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A. T. 马汉的经典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早在1890年就出版了，对此后的整个海军史研究都具有开创性意义）问世以来，本书首次尝试对英国海权的整个历史进行一次全面探索。本书的重点是从都铎王朝至当前时代这段时期内，作为一个主要海洋国家的英国，其海上霸权的崛起和衰落。与其他流行书籍不同的是，本书并没有描述英国皇家海军将领和海上战役，至于战术、船舶设计、炮术、海上航行和海军内部的社交生活方面，则篇幅更少。本书的主要目的和重点并不是将皇家海军本身置于显微镜下，而是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国内与国际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的大框架中进行考量，没有这些考量，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海权”（sea power）和“海上霸权”（naval mastery）这两个术语的真正含义。在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的过程中，我一直意识到自己知识面的狭窄，以及以如此简明扼要的方式提出相关论点所面临的困难。不过，关于本书与我宣称的目标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大的问题，还是留给读者去评判吧。

在下文中提出的许多论点和结论中，有三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英国皇家海军的兴衰与其经济的兴衰密切相关，如果不仔细研究后者，就不可能理解前者。

第二，海权对世界事务产生最大影响的时期是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后期，也就是说，是从发明远洋帆船到大陆主要国家实现工业化之间的这段时间。

第三，即使在所谓的“哥伦布时代”（大航海时代），海权所发挥的影响力也有一定的自然局限性，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时，英国政府都需要考虑到这一点。英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并非仅仅依靠海上力量，而是明智地将海上力量和陆地力量结合起来。

第一个论点按理说没有什么争议，事实上，海军实力取决于经济实力这一说法，可以作为一条政治准则。皇家海军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崛起显然与英国当时的商业革命和海外贸易的扩张有关；当时，工业革命成了“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的基础；而作为世界强国和海军强国的英国在20世纪的衰败，同样明显地与其经济的相对衰退存在关联。但奇怪的是，在英国作为主要海洋国家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从未有人真正探索过这一真理。

第二个结论也并不新鲜，但20世纪的许多英国海军将领和作家似乎都忽略了它；早在19世纪后期，约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和之后的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就已经指出，随着俄国和美国等横跨大陆的国家开始工业化并修筑铁路干线，陆权将重新确立对海权的优势。在大约3个世纪之前，当远洋帆船彻底改变世界政治局势时，陆权曾失去对海权的优势。然而，对于古典海权时代，以及海权兴衰的原因，我们仍然缺乏详细的研究。那个历史时期与英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并逐渐衰落的时期相吻合，而且海权和陆权的此消彼长也是其中一个基本诱因，因此，本书对这两点进行一次深入探讨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个观点，究其本质，虽然可能不像前两个论点那样普遍，但或许更有争议性，因为它再次引发了几个世纪以来被称为“海权派”和“陆权派”的两个战略学派之间的争论：一方主张英国应把精力集中在海军、殖民地和海外贸易上，在和平时期应远离欧陆国家，在战时，只在外围对敌人展开攻击并向盟国提供援助；另一方则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对欧陆国家的军事承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英国的国家安全与欧洲力量的平衡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而且，从长远来看，孤立主义政策也会危及英国自身。关于陆权和海权之间，欧洲和世界之间，陆军和海军之间应该达到何种平衡的争论，一直难以平息，因为它受到个人经历、情感和国内政治方面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其超出了纯粹的战略讨论范畴。毫无疑问，我自己的立场也受到本世纪（20世纪）发生的事件的影响，我支持伊丽莎白一世、威廉三世、马尔伯勒（Marlborough）、查塔姆（Chatham）、格雷（Grey）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英国人需要在对“海洋”生活和战略的天然向往与对欧洲的警惕关注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并决心确保欧陆国家的发展不会对英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有害影响。

我对这段英国海上霸权史的态度与西利在其著作《英格兰的扩张》（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中宣称的有点类似，当时他表示自己不是以传记作家、诗人或道德家的身份撰写这本书的：“我总是只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因果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世界各国兴衰的规律了。”当然，这并没有把西利的著作变成“客观的”历史，就像本书或任何其他历史书都不能宣称自己是客观的一样；因为历史学家无论如何努力，也永远无法完全摆脱他那个时代的偏见、经验、利益和局限。事实上，也许只有在当代，也就是1945年后的世界里，我才有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我将把重点放在经济因素上，质疑英国对于海外和海洋世界的“天然”偏见，并尝试以较为合理的超然态度来分析英国作为一个海军、殖民和经济大国的“衰落”历程，这些都是在过去的英国海军史研究中很少采用的方法。然而，也正是由于英国国际环境的转变，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旧的史学，也需要修改旧的假设条件。如果本书对这一工作做出了哪怕些许的贡献，那么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来自伦敦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弗赖堡联邦军事档案馆（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和维也纳国家档案馆（Staatsarchiv）（我曾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造访过这些机构）的某些档案材料为本书提供了有用的证据和引用资料，在这里，我必须再次对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帮助表示感谢。不过，细读一下注释就会发现，我欠其他研究者的债要重得多——要想写一本对所有相关论点进行总结的书，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要承认，我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而收获颇丰，本书前半部分的主要参考资料包括C. M. 奇波拉（C. M. Cipolla）、J .S. 科贝特（J. S. Corbett）、R. 戴维斯（R. Davis）、J. R. 琼斯（J .R. Jones）、G. J. 马库斯（G. J. Marcus）、R. 帕雷斯（R. Pares）、J. H. 帕里（J. H. Parry）、R. B. 沃纳姆（R. B. Wernham）、J. A. 威廉森（J. A. Williamson）及C. 威尔逊（C. Wilson）的著作；本书后半部分的参考资料包括C. J. 巴特利特（C. J. Bartlett）、R. 海厄姆（R. Higham）、E. J. 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M. 霍华德（M. Howard）、A. J. 马德（A. J. Marder）和S. W. 罗斯基尔（S.W. Roskill）的著作；另有C. 巴尼特（C. Barnett）、L. 德希奥（L.Dehio）、G. S. 格雷厄姆（G. S. Graham）、H. J. 麦金德、E. B. 波特（E. B. Potter）、C. W. 尼米兹（C. W. Nimitz）、H. R. 里士满（H.R. Richmond）的相关著作。当然还有最重要的A. T. 马汉，他是这本书的源泉，在我创作本书的过程中，他的著作为我不断提供思想方面的启迪。

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我的稿件经纪人布鲁斯·亨特（Bruce Hunter）和我的出版商艾伦·莱恩（Allen Lane），感谢他们对我接下来的工作给予的鼓励和帮助；还有三位朋友——科雷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J. R. 琼斯教授和J. M. 泰勒（J. M. Taylor）夫人，他们通读了整部手稿。通过他们的评论，我极大地改进了这本书，消除了书内的诸多错误和“风格上的缺陷”。但如果本书仍然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这当然只能由我本人负责。

我也非常感谢缪丽尔·厄廷（Muriel Utting）夫人，她负责文稿的打字工作。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在无数方面给予我巨大帮助，包括对文章进行评论，纠正拼写和文体错误，整理参考书目，提供有关英国经济史方面的信息。谨以此书献给她，也献给我们的两个儿子。

保罗·肯尼迪
1974年10月写于诺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