了。荷兰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也令英格兰人相形见绌。就海军而言，正如马丁利教授所观察到的，在英西战争中，“没有任何国家掌控海洋” ^[57] 。当时的英格兰相对落后，治理不力，不成熟，贫穷，人口稀少。亚洲人已经知道了阿拉伯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世纪之交）还认识了荷兰人，但他们对英格兰人几乎一无所知。从这个角度来看，“德雷克时代”的功绩开始显得更符合实际情况，而不再那么夸大。

在都铎王朝的统治下，英格兰成为海上强国的潜力正在逐渐显现。欧洲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西洋沿岸国家和低地国家取代了地中海和伦巴第平原，成为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因此，英格兰处于这一改变的中心位置，而不是边缘。英格兰还开始利用其自然地理优势和适合的民族性格，积极参加海外探险和海外贸易。它从许多方面发展了海上力量，从建造专门用于战斗的船只到开发“陆海合作战略”（strategy of land-sea cooperation）；而且，尽管遭遇挫折，它还是获得了很多战术经验。英格兰政府在“海军主义者”的敦促下，制定了各项措施，保护和鼓励英格兰的航海技术、航运和海外贸易，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都意识到削弱敌人的重要性。政府和下议院正在积极支持重金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 ^[58] 海权学说的核心原则，特别是对有必要通过优势战斗舰队来确保海上贸易路线控制权的认识，也正在缓慢地形成并得到普遍理解。

事实上，也许危险在于，这种对于海军力量、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所谓“蓝水”方案的热情，会让英格兰人忘记他们的国家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狭小而不安全的国家。伊丽莎白在海洋政策和大陆政策之间保持了正确的平衡，这是她永远的功绩，她这样做有助于创造一个有利于英格兰未来安全和发展的局面：因为西班牙在海上和陆上力量的枯竭维持了权力平衡，这对西欧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英格兰政府一直能认识到，与西班牙的战争与其说是一场胜利，不如说是避免了失败；如果可能的话，要避免独自对抗一个利维坦，这对英格兰的未来至关重要。“要避免这种负担和紧张，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时刻对大陆列强保持警惕，确保天平不会过于偏向一方或另一方，最重要的是防止布雷斯特和埃姆登之间的海岸落入同一个统治者之手。” ^[59] 在四五个国家能够互相遏制对方野心的世界里，英格兰就不用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了，而且它作为一个岛国的天然优势也会显露出来。如果说英格兰要称霸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话，那么它至少已经试探性地迈出了最初的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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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见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 i, The Renaissance , edited by G. R. Potter(Cambridge, 1961); J. Pirenne, The Tides of History , ii, From the Expansion of Islam to the Treaties of Westphalia (London, 1963 edn), pp. 213 ff。

[2] J. H.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London, 1963), p. 54 and passim; C. M. Cipolla, Guns and Sail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 (London, 1965).

[3]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 5 vols. to date (Cambridge, 1954–71), iv,Part 3,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 p. 554.

[4]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 pp. 83–114; J. A. Williamson, The Ocean in English History (Oxford, 1941), pp. 1–27.

[5] Needham, iv, part 3,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 PP. 379–587.

[6]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 pp. 19–37; Cipolla, Guns and Sail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 , passim; Needham, iv, part 3,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 pp.508–35.

[7] 然而，李约瑟也提出了其他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西欧那样建立起以海洋为基础的帝国，其中包括内部的反对，以及保守的儒家学说的强大力量，这两者都导致中国在15世纪和16世纪期间海军力量显著下降。Needham,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 pp. 524–8.

[8] 关于海军军备的发展，同样见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 pp. 114–24; Cipolla, Guns and Sail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 , passim; P. Padfi eld, Guns at Sea (London, 1973), pp. 9–70。

[9] Padfi eld, Guns at Sea , pp. 25–7.

[10] Padfi eld, Guns at Sea , p. 9.

[11] R. Davis,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es (London, 1973), passim, but especially pp.73–87; Pirenne, The Tides of History , ii, pp. 357 ff.

[12] 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 xxiii, no. 4(April 1904), pp. 432–3.

[13]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1498–1945 (London, 1959 edn), p. 13.

[14] H. A. L. Fisher, A History of Europe , 2 vols. (London, 1960 edn), i, p. 430.

[15]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 p. 48.

[16] C. T. Smith,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Europe before 1800 (London, 1967), pp.403 ff.

[17] A. L. 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London, 1955), chapters I–IV, XI.

[18] Cipolla, Guns and Sail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 , pp. 36–41.

[19] 关于此处，见R. G. Albion, Forests and Sea Power, The Timber Problem of the Royal Navy 1652–1862 (Hamden, Conn., 1965 edn)。

[20] D. Howarth, Sovereign of the Seas. The Story of British Sea Power (London, 1974), pp.11–63; G. J. Marcus, A Naval History of England , 2 vols. to date (London, 1961–71), i, pp.1–20; B. Murphy,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086–1970 (London, 1973), pp. 51–9,83–98.

[21] B. Murphy,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conomy , p. 89.

