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阿尔迪尼对伽伐尼的忠诚不仅事关家族荣誉，他还是他舅舅最亲密、最重要的科学合作者。他亲自撰写了这位解剖学家的一些著名通信——“伽伐尼”和伏特之间那些最激烈的交锋，实际上是在伏特和阿尔迪尼之间进行的。
但伽伐尼去世后，便少有人能继续推进对动物电的严肃科学研究。
1801年，拿破仑治下的法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是多年来的第五个委员会），悬赏6万法郎，奖励能在动物电研究上做出伏特在金属电或人造电上所做同等贡献的人。
（以今天的货币计算，这笔悬赏价值约为86万英镑。）尽管奖金丰厚，但无人认领。当时没有人能制造出在动物电领域中重要性堪比电池之于人造电的东西。此外，许多人还错误地认为接受金属接触理论就必须摒弃动物电，因为伏特（拿破仑非常赏识他）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伽伐尼必然是错误的。
阿尔迪尼急于阻止这种想法成为官方公认的普遍观念。他对他舅舅试图建立的科学体系的基础早已了然，也对论辩对手破坏这一基础的伎俩心知肚明。尤其令阿尔迪尼感到痛苦的是，他们最得意的论文——那篇被斯帕兰扎尼誉为“18世纪物理学中最美丽、最有价值的论文之一”的论文——已经被遗忘了。在这篇论文中，伽伐尼一劳永逸地成功证明了神经电可以激发神经组织。它本应揭穿伏特的一个谎言：死青蛙收缩的唯一的原因是两种不同的肉接触时产生了某种形式的金属电。事与愿违的是，这份文件被湮没在了围绕着伏特电堆的一片喧嚣之下。
因此，在他舅舅去世后，阿尔迪尼的初步研究便专注于这个实验背后的基础科学，以及如何能通过这个实验加深对动物电的理解。1798年伽伐尼去世前，阿尔迪尼在博洛尼亚担任物理学教授。这是一个颇有声望的职位，正可继承他舅舅的未竟事业，阿尔迪尼利用这个职位创办了博洛尼亚伽伐尼学会。
伽伐尼几乎只在青蛙身上做实验。因此，阿尔迪尼的首个实验将他舅舅的研究扩展到了温血哺乳动物身上。他1804年发表的论文《电生理学理论与实验》充满了冗长而重复的实验记录，在这些实验中，他和他在伽伐尼学会的合作者试图理解“动物体内”的电化。在一个典型的实验中，他把几头小牛的头放在一条被称为“串联”的导电线上，并用由此产生的动物电流让一只死青蛙呈现出猛烈触电状态。但当他试图把实验反过来，将青蛙神经产生的动物电流应用于牛头上时，他发现结果不那么显著，甚至令人失望。所有这些实验都成功复制了伽伐尼的原始想法，即所有动物体内都流淌着相同的电物质，但没有一个能产生万众瞩目的重大结果或新颖的见解。
在某种程度上，阿尔迪尼似乎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为了保持科学界对伽伐尼电学的兴奋度，他需要做到5个委员会均未能做到的事：找到一种方法，使他舅舅的发现与涉及人类的医学相关联。就在这时，他的注意力迅速转移，阿尔迪尼突然对伏特电堆所产生的“流电体液”有了新的认识。他在1804年的《随想录》中回忆道：“伏特教授设想的电池让我想到了一种方法，它比迄今为止我们用来估算生命力作用的任何方法都更简洁。”
对阿尔迪尼来说，捏着鼻子使用这一给他舅舅带来厄运的工具一定很困难，可一旦他掌握了诀窍，便立马取得了诸多成果。他利用电堆持续供电的能力，在动物尸体上做了大量引人瞩目的实验。他将导线插入动物的直肠腔，并经常对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猛烈排便进行详细描述。他还开始尝试电击动物以及自己大脑的不同区域；他用电堆向自己的颅骨施加了电击，这导致了数天的失眠，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兴奋感。
这些实验让伽伐尼学会的其他成员非常着迷：如果对头部的电击能让阿尔迪尼感到兴奋，那么它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们分析并重复这类实验，直到最终形成了关于电疗如何改善疾病状况的新理论。最有希望改善的疾病是癫痫、一种被称为“舞蹈症”的瘫痪，以及当时被称为“忧郁疯狂”的疾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难治性抑郁症。此时，他们需要的只是实验对象。
1801年，阿尔迪尼在博洛尼亚的圣奥尔索拉医院发现了一个名叫路易吉·兰扎里尼的27岁农民，他因抑郁症而精神错乱，已被宣布康复无望。
阿尔迪尼剃光了兰扎里尼的头发，用一个弱电池刺激他的头皮。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慢慢加大电流，兰扎里尼的症状似乎有所减轻，最终他已可以出院，并交由阿尔迪尼监护。大约1个月后，阿尔迪尼认为他已经康复，可以送他回家与家人团聚。
这一成就迅速传播开来，到1802年，法国科学家在巴黎成立了自己的伽伐尼学会分会。他们致力于实现阿尔迪尼的目标，即不惜一切手段提高伽伐尼电学（或电疗法）作为一种正规研究的声誉。约瑟夫·卡普，这位曾协助阿尔迪尼进行福斯特实验的外科医生后起之秀称，巴黎伽伐尼学会的拉格拉夫先生用盐水浸湿的各有60层的人脑、肌肉组织和帽子材料（你没看错）制成了一个伏特电堆。
据称，它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它产生了电流。这又提供了另一个证据，证明动物电不仅存在于动物组织，还存在于人体组织，且同样重要。
伽伐尼式电疗法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其与巫术和江湖骗术的联系。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娜·布隆德尔指出：“（伽伐尼学会的）一些成员陷入了‘流电魔术’的泥潭。”但该团体的大部分研究受到了法国和外国科学杂志的关注，甚至受到了鼓励。
法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开始向阿尔迪尼咨询如何使用电堆来恢复病人的健康。
但那时，阿尔迪尼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全新的“病人”群体：他开始研究如何用电化使死者复活。