[22] 关于此处，见J. A. 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 2 vols. (London,1945 edn), i, pp. 81–124; Williamson, Maritime Expansion 1485–1558 (Oxford, 1913); W.Oakeshott, Founded upon the Seas (Cambridge, 1942)。

[23] R. B. Wernham, Before the Armada. The Growth of English Foreign Policy 1485–1558 (Cambridge, 1964), p. 349.

[24] K. Marx and F.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Essential Left (London,1960 edn), pp. 15–16.

[25] K. R. Andrews, 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English Privateering during Spanish War 1585–1603 (Cambridge, 1964), p. 18.

[26] T. K. Rabb, Enterprise and Empire. Merchant and Gentry Investment in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575–1630 (Cambridge, Mass., 1967), p. 13.

[27] L. B. Wright, Religion and Empire. The Alliance between Piety and Commerce in English Expansion 1558–1625 (New York, 1965 edn).

[2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 i, edited by J. H. Rose, A. P. Newton and E. A.Benians (Cambridge, 1929), p. 111.

[29] K. R. Andrews, Drake's Voyages (London, 1970 edn), p. 209.

[30] A. L. 罗斯（A. L. Rowse）博士的书给人留下了这种强烈的印象，尤见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and The England of Elizabeth (London, 1951)。

[31] Cipolla, Guns and Sail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 , p. 87.

[32] 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 i, pp. 28–9.

[33] S. W. Roskill, The Strategy of Sea Power (London, 1962), p. 24.

[34] Wernham, Before the Armada , p. 343.

[35] 综述见Oakeshott, Founded upon the Seas , passim, and J. A. Williamson, The Age of Drake (London, 1938)。

[36] Pirenne, The Tides of History , ii, p. 429.

[37] Wernham, Before the Armada 揭示的与其说是都铎王朝早期存在一种固定的权力平衡政策，不如说是都铎王朝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由更强大的势力组成的世界里，他们在其中必须谨慎行事；L.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London, 1963),p. 39认为沃尔西和亨利八世都在考虑这样的政策，但往往缺乏手段或意愿来付诸实施。

[38] Quoted in R. B. Wernham, ‘Elizabethan War Aims and Strategy’, in Elizabetha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 edited by S. T. Bindoff, J. Hurstfi eld and C. H. Williams (London,1961), p. 340.

[39] Richmond, Statesmen and Sea Power , p. 9.

[40] Richmond, Statesmen and Sea Power ,p. 24.（科贝特称伊丽莎白女王为“第一个英格兰本土主义者”。）

[41]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 i, p. 95.

[42] 见Wernham, ‘Elizabethan War Aims and Strategy’, passim; Roskill, Strategy of Sea Power ,pp. 30–32; G. Mattingly,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Harmondsworth, Middlesex,1959 edn)。

[43] 除了沃纳姆，称赞伊丽莎白的荷兰政策的还有Rowse, Expansion , pp. 413–14; and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 pp. 50, 54–7。C. Wilson, Queen Elizabeth and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London, 1970) 持有保留意见，理由是她介入得还不够，而不是她压根就不该介入。

[44] Quoted in Richmond, Statesmen and Sea Power , p. 7.

[45] Quoted in Richmond, Statesmen and Sea Power , pp. 17–18.

[46] Wernham, Before the Armada , p. 12给出了详细的数据，对比了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与西班牙及法国的人口与财政状况；之后的一些财政数据见‘Elizabethan War Aims and Strategy’, pp. 355–7。

[47] Wernham, Before the Armada , p. 12给出了详细的数据，对比了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与西班牙及法国的人口与财政状况；之后的一些财政数据见‘Elizabethan War Aims and Strategy’, pp. 362–6; C. Barnett, Britain and her Army, 1509–1970: A Military, Political and Social Survey (London, 1970), pp. 50–2.

[48] Wernham, ‘Elizabethan War Aims and Strategy’, p. 367; cf. Richmond, Statesmen and Sea Power , p. 24.

[49] Mattingly,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 p. 414.

[50] 见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 pp. 125–33。

[51] Wernham, Before the Armada , p. 286; R. Davis, English Overseas Trade 1500–1700 (London, 1973), pp. 32 ff.

[52] L. Stone, ‘Elizabethan Foreign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2nd series, ii (1949–50),pp. 37–9. 总的来说，斯通对伊丽莎白时期的对外贸易进行了近乎悲观的冷静重估。

[53] Murphy,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conomy ; C. T. Smith,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Europe , pp. 428–61.

[54] Richmond, Statesmen and Sea Power , pp. 13–14.

[55] Andrews, Drake's Voyages , p. 211.

[56] Andrews, Drake's Voyages ,pp. 128, 226–31.

[57] Mattingly,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 p. 414.

[58] 关于此处，见E. Schulin, Handelsstaat England. Das Politische Interesse der Nation am Aussenhandel vom 16. bis ins frühe 18. Jahrhundert (Wiesbaden, 1969), pp. 9–60。

[59] Wernham, Before the Armada , p. 408. U2cca8LbUn14P/BWW0F0IrbiLvKGcjonLqWSkroByicSk1iRbPI8+52wxcRwif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