需要说明的是，他的目标绝不是拼凑出某种弗兰肯斯坦式不死人偶——阿尔迪尼指的是在意外溺水、中风或窒息后处于明显可逆的“假死”状态的人。
阿尔迪尼一直在努力争取将电疗法——特别是头部的电击——纳入紧急复苏的常用方法，这些方法还包括氨水和一种心肺复苏的雏形，即向暂时假死者的肺部呼气。阿尔迪尼坚持认为，在这两种疗法的任何一种的基础上再施以电击，“都会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疗法产生更大的效果”。他还开始游说，希望将电化作为一种研究工具，以确定某人的死亡是否真的不可逆转。“最好能在所有国家通过公共权威机构，由开明且有能力进行必要测试的人来确定死亡是否不可逆转。”
当然，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直觉预判是正确的——电除颤可以将一个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但阿尔迪尼的推测并非基于任何具体的机制或证据。他无法获得200年后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任何信息：复苏手段是否有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是否脑死亡；让氧气持续进入大脑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种手段只在一个很小的时间窗口有效，错过了，任何复苏的尝试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不幸的是，阿尔迪尼甚至没能找到最基本的机制——应该被刺激的器官是心脏，而不是大脑。事实上，他反复明确地驳斥了心脏会受到电击影响的观点。他对戏法表演的关注超过了对基础科学的关注，这令他误入歧途。
因此，他的实验对象——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无一被电击复活，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被绞死的福斯特身上获得的实验结果也并非他的目标。他在1803年的一篇实验报告中写道：“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人起死回生，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实用的知识，即电疗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其他方法的辅助手段以用于复苏。”这篇文章还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了解他对电击如何让死者复苏的观点：电除了让肺部做好接受复苏的准备，还可以“复原被暂停的肌肉力量”。
然而，让那些王室名流挤在他桌边围观的，并不是此类光明前景。让这些观众趋之若鹜的是那些附加内容：死尸被电击后龇牙咧嘴的表情、插入直肠的探头，以及一种不可言说的可能——也许某个罪犯会因此死而复生。1802年年初，他在博洛尼亚对已死的罪犯进行研究的消息传播开来。
他曾成功地让一具尸体——在其死后75分钟——的手臂抬到8英寸
高，而且“还在它的手中塞了一个相当大的重物，比如铁钳”。对手臂的刺激导致尸体手部抬起并卷曲成一个姿势，看起来就像一个指责的手势，指向现场围成一团的观众，其中有几个人当即晕倒。他在伽伐尼学会的同僚朱利奥、瓦萨利和罗西教授很快在都灵用3个刚被斩首的人重复了这些实验。
不久之后，这样的演示就引起了伦敦皇家人道协会的兴趣，不过原因可能与你期望的不同。
如今，一个自诩人道的人可能会对这种公开解剖罪犯尸体以供娱乐的行为感到担忧，但这些官员对此并不关注。他们有更紧迫的问题，比如如何区分真正死去的人和有可能复苏的人。
在可靠的抢救方法被广泛使用并为人们所熟知之前，下葬可能是一件相当仓促的事情，不止一个不幸的人从昏迷或僵直性昏厥状态（或只是醉酒的深度睡眠）中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地下6英尺深的一个小盒子里。有时，他们的尖叫会被及时听到。（在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例中，这种命运两次降临在同一个可怜的女人身上。）“大量的事实一再向我们表明，人们在死亡无可挽回地降临之前就被匆匆送进了坟墓。难道我们不应该全力防止这类致命事件的发生吗？”阿尔迪尼如此写道。他对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潜在“谋杀式埋葬”的故事感到震惊。
当时的英国各业繁忙，商业发达，航海活动频繁，因此有大量的溺水和矿难发生，伦敦皇家人道协会亟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区分死者和那些“尽管看起来像是真的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死”的人。
1802年年末，他们赞助阿尔迪尼在牛津和伦敦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这就是他在那个寒冷的早晨与帕斯先生和福斯特先生同处一室的原因。他认为那个人会在实验台上醒来吗？当然不会。他认为这个实验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复苏吗？当然能。但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对如何通过刺激达到这一目的有任何经验性的理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一定明白，他那天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秀，而不是科学。
不幸的是，阿尔迪尼没能保全他舅舅的新生科学遗产。然而，他确实成功地模糊了“合法的”电疗法和不科学的电疗骗术之间的界限。早在伽伐尼在第一只青蛙身上开始实验之前，这些骗术便已大行其道，而庸医和江湖骗子也大举涌入了该领域